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起源和含义国学论文资料

　 道的起源和含义国学论文

　《中国神话哲学》一书谈到“道”的起源时说：道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现实取向的来源,道的本意指日常经验中的道路,这是儒家思想中的道的来源。其二是神话取向的道的来源,道指的是由太阳及其运动所体现的一般法则或原理___循环往复。这是道家哲学中的道范畴的由来。作者从神话原型的角度,分析了道的诸种特征与神话原型的关系。这是道的来源问题的最新观点,对于我们讨论道的来源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笔者认为,两个来源其实都是流,不是源.它们有共同的起源,那就是神话思维或原逻辑思维。现实取向和神话取向是后来分化的结果。这从分析"道"字的字源可以得知。据学者研究,道可能来源于甲骨文里的()字,(参见<一分为三>)从字型看,中间的空隙处很象道路,而线条部分象是两个人向背而行。按着一般规律,线条部分应该是文字,空隙部分不是文字,或许这个字的情况特殊吧。两者都有意义。金文中发展了线条部分的含义,把此字变成从行从首的样子,象是人在行走。人的行走离不开道路,于是动词行走变成了名词道路。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人的看法。当时的人或者更早期的人与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有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性。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脱离神秘性质和神秘属性的，被思维的集体表象(包括语言)没有逻辑的特征,它们不是真正的表象。在他们的表象中,每一事物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这些表象受互渗律的支配,即在他们的表象中既有日常经验的因素,又有神秘的因素。两种因素是混而为一的。没法对两者作出区分，对原始人来说,没有那个现象只是现象,没有那个符号只是符号,没有那个词只是词,任何表象都包含自己的神秘力量。这种特征肯定在语言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神秘力量不仅为专有名词所固有,而且也为其他一切名词所固有。语言可以确立互渗,也可以破坏互渗。我们可能认为,甲骨文的时代已不是原始社会,原始思维的规律对分析甲骨文不适用。布留尔可能估计到会有这种怀疑,他在另一处又说,神秘因素不会因社会的进步永远弱化下去。原始思维即使在变得能够接受经验的教训时,在长时间里,思维仍然是原逻辑的。并在大多数观念中保留着神秘的痕迹。神秘属性仍然为人和物所固有。最后,关于概念,他这样说:概念仿佛是它的先行者___集体表象的“沉淀”,它差不多经常带着或多或少的神秘因素的残余.(《原始思维》446)

　根据布留尔的见解,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些学者对道的分析所凭借的是后来人或现代人的观点,没有看的最初的“道”字中的神秘因素或神秘力量。其观点是完全现实取向的：道就是道路,而且是人行走的道路。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要忘了,那时的人们并不象我们这样思维。

　根据布留尔的原则,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那个字即后来的“道”字,不仅指人行走的道路,同时也指太阳神行走的道路。当时的人们是不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人和神是混为一体的。由于受互渗律的支配,人们觉得,人在行走时,太阳神也在行走。道的表象把两者合而为一了,既有表示人行走的线条部分,又有太阳神行走的空隙部分。而空隙部分恰好是个空心的“十”字,它所象征的正是太阳由东而西(含由南而北)运行的轨道.因此也象征太阳本身。在古人看来,他们行走的道路与太阳神行走的道路二者是统一的,是互渗的.甲骨文形成于殷商时代,殷人的至上神恰好是帝或上帝,即太阳神。甲骨文的“道”字肯定包含了那时的人们对上帝崇拜的神秘因素。金文中的"道"字“从行从首”或“从行从首从止”,同样包含着神秘因素,“首”不仅是指人,同时也是指太阳,现在北方人称太阳为“日头”或“日头老爷”,把“日”和“头”联系起来的最好的例子，道的演化过程中,“互渗律”一直在起支配作用,道的各种用法都或多或少的包含着神秘因素,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看法,与中国哲学最高范畴“道”相当的是西方哲学的“罗各斯”(logos),崐它有许多含义,诸如尺度,说明,解释,原理,主题等等,基本含义是言谈。这些用法都崐不能回避它的原始用法的神秘性。logos的产生过程能说明这一点。过程是这样的:海神(人格化)____混沌(半人格化)___水(非人格化)____火.作为宇宙本原,法则和规律的logos概念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抽象出来的.最后抽象为火是很自然的.西方的语言符号“o”的原型是太阳,“logos”一词中用了两个“o”,无疑包含着对太阳的崇拜。顺便提一下,汉字中的“走”字,<说文解字>解释说,从夭从止,义即屈足,原意是“跑”。后来变成了现在的“走”字。走的上方是个“十”字,它是太阳的符号,这个符号指的不仅是指人,也指太阳。有趣的是英语中的“road”含有道路,方法,手段等多种用法,词中也有象征太阳的符号“o”。另一个词“round”有几种用法,作形容词用时,有园形的,球形的含义;作名词用时,指的是园形物,球;作动词用时,指的是弄园和完成等,这些都与太阳神的形态和运动有关。

　　后来,道的神秘因素被天道观发展了,老子继承了神话取向的方面,改造了天道观,抛弃了其中的宗教神学因素，保留了道的高度抽象性概括性。老子的"道"是混沌创世神话的理论抽象。因此道可以与混沌认同,现代混沌理论所描混沌现象与"道"有很多相似之处。儒家的道是后来出现的,它发展了现实取向的方面。但是,它也同样包含着神秘因素。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

　道的含义有以下几个层面：

　　道是过程。这是道的第一层含义。道不仅是对万事万物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概括，而且是对万事万物发展过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道不是一种静态的形而上实体,而是一个过程。道的过程性表现为道生万物的过程,即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道转化为一,一转化为二,二转化为三,三转化为万物。在这一过程中,道循环往复,“周行而不殆”,它的运动周期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它逐渐的离开,离开得越来越远,远到一定程度又返回来。万物又复归于道。道的过程性是由只能用混沌理论说明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因此,道也是关系。

