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杨 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其本质要求和首要任务[1]，而以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与根基，充分发挥实体经济的物质技术支撑效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举措。实体经济可以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特质[2]，促使其高质量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基于此，在新的经济环境与时代背景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尚处于探索深化阶段，相关路径导向亟待进一步明晰。为此，本文在总结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内涵、战略框架、战略定位以及战略价值。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出发，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略与创新路径，以期为加快形成“资源共享、功能互嵌、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联动式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参考。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提升经济活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1.实体经济“大而不强、全而不精”

在大力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超美国后，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工业制造业仍面临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导致实体经济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据悉，目前我国仍有35项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受制于人，其中有28项技术集中在芯片制造、航空航天制造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受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尽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致使实体经济产业链、价值链整体仍处于全球中低端水平[3]。近年来，国内华为、小米等部分企业已意识到技术创新与研发的重要性，不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但是由于我国整体创新基础薄弱，“卡脖子”技术难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难以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缓慢

近年来，受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以及“双碳”目标的影响，政府部门、各行业企业与社会组织均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各方的积极努力和配合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迈进。但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工业领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且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致使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缓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制造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均不足80%。并且，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依赖煤炭，而对太阳能、风能、水力、核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利用率不高。《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量仅为23.4%。总体来看，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缓慢。

3.区域、行业要素分配不均衡

目前，我国区域与行业的要素资源配置并不均衡，难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稳步发展，致使实体经济市场规模优势尚不明显。一方面，区域要素分配不均衡。一直以来，北方省份资源较为丰富，能源产业、重工业等发展规模较大，轻工制造业并不发达，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度与南方相比较大[4]，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科技发达，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远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故东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9个，以南北方划分，其中，南方7个，北方2个；
以东中西部划分，其中，东部6个，中部3个，西部地区省份并未达到全国均值。另一方面，行业要素分配不均衡。观研天下等机构整理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56%的土地要素用于支持农业发展，70%的劳动力要素会进入工业制造业和传统零售业领域，资金要素主要流向高端制造业领域。这种差异化、偏向性的行业要素分配模式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致使实体经济发展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5]，抑制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充分借助以物质技术为支撑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总的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后半阶段，但距离全面工业化目标还相去甚远[6]。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作出分析，期望能够助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实体经济根基。

1.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内涵

进入新时期，以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基于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的实体经济围绕科技制高点进行的国际战略博弈[7]。简单来说，科技革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的相互渗透、融合迭代，强有力地催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这无疑会重塑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构以及组织形式，并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赛道。另一方面，得益于创新资源的不断释放，实体经济价值链有了突破“低端锁定”困局的路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76.6%。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关键是要完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避免“脱实向虚”。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统筹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最终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此情形下，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加快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而且是以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绿色制造等助力实体产业升级转型的务实之举，与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标相契合，符合整体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发展要求。

2.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框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到2035年的总体发展目标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于此，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党中央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依据。目前，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统筹好中国式现代化与百年变局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走实向深的焦点。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把握好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势能。以东、中、西、东北部四大板块发展战略为基础，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高标准创新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构建区域间协调与融通发展的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格局。此情形下，实体经济通过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努力缩小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差异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强化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及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8]。要重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等，系统性塑造实体经济新发展优势、新发展领域、新发展动能，最终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资源互通、质量并举的中国式现代化高效发展局面。

3.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其一，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实体经济为引擎和根基，积极支持全产业链技术装备攻关、产业基础流程再造、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有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二，掌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动权。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肯定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表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提高制造业水平、推进现代化工业发展、助力我国经济“脱虚向实”的关键。实体经济作为供应链的中间环节，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联性较强。围绕核心实体企业，相关供应链主体负责将零部件、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经由销售网络输送至消费者。供应链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消费者进行功能性网链连接，高效率反馈资金流、实物流、工作流、信息流等数据。此外，实体经济高质高效发展，一方面能够加速资本积累，使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业受益；
另一方面能够产生大量生产性中间投入服务需求，使现代服务业获取生长沃土，继而助力我国掌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动权。

