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顺道,行道,传统儒家对为官之道文化诠释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传统儒家文化针对为官者所倡导的明道有德、顺道有为、行道有神的思想，界定和阐述了从政者素养的丰富蕴涵，对当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儒家 道 领导力 文化诠释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领导力都深深根植于其所在的文化土壤。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为官从政者中所倡导的明道有德、顺道有为、行道有神的思想，融政治理想、政治情怀与政治素养为一体，从阐释人生与世界的基本之“道”出发，对领导之“道”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做出了深刻和精准的界定，对当前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明道有德

　“道”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核心概念，贯穿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就传统儒家文化而言，“明道”侧重于人们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有德”则偏重于人们对内在主观世界的完善。内外相应、客主融合，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兼具, 内在认知和社会实践的并重，是传统儒家文化在领导力层面的深刻阐述。

　通晓道义与德行增长是领导干部能力素养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强化自我修炼，正心明道，防微杜渐，做到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也就是说，领导干部职位变动和能力素养提升的过程，既是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和完善主观世界的过程，同时也应是明道有德贯穿始终的过程。在传统儒家的相关论述中，虽不多见对“道”与“德”概念的直接厘定与完整阐释，但从其著述及学理来看，其思想内核与灵魂精髓深深植根于“道”与“德”之中。《中庸》曾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故君子慎其独也。” 传统儒家的古圣先贤们通过对“道”与“德”或隐或显的论述，强调“仰观”和“俯察”而知天地之“幽明”，强调“慎其独”“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阐明明道有德是为官者提升领导力的关键因素与重要环节，也可以说这是人类较早对领导科学认知的原创性思想成果。

　明道与有德既是前后相继又是彼此相应的实践过程。人生天地间，天、地、人作为世间三个伟大的存在，充盈其间的根本即是“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天道酬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的哲理与道义，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运用一系列隐含于“道”之中的客观事理。余英时曾说:“‘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轴心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明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1]

　 明道有德，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既是不断提升自身、孜孜以求的修养境界，又是完善自我、净化提升的修养途径。一个人的认知是无止境的。对于领导干部培养能力素养而言，对客观世界的所有认识活动，也不外乎是在探“万物之性”、究“万事之理”、察“万变之律则”的基础上，明“万物”“万事”“万变”之“道”。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通过对“道”的勤于学、善于学、精于学，透彻地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至今的精神血脉和人性真义，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信念信仰和世间真理。进而，拥有广博的心胸、坚忍的意志和高远的目标，避免在人生之路上急功近利，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明道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正心，要通过“正其心”，做到在现实实践中公正诚明、不偏不倚，不为邪心杂说、私心歪念所侵扰，始终牢记责任使命。进而认清规律、敬畏法则，明道之中不忘初心、不图躁进、不逾规矩。同时，将明道视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思想修养、一种精神境界来追求，不断提升思想理论素养、历史文化素养、道德法纪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清苦难辉煌的来路、成长进步的正路和易入歧途的邪路。反之，无论是“不走正道”还是“心术不正”，无论职位高低还是能力大小，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是不能正心明道，而是心为物役，甘为利益和权势所驱使，最终摔跟头，乃至

　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2 顺道有为

　“道”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有着多重含义。对于领导而言，“道”既可指治国安邦的理论与规律，又可指世事人生的客观规律，可以理解为“常”“则”和“轨”等。《管子·形势》曾言：“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就是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无论是从事生产生活，还是治理农村城市，都要做到“顺”其“道”，也就是要在政治活动中做到“守常”“守则”“循轨”。

　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在被统治阶级采纳后，在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地作出调整，甚至是汲取道家、法家、墨家、释家等诸家智慧融入儒家文化之中，以适应政治统治、提升领导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在关心民间疾苦、倡导领导者自我道德修养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科举等制度设计民众的仕途渠道，通过“仁义礼智信”等美德与责任标准的建立，通过“德主刑辅”德法共治等途径的采取，来引导和保障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进而检验和纠正这种领导力在某一复杂社会系统和政治体系中的具体效果。《淮南子·缪称训》更是将“道”推到一个至高的地位：“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认为“道”是引导万物的，而“德”是扶持本性的。“道”的功能远远要大得多，所以引起的运动变化是层出不穷的，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规律，主要在于其包含着刚柔、阴阳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其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动力在自己内部，而“德”则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万物含“德”，其“为”就不会出现异常。

　对于为官者而言，“顺道”是“有为”的首要前提。《管子·山国轨》曾言：“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也就是说，人们要想取得自己事业的成功，就必须顺应万事万物之“轨”。而且人们要顺应它，则它“虽小必大”，必“助之”，事业也就会“有其功”；反之，如违逆它，则它也必“违之”，事业就会“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也就是说，对于领导干部的实践活动而言，“有为”的变化和大小，则是受到客观规律“道”的自然检验。对于领导干部的实践活动而言，“道”也可以理解为其从事政治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理应“顺道”而行。《礼记·大学》曾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如不能“守常”“守则”和“循轨”，则往往是非、良莠、善恶不分，阳奉阴违、真假难辨，迷失本心、丧失良心，最终成为政治上的“应声虫”或“两面人”。

