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概念历史沿革及逻辑分析,运动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

　 内容提要：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概念保证。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但是，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则可以看到，“实践”概念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确立，而是经历了由“运动”“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历史

　沿革，通过澄清这一点并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实践思想是如何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从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关键词：毛泽东；运动；调查研究；社会实践；

　 毛 泽东对实践范畴本身的探讨实际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青年阶段、井冈山阶段和延安阶段。他在这三个阶段上，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随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引进，分别提出了“运动”“调查研究”“社会实践”这三个重要范畴，表现了他对于实践本身的理解与概括呈现出阶段性，有一个逐渐走向成熟以及把握得更加准确的过程。

　 一、青年毛泽东的“运动”范畴

　 青年毛泽东寻求大本大源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联系他对客观宇宙规律和人生世界真谛的基本理解，不难发现支配他的思想行为选择的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就是《体育之研究》中说的“动”：“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有动而已。”①这里的“动”，显然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最高范畴，这是天地身心的

　最根本最原始的本性，而且还是宇宙的目的所在。从青年毛泽东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动”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的确立是较为根本的，他对社会、人生和知行问题的许多看法最终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即掌握了“大本大源”的圣贤。“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②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极其肯定知对于行的决定作用，他希望借助掌握“大本大源”的圣贤之力改变中国的命运。青年毛泽东甚至认为，“心力”就是主体的精神、信念产生的力量，也就是意志。他曾以《心之力》为题，作了一篇受到杨昌济赞赏的文章。

　湖南一师毕业后，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激烈的社会斗争，而随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入，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重新认识“行”的重要性。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毛泽东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现出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③“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④，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⑤。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看到了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重要性，而且还较为明确地使用“运动”范畴来表明自己对实践活动的理解。

　著名的驱张运动之后，青年毛泽东在 1920 年 9 月 26 日撰写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明确谈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⑥这里不断出现的“运动”“实际的运动”等表明，青年毛泽东开始用“运动”这个范畴来宣传他对实践活动的基本理解与态度。

　应该说，相较于青年毛泽东早期的“以理驭行”的知行思想，青年毛泽东此时提出“运动”概念是具有思想转折意义的，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行比知更重要、更根本。但是，使用“运动”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显然并不仅限于此，它在更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青年毛泽东开始尝试着用“运动”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一种理解，因此，这里的“运动”既不能从物理意义上加以理解，也不能从单纯的活动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更应当从“实践”范畴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运动”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关于“实践”范畴早期的最为素朴的表达方式。

　 1926 年 9 月，在《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革命。”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⑦。

　1927 年 3 月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作。文中毛泽东在强调理论的指导意义的同时，努力证明实际发生的运动是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毛泽东明确告诉世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取得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

　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⑧。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还警告说：“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它们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运动“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⑩毛泽东把农民运动、农村革命提到了国民革命关键的高度来进行评价。他写道：“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报告还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二、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范畴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早年就已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新文化运动前期，虽然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十分复杂，但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却支配与笼罩着他。随着运动的发展，他在认识上越来越

　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他指出，对于社会改造，怎样研究，怎样破坏，怎样建设，依靠头脑的“冥想”必然陷入错误，拿到社会上去“多行不通”，要想思想合于实际，则必须“实地调查及研究”(12)。早年毛泽东还曾对一些人的主观主义的认识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罗学瓒于 1920 年 7 月 14 日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列举了种种现象，批评留法学生中有的人犯了道听途说、先入为主、不调查研究的坏毛病。他痛切地指出，像这种不调查对象的事实，“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就是“主观迷”。他还批评了几种主观主义的认识错误，即用“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的是非”“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局”“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等。他认为，这正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因此他主张留学生必须“尽调查留心的责任”，才能真正得到“考察求学的利益”。毛泽东完全赞成他的看法，认为他对这种不调查的主观主义“说得最透彻”，应当把这种批评意见，“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13)。

　尽管上述事例均表明在毛泽东那里与“调查研究”相关的概念的使用是较早的，但是，“调查研究”真正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提出却是在井冈山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期。为了探索革命的途径和方式，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少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由此引发一场争论。这场先由托陈取消派挑起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进而扩大到社会理论界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大事件。其核心问题是：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中究竟谁占优势?它们的发展程度如何?中国现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等。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 1930 年做了一系列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调查，其中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以及围绕土地革命的方式和效果而写的《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木口村调查》等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早期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主要是围绕“运动”范畴展开的，那么，在 1930 年做了一系列农村社会状况调查之后，毛泽东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明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泽东此时已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运动”这个概念不足以全面地概括与总结实践问题，因此，他开始大胆使用“调查研究”这一概念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在《兴国调查》的整理后记中，毛泽东说道：“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4)在这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从 1930 年前后到 1935 年，毛泽东的著作很少。《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这一著名论著是毛泽东于 1930 年 5 月在江西寻乌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之后写下的调查报告。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批判了教条主义，从调查研究的角度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而且还在于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关于实践问题思想认识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虽然只