　　道是本原。这是道的第二层含义。道是天地万物之母，无和有都来自道，是道的不同角度的名称。这是最为玄妙和深奥的。道是万物的本体和来源。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道作为本原，是混然一体的东西。老子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就是说,道是天下万物的本原,这里“始”、“母”、“根”、“门”等等都含有本原的意思,但是,它们有层次的区别。作为本原,它具有唯一性,它无前无后,无上无下,“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它象是在天帝的前边,然而在它之前却没有什么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在没有天地之前,它就存在了。作为本原,它是物质的东西,“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其中有物,其中有精,”

　　道是规律。这是道的第三层含义。道是物质运动的规律，道是天地万物变化的终极原因。老子指出,“道者万物之奥”,就是说，道是万事万物运动的规律。道是普遍存在的,“大道泛兮”,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万物从道起源,又回归于道,“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复命曰常”,返回本性是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作为规律的道,是看不见,听不着,摸之不得的。所谓“夷、希、微”,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是一切都受到它的支配和制约。道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不能违反的。只有遵循道的规律,坚持“无为”的原则,才能把事情办好。否则,“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违背了规律要受到规律的惩罚,下场是极其可悲的。

　　道是法则。这是道的第四层含义。老子把道视为必须遵循的法则,他说,“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他要求人们要坚持,遵循道的法则。又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是要遵循古代的法则,驾驭现实的实有,以认识历史的规律,这就是遵循道的法则的具体表现。废弃了这一原则,有了仁义,“大道废,有仁义”老子主张“唯道是从”,“贵食母”,即是要坚持道的法则,按道的法则做事。道也是观察事物的永恒法则。“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就是说老子自己就是用道的法则观察万事万物的,给人们作出了简论《周易》的改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国学论文

