赵佗之死

安石榴

汉文帝和赵佗的书信，虽然互藏机锋，堪称笔墨间硝烟弥漫。然而就国事谈判而言，却显得无比温和，仅仅如此就修复了汉王朝和南越国之间割断了几年的和好关系，化解了一场有可能兵戎相见的重大政治冲突，不能不说是千秋佳话。但是有一点应该留意，赵佗称帝本是汉越之间谈判的焦点，汉文帝的诏书中明确指出不能“两帝并立”，赵佗的回信中也承诺了“不敢为帝”，并在国中传令去除了帝制。但事实上后来赵佗一面对汉称臣，一面仍然以“武帝”自居，《史记》《汉书》都提到赵佗“其居国，窃如故号”，也就是说南越国虽然去除了帝制，赵佗却还在国内私用帝号。不仅如此，在赵佗死后继任为南越王的赵胡，也僭称“文帝”。

另外，按当时的规定，诸侯王都要定期到长安去朝见天子。南越国属外诸侯国，与内诸侯国有所区别，但也不能总是不入朝，然而赵佗屡屡称病，就是不去。他对西汉王朝始终怀着戒心，曾告诫子孙们说：“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意思是说对汉朝天子只要不失臣子之礼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因为好言好语而去朝见，如果去了就会回不来，导致亡国。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赵佗的预见无比正确，他真是一个活到老活到死都那么通透明察的超级人精。

汉朝和南越国重修于好的这一年，是公元前179年。自此，赵佗重新对汉称臣，履行诸侯之职，时时派遣使者入贡，向中原地区输送大量南方特有的物产。而汉朝也恢复了对南越地区的通关，大批有助于改善岭南落后状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原商客、使者络绎往来，带来先进的技术、新颖的理念以及多元的文化等，有力地打破了岭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封闭面貌。南越各族人民全面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创造力逐步提高，向中原社会发展水平持续推进，岭南大地百业兴起，百姓富庶，社会和睦，国泰民安。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长安，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盛世“文景之治”的一代贤明君主，自23岁登基，在位23年，去世时年仅46岁，葬于长安东面的霸陵，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汉文帝的政治功绩，主要在于发展生产、减免赋税、改进律法、缓和刑罚、安定团结、优抚天下等；
他是一位以勤俭著称的皇帝，躬行节俭，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就连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
他同时极具孝心，曾贴身侍奉卧病在床的母亲薄太后三年，所煎的汤药他都要亲口尝过才放心给母亲服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二十四孝》中收有他“亲尝汤药”的事迹。

汉文帝驾崩后，其嫡长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是继汉文帝之后又一位英明仁厚的君主，他在位期间，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减缓刑罚等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和行政司法统一。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经济方面，执行重农抑商的既定政策，劝勉农桑，减租减赋，订立了成为西汉定制的田租税率，即将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
第二，在政治方面，致力巩固中央集权，推行“削藩”策略，平定“七国之乱”，抑贬诸侯的地位和权力，使诸侯仅领一郡之地；
第三，在法律方面，实行轻刑慎罚的措施，推进文帝时期的“卖爵令”和“黩罪之法”，减轻百姓徭役，又下令将男子开始服徭役的时间推迟三年；
第四，在文化方面，倡导上至朝廷、下至郡县重文兴教，开放思想，开创了“郡国官学”，允许各家学派的存在。

汉景帝是西汉王朝的第六位皇帝。自汉高帝刘邦之后，西汉第二、第三、第四位皇帝，实际上都形同虚设，朝政大权控制在吕后手里。直到吕后去世，文帝上位，西汉的治理发展才真正走上正轨，迅速步入一个在历史上形成极大影响的兴盛时期。如果说汉文帝拉开了“文景之治”的序幕，那么，汉景帝则将“文景之治”推向了高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班固在《汉书》中写下如此评价：“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文景之治”缔造了一个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丰衣足食的盛世时代。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驾崩，时年48岁，在位16年，谥号孝景皇帝，葬于咸阳阳陵。此时，距离汉文帝传诏赵佗，汉越重修于好，已经过了38年。南越国这边，同样太平安定，百姓富庶，其乐融融，而南越王赵佗已经100岁了，依然屹立不倒，据说仍然耳聪目明、精神十足。就在他进入百岁的这一年，还兴致勃勃地出巡临允（今韶关新兴），到郊外打猎，竟然捕获一只漂亮无比的白鹿，心情大悦，认为是一个吉兆，命人于当地修筑“白鹿台”。然而这一自以为是的“吉兆”，或许恰恰是一个“凶兆”，曾有修行之士私下说鹿生百年而白，乃是神兽，不可亵渎，现在被抓获，赵佗的寿命可能要止于此了。但无人敢于将这一说法公开传播，当然，这不过是一种不免牵强的言论，以赵佗的百岁高龄，有没有捕获白鹿，大概都寿之将尽了。

