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王佐良：在婚姻里诗意漫步] 心中有风景,人生有诗意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张海迪喜欢上了这个瘦削、俊朗的大哥哥，但顾及到自己的身体，她还是违心拒绝了王佐良的爱意，并劝他打道回府。王佐良却执著地在她家里住了下来，主动担负起伺候张海迪的任务。并帮她学习英语、德语。王佐良还找来杂木，糟心为海迪做了一副轮椅，两人学习累了他就推着她到外面转转。渐渐地，海迪发现两人性格、志趣相投。而且她被王佐良那种做事执著、儒雅、温文的气质深深打动了。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王佐良随着海迪从莘县到聊城，到济南，转眼间琴瑟和鸣地生活了26年。
　　为了方便照顾海迪，王佐良一直和海迪及其父母住在一起。1990年以后，他们搬进了济南市花园小区，这个小区是济南市为解决市内各界知名人士“房困”问题而建的，人称“名士楼”，张海迪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多年来，王佐良和妻子的生活已达成了默契。每天晚上，他们和父母一起吃过晚饭，看完新闻联播后，夫妻俩便回到书房，一人一张书桌开始了一个晚上的学习和写作。屋子里静悄悄的，两人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惟有敲击键盘的声音时疾时缓地在书房里回响着。
　　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丈夫合作，共同翻译了一本20万字的美国长篇小说《莫多克――一头大象的故事》。本来，张海迪是想独力完成这部小说的编译工作。但她经常被书内的情景感动得泪水潸然，以致哀伤得不能自己。于是，她便请丈夫出马相助，把那些感伤的章节交由他完成，这也是两人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合作。
　　20多万字的小说，就是在他们小小的书房里，经过几百个这样的夜晚诞生的。有时为了一两个单词的说法，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张海迪在此书的《译序》中说：“尽管我们曾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读者朋友。在此，我想对我的合作者(我的先生王佐良)说――我爱《莫多克》，我也爱你!”
　　几乎所有的夜晚，夫妻俩都这样默守书斋，有时实在太累了，一个便说：“嗨，不行了，我们歇会儿吧!”于是，王佐良就推着海迪走一走。这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快乐，走一会儿，海迪便说，现在就当我们是去公园，你说现在走到哪儿了?王佐良便说，走了还不到一半呢。于是，他们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而那个公园也永远到不了。
　　其实，在济南定居这么多年，夫妻俩还真没去过一次公园呢，海迪舍不得花费时间，也怕给人添麻烦。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厮守在书房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天南地北地“神侃”，谈见到的人、碰到的事，谈艺术，谈社会，谈人生，任两人的思想火花在那间小小的书房里一次又一次地碰撞。
　　20多年的光阴，夫妻俩就是这样，妇唱夫随，相濡以沫。20多年来，王佐良从没有外出理过发，他的发型全是妻子亲自做的。20多年来，张海迪活在诗意里，活在自己单纯的世界里，而王佐良就是那个读诗的人。
　　
　　“先生是我的‘健康顾问’兼‘形象顾问’”
　　
　　“一个人病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进取的信心和力量。”当年张海迪在报告中说的这句话曾激励了许许多多残疾青年，也同样激励着她自己。这么多年来，作为丈夫，王佐良经历了妻子遭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因此，他照顾起妻子来也格外尽心。
　　1985年，由于昼夜伏案创作《轮椅上的梦》，张海迪的鼻梁被眼镜压破一块，从此不断溃烂出血。可为了写作，她全然没有在意，一边用手绢捂着，一边仍不停地写。就这样拖到1990年，她被确诊为鼻梁基底细胞癌，张海迪又一次面临着死神的威胁。
　　可张海迪依然无所畏惧，她笑着对医生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为防癌细胞扩散，她需要手术。在手术台上，因为高位截瘫不能麻醉，她就凭自己的意志去抵御疼痛。她在手术台上时，甚至听得见手术刀划开自己皮肤的声音。
　　几个小时后，当张海迪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时，王佐良急步走上前握住妻子的手。难过加上紧张，他鼻梁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为了安慰丈夫，张海迪风趣地说：“我想假如我是被捕的地下党员，无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我都不会叛变的，而你可就难说了，你看，你的手都被吓得冰凉了!”
　　经历过生离死别，王佐良对妻子照顾得更加周到了。每天清晨，他匆匆忙忙赶到城东的学校上班，中午不管凤吹日晒，再骑上半个小时的车赶回家。他不放心海迪一个人在家里，只要见到她便是一种欣慰。
　　
　　“我爱《莫多事》，我也爱你!”