　《周易》的思想内容是多方面的，就其改革思想来说，主要体现在64卦的《革》卦中。《革》卦的卦形是下离上兑，离为火，兑为泽（水），上下水火相克相息，故有变革之象。《杂卦传》说："革，去故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的话说："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革者，改变之名也。兑泽在上，离火在下。火然则水干，水决则火灭。……故其卦为革也。"总之，《革》卦是讲社会改革、变革及革命之事理的。今天，我们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探讨一下《周易 革》卦所含扩的《周易》丰富而深刻的改革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革》卦辞说："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其《彖》辞说："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日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无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象》辞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先看《革》卦辞。所谓"巳日"，学者们解说不一，我们认为，"巳"即"祀"，"巳日"即"祭祀之日"。古代举行祭祀是一种庄重的大事，故"巳日"象征改革要选择适宜的有利时机进行?quot;乃孚"，孚，诚信；"元亨"，大通；"利贞"，利于守持正固。由此可知，《革》卦辞是说：实行改革，应在必要的适当时机进行，才能获得群众的依赖与支持；还必须守持正回、坚守正道，这样悔恨灾祸就会消亡，改革最终将人成功。再看《彖》辞。先是对《革》卦卦名进行解释。从卦形上看，《革》卦由上水下火组成，水性润下，火性焰上，二者相克相息相灭而不相通，故象征改革。又下卦离为中女，上卦兑为少女，二个女人同住在一起，意见彼此冲突，故有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象，不相得即相克相息，必然发生变革。继之是对《革》卦卦辞的解释。是说推行改革要在成熟时机进行，才能取信于民，获得民众的信赖与支持。又下卦离为文明，上卦兑为愉悦，是说推行改革应以离卦的文明之德，使天下人悦服，并且坚守正道，才能使改革前景最大为亨通。改革是艰难的事情，极易有悔，但做到革至正当，则一切悔恨定可消亡，最后又以天地四时的自然变化规律?quot;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历史事实来说明改革的重要性，意即一切改革，都应遵循大自然的法则进行。天地自然由于变化而形成四季，养育了万物，商汤王、周武王发动革命，上顺天时，下合民意，是势所必然的行为。因此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与革命，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最后再说《象》辞。其意思是说，《革》卦上泽下火，泽中有火，水盛则火灭，火旺则泽涸，二者相克相息就产生变革的现象。因此，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撰制历法，以明四时之变，使人们能够掌握时令变化之法则，适应时令以耕种作息，安排好生产和生活。这就强调了改革与革命必须修制历法，明确时令使人民有法可循。由此，我们联想到，我国古代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特别重视颁布历法，所以革命也称作改换正逆。可见，《象》辞所说?quot;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的思想原则，既是符合我国古代历史事宜的，也是我国古代进行改革与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今天，必须?quot;治历明时"的原来意义有所突破及新的意义的开拓，也就是说，"治历明时"已不仅阴于对季节、时令这些自然规律的重要性的认识、掌握和利用上，而是要引申扩展到对整个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掌握和运用上，如与之相应的方针路线、法纪政策、规章制度、方法措施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等。因此，我们可以引申地理解为促进、保证改革与革命健康发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一系列方针路线、法纪政策、规章制度、方法措施等的制定上。总之，《革》卦的卦辞、《彖》辞与《象》辞，主要讲述和说明了以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通?quot;水火相息"与"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形象比喻，说明了改革与革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从而强调了改革与革命的必然性。第二，讲明了改革与革命顺利开发和获得成功所必备的三个主要条件因素。一是"巳日"，即改革与革命必须把握时机，选择适宜的有利时日进行，也就是说，当革则革，不当革则不革。若当革而不革，丧失机遇，则失不再来，悔之晚矣；若不当革而革，操场之过急，则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二是"乃孚"，即改革与革命必须取信于民，得到民众的理解、信赖与支持。这一点也体现了《周易》重民的难能可贵的思想。三?quot;利贞"，即改革与革命必须动机纯正，守持正固，推行正道，切合实际。这样，改革与革命就一定会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并获得"无亨"和最终成功。第三，通过"汤武革命"这一典型的历史事实，说明了改革与革命事业合乎客观规律，顺天应人，意义重大，从而强调了改革与革命的重要性。第四，通过"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的思想原则，说明了改革与革命必须建立一完整、正确、严明的方针路线、法纪政策、规章制度、方法措施等，并及时付诸实施，以确保改革与革命的顺利开展，直至最后的胜利。不难看出，以上四个方面，在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有着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革 初九爻辞》说："巩用黄牛之革"。其《象》辞说："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九"阳爻即《革》卦第一爻，居六爻之初，又与上方的"九四"阳爻不相应，故喻指处不当革之时；"初九"爻又为《革》卦六爻之最下位，故喻指不可革之位；"初九"爻阳刚且处下体离卦，有躁动的特点，故又说明尚缺乏适应改革与革命的才能。概言之，处于革道之始的"初九"爻，论时机、论地位、论才能，都不适宜进行改革与革命。那么怎么办呢？要"巩用黄牛之革"。"巩"，包束，捆扎，比喻巩固自己；"黄"，中性色，吉祥之色，喻指中庸之德；"牛"，顺物，喻指顺从之德；"革"，皮革，坚韧之物，喻指坚韧顽强的意志与精神。可见，"初九"爻辞及其《象》辞是说："初九"处于革道初始，尚不具备改革与革命的条件，所以应以中庸、顺从之德及坚韧顽强的精神意志来巩固自己，不可强行有所作为，轻举妄动，冒行革道。总之，"初九"爻辞及其《象》辞，主要说明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推行革道之前，必须首先巩固好自己。第二，推行革道之前要想巩固好自己，就必须"用黄牛之革"，即发扬"黄"、"黄牛"、"黄牛之革"所蕴含的中庸之道、顺从之德和坚韧顽强的精神意志，来正视现实，顺其自然，稳扎稳打，且忌冒进，并采用一系列的得力措施和方法，充分做好革道前一切思想、物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为即将开始的改革与革命事业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革道初始，即不当革之时，一定"不可以有为"，强行革道。这实际上还是强调了推行革道之时机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在改革与革命过程中，切不可犯急躁病，轻举盲动，急于求成。以上三点，对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同样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革 六二爻辞》说："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其《象》辞说："巳日乃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阴爻即《革》卦的第二爻，居下卦的中位，不便柔顺中正，而且又具有离卦的文明之德，故成为推行革道的主体?quot;六二"又上有"九五"阳爻应援，故可以发动改革与革命。因此，其爻辞说："在’巳日’推行革事，往前进发必然吉祥，没有咎害。"其《象》辞也说："在’巳日’推行革事，努力前行必获佳美之功。"总之，"六二"爻辞及其《象》辞，都通过"巳日乃革之"，旨在前面卦辞"革，巳日乃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道理：改革与革命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进行发动，才能无咎无害，并吉祥、嘉美，直至成功。我们说，这种适宜改革与革命的成熟时机，一般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就客观时机的成熟来说，主要指适于改革与革命的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以及国际、国内相对和平稳定的气候、环境等；而主观时机的成熟，则主要是指在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方面和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等精神方面，都已具备了改革与革命所需要的种种条件。这种成熟的时机，无疑是改革与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可见?quot;六二"爻辞及其《象》辞通过"巳日乃革之"所一再强调的实行改革与革命，必须等待成熟的有利时机的思想原则是宣传正确的。今天，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信机遇，搞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事业，无疑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革 九三爻辞》说："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quot;其《象》辞说："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阳爻即《革》卦的第三爻，处于下卦之上位，有革道初成之象。又"九三"阳爻阳位，过于刚强，且又离开下卦中位，到达了下卦的上位，表示操作之急。可见，"九三"爻虽已革道小成，初见成效，但以阳居阳，刚亢躁行，故爻辞戒之说："急于前进必生凶情，即或行动正当也有危险。"可是，"九三"本身为阳刚之爻，其位置又正在上下卦的分离处，处于必须采取继续改革与革命行动之时机，故其爻辞又明确指出：这时只要"革言三就"，慎重稳进，就能获得民众的信孚。其《象》辞也强调了此时只有"革言三?quot;，稳步前进，而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又何必过急前行呢！所谓"革言三就"，学者们理解不一，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指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为解除商民的敌对情绪而采取的三项安抚政策；另一说是指对于改革与革命之言之事，进行慎重的考虑，多次的酝酿，再三的讨论，反复的研究，使其确实合理可行，没有问题。我们在此取后一说。总之，"九三"；爻辞及其《象》辞，主要说明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改革与革命，特别是革道小成情况下的深化改革与革命，必须做到"革言三就"，即态度谨慎，考虑再三，多次讨论，反复研究，且勿急躁盲动，草率行事，否则既"凶"又"厉"，这一思想原则应值得我们深思和高度重视，因为改革与革命是一件革故鼎新的大事，既要革除故旧的，又要推布新颖的，这就必然会遭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在革道小成初见效下的深化改革与革命，一方面还要针对下一阶段深化革道小成初见成效下的深化改革与革命，一方面要对前段的革道进程进行认真的反思，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还要针对下一阶段深化革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的种种阻力、困难、问题等，而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及具体方法与措施。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革言三就"，即慎重的、再三的思考，反复的、多次的研讨，才能得以解决，从而促使改革与革命的顺利进展和直至成功。否则，稍有不慎，急躁从事，就会"凶"、"厉"顿生，危及大局，甚至导致改革与革命的失败。第二，改革与革命只有"革言三就"，慎重考虑，再三讨论，多次酝酿，反复研究，才能赢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确保改革与革命的成功。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改革与革命，都不可能脱离和失去民众，只有在赢得广大民众的充分信赖、支持与参与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开发并获得成功。而"革言三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领导者了解民众对于改革与革命的心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也是对领导者的改革与革命意图、方案，进行针对性的及时修订、补充和完美并使之变成民众的意志与行动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自然就赢得民众广泛的信赖与支持了，然后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共同拼搏，改革与革命事业定然会顺利开展，并获得最终的成功。因此，《革》卦这种"革言三就"的改革思想，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革 九四爻辞》说："悔亡，有孚改命，吉"。其《象》辞说："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阳爻即《革》卦的第四爻，以阳爻居阴位，失位不正，合当有 "悔"。但"九四"爻阳刚，有革之才；又"九四"位于上下水火之际，处革之时；又"九四"阳爻阴位，刚柔兼备，不偏不过，有革之用。因此，有悔也将无悔。故爻辞说"悔亡"。此时，只要"有孚改命"，定能消除悔恨，获得吉祥，所谓"有孚"，即有诚信，亦即志诚专一，言而有信，获得民众的信赖与支持；所谓"改命"，即革命，亦即革除旧命，创制新政。其《象》辞进一步强调说：改革与革命之所以吉祥成功，正是由于言信志诚，赢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支持。总之，"九四"爻辞及其《象》辞，主要讲述了这样的道理：改革与革命，必须做到志诚专一，言而有信，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才能获得吉祥和成功。这一思想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志诚专一和言而有信是取得民众信任并保障改革与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和关键所在，尤其是"九四"爻进入了《革》卦的上体，已接近《革》卦的主体爻--"九五"尊位，处于改革与革命向纵深处发展的关键时刻，有革道即将大成之象，则更应该志诚专一，言而有信，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众志成城，一鼓作气地将改革与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否则，在这种已经看到改革与革命胜利曙光的紧要关头，而三心二意，失去民心，脱离群众，使得前功尽弃，最终导致改革与革命事业的失败，势必造成终身遗恨，成为千古罪人。