公元前137年，在传奇中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南天一柱”赵佗无疾而终，享年约103岁。算起来，自公元前218年率军南征百越起，赵佗在岭南度过了80多年的漫长岁月，其中称王称帝达67年。他的到来，改变了岭南原始的蛮荒景象，统一了岭南最初的混乱局面，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由此将岭南一步一步地带向文明、繁荣和昌盛，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开拓岭南第一人”。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赵佗在2000多年前开国岭南，岭南的文明开端，不知要往后推迟多少年；
如果开国岭南的不是赵佗这样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岭南的文明进程，又不知将如何缓慢无力。赵佗与岭南，是相互开拓、相互成就的一种存在。

赵佗终于还是死了，在他称得上漫长的人生中，不知有多少人希望看到他的死亡，而他总是生机勃勃地活着。中国古代能活到100岁以上的人，秦汉之前可谓闻所未闻，要有也只是一个传说中亦人亦神的彭祖。自诩“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晚年极力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却不过才活了49岁，寿命还不到赵佗的一半。与赵佗同时期的历史大神，他最著名的老对手和老朋友——汉高祖刘邦，比赵佗约年长10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想方设法欲置赵佗于死地，结果自己先死了，仅仅活了62岁；
汉大夫陆贾，与赵佗同龄，威仪文采，超凡脱俗，也只是活了71岁。

在中国封建帝王中，赵佗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大寿者，他经历了秦汉两个时期，在大秦帝国的崩塌中率先建立新的国家，称王比汉高祖刘邦称帝还早两年，而在他称王称帝的67年中，汉朝已经更换了七位皇帝。赵佗的高寿，以至于他的儿子都先行亡故，继位南越王的是其孙子赵胡。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赵佗儿子的记载，仅仅有旁史提及在他称王之前，有一位假事投降而大破安阳王的赵始，另有文献记录称赵佗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仲始，次子赵诞（或说为女儿），还有说法称赵佗有九个儿子。但不管他有多少个儿子，都没有一个能够熬过老子，也或许赵佗过于强势而淹没了其儿子的光芒，包括后来的几任南越王，都在他强大的光环或余荫中显得过于黯淡，可谓后继无人。从宿命论来说，又或许赵佗以一己之强将南越国的气数用尽了，强弩折断，一损俱损。除了生命充沛、精力过人，赵佗也是一位强硬有力的王国统治者和维持者。在他的治理下，南越国不仅欣欣向荣，还显得那样坚不可摧。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王朝就一直试图鲸吞与之并立、关系忽好忽坏的南越国，然而直到赵佗去世，这七位相继上位的汉皇帝，包括期间临朝称制并真正与赵佗交恶开打的吕后，始终没有一位能够撼动南越国。

赵佗逝世，他的孙子赵胡继承王位，成为第二任南越王，称南越文王，又称南越文帝。赵胡，生年不详，据越南历史学家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赵佗》记载：“文王在位十二年，寿五十二岁。讳胡，仲始之子，武帝之孙也。”按此推测，史载赵胡于公元前122年去世，那么他应该出生于公元前174年，继位时37岁。然而，对照赵胡于公元前137年继位这一时间，在位12年并不确实，只能做大致推断，就连其名字也扑朔迷离。《史记》《汉书》等多数史籍及历代文献均记载为赵胡，但在1983年发掘南越王墓时，却在出土的印章中发现“赵眛”的玉印和“文帝行玺”金印。经考古学家证实，确认“赵眛”就是史书所载的“赵胡”，因此订正为赵眛。也有一些学者对考古学家提出的“赵胡”为“赵眛”的历史笔误持不同意见，还有人推测“赵胡”为汉名，“赵眛”为越名，众说纷纭，这里沿袭史称。