其三，赢得国际经济发展话语权。以高质量实体经济为基础，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成为我国掌握国际经济发展话语权的关键。高质量实体经济能够借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并利用外资，留下优质存量外资，继而反哺我国实体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切实保障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提升实体经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增强相关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发展话语权。

其四，构筑高质量供给关系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一系列社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现从低级向高级突破性变化，继而驱动社会经济完成合理科学增长的过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必要构筑并发挥实体经济的战略优势，以此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形成高质量供给关系体系支撑。由此，持续提高我国供给关系质量不仅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而且可以显著增强我国社会经济质量优势，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切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走实向深。

4.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价值

近年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出台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实力就越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强[9]，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硬道理”。从实际发展情形来看，我国实体经济的一些重要制造业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支撑国民经济不断壮大的核心力量。但这一过程中，我国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配套能力偏弱、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坚持以效益提升、质量供给、创新发展等途径突破实体经济的基础能力短板、关键能力短板以及核心能力短板。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和平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现代化[10]。实体经济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以及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其高质量发展可以助力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我国应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内外循环为核心、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基本方略，多维发力共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非单纯的平均主义，而是在扩大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解决好多种分配问题[11]。要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要用更高要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唯有牢牢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国家才能大力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最核心、最主体的部分是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持[12]。鉴于此，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共同富裕目标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以稳定制造业比重为基调，促进制造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二是以“两业融合”为抓手，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链和供应链，壮大实体经济；
三是以数实融合为根本，在新动能打造的过程中拓展实体经济。

2.以内外循环为核心，夯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时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市场化规则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就必须充分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积极构建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3]。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内外循环为核心，走和平发展道路，夯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就内循环而言，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助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和行业差异较大，实体经济的市场规模优势尚未全面发挥，需要破除地域限制、缩小区域差异、打破行业垄断，推动实体产业创新发展。要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要素市场化，建立公平竞争制度。各主体应紧跟政策安排，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就外循环而言，我国应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通过深化对外开放，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互动，促进经济外循环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国可充分利用国内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制造业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畅通经济外循环，推动实体经济高速增长。

3.以绿色发展为主线，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会激活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促进国家经济总量提升。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会加大全球能源和环境承载压力[14]。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中国必须摒弃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减少能源要素投入与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层面，应不断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与标准体系、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支持体系、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多方营造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良好环境。在行业层面，相关主体应加快调整产业发展重心，不断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能源结构，推进各类资源的集约利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以此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企业层面，实体企业应发挥绿色资源和冷资源优势，集中力量打造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旺盛活力的新经济增长点，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社会成员层面，人们应自主树立生态、环保与节约意识，积极参加绿色低碳社会行动，坚持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与绿色住宿，助力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

4.以科技创新为动力，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关注高水平自立自强。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15]。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引擎[16]。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要依靠先进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以高附加值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高端位置，推进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换言之，中国需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固底板、补短板，扬优势、强弱项，驱动实体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牵住“牛鼻子”，增强科技创新第一动力。我国要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发挥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驱动实体经济高速发展。二是筑牢“蓄水池”，把握人才第一资源。人才是科技现代化中最活跃的因素，我国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就需要始终保持对创新型人才的“饥渴度”，紧抓人才引进与自主培育，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有力支撑。三是聚焦“卡脖子”，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关键核心技术是中国科技事业破解“卡脖子”难题的重中之重，亦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应有机结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集中优势资源，科学统筹规划，凝聚强大合力，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唯有供给侧和需求侧持续助力，政府、企业和组织机构协同行动，才能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推进路径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完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化解结构性矛盾，需要健全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完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一方面，健全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大的体制机制支持，国家应着力完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做好“六稳”工作，优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环境。政府部门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保持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M2的稳定增长，以此稳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环境。二是引导资金流向，构建倾向实体企业创新活动的金融体制机制。政府部门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开发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科技金融产品，引导资金流向高科技实体企业，为实体企业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三是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政府部门可以从优化调整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实施机制、健全基础前沿研究投入支持机制、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机制等方面，加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一是坚持公平保护实体产权原则，完善实体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具体可完善合同、物权等相关法律制度，健全实体企业财产权保护与激励政策，保证实体企业权利平等。二是落实实体企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破除行政垄断。清理妨碍实体企业公平准入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实体经济公平交易的政策体系、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政策体系等，化解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三是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加快完善绿色低碳技术体系，从多方面营造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良好环境。四是健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法规标准，具体可加快数字安全立法，完善数据交易、安全保障、数据开放共享等法律法规，明确界定数据产权归属、应用范围、使用权限等内容，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优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