　《革 九五爻辞》说："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其《象》辞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九五"阳爻即《革》卦的第五爻，阳刚居中得正又在尊位，是《革》卦的主体，相当于伟大的人物，有革道大成、政绩昭著之象。所谓"虎变"，是说像猛虎一样推行巨大的变革，指彻底的改革与革命。所谓"文炳"，本指虎身之斑纹明晰，这里喻革道的诏令严明，政绩卓著，无须占问，自然会赢得民众的信赖与支持。其《象》辞进一步说："九五"以大从之道进行彻底的改革和创制革命，其诏文严明，政绩炳著。总之，"九五"爻辞及其《象》辞，主要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改革与革命事业一定要彻底，政令严明，并再次强调了必须得到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才能功绩彪炳。其实，这里?quot;九五"大人"虎变"，实际上是一声改朝换代的彻底的创制革命运动，犹如前面《革》卦的《彖》辞所提到的"汤武革命"。这样的"虎变"革命，彻底革除旧弊，创立新制，发布一系列严明政令，诏令天下，便得各方面都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样的"虎变"革命，既给人民群众带来丰厚的好处和利益，又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它利国利民，功绩彪著，永垂青史，万民称颂。因此，"九五"爻辞及其《象》辞一再强调的这种"虎变"革命，即必须将改革与革命进行到底，不得半途而废的思想原则，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当年所号召?quot;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正是这种思想原则在新的革命时期的体现吗？特别是今天，我们正处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任重而道远，一定要继承和发挥这种"虎变"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我们所从事的伟大改革事业进行到底，使其取得最终的圆满成功和全面胜利。

