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进

　 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进

　[关键词]政治学；学科边界；研究方法

　　[摘要]自政治学学科在中国恢复和重建起，中国的政治学就在确立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开始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整合。近年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进一步整合，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在这个学科一体化的过程中，政治学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4-0057-07

　　国际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趋势是学科一体化。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门类，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之间在经历了学科分化的基础上走向勾连、交融与整合。一方面，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通过对共同研究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另一方面，政治学和多数社会科学学科采用了共同的研究方法，并且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几经曲折，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以后才进入系统化发展的轨道，但上述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本文主要以近年来中文世界中的政治学文献为基础，评述中国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一体化背景下在学科整合和研究方法上取得的进展。

　　一、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现代政治学(politieal science)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政治学系在美国主要大学的设立、“美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和《美国政治学评论》的出版，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制度化而成为美国教育及学术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随着西学东渐，政治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在中国创立和发展起来。1902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确立了大学分科制度。大学专门分科为七：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到193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近三十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其他大学也开设了政治学方面的课程。(P359-360)这些关于政治学学科独立性的理解显然有异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观念，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类型在现代中国的生成。1952年，在中国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取消。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新时期政治学重建工作在中国展开。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处于国际社会科学一体化的时代浪潮中，这样就使中国的政治学在确立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开始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融合，特别是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并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等交叉学科。

　　1.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融合。

　　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学科史上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同时关注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重商主义，17世纪后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使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但是到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衰亡，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直到战后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才走向复兴，出现了新政治经济学。就政治学的相关领域而言，国际关系领域中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领域中则产生了比较政治经济学。

　　1991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置。1995年，教育部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列为国际政治专业课，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这门课程。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和陈岳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21世纪初，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都设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科专业(方向)和硕士学位点。2003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此外，近年来比较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开始得到关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朱天飚在2006年推出了国内目前唯一一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

　　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学家有着两种不尽相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的关系。例如罗伯特?吉尔平提出：“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理解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方法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例如在2006年版的《牛津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政治经济学是指经济学方法论用于政治行为和制度的分析”。这两种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属性的不同定义也反映在中国学者的有关教科书中。目前已出版8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为名的教材，包括宋新宁与陈岳(1999)、樊勇明(2001)、彭澎(2001)、王正毅和张岩贵(2003，2010)、朱文莉(2004)、李滨(2005)、朱天飚(2006)、王正毅(2010)，主要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互动角度阐述政治经济学。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2003)、张宇燕和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2008)、李增刚(《新政治经济学导论》，2008)则更多强调经济学工具与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总体来看，前面一种理解在中国政治学界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科交融趋势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主题：(1)贸易政治经济学。王勇在这个领域中出版了多部理论与经验研究著作，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98)、《中美经贸关系》(2007)、《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2008)。宋国友(《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一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2007)基于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关系发展了国家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提出美国国内制度结构的变迁导致了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信息传递渠道的变化，从而促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的调整。保建云(《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2010)则基于博弈论建立了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解释模型。(2)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张宇燕和何帆在汇率与货币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对人民币汇率等热点问题提供了学理上的解释。(3)能源与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学。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2005)提出处理好业已存在的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间的相互依赖才是保障未来中国的 石油安全的上策。许勤华(《新地缘政治：中亚能源与中国》，2007)则在新地缘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4)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薄燕的《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国与谈判的实例》(2007)与张海滨的《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2008)和《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2010)。(5)福利政治和劳工政治。刘骥(《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2008)借用社会联盟理论对欧洲五国的福利紧缩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阶级分化已经越来越让位于代际分裂的新观点。田野的相关论文(2008，2009)则在国家主义的范式下提出了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命题，并以此分析了国际劳工标准在中国的内部化进程。(6)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2000；《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2006)和保建云(《经济转型、利益冲突与地方保护主义》，2010)分别从世界体系和国内政府间关系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苏长和在“国内一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2007)一文中提供一种国内－国际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国内转型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国内变迁对对外关系转型之影响。(7)国际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2000，2009)与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分别运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了国际制度的形式设计问题。