　实现政治上的有为，道路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道”与“路”可以是合一的，也可以是相区分的。《前汉书·董仲舒传》曾言：“道者所由，适千治之路也。”《释名》也说：“路，露也，人所践踏而露见也。”从表面上看，“道”虽存而人未必走过，“路”则是人类实际经历过的。“道”无不通顺畅达，似乎具有抽象和崇高的意味，“路”似乎更为具体和实在，而且有可能会“死路一条”。实质而言，只有顺道才有路，而路通必顺道、路堵必违道。实现依路有为的前提，虽可因时而变、因势而为，但仍然是要遵循“道”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枚举了夏桀殷纣等暴君、周幽隋炀等昏君的多种领导类型，通过自《尚书·舜典》中的“慎徽五典”“敬敷五教” 遗训，到《大学》中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责任，再到《孔子家语·大婚解》中的“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告诫等，通过对执政者责任与义务的强调，警醒当政者不能任意而为，要注意“己之所好”，要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悖逆“道”的基本精神暴虐百姓。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当政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必须双方恪守职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法则才会成立。如若不然，则原有均衡被打破，就需要执行另外的“游戏规则”。被统治者既可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卷而怀之”退出乱世；又可以按照《易经·革卦》的教导顺天应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以，作为为官者，无论是其为人处世还是从事政治实践，都要选择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民性和自身个性发展的“道”，通过走科学的、合理的“道”，才能刚健有为、安身立命。

　3 行道有神

　“明道”“顺道”“行道”，是借鉴儒家传统文化塑造为政者领导力的三个基本环节。通过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当代领导干部能力素养，不断激活传统儒家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不仅可以通过“明道”认知和把握形而上学之理，实现“有德”的理想；还可以将此之理“顺道”转化为人的内在责任与使命，实现“有为”目标；更重要的是在此二者的基础之上，将其对象化为人们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即是“行道”。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所有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中的人都应该自觉地意识和处理好这三个基本环节。

　明道和顺道是行道的前提，行道是明道和顺道的实践，掌握“道”的目的和归宿在于“行道”。“道”作为一个统摄万事万物万人的总纲，隐含着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在通过“明”和“顺”两个环节之后，重要的即是通过遵循“道”的原理、法则和基本要求，通过“行”将“道”筑于人心、行于社会、成于实践，也就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包含政治实践）中去履“道”行“德”。这应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落脚点和目的所在。《礼记·丧服四制第四十九》曾言，“恩者， 仁也；理者， 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将仁义礼智视为人道。而人道正是包含在天道之中，通过“明”和“顺”的环节，认知天道、承顺天道，从天道那里获得人的内在规定性，获取人道。再者，由于自身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人道总是不完善和不圆满的，通过“行道”从而求“圣”成“德”，这也是人们不断追求超越自我和外在束缚而接近“天道”的过程。圣人之所以能认识和把握天道, 做到人道与天道的相合，达到天地合一的境界, 就是因为他能够内求于己, 而外顺于天。君子的高明在于其能够通过践履人道而接近天道，集各种德性之大成, 以成就自我之道。能够“明道”和“顺道”、认知和把握天道的人，也就达到了君子的层次和境界。行道就是要明晰领导者的责任，明晰人的价值和意义，使“道”的规则与道理通过“行”显现出来。《大学》中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就是通过强调人的责任、价值和意义，从一个人由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在使命事业的完成，构成人生一贯不断，渐次展开的“行道”过程。

　对于为官者而言，不仅要掌握物质世界之理，具有日近完善的德性，而且要“知道而后行”“时行之”，这才是领导者的职责和使命。《易传·系辞下》所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强调领导者要将内化于心的原理与法则对象化为现实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从领导力提升的范围来看，“明”和“顺”而后“行道”，这一过程有始有终。从“道”的范围来看，领导者对“道”的追求和践行，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和现实条件局限而渐近于无限的过程, 虽有始但无终。前两者“明”和“顺”对“道”的精通全在于应用的“行”。只有行进到第三个环节的领导者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有“德”之人，也只有行“道”的环节，才应该是为官者最终应追求的境界。而在此境界之人，才能应得上是唐代李白在《大鹏赋·并序》所称的“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

　行道使为官者精神完备、形象丰满。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有道义精神的政治家和懂得生命之美的政治家们不胜枚举。人生在世，为官处事，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对“道”的追寻与践行，不仅是一种执着，更是一种修炼和人性的自我完善，是对人心智的最好历练。人们常说的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寒冬，才等得到花开，就是这种“行道”的最好写照。在许多依此“行道”的士大夫的形象中，无数具有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极具道义之“正气”的政治家们，曾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仅极具生命感染力，而且使得中国古代领导者们的精神境界升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行道的过程中，以自省为径，坚持“吾日三省吾身”，坚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诚毋自欺，勇于从检视自身、发现问题，坚守底线、不越红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遵规守纪的良好作风。以行为根，自我砥砺管控、自我锤炼端正，守住“心”、行好“道”，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用实际行动树立良好形象，用工作实绩实现发展进步，走好自己的宦海人生。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儒家领导思想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综观人类文明历史，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领导思想经受住了历史实践检验，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明“道”、顺“道”和行“道”，正是传统儒家文化在政治活动中的根本思想。“推天理，明人事”，传统儒家文化无疑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现实的人文社会政治实践之中。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领导科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在当前最前沿的以西方领导科学为导向的领导理论中，立场与方法的确定至关重要，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恰恰为立场与方法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因此，如何将中国传统领导科学与现代西方领导理论的精髓相结合，为领导者提供一套基于儒家领导哲学思想、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领导力修炼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思[R].在美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2006-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