　《革 上六爻辞》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quot;其《象》辞说："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上六"阴爻为《革》卦的第六爻，处于《革》卦的极点，表示革道已成，全局已定。可见，"上六"不同于"九五"，"九五"是至尊的大人，处革命创制之时，故言"虎变"；而"上六"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处革命成功之后的继世守成之时，故言"豹变"。君子比大人低一级，豹比虎次一等，所以"豹变"可以理解为仅次于"虎变"的巨大变革。"君子豹变"，即是说"上六"君子虽比不上"九五"之尊的大人，但在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革道大成之后，也能认真地协助大人从事巨大变革，建功树勋，润色鸿业。而"小人"则不然，只是"革面"而己，即是说品德低下的小人，只是革面不革心，表面上顺从赞同改革与革命，而实际上并非从心底真正地赞同和拥护。所谓：征凶，居贞吉"，是说"上六"正处革道成功、大局稳定之时，宜于居安持正守成。若不安守既有成果，仍思变革，继续激进不止，则过犹不及，必致凶险；若顺势安居，守持正固，则可获吉祥。其《象》辞进一步说：道德高尚的君子能够真心实意地协助大人进行巨大变革，安居守正，其诏令也很明白无误，政绩也很显著；而品德低下的小人则只是为了顺从大人、君子，表面上赞同支持变革而已。总之，"上六"爻辞及其《象》辞，主要说明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于改革与革命，人们报有不同的态度，甚至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这里主要是通?quot;君子豹变"与"小人革面"的对比，来说明这一问题的。由于古人不懂得阶级分析方法，不可能从阶级观点出发来看待、分析问题，只能是按照传统的观点，把这种对改革与革命的态度的不同乃至对立，归结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种区分尽管不那么严谨、科学，但毕竟看到了人们对改革与革命的不同、乃至对立的态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社会现实，是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对于任何一项改革与革命事业都必定存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态度，这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和必然现象。这就告诫我们，在推行改革与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依靠进步势力，团结蹭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特别是要警惕那些表面上赞同而内心里却反对，尤其是那些借改革与革命之名，沽名钓誉、倒行逆施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方向和阵线，政法了我们健康的肌体和美好的声誉，千万要防止这些人把我们的改革与革命事业引入歧途，滑向深渊，我们一定要分清敌我友，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我们推行的光明而伟大的改革与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第二，在改革与革命成功之后的继世守成之时，不可急于复行革道，激进不止，而是要解决好居安持正守成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之事，未革之时，主要的问题是革；革道既成之后，主要的问题不是革而是守了。革难，守成更难。这是因为革道成功之后，面临着一个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及物质利益等方面进行再分配的问题，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稳定局势，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振兴经济，巩固胜利成果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思想文化生活水平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提高革命警惕，随时随地严厉打击、彻底粉碎内外反动腐朽势力破坏改革成果，颠覆革命政权的问题。也就是说，革道成功之后，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相继出现，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及时地、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就会给改革及革命成果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会葬送改革与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quot;上六"爻辞所指出的这种改革与革命成功之后，解决好居安持正守成的问题，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革》卦的主旨即是讲述改革、变革与革命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首先，《革》卦的卦辞及其《彖》辞与《象》辞，主要是从总体上集中地概括地讲述了改革与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及其获得成功的三个基本条件因素。一方面，通?quot;水火不相容"、"二女不同居"及"汤武革命"的形象比喻和客观事实，说明了改革与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适应客观规律，顺天应人，具有伟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强调了改革与革命事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明确了改革与革命获得成功的三个主要条件因素。一是"巳日"，即改革与革命必须选择适宜的成熟时机进行，操之过急不行，丧失良机也不行；二是"乃孚"，邓改革与革命必须以孚诚之心取信于民，赢得人民群众的依赖和支持；三是"利贞"，即改革与革命必须坚守正固，动机纯正，行为正当，遵守正道。以此三者行革，"悔恨"全消，前途必?quot;元享"，最终一定会成功。显而易见，《革》卦卦辞及其《象》辞与《象》辞的这些关于改革与革命的基本思想原则，在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具有着深刻而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革》卦的六爻爻辞及其《象》辞，均围绕着卦辞大义而申发其旨，展示了改革与革命从初期到末期的整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作者对改革与革命事业规律的认识。"初九"旭微位卑，处于革道初始，时机尚不成熟，条件也不具备，故不可轻举盲动，有所作为，其主要任务则是"用黄牛之革"来巩固自己，充分做好改革与革命前的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九二"柔中有应，革道时机成熟，条件已备?quot;巳日"断然行革，定会吉祥嘉美，无咎无害。"九三"阳爻阳位，过于刚强，又处革道小成之际，故不可激进，急于求成，否则既"凶"又"厉"，而是应当审时度势，"革言三就"，周密思索，反复研究，再三讨论，扎扎实实地搞好深化改革和继续革命。"九四"正处于"九三"地道小成与"九五"革道大成之间的关键时刻，故须意志坚定，志诚专一，言而有信，充分赢得民众的广泛信赖和全力支持，上下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地将改革与革命事业深化到底。"九五[之尊"，阳刚中正，处于革道大成、创制革命之时，只要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严明政令，"虎变"到底，定能功德昭彰，政绩炳著。"上六"处于革道已成的继世守成之时，又为阴爻阴位，故最宜安静守正，与民休息，以适应新的生活。特别是此时面对着权势、名利、地位等的再分配问题，要严防"革面"不革心的"小人"投机革命事业的失败，一句话，此时一定要居安思危，卓有成效地解决好持正守成的问题。总之，《革》卦六爻及其爻辞与《象》辞，分别反映了整个改革与革命过程中的准备、发动、小成、深化、大成、守成等六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并说明了每个阶段应采取的基本原则、方式方法及其应注意的问题，这完全是对我国商周之际及以前的多次重大改革与革命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因此，它不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深远面积极的现实意义.

　榜样。老子认为,人们对道的法则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等人能够坚持道的原则,而且身体力行。至于其他人,肯定是相形见绌了。“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坚持道的原则的人,才能把自己有余的奉献给社会。是否按道的原则办事,结果是不一样的。“天下有道,却走马亦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坚持道的原则,天下和平安定,放弃道的原则,则会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按道的法则去作,道会成全你的,“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最后,道的原则是最高原则,而且有很高的价值,“天之道,利而不害”。

　佛老思想与我国古代的意境论国学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老子的“恍惚”、“窈冥”，其中有“象”、有“信”、有“精”之说，庄子的“唯道集虚”、“虚室生白”（《庄子·人世间》）、“象罔”（《庄子·天地》）之说，正道出了“境界”说之本；佛家的“六根”、“十八境界”和境界缘诸根而起之说、境界的“三次地”之说，以及空灵妙觉的“禅境”之说，则深化、丰富和完备了“境界”说。老子的“清静无为”、“致虚极，守静笃” 方能显“玄通” 、“玄览” 之智而得道、悟道之说，庄子的“心斋”、“坐忘” 方能借“象罔”显“神遇”、“意致”之妙而得“玄珠”（道）、“游无穷”、处“逍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之论，佛家的去六根、空五蕴、“澄怀无住”、“禅定止观”而真如自性妙明显之说正是如何营造、创建高妙之境，借境传道、悟道之三昧。