实体经济不是“空中楼阁”，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土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营商环境[17]。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我国应聚焦“市场基础+外部条件”，持续优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

就市场基础而言，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创新市场信用监管模式，推进行政审批模式创新，实现“互联网+监管”“区块链+监管”等监管模式创新，提升政府对实体企业的精准监管，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政府部门可针对批发零售、旅游文化、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行业特性，实施差异化监管，不断降低市场环境风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实体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高校与实体企业合作，共同健全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我国可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复制推广，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试点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而带动全国实体经济营商环境的整体优化。

就外部条件而言，政府部门要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营造兼具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的良好营商环境，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国内贸易投资规则与国际规则对接，对标国际先进实体企业发展环境，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实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各地区政府可借鉴京津冀经开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具体措施经验，从商事登记、项目建设、服务优化、智慧政务等多方面出发，大力优化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营商环境。

3.延展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空间

更高水平开放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一是更大范围的开放，二是更宽领域的开放，三是更深层次的开放[18]。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我国应立足更高水平开放的经济新体制，延伸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空间。

在开放范围方面，我国要加大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联系，深入推进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交往。一是强化多层次沟通对话，以创新方式挖掘各方实体经济合作潜力，拓展多边利益契合点。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大开放力度，促进多方实体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经济合作关系等方式，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国内而言，我国应加快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布局，推动重点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我国应进一步巩固特大城市、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地位，发挥这些地区的先导作用，引领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内陆和沿边地区加速开放步伐，形成大小互动、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开放格局。优化国内要素资源配置，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开放领域方面，我国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跨境投资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吸引外资流入；
另一方面要深化与海外的人才、商品、科技等的合作，加速实体经济开放步伐。政府部门应继续扩大农业、采掘业、工业制造业等传统实体经济行业的对外开放，重视科技、教育、金融、医疗等现代实体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要扩大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外资市场准入，取消多领域外资占比限制，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促进实体经济多领域开放。

在开放层次方面，我国应逐渐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规则制定”型开放，应按照自身节奏稳步加入国际循环，提升对外开放层次，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的同时获得国际经济话语权。

4.创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业态模式

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妥善引导数字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发挥媒介资源配置优势，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业态模式创新。

一方面，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在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市场主体应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础支撑。一是加大对5G网络等连接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促进相关基础设施升级；
积极运用“大智移云物”技术，构建大数据网络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提升实体经济各行业的数据处理能力；
完善数字网络基础设施，保证电信网、公共互联网等基础通信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条件。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集成电路、关键核心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研发先进基础设施与零部件，弥补产业链短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保障。三是提前布局新型科技与前沿技术，促进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技术产业转化，推进实体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

另一方面，推动数实融合示范引领。一是持续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融合创新，发挥“数字样板”工程试点示范引领作用，可借鉴海尔、阿里、京东等企业数实融合的生动案例，加快实体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破除技术和资金壁垒，推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二是钢铁、机械、石化等重点实体经济行业应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制定通用型、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路线，为非重点实体经济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与经验。三是可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实体企业，促进中小实体企业的生产装备快速实现数字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