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解构与叙事化：后现代主义下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发展变化与时代定位

李静贤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200444）

自20世纪末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对各个领域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是颠覆，对档案学界亦是如此，后现代主义对许多传统档案学理论观点、思想与方法论提出了质疑与批判，推动档案学界不断涌现出新视野与新主题。其中，社群档案作为一种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观点正在发展，而后现代主义具有去中心化思想、多维叙事方式、批判挑战思维等特征，为社群档案新现象、新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

近年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群档案的建设目标与发展趋势逐渐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全球各地许多国家对社群档案及其相关研究的讨论也愈发激烈，使得社群档案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处于持续更新变化的态势之中。本文以我国社群档案为研究对象，概括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发展困境，进而阐释我国社群档案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发展变化，最后总结后现代主义下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时代定位，以更透彻地认识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社群档案的系统建设与全面发展，激发学界对该问题进行多样化的讨论与研究。

2.1 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背景

理论层面上，社群档案的研究集中表现为“质疑”与“反思”，与后现代档案理论的核心观点相契合。2012年，我国学者首次提出要培养社群性公众的档案意识，倡导社群性公众对档案建设的参与，这可算作是我国社群档案研究的起点。［1］随着社群档案理论研究的拓展与实践应用的开展，社群档案的定义方式逐渐趋于模糊，概念范畴更加广泛、多元，外延逐步扩大，表述没有统一规范。在此背景下，社群档案可包含所有社群形成并留存的档案，体现出社群档案学者允许社群档案外延的界限模糊与融合交叉等情况存在。

实践层面上，后现代主义推动档案工作的文化属性与服务属性更加凸现，档案工作对象的范畴不断扩展，深刻改变着档案实践活动。如对农村贫困人口、留守儿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档案整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人和重要人物、抗疫医务人员、抗战老兵的口述档案等其他特色群体的建档保护。此外，我国还建立了浙江省民间档案文献收藏研究会、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等社会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和各地方的烈士纪念馆，以留存重大历史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的少数群体的记忆。［2］整体建设以官方层面建设为主，民间社群建设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2.2 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发展困境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档案学界更加关注档案与社会公平正义、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与权力保障，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种群走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社群档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与探索，社群档案建设自身的发展矛盾与困境也愈加明显。主要表现为：

第一，我国社群档案发展的地理困境。社群特指那些因为某些特征、行为和价值观念聚集在一起，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一种方式。［3］也就是说，凡是具有某种共同身份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爱好、地域、职业、性取向等）的群体，均可以被称为社群。基于这种认知方式，“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4］的社群档案的定义被广泛认可。自古以来受群聚而居的生活习惯影响的中华民族，在地域如此辽阔的地形条件下形成普遍、广泛而趋同的精神追求。我国不同地域间形成微观聚集的社群，但由于自然物理距离的分割难以形成交流、融合，所以社群的聚集具有微观、分散的特点，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特定的身份特征，也就使得社群档案的发展因受到地域影响而难以快速发展。

第二，我国社群档案发展的制度困境。我国自古以来实行集中统一的政治管理制度，全国从上到下形成了纵向、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无疑为统治阶级管理如此地域辽阔的国家带来了便利。但是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在给档案工作带来统一收集、集中管理的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对的局限性，即无法较全面地顾及社会主体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使得一些群体的档案未被看到，进而没有被纳入收集范围。

第三，我国社群档案发展的认知困境，即社群本身档案意识较为薄弱。社群档案从产生到建档保存都需要社群成员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社群档案的建设离不开社群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社群成员有意识地保存与整理是社群档案建设的基础与前提。这就需要社群成员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群成员对社群建档必要性的充分理解。目前，在我国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广大群众对主流核心价值观具有广泛、普遍的强烈认同和追求，但往往忽视非主流价值体系。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为：社群主体多是具有某种鲜明特色的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往往由于处在弱势地位，存在数量劣势，对于所属社群的建设目标与发展需求及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并未明确划清范围，主体联系分散化，难以形成具有稳固关系、联系紧密且边界分明的组织。因此，在社群档案建档环节缺乏主观能动性，也使得社群档案发展在源头上缺乏自主性。

3.1 社群档案主体的意识觉醒：认知变革

社群成员在社群档案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社群档案的质量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群成员的认知水平、知识背景与专业能力。其中，社会档案意识的提升是社群档案主体意识觉醒的必要条件。社会档案意识作为社会全体成员对档案、档案工作的认识与看法［5］，是整个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档案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档案及档案工作发展现状的反映，这种反映体现了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知水平，以及人们对档案价值和作用的认可程度。［6］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包容度的上升，社群档案所处的社会环境愈发成熟，社群档案成员的身份认同开始觉醒。

3.2 社群档案工作的解构：走向多元

我国档案事业正在努力建设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7］，档案工作的职能以精准化、个性化的用户服务为追求，档案工作者的身份也不再是“守门人”与“保管员”。传统档案工作更多地关注政府机关、企业等主流组织的档案，而忽视了社群档案资源的收集。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群档案的发展重心将更加趋于多元化，比如社群档案内容的多元化、社群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社群档案媒介和载体的多元化。社群档案工作的职能将进一步拓展，更加重视社群档案的建档、保存和利用，从以备查考转变为重视保障群众权益，从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转变为社群群体留存记忆等。如，江苏省档案局于2017年开始推进“百村万户”口述史采集工作，截至2019年已于全省93个县（市、区）在106个村（社区）开展，采访人数2439人，为江苏乡村记忆建设提供了数据容量接近6000G的原始音视频与文本材料。［8］2021年，江苏省档案馆在全国率先为江苏援鄂医护人员开展“为英雄建档、让英雄留名”的活动，为江苏支援湖北的医护者们建立了一人一档专题档案数据库，使得江苏援鄂战疫前线的“最美逆行者”的抗疫记忆永远地保存了下来。［9］