　本人指出了借境以审美、悟道包含着：一种整体、模糊的全息、全象、同构、圆融、洞通的妙合；境界中有“象外象”、“味外旨”、“韵外致” ……，“境”能达“言有尽而意无穷，象有限而旨意全，曲有终而余韵绵。”之妙。“象”是单一、有限、具体的，是凭感官和心识可感、可知、可察觉的，而“境”则是整体的，蕴含着全息全象和无穷意味的。“境”，特别是高妙之“境”，是难以凭借六根可感、可知的，而必须凭借超越六根、六识的“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方式才能够领悟和把握。得意可忘言、忘象，但得道却仍在至高妙的无境之境中，因最高妙的至境是“无形无象”、“无待”的无境之境。

　关键词：“意致”、“玄通”、“六根”、“十八境界” 、传道悟道、“禅境”

　“意境”说的佛老思想渊源

　庄子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这里提出了“意致”说。至精至妙和全息全象的东西，是不可以言传的，是无形无象的，而只能通过“意致”、“神遇”（《庄子·庖丁解牛》才能领悟。这里的“意致”即指仅能凭借“神遇”的“言外之致”。另外庄子还提出了“象罔”（《庄子·天地》）之说，所谓“象罔”乃是一种虚实、有无、空灵、妙有的融合。所谓“言外之致”和“象罔”就是意境的主要内涵。只有进入到“无言无意”、“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无所凭借的“无待”（《庄子·逍遥游》）境界，才能达到传情表意、认识与审美的最高境界。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老子》第二十一章）这里的“有象、有物”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第十四章），“有精、有信”也正是一种不可名状、不可言传、超以象外的只能凭借“微妙玄通”、“玄鉴”（《老子》第十五章）的道之境界。总之老庄认为传道、悟道须在无言无意、无所凭借的“无待”的境界中才行。这正是“意境”说最深妙的思想渊源。

　佛学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获之对应感觉、知觉称为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即每一种感官所获得的感觉、知觉（有意识加工的成分），都形成了一种感受之境。佛学认为这种六根、六境所产生的感觉功能是可以互通、互感、互用的，比如，以一根之识而遍知六根之识。而由六根和六境以及由此而再产生的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又称为十八境界。这就是佛家的境界缘诸根而起之说。根据《大乘起信论》，佛家将境界分为三个次地。第一境是粗中之粗的凡夫境界；第二境是粗中之细的初觉、初悟和初地以上菩萨的境界；第三境是细中之细的佛的境界。凡夫俗子的境界是因为深重的业力影响，自以为是地用第六识（意识、思维）去乱干预本自清净的五根（眼、耳、鼻、舌、身）而形成了有惑乱、有漏、有限、有偏不全的境界。其心性犹如不太平静的水面所能够映照出的四围的景致是粗糙而不清楚的。有所觉悟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境界是达到了显现一定层次的妙觉、玄览、禅观、灵悟的境界。其心性犹如比较平静的水面，已经能够映照出较为清晰的四围的景致和满天繁星。而成佛得道的境界，其心性犹如至平静的水面，能够清晰地映照出四围的景致和满天繁星。心性已达到了显现至高的妙觉、玄览、禅观、灵悟的，能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大圆镜智的境界。老庄学说和佛学关于“境界”的高妙的认识论和超认识论学说，为中国的传统美学中最重要的学说——“意境”说奠定了最深邃完备的理论基础。“意境”说渊源于道家在“虚静”、“空灵”、“心斋”、“守静”、“坐忘”中而能显现“玄通”、“玄览”、“神遇”、“意致”的能力和能传道、悟道的思想，后为佛家的六根、境地、缘起、澄怀无住而“真如本性”、“真空妙有”的“禅境”现，“大圆镜智”出的学说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完善。使中国古代诗学一直贯穿、围绕着一条以意境说、境界论为核心的主线。再经过历代学者和文论家、诗人的创意、发挥，比如王弼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象”之说(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宗炳的“澄怀味象”、“澄怀观道”说（宗炳《画山水序》），王昌龄的意境“三境”和“思与境偕”说（王昌龄《诗格》），皎然的“取境”说（皎然《诗式》），司空图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说（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苏东坡的“境与意会”说（苏东坡《题渊明饮酒诗后》），严羽的“妙悟”与“兴趣”说（《沧浪诗话》），王夫之的“情景”说（王夫之《古诗评选》），王士祯的“神韵”说和“神与境会”说（王士祯《艺苑言》），王国维的“境界”说（王国维《人间词话》）[1]等等以及融汇了历代文论家、诗学者所提出的有关“神韵”、“气韵”、“兴象”、“心物”、“虚静”、“动静”、“虚实”、“含蓄”、“兴趣”、“妙悟”、“中和”、“味象”、“物化”、“形神”……等内涵，将佛老关于“境界”说的哲学宗教内涵在美学上加以发挥，形成了内蕴丰富深远、意味无穷的完备的“意境”说。

　老庄学说倡导的是以无生有，即“有生于无”、“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庄子·庚桑楚》）。而一般的世俗凡人则只知道以有生有，凭借人的有为而为。这里有个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无’的产生是依赖于‘有’，‘有’比‘无’更重要。”［2］事实上这是大多数世人对老庄“有生于无”、以“无为而为”思想的误读。这种认识还是不能超越“以有生有”，凭借人的“有为而为”的常人之见。老庄学说告诉我们的是：天地自然、宇宙大道早已完善至美，并自在的运化着。人作为宇宙的一种生灵，本来是可以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但人类却偏要自以为是地、人为地去盲动、盲思、盲识，以为这样才是可以无限穷尽认识宇宙大道的正确方法。人不断凭借语言、工具、逻辑、理性思维去进行所谓“实践出真知”的有为活动，但殊不知这正是一条被老庄和佛家认为的有偏、有限、有漏的，永远也不能得道见佛的迷途。