　有短短的七千字，却浓缩了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为主要范畴来表达的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与新的阐发。

　第一，阐述了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是洗刷唯心精神的根本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5)这一观点表明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就是认识的开头或起点，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产生，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而不是调查研究的起点。毛泽东说道：“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由此可见，毛泽东实际上已将调查研究视为党的斗争策略即人的主观认识的真正来源。而且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进一步彻底清算了唯心主义。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6)

　第二，指明了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主观与现实统一起来的一座桥梁。在毛泽东看来，做实际调查，并不单纯是走走看看的过程，而是深入到群众中间，客观地、全面地、细致地看问题的过程。因此，这种调查研究是由表及里的，其结果是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的。毛泽东说道：“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种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17)这样

　一来，客观地说，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已经超越了类似感官感受等认识世界的手段的范围。对于那些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做文章的调查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则形象地形容：就像挂上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廓，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毛泽东甚至明确提出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他说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18)因此，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科学地解决了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关键性的环节。

　第三，对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做了列举和批判，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明确列举并批判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几种错误情形：(1)“先哲标准”。毛泽东在批判本本主义时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9)在这里，为了使人们更充分认识到“先哲标准”的危害性，他明确将“先哲标准”作为一种错误倾向列举出来。(2)“本本标准”。毛泽东认为，由于文化落后，许多中国的农民有“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的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0)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区分“本本”与“本本主义”，而将“本本主义”作为一种错误

　的倾向做了批判。(3)“上级标准”。毛泽东说：“我们说上级领导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21)最后，对于上述错误认识，毛泽东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他说：“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力求通过澄清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扫清在树立正确的真理标准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障碍，从而为人们认清调查研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理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实践”范畴

　 为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开始广泛阅读李达、艾思奇等翻译与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与理解，开阔了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论视野，从而使得他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重大理论成果。《实践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尽管它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但是，它的诞生则标志着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理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许是深感“调查研究”范畴容易与“狭隘经验主义”相混淆，毛泽东不仅用“实践论”来作为自己新书的标题，而且还在该书中明确地使用社会实践范畴来表达自己对实践问题的理解。这一切均表明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把握已由自发进入到自觉、由素朴进入到科学。

　 通过科学的运用社会实践范畴，《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将毛泽东理解实践问题的精华部分集中地表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实践思想的主要精神实质。毛泽东在《实践论》的开篇便说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22)，因此，正是在科学地使用“社会实践”范畴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提下，抓住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和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致命弱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想。《实践论》建构了一个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核心的认识论体系。它系统地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加以科学阐述，从而使关于实践本质的基础性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正因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敢于突破中国传统知行哲学在范畴上的限制而大胆使用“社会实践”范畴，所以毛泽东实践思想被正式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轨道上来，从此毛泽东实践思想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的形式出现，而且毛泽东也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的当之无愧的创始人。虽然“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两大范畴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但是，毛泽东从“调查研究”范畴过渡到“社会实践”范畴，却表明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思想变革。从理论研究的范围来看，在《反对本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是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以调查研究的成果去反驳当时出现的“唯书”“唯上”“唯先哲”的做法。因此，他从现实斗争中抓住了调查研究这个基本范畴，以此出发去解决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调查研究”这个范畴虽然把握了实践活动的基本存在形式，但还不能反映实践活动的全部丰富内容，因而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来看，它还没有达到从整体上把握实践活动的水平。人类实践活动并不仅仅体现为调查研究这样一种

　活动形式，而是以人类的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为基础的。这就要求在“调查研究”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形成同这个范畴紧密相连而又高于它的新范畴。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社会实践”范畴，毛泽东科学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当然，对于毛泽东“社会实践”范畴的提出，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理解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从范畴的性质来看，毛泽东“社会实践”范畴的提出，既是其以往使用的“运动”“调查研究”等范畴的潜在规定性得以展开、发挥与实现的结果，也是对他以往使用的“运动”“调查研究”等范畴所包含的素朴性与片面性加以扬弃的结果。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过渡到他物是‘存在’范围内的辩证过程，映现在他物内是‘本质’范围内的辩证过程。反之，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得到发挥和实现。”(23)他还写道：“在第二范围内，那最初自在存在着的概念，达到了映现；所以它已经是潜在的理念了。这一范围的发展成为到第一范围的回归，正如第一范围的发展成为第二范围的过渡一样。唯有通过这种双重的运动，区别才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即被区别开的双方的每一方就它自己本身来看，都完成它自己到达了全体，并且在全体中实现其自身与对方的统一。唯有双方各自扬弃其片面性，它们的统一才不致偏于一面。”(24)黑格尔的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这样一点，即：概念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概念身上潜在的东西得以实现与发挥的过程，而且与此同时，后面的概念是对前面概念的片面性加以扬弃的产物。