赵佗一生强悍，或许还较为专横，致使南越自立国以来几乎没有一位能臣良将浮出历史的视野，最为人所知的只有一位由越人首领而出任丞相的吕嘉，但在赵佗逝世之前，吕嘉也不怎么被提及，直到懦弱无能的赵胡即位，吕嘉的才能和声名才渐渐显露出来。赵佗自然是很看重吕嘉的，也明白赵胡没有什么能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特意将两人召到帐前，留下遗训，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叮嘱赵胡但凡遇到无法决断的大事，一概请问丞相；
一条是后面在位的南越王，都不要入朝去面见天子。纵观南越国93年的历史，可以看到真正起作用的支撑者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前绝大部分是赵佗，后一小部分是吕嘉。假如把《史记》《汉书》等记载的南越国历史当作一幅画来看，那么，赵佗占据了大半个画面，并被赋予了浓墨重彩；
吕嘉则是涂抹的余墨，其他几位南越王只不过是水墨的点缀。

赵佗既逝，天命所归，南越文王赵胡与丞相吕嘉一起，主持了开国以来最为盛大的国葬，举国上下郑重志哀，南越国所分封的王侯、朝臣、将士、郡县官吏以及黎民百姓，纷纷从四面八方赶至都城番禺吊唁，岭南大地山河含悲，哀声动天。赵佗生前，就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周密的安排，先是在番禺城外秘密选定了墓地，但为了故布迷阵，又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带着得力人马在城郊周遭的禺山、鸡笼岗、天井岗等连岗接岭的地方，暗暗开凿疑冢数十处，其用意在于让后世之人无法辨别。此举不难理解，或许赵佗生前强横不容人质疑，也担心死后会遭受后世之人掘墓，他自始至终都在刻意维护着自己不容冒犯的尊严。

按照祖父的遗嘱，赵胡精心安排了一个隆重却又特殊、隐秘的葬礼，发葬那天，派出重兵将城郊的连岗接岭处、即先前所布的疑冢围得密不透风，随后，随着漫天的哀乐响起，四架无论是规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灵车，各载着一具一模一样的灵柩，同时从番禺城的四个城门走出，一路守候的送葬队伍，根本就分不清哪一架灵车上的灵柩是真的，也不知去向何方。直到下葬完毕，除了赵胡、吕嘉和几个亲近的大臣，无人知晓有着赵佗那具伟大遗体的灵柩到底归于哪一处非凡的墓穴。

魏晋以来的历史文献，有不少提及赵佗陵墓的记载，但没有一条能够证实为确切可信。如晋代裴渊《广州记》云：“（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岗，谓之马鞍岗。”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称：“禺山在县西南一里，尉佗葬于此。”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南越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北宋郑熊《番禺杂志》则推测赵佗墓可能位于今天的广州白云山上：“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清代梁廷枏《南越五主传》则说：“葬城东北，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冈接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又传历代不少人都想找出赵佗的墓穴，如三国时期吴国控制交州（约辖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中部、北部），有“史上第一盗墓皇帝”之称的孙权，指派交州治中从事吕瑜（或说为吕岱）带几千人四处寻找赵佗墓，然而吕瑜在番禺周边凿山破石，挖地三尺，只挖到一个南越第三主——明王赵婴齐的墓穴。南宋诗人方信孺慨叹赵佗墓藏得比设置了七十二处疑冢的曹操墓还好，写下《赵佗疑冢》一诗：“漫说曹瞒七十余，老佗疑冢更模糊。不知禹葬会稽处，也有累累如许无。”

赵佗墓还引发了诸多演绎，有“传奇文学鼻祖”之称的唐代文学家裴铏，就写过一篇笔记小说，讲述一个叫崔炜的人，有一次因被人追杀而跌入一个很深的洞穴，被洞中白蛇带到一个宛若皇宫的地下宫殿。有一位女子接待了崔炜，告诉他皇帝已将齐王田横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御赐一颗阳燧珠。接着又交给崔炜一首诗，叮嘱说他的先人在越王台上留有诗，使得当地官员修饰了越王台。这是皇帝写的和诗，诗里把意思都写明白了，你回去后，七月十五日准备美酒佳肴到广州蒲涧寺去等，会将田夫人送去。不一会儿，一位骑着白羊的使者从天而至，原来是羊城使者前来出使，女子便让使者回去时带上崔炜。崔炜回去后，果然在七月十五日于蒲涧寺等到了田夫人，终于从夫人口中解开了一切疑团，原来他所到的地方就是赵佗墓，女子所说的皇帝就是赵佗。

赵佗之死，是他留在岭南的最后一个谜题，直至今天，经过2000多年的沧海桑田，其墓穴所在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南天一柱”的最后归宿，愈来愈显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连续在广州象岗、西村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南越王墓，但仅能证实象岗一处是素未发现过的南越第二主赵胡墓，另一处极有可能是曾被孙权派人挖掘过的南越第三主赵婴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