　在“清静无为”、“六根清净”、“五蕴皆空”、“澄怀无住”中才会显现无思、无言、“无待”的妙觉、玄览、禅观、灵悟，才能悟道见佛，这才是真正的“有生于无”、“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无住见真如”、“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而不是凭借什么“妙有”，比如凭借高超的语言、某种高妙的工具媒介的使用技能而悟道。最高超的技能是无所凭借的无思、无言、无任何工具媒介的“无待”技能，这就是在至高无上的“清静无为”、“五蕴皆空”、“澄怀无住”中自然显现的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得道境地。

　以言尽意、立象以尽意的局限老庄和佛家深知：“言不尽意”，“立象”只不过是比“立言”更能尽意的另一种媒介和工具，但“象”也是难能尽意的。比“立象以尽意”更为精妙的方式是“造境、立境”、“借象取境”、“立象观境”。虽然“象”作为一种重要的广义的语言媒介，是中国先哲和智者借以审美、悟道的重要媒介工具和方法，“象”中所蕴含的信息要远比单纯的文字符号更为丰富和精妙。“象数”乃是中国先贤和智者用以把握、领悟宇宙自然大道运化所体现出的深层次的同构、全息自相似的本质内在关系的至高妙的方法。在这里“象”一般具有定性的功能，“数”通常具有定量的功能，二者通常是可以有机交互作用的。“境”充分地包含了“象”，但又能“超以象外”，“境”中有“象外之象”、“味外之韵”、“韵外之旨”……。总之，以“象”表意远比以“言”表意更具优势，在很多时候“立象”所蕴含的意味远比“立言”表意来得更微妙、细腻、丰富、贴切。但“境”中则包含了意味无穷的、深邃精妙的全息内蕴。“境”更是中国先贤、智者用以悟道、审美的至高妙法。基于老庄和佛家的思想，中国先哲和智者对“言”、“意”、“象”、“境”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精辟的认识。比如，王弼对言、意、象的关系就有着非常精辟、深邃的论述：“言生于象，故又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又可寻象以观意。言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可以忘言；象者所以尽意，得意以忘象。”［3］这就是说,言不能尽意,故需要立象以尽意。立象的最终目的是尽意，一旦尽意即可忘象。“象是一种交织着多种意念的模糊集合体，可以不必确指某种概念，可以表达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可以面面观照，以尽乘一总万之妙。又可以横出旁伸,余味曲包，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唯有以象尽意，才能使接受者目击道存，在迅捷直觉体验中步入艺术的灵角。”［4］“象”的本质仍然是用以尽意的媒介和工具。这里所要尽的意，既是主体欲表之意，更是主客体交融、全息相应时所领悟的宇宙要义和真谛。

　形象大于思维，也大于语言。好的语言应当通过兴、比、托物、象征、比喻等方法，勾画精妙的、点到为止的意象，营造、创建和烘托意味无穷、蓄意深远的意境。言说出来的和能思维到的总是挂一漏万的，总是局部和片面的。执着于可说的、澄明的科学语言，虽然可促进人智科学的发展，但却自我阻蔽了灵性的玄览、禅观的显现，阻蔽了诗意的妙觉、灵悟。只有进入超语言、思维、逻辑的妙觉、玄览、禅观、灵悟才能够较为接近地把握全体。只有“明心见性”、“得道成佛”时显现的大圆镜智才能够与天地宇宙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由于人类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比如工具、语言符号系统以及逻辑思维，这就必然导致人类认识和观测事物时只能从事物所显现出来的关系和属性中去认识事物，而不能直悟事物的本体，由此人类得出事物的本体是不能被认识的，甚至干脆否认其存在。或者说事物的本体等于事物所显现出来的全体关系和属性的总和，这是不可穷尽和无限的。事实上就算人类能够借助工具媒介去穷尽了事物的属性和关系，那这种属性和关系也已经不是事物本体所表现出的，而是附加了许多工具媒介和原来的事物关系的复合关系而不再是原来的关系和属性。

　　当今人类认识方法论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及其测不准关系的确立后，似乎已确定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注定了人类要永远在怪圈和悖论的纠缠中生存。测不准关系和歌德尔定理已充分标定了人智的边界和极限。前者已确定了人类欲借助外在工具仪器拓展自身能力的途径已有了不可逾越的边界，后者则表明了人智的思维能力确实地有了不可逾越的极限。歌德尔定理在实质上已经揭示出人智思维的局限性，即人类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认识事物所达到的局限和边界。人类要想建立包容性涵盖面大的认识体系，就不可能获得好的完备性和无逻辑矛盾性，如果要想获得好的完备性和无逻辑矛盾性，就不可能获得大的包容性和涵盖面。人类的逻辑学中也有一个定理，对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成反比。说明了创立大而不当、空洞的概念是不能导致真知灼见和有益信息的产生。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正说明了人类的思维和智能中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极限。