　　2.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融合。

　　政治社会学是介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旨在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先驱，如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累托，其著作往往被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同时奉为经典；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20世纪50年代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以后，政治社会学的一些领军人物，如阿隆、李普赛特、林茨、萨托利，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中都获得了广泛认可(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572-574页；《政治科学新手册》，164-165页)。

　　随着政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恢复重建，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政治社会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政治人》《一致与冲突》《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国家与社会革命》《使民主运转起来》《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社会权力的来源》，先后翻译成了中文；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学者已经编写出版了7种政治社会学教材；各个主要大学的政治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均开设了“政治社会学”课程；2007年以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开始出版学术刊物《中国非营利评论》，成为发表政治社会学成果的一个重要阵地。秦亚青为核心的外交学院学术团队则在引进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以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发展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社会学。

　　从研究来看，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之中，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词是“市民社会”。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围绕市民社会的概念、学术源流以及对中国的适用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参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1997；张静：《国家与社会》，1998；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999；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扩展中的公共空间》，2002)。

　　进入新世纪后，政治社会学研究主题更加多样化，在政治与社会运动、公民政治参与、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公民身份构建、对外政策分析和国家身份建构等方面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2006)对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评述，论证了变迁、结构以及话语等宏观因素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2007)对湖南衡阳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揭示了农民自发的政治组织的形成过程、基本形态、运行方式及其政治效应。雷?|主持的课题组(雷?|：《参与的逻辑――北京选民选举心态与参与行为追踪研究》，2009)对北京选民进行了4次选后调查，描述了近十多年来北京选民投票行为和参与态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为研究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张翼、李春玲、李路路等人分别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取向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均参见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2009)。郭忠华、刘训练等人(《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2007)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公民身份(Citizen-ship)理论的历史源流和主要代表人物的相关著述；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2007)尝试采用公民身份的有关观点来分析城市中的业主维权现象。林?d等(《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2007)系统、全面分析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因素，包括公众舆论、媒体、网络、学界、思想库、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秦亚青(2009)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2010)则为中国参与的第二轨道进程建立了建构主义模型。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

　　政治学方法是当代政治学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核心内容之～。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家，特别是美国政治学家在从事经验研究时主要向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借取”方法，是方法论领域的“纯消费者”，而以抽样调查、结构式问卷和定量分析为特色的调查法也一度成为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主流范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传统的定量方法，如抽样技术、问卷设计技术和统计分析模型均高度精细化。另一方面，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发展趋势，混合方法得到广泛提倡，实验方法则在政治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以博弈论为主要工具的形式模型，则在政治竞争和国际关系的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在解决区位推论等方法论难题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政治学领域的方法论研究者开始帮助政治学学科摆脱方法依赖的局面，成为方法论领域的“生产者”。

　　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大陆的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步相对比较晚，但是近年来也取得了比较 显著的进展。

　　1.政治学法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是政治学方法的初步介绍阶段，主要成就大致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翻译出版了一批经典的入门教科书和方法著作，如《政治学方法举例》(1985)、《政治学分析辞典》(1986)、《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1988)、《政治及有关模型》(1996)；(2)在90年代初期完成翻译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以及中国学者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均包括了政治学方法领域的核心辞条。这些工作为政治学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余年，大致可以称为系统引进阶段。从教学工作来看，各主要高校的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和相关专业均开始开设政治学方法课程，中国大陆的政治学研究者陆续编写出版了一批与政治学方法有关的教材，主要包括《政治学方法论》(张铭、严强，2000)、《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理论?方法?模型》(周方银，2000)、《国际关系实用研究方法》(阎学通、孙学峰，2001)、《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李瑛，2002)、《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郭正林、肖滨主编，2003)、《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王德育，2007)；从翻译介绍工作来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夏夫利，2006)、《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拉尔森，2006)、《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马什、斯托克，2006)、《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范埃弗拉，2006)、《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论文撰写》(吴量福，2007)、《政治博弈论》(麦卡蒂、梅洛威茨，2009)等多部教材。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即有学者开始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政治现象(参见张明澍，《中国“政治人”》，1994；Tianjian Shi，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1997)；随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张厚安、徐勇等学者即开始倡导使用“实际、实证和实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乡村治理(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就总体上而言，“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规范研究偏重而经验研究不足；研究的不规范性现象较为突出”(参见肖唐镖、陈洪生：《政治学研究呼唤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2003)。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学者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的提高，以及研究资源的增加，政治学方法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进入“应用与提高阶段”，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者均完成了一批具有比较高质量的调查项目，并就政治学方法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2.调查一统计方法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依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均先后完成了一批与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项目。参见表1：