3.3 社群档案内容的叙事化：留存记忆

在社群发展的轨迹中，随着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社会逐渐认可社群成员的权益需求，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追寻社群档案背后的意义，将接续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作为长远愿景，将社群档案作为留存记忆和讲述社群故事的重要载体，有意识地保存社群记录。如，我国台湾地区客家庄的水碓社群开展的守护抢救运动，通过建立社群中耆老的口述档案、绘制社群老地图等手段留存记忆，使水碓社群得以留存。［10］

此外，随着档案叙事逐渐走进学者的视野，社群档案建设的内容开始倾向于叙事化呈现，而档案叙事的内在逻辑之一是引入价值判断。［11］社群档案的叙事范围是以一个个独立社群为基础的私密活动界域，使得社群成员的价值判断发生转变。社群档案最根本的价值是保存社群发展的记录，留存社群内部的集体记忆，进而实现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因此，社群档案将档案价值重心转向价值理性，通过社群档案建设，留存社群记忆，从侧面反映出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社群档案更加注重对于意义创造、情感与精神的追求，也使得社群内部的联系愈发密切。

4.1 主动与指引结合，回归社群主体本位

作为社群档案的形成者，社群成员应从意识上和行动上建立积极主动性，对反映重要社群活动的档案资料进行主动收集、保存、宣传，增强记录意识，注重社群档案的前端控制环节，优化社群档案的质量，回归社群主体本位。在社群建档的初始阶段，社群成员的档案意识、专业素养和知识技能决定了社群档案的质量水平。社群档案主体实现身份觉醒，从档案中获取情感共鸣，是社群档案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若要对社群档案进行可持续性保存和利用，社群成员的主动收集与构建至关重要。

基于我国社群档案生态环境，社群档案的发展仅仅依靠社群成员自身是不够的，还需建立社群档案合作网络。国家层面，应当给予社群档案建设以充分的重视并开展整体规划，建立健全与社群档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以达到政策指引和法律保障的效果。另外，也应针对部分弱势群体（如农民工、留守儿童、老人等）进行自上而下的档案建设，构建全局性档案管理体系。档案部门层面，可与社群成员建立互联关系，构建以社群成员为主导，档案工作者指导与谋划的社群档案管理模式，彰显社群成员的主体地位。社群成员主体层面，应立足我国社群档案发展的实践，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群档案理论，加强与档案学者与档案工作人员的合作，并积极向档案专业人员学习，优化社群档案工作质量。

4.2 共性与个性共存，深入社群实践发展

社群档案建设应将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既要充分建设好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12］，更要向形式多样、结构优化、内容详尽的社群档案资源体系迈出新步伐。

一方面，应加强对个性化城市、村镇的社群档案建设，推进深入民心的档案工作。充分挖掘某些特色城市、乡村的档案故事，着眼于微观视角与边缘领域。不仅仅聚焦于地区整体历史进展，还要扎根于基层，贴近于人民，形成区域性、跨区域性的社群档案知识系统。加强对于县、镇、村等地的基层档案工作的规划与建设，依托国家政策与战略的制度保障，结合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解决物理距离受限、宣传力度不够、民众档案意识不强，受关注度不足等问题。

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个性化群体社群档案的建设，关注不同群体的声音与需求，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到日常的档案工作中。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协同管理与合作联系，深入拓展文化、艺术等多领域实践探索。我国社群档案实践研究虽然开展较晚，参与式管理实践也尚未成熟，但也取得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丰硕成果。如，“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农民工博物馆，其记录并保存了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该馆一方面用自己的方式构建起了有别于主流叙事的发声空间，另一方面在服务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文化诉求、增强身份认同、促进沟通和理解上都与社群档案内涵如出一辙。［13］我国社群档案建设可延续和继承前人成果，融合历史、文化、艺术等其他学科领域，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社群组织网络，增强社群主体间的协作与联系。

4.3 叙事与记忆融合，实现社群档案的社会认同

推进档案叙事体系与社群记忆的共建共融，是实现社群档案被社会认同与接受的应有之义。社群档案应注重档案叙事体系的建立，使得主流叙事体系与非主流叙事体系融合与交流，从而凸显档案的记忆价值属性。对我国而言，在建设社群档案的过程中，一方面，需充分考虑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充分尊重不同形成主体对档案价值的判断与意义的认知，明确社群建档的发展是档案叙事体系重构的重要标志这一认知［14］，让更多社群逐渐被囊括进档案叙事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记录社群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凝聚社群历史。通过集体记忆的呈现激发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共鸣。社群档案作为一种固化的、可塑造的社群记录，在不同情境下可呈现多样的内容与形式，给予社群成员独特的情感价值与记忆价值，显现出不拘一格的魅力。社群档案作为叙事表达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成为构建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与凸显记忆价值的连接点，有利于促进社群记忆的完整架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席卷之下，社群档案建设应贴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使得社群记忆被普遍认同与接受。首先，需对前人社群档案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继承，找准符合自己的时代定位。其次，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组建多种多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群，将我国社群档案更好地表达、传播出去，彰显我国在国际上的档案话语力量。同时，通过技术赋能利用多种形式与载体切入，丰富和展现多样化的档案成果。最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发展社群档案的根本动力。通过整合社群档案教育资源，让社群档案参与主流教育，为青少年提供知识学习的渠道，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与爱国主义精神，让社群档案扎根于中国化的本土实践，依托于一代代接续传承的青春力量，实现社群档案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