　　
　　今年58岁的王佐良是上海人，曾在安徽庐江县插过队，他为人谦和，儒雅温文。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培训中心的资深教授，他身上有着十足的书卷气，而且一看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王佐良清楚地记得，那是1981年12月19日的上午，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就被头版头条那篇《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的报道吸引住了。玲玲是张海迪的小名。反复读了几遍文章后，他对身残志坚的玲玲姑娘升起了一股倾慕之情，立即提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张海迪。随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友情与日俱增。
　　几个月后，王佐良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莘县。向张海迪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对于彼此的第一印象，他们各自写过一段文字。海迪这样写道：“十多年前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晴朗的早晨，他站在了我的面前，还给我带来了很多有趣的书。这些书都是我向往已久的。我不知道他怎样猜出了我的愿望。我对他并没有陌生感，如同见到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他的坎坷经历、书生气质深深打动了我。”
　　而王佐良对张海迪的第一印象则是：“这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姑娘，洋溢在她脸上热情的笑容和话语中丰富的词汇，使我觉得她小小的居室正像外面春天的原野，焕发着青春蓬勃的朝气，让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残疾!”
　　近年来。张海迪不能较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写作了，王佐良的妻子添置了笔记本电脑。后来，张海迪甚至不能倚着床或平躺着写作了，她必须将电脑放在身体的一谢，扭着身子敲击键盘。王佐良只要在家，就时常叮嘱妻子注意休息，或给她端杯牛奶喝，或给她按摩肩膀放松放松。
　　两人晚上经常工作到凌晨时分，有时，王佐良睡得早些。张海迪常常过来叫醒他，急火火地说：“快去看看，电脑可能出了故障，文章被删掉了一部分!”或者：“是不是打印机出了问题?”作为家里和单位的“电脑专家”，王佐良总是责无旁贷地一骨碌爬起来修电脑，有时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能重新躺下来，迷糊一会儿就该去上班了，可他没有任何怨言。
　　张海迪爱书成癖，每个月都会列出一串要读的书目，然后，王佐良便会不辞辛苦地给妻子买回来。有些海迪没说要买的书，他就把目录抄下来，带回家供她选择。
　　张海迪喜爱画油画，写作之余还创作了多幅画作。2005年6月，张海迪读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读着读着，小说里描绘出的意境让她有种想用画笔表达出来的冲动。于是，她转着轮椅冲到 画架前，可她的颜料大部分都用光了。那会儿，张海迪很着急，她怕那稍纵即逝的灵感会离她远去。
　　张海迪把自己的感觉对先生说了，王佐良二话没说就出了门。几个小时后，他大汗涔涔地回来了。张海迪打开箱子一看，天啊!先生给她买了一大堆油画颜料，画笔也有十几枝。还有一大瓶调色油。张海迪笑着说：“这些能让我画多少画啊!”王佐良呵呵笑着说：“怕你以后有灵感了，没有颜料记录下来，就多买些备份吧!”
　　像所有女性一样，张海迪很爱美，也喜欢打扮自己，有时一条纱巾、一件毛衣的颜色，她都会精心挑选，在身上比来比去。王佐良出差时，总不忘给妻子捎件纱巾、毛衣之类的礼物，而且买回来的衣服常常让张海迪眼前一亮。在多种场合，很多人都对张海迪的着装大方、新潮赞不绝口，海迪总会笑着说：“这要感谢我的先生。她可是我的‘健康顾问’兼‘形象顾问’啊!”