　　借助语言和符号系统进行交流也是有局限性和弊病的，导致很多事情无法诠释交流、全息相应，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附加的干扰信息，哪怕是通过用多角度地的语言比喻、隐喻、暗示、寄托等等方法，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兔子嘴效应”。从而造成误解、彼此不能沟通。测不准关系的本质也是属于借助外界的工具和媒体来认识事物的人智的方法。只要借助了外界媒体，就必然会在观测和认识中产生附加的干扰，再加上人的不纯净的心性所释放出的信息干扰，导致难以正确客观的认识事物，难以很好的传情表意和相互理解沟通。人类采用这种认识方法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事物全息相应的认识。借助于外在的工具和媒体的方法还将受到环境、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制约。人的不恰当的思维和意识也会对渺观世界的事物产生干扰作用。只有正见、正识才能与事物圆融无碍的全息对应和交流。借助于语言逻辑符号体系，外在的工具媒体是不能得出大的、全新的创造性的真知灼见的，人世间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在获得关键性的突破性的、创造性的、全新的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时都是采用了一定层次的妙觉、玄览、灵悟、禅观的方法，在此之后应用语言逻辑思辨的方法只不过是对重大的发明发现加以证明以及推广而已。借用外在的工具、语言符号概念、理性、逻辑思维体系去研究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直接指向人心的佛和道的精髓要义，是完全不可能的。隐喻性、象征性、模糊性的说法，注重营造和烘托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形外之象的表述方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可取的方法。老子为何只写了五千言？真正的佛经也不多言，禅宗更是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许这才是能见佛得道的大法。语言的实质只是一种人类借助符号媒介系统用以传情表意、交流沟通的工具。哪怕再好的、再精确的语言，在传情表意时都只能是抛砖引玉性的、粗略、局部的、点到为止的、以点带面的提供某种意象、情景、意境。即使是较为精确的科学语言也不例外，只是较之生活语言和诗的语言精确性要高一些，需要通过提供语境才能够表意的成分少一些而已。语言是人类在不能找到更好的传情表意进行相互交流的工具时，目前人类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交流工具。但却远远不是理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支蹩脚的拐杖。特别是在人类进行深奥的情感体验和超意象的交流沟通时，语言就失去了作用。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只可意会、妙觉、玄览、禅观、灵悟，不可言传的时候非常多，语言永远也无法说明什么是“道”、“美”等极深、极难、极复杂的内涵。禅宗深知“高峰妙”上是不可言，甚至是不可象喻的。只能在某种妙境中禅观、直悟。再高超的直抒胸臆、直白描写和叙述描摹、再现都只能获得有限的、粗造的传情表意，正所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不能交流传达出精致的、意味无穷、深妙幽远的心境和神韵。也不能进行不增不减的全息相应、圆融洞通的交流。唯有通过某种高妙的造境、创建心灵全息场，并且具备了“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的能力，才能凭借境界获得意味无穷，无限深妙幽远的内蕴和不增不减的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传心、传神的认识与审美、交流与沟通。老庄为什么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第十四章），“至精无形”（《庄子·秋水》）佛陀为什么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在老庄和佛家看来，无论人用多高的技艺、多么卓杰的语言和使用多么精巧的工具，只要一发出声来、一使用语言和工具媒介、一造出形来，所表现的东西就必然是挂一漏万、有偏不全的。一经言说的美，那怕是绝顶高超的诗人的言说之美，就不再是全美；一经发音的乐音，哪怕是最杰出的音乐家昭文所演奏出的乐音，就不再是全音的天籁之音，因为“至乐无乐” （《庄子·至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知北游》）。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无乐之乐”乃是指已经处于欣赏领悟至为高妙的天籁之音的化境，而能与整个天地宇宙中的至全至美的音全息相应、圆融通会，再无需凭借任何另外的演奏技能奏出的乐音。只有在至高的清静无为、五蕴皆空、澄怀无住中才能生出妙有，才能“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到一切音、一切象，也就是在无思、无言、无任何工具媒介的“无待”中与天地宇宙中的一切象、一切音、一切美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由此可以近一步得知，老庄之所以要提出“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之说，绝非提倡蒙昧主义、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和愚民术，而是在深知即使是圣人之思也是人之思、圣人之智都是人为的人智，圣人的技巧也是人为的技巧，因而都是有偏不全、有漏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类指明了一条能够超越人的局限，充分挖掘人的无限潜能而获取无漏的、全美、全智的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大智慧、大方法。本人认为传情表意、交流沟通有三个层次：一是直抒胸怀、直白的描摹和叙述的方式，精湛和高超的直抒胸怀、直白的叙述固然能够达到较高的认识与审美的层次，但因为其凭借的语言文字，包括图像这一广义的符号媒介系统，本生就有极大的局限性而受到局限。比之更高的一个层次是借象取境，兴象、立象以造境、创建心灵全息场的方式。这一方式如果达到高妙的程度，则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的能力，从而既能够包容直抒胸怀所能够达到之传情表意、交流沟通的最高层次，又能够超越这一层次，进入不可言传、不能象喻、只可“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的超以象外的、更为深广奥妙的无垠世界。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前述的无所凭借的“无待”的传情表意、交流沟通的层次。这正如佛经中所言的“两佛相对无言”之境界。因为这时一切都是全息相应、圆融为一、洞通全晓的。当然许多人可能会否认有这种境地的存在。甚至认为语言之外无世界。不承认有不可言传只可神会的世界存在。认为语言和思维之外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是虚幻的，甚至认为是思维的错乱所致。语言之外真的没有世界吗？虽然，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家对此已有了共识性的肯定回答。如果把思维看作是语言的产物，那语言之外当然就无思维存在，而思维之外当然就没有了可被语言逻辑、外在工具媒介操作的，能被逻辑、经验实证和感知的世界了。事实上这种说法对我们的经验逻辑和六根所感知认识的世界来说，也许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但其价值只是一种人类为自身划地为牢、自我界定，并在这种牢界内尽可能踏实、高效的有所作为的价值。当站在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上来看，这种看法其实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负面的。这将导致划地为牢、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偏狭有限的意识和思想的产生，导致人类对大是大非、大善大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