　 由此看来，毛泽东“社会范畴”的提出并不是对其以往使用“运动”“调查研究”予以抛弃的结果，而是将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潜在的规定性加以展开、发挥与实现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是将它们的片面性加以扬弃的产物。例如，就“运动”范畴而言，尽管表面看来它与社会实践范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从马克思最初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等角度来看，“运动”范畴与“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这些表述之间有着非常素朴、直观、直接的联系。“社会实践”范畴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运动”范畴的潜在的内在规定性得以展开、发挥与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以被看作是对“运动”范畴的直观片面性加以扬弃的结果。再比如，就“调查研究”范畴而言，它是由“运动”范畴过渡到“社会实践”范畴的中间环节，因此，它所具有的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从一方面看，它是对“运动”范畴的笼统性加以扬弃的结果，从它的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对实践的具体存在形式有一定的具象性的了解。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自身存在着较为明显片面性的一种概念存在形式，相对于社会实践范畴而言，其自身缺乏有着丰富内涵的全面的、具体的抽象性，它只是部分的抽象，而正因为如此，它需要向“社会实践”范畴过渡，发展成为“社会实践”范畴。

　第二，从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社会实践”范畴的提出，是他的认识进入到全面的、具体的阶段的产物。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拥有了关于实践这种人的感性活动的较为全面、完整、具体的认识。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道：“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致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

　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25)由此可见，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看，认识一个事物，实际上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阶段；第二阶段是把混沌的具体稀薄为抽象、各种规定的认识阶段；第三阶段是把各种规定综合起来，形成全面的、具体的认识阶段。

　当毛泽东使用“运动”范畴时，这是对实践这种“人的感性活动”的最直观的表述，这种表述是笼统的、混沌的，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它表明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处于关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最初阶段。从“运动”范畴中，人们显然无法体会出实践活动所特有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特点。当毛泽东使用“调查研究”范畴时，对实践这种“人的感性活动”就有了较为抽象的把握。尽管从“调查研究”范畴中，人们可以部分地体会出实践活动所特有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特点，但是由于它只是部分性的认识，所以它只算是认识的第二阶段的认识，而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第一阶段到达第三阶段必经的中间环节，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从表象中的具体直接进入思维中的具体。当毛泽东使用“社会实践”范畴时，这种认识结果显然既较为全面又较为具体。马克思说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6)因此，从“社会实践”这个范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实践与人的社会性之间的联系的存在，而且还可以从内涵与外延

　极为丰富的意义上去理解实践活动。此时的实践范畴并不像“调查研究”范畴那样只包含着较少的内在规定性，它完整地体现出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特点。

　第三，从范畴的表现形式来看，“社会实践”范畴的提出，是毛泽东对本人以往的实践观点的科学改造、丰富、整合以及提升，而在此之前的有关实践的认识虽已过去，却并没有消失，是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被包含在“社会实践”范畴之中。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毛泽东以往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实践的基本内容，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萌芽。因此，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力图提出一个反映社会整个运动的范畴时，他并没有离开自己以往思想发展的大道，而是直接继承与发展了自己以往的实践思想，一方面吸收了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克服了它们在性质与内容上的不完善性、片面性，从而使实践范畴带着以往发展的成果，上升到科学的、完整的理论形态的高度。

　在 1941 年 3 至 4 月撰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27)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新的起点上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加以重新审视的结果，因为此时毛泽东已经拥有了“社会实践”范畴及相关思想。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思想截

　面上。透过“社会实践”范畴，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发展历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做过许多调查研究，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把广泛的调查研究概括、提炼为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认知态度。毛泽东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28)毛泽东甚至把调查研究活动，视为“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其中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江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29)对徐、郦的推崇，显然来自毛泽东对他们那种不为“定论”、经书所束缚，而是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找出科学的结论的实践精神的赞赏。

　 四、结语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的概念保证(30)。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概念涌现的积极意义恰好印证的是列宁有关概念、范畴的基本观点，即“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

　结”(31)。由于“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形成自己独特特点的重要概念保证，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对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历史沿革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加以深入分析，既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认清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中有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又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如何逐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们通常强调《实践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意义，而从“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来看，毛泽东的《实践论》的重要地位还在于通过正式地树立“实践”概念，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打通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间联系的桥梁，从而真正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