　　张海迪爱好广泛，她参加过残疾人运动会的气手枪比赛，歌唱得也颇具水准。有时，两人工作累了，也拿起麦克风，来个夫妻对唱。张海迪不仅在生活中唱，还唱到了国外。她的MTV《我的梦》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还获得了1994年首届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金奖。对于妻子的歌唱天赋，王佐良赞不绝口，更是妻子的铁杆“粉丝”。
　　张海迪和先生是一对不折不扣的足球迷。2006年的足球世界杯，两人甚至凌晨三点爬起来看球赛。德国队对阿根廷队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罚点球的关键时刻，王佐良分析阿根廷队罚点球的技术不行，他觉得德国队能赢。而张海迪则希望心目中的英雄球队阿根廷队胜出。最后，结局不幸被先生言中。海迪大恸，泪花闪烁地唱起了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歌曲，王佐良赶紧安慰妻子。
　　生活中，王佐良与妻子志趣相投，琴瑟和鸣，很少红过脸。有一次，张海迪问先生：“你对我厌倦过吗?”王佐良俯下身子，在妻子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握着她的手说：“怎么会呢?我永远都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都给我新的热情和活力。”听了这话。张海迪开心地笑了。
　　
　　“你当咖啡馆老板娘，我做‘侍应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报纸曾经发起过讨论：张海迪到底应不应该结婚?对于这些争论，张海迪和王佐良一笑置之。张海迪觉得，抛开她赖以代步的那张轮椅，她和先生跟中国千千万万平凡的夫妇没有太大的区别。
　　张海迪虽然只能靠轮椅移动，但这不妨碍她对生活的热爱。平时在家里，她尽可能地做些家务，譬如扫地、擦桌子等。张海迪还很喜欢做饭，但家里厨房太小，她的轮椅进不去，她就让不善烹饪的丈夫代她“操作”，做她发明的菜品，比如“丰收在望”(其实就是蒜蓉辣椒酱拌胡萝卜)、“金谷满仓”(番茄沙司炒鸡蛋)。做菜时，张海迪在厨房门口一、二、三地说步骤：“先放油”，“放葱花”，“用急火炒”……而菜做出来时，海迪总会吃得津津有味。因为这里面有她的智慧，王佐良更是开心。
　　张海迪和王佐良都是喜欢孩子的人，他们当然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张海迪非常喜欢女孩，她曾对丈夫说，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现在也该上大学了。说这话时，张海迪的语气里透出掩饰不住的伤感。
　　有一次，张海迪问丈夫：“我们没有孩子。等我们老了，该怎么办呢?”王佐良将妻子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一起上敬老院!”海迪动情了，她看着先生，定定地说：“也不知能不能熬到那一天，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要找一个健康的人来陪伴你!”王佐良笑着制止妻子说：“怎么说出这种不争气的话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还要活上一百岁哩!”
　　虽然不能像常人那样成为一个幸福的母亲，但张海迪却把爱给了更多的孩子。在丈夫的支持和鼓励下，她为孩子们写书、译书，还在几年前捐出巨额稿酬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对于残疾儿童，张海迪更像母亲一样处处关怀，在每年的“两会”上，海迪为全国的残疾人朋友提了很多切实的议案。
　　张海迪和先生不仅爱孩子，对小动物也有一种悲悯情怀。他们曾养了一条白底黑花的“西施犬”，张海迪给它取名“板凳”，这条狗整整陪伴了张海迪夫妇14年。
　　张海迪称自己是“板凳”的“大姨”，先生是“板凳”的叔叔。多年的朝夕相处，张海迪夫妇和它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板凳”已经成了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王佐良每天下班回来，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板凳在哪儿?它在家乖不乖?”
　　可有一天，张海迪、王佐良发现“板凳”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有它的影子。这时，张海迪的泪刷地就下来了，她担忧地问丈夫：“你说我们的‘板凳’还能回来吗?”王佐良安慰妻子：“肯定能!”
　　可一连三天都不见“板凳”的身影，王佐良夫妇竟难过得吃不下饭。王佐良跑遍了宠物市场，到处张贴寻狗启事，并印上了“板凳”的相片。经过10天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板凳”已被人送到了烟台，第二天早上八点就会送过来。听了这话，夫妻俩喜极而泣。对于陪伴了他们十余年的“板凳”，那就是他们共同的孩子啊!
　　然而，半年后，陪伴了王佐良夫妇14年的“板凳”寿终正寝，两人噙着泪把小狗和它日常使用的所有东西埋在了一块草地下。张海迪和先生几天里都很伤感，她还在博客上专门写了篇催人泪下的悼文。题目为《永别了，板凳!》。
　　对待孩子和小动物，张海迪和先生都有着共同的情感，生活中的他们也心灵相通。有一年，王佐良被派往加拿大学习，两人远隔重洋，彼此只能靠书信和电话思念。张海迪发现，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们的感情浓得依然化不开。
　　时光荏苒，张海迪夫妇如今都已过了天命之年。一天晚上，两人工作累了，王佐良推着妻子散步时。张海迪感慨地说：“岁月不饶人啊!转眼咱们都成了快退休的人了，退休后，我想开个咖啡馆，过过当老板娘的瘾!”王佐良憨憨地笑着说：“你若不嫌我老，我就给你做个‘老侍应生’，开不开工资都行。”一句话说得张海迪朗声大笑。
　　如今，张海迪当选为中国第五届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作为另一半，王佐良清楚，妻子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最希望的是自己退休后，边做学问边照顾劳碌的妻子，然后两人一起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