　　由表1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从事的实证调查，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特征：(1)样本规模比较大。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区进行的调查，样本均在1000以上，在全国进行的调查多数项目，样本均在3000以上。(2)抽样方法比较严格规范。多数研究项目均采取严格的概率抽样程序选取样本，部分项目由于经费和资源有限，无法采取概率抽样选择样本，则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3)已经有一部分研究项目开始采取长期追踪的方法进行调查，例如East Asia Barometer已经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了两轮调查，北京选民选举参与态度与行为调查已经完成了四次选后调查，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看法则已经完成了两次调查。(4)数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累积性。例如East AsiaBarometer项目设计的问卷，有众多问题不仅在中国大陆提问，而且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提问，从而使调查资料具有比较强的国际可比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欧洲所、日本所、俄罗斯所四个研究所联合进行舆情跟踪调查，也使问卷资料具有比较强的累积性。(5)East Asia Barometer项目和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抽样调查项目均建立数据公开与共享机制，从而使调查资料可以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和检验。调查资料的积累也推动了统计方法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调查方法的应用和资料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水准。

　　3.形式模型与政治学研究。

　　在美国，形式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是政治学方法论领域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个分支。定量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设计，强调依据扎实的定量数据来进行解释和论证，主要采用统计分析技术。而形式模型则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强调通过演绎推理来进行推导，包括空间投票模型、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计算机模拟、演化选择模型等多种类型。美国学者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即开始应用形式模型来研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民主的经济理论》、《同意的计算》、《冲突的战略》、《政治联盟理论》、《委员会与选举理论》即是其早期代表。

　　在中国大陆，应用形式模型进行政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何高潮比较早地采用博弈论工具对抗日根据地地主、农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复杂的策略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1997)。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了数篇用博弈论来建立模型或者进行理论解释的论文，但是数量还相当少，对博弈论的总体应用还不是很深，也没有采取计算机模拟等手段来进行博弈的尝试(参见周方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法论研究》，2006)。

　　4.关于政治学方法的研究。

　　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就方法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沈明明等人提出了一种用GPS辅助区域抽样的方法，以降低因人口大规模流动造成覆盖范围不足而导致的抽样偏差(沈明明等：《流动人口、覆盖偏差和GP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2005/2007)。严洁集中探讨了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中的项目无回答的分布和成因，并就如何降低项目无回答水平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严洁：《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中“项目无回答”的分布与成因探析》，2006)。

　　三、问题与展望

　　从学科边界划分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同时存在“分化不够”和“融合不足”的问题。所谓“分化不够”，是指政治学一些次领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比较政治。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学术界和决策者对比较政治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国际关系和中国政治的学者已经开始对比较政治中的问题展开研究，但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政治的学术共同体。所谓“融合不足”，是指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以及政治学内部各次领域的学术对话依然不够充分，例如能够娴熟运用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政治学家为数不多，政治心理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研究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学者很少共聚一堂讨论学术问题。为了实现政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取得更多的创新性成果，有必要在学科制度建设上推进学科之间合理的分化与融合。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界对方法论进行关注的热情有了很大提高，在引进、应用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学方法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科学化过度”，而是规范化和科学化均严重不足，方法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仍然大为滞后于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需要。中国政治学者在政治学方法方面水平的提高，可能还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1)在调查一统计方法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经验数据本身的质量以及利用经验数据的质量，并逐步建立数据开放和共享的机制；(2)加大对定性研究方法引进和介绍的力度，促进混合方法在实地研究中的应用；(3)加强政治博弈论等形式模型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4)探索实验方法在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方法领域的研究者要和中国政治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道，通过处理好方法与理论的关系，帮助年轻一代学者选择更为合适的方法和工具，更好地回应中国政治学研究乃至中国和世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2005

　　[2]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Barry Wdngast，Donald Wittman，The Reachof Political Economy[A]，in Barry Weingast，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