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仪征籍《四库全书》馆馆臣研究

周明艳

虽然馆臣进入四库全书馆（简称四库馆）的途径各不相同，不过，总体来看，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主要有三种来源。首先，在修书过程中，乾隆皇帝会根据实际需要任用朝中亲贵大臣担任四库馆总裁、总纂官，如刘统勋、于敏中、王际华、纪昀、孙士毅等；
其次，简拔各衙门在任官员，以及翰林院、武英殿原修书人员充任四库馆臣；
此外，还有一些非科甲出身，却学有所长，又声望极高者，也会被征召进入四库馆，如戴震、周永年、余集等。而仪征籍馆臣进入四库馆，主要通过上述第二种途径，多以在任官员身份进入（表1）。

表1 仪征籍四库馆臣名单

在以上六位仪征籍四库馆臣中，江德量为一甲“进士及第”，另有四位是二甲“进士出身”，且名次都比较靠前，仅郑文明为三甲“同进士出身”，表明四库馆对馆臣的科举成绩比较看重。此外，仪征籍馆臣身上还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多为中进士不久的初仕官员，经四库馆总裁举荐，得以入馆修书。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

臣等查有候补国子监监丞侍朝，原充本处覆校，又查有候选内阁中书张能照。臣等现在延致办书二人，俱系江南进士，学问素优，办事实心，堪任其事。理合奏明请旨，即令二人补《荟要》处总校官。……

再，查侍朝、张能照，俱系应补七品京官，自备资斧効力，可否仰邀圣恩，照四库全书纂修邵晋涵等之例，赏给庶吉士衔，毋庸给与俸禄。俟一年之后，如果奋勉得力，依限完工，臣等届时再行奏闻，请旨实授，与乙未科庶吉士一体散馆，以示鼓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臣等为办书速竣起见，不揣冒昧，据实陈奏，伏乞训示。谨奏。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旨：依议。钦此。

据上述记载，张能照由四库馆总裁官于敏中、王际华联名举荐，得以进入四库馆《荟要》处担任总校官，这也为其进入翰林院提供了机遇。张能照在完成既定任务、考评合格后，乾隆四十二年得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又得授翰林院编修，吴绍澯、吴绍浣、江德量、郑文明入选过程也基本类似。仅施朝干较为特殊，他本是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乾隆四十二年已擢升为礼部仪制司郎中，本年其仕途却突遭变故，据王昶《春融堂集·宁国府敎授施君墓志铭》记载：

乾隆丁酉十一月，敎授施君以疾卒于里第。阅月讣至京师，子朝干方以礼部郎中牵连涉吏议，顷之事白，始得奔丧归葬。乃排次行状，属余为志墓之辞。按君名淇，卫滨其字，别字竹泉，世为江苏仪征人。

据墓志记载，乾隆四十二年施朝干父亲病故，他却因牵连涉吏议，事毕始得归乡奔丧，守丧期满，复起，才得以监察御史入四库馆修书。此外，阮元非四库馆臣，却参与四库馆一点收尾工作，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自汉、唐、宋以来，皆有石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异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禩，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率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

着派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并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随同校勘。

此年，乾隆皇帝诏令修复辟雍石经，命阮元以詹事府詹事，随同领班军机大臣和珅等共同校勘，这是四库档案关于阮元的唯一记载，虽未能入馆修书，阮元却将四库馆之未尽事宜，作为自己毕生追求，为补《四库全书》之缺佚，长期潜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珍本秘笈175种，依《四库总目》例撰写提要，于嘉庆十六年随书奏进，嘉庆皇帝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在仪征籍四库馆臣中，以张能照入馆时间最早、在馆时间最长，从入馆直至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一直担任总校官，主要负责书籍校订，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臣于敏中、臣董诰谨奏，为请旨事。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内，臣于敏中、臣王际华筹办《四库全书荟要》公同酌议，请旨添设总校侍朝、张能照二员，专司办理，勒限速完，并蒙恩赏给庶吉士在案。

今查该二员自承办以来，节次办出已进之书，几及八千册，所余未进之书，现在上紧赶办。本年内第一分《荟要》一万二千册可期全竣，其第二分业经发交誊录缮写。……臣等亦随时督率逐加检核，陆续恭呈御览。

根据上述记载，从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入馆算起，二十个月左右，侍朝、张能照二人已校订《荟要》近八千册，平均每人每月校订二百册，不仅《荟要》处的校订任务繁巨，他们还要参与《四库全书》校订。表2为张能照校订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目录。

表2 张能照校订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

凡书口署名“总校官庶吉士张能照”，都是乾隆四十三年其授编修之前校订之书，面对繁重的校书任务，不仅馆臣不敢有丝毫懈怠，甚至还要发动亲属、师友等帮助校书，据《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

张能焯，字芍坡。性诚笃，事亲孝。年十七为诸生，益勤于文。食饩后，复键户读书，二年昼夜不辍。庚子举于乡，会试不第，留京，佐其兄晖吉总校《四库全书》，一一精当。

据上述记载，张能焯，乾隆四十五年举于乡，因会试不第，便留在京城，协助其兄校订《四库全书》，其兄晖吉即张能照。乾隆皇帝要打造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此，他对校订质量要求也很高，为此还制定了一套极为严格的审核、处罚制度，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四日）臣等前经奉旨，将四库全书处进过书籍，所有指出错误记过之处，每三月查核一次，其总裁错至三次，分校、覆校错至两次者，均着交部察议。其余未及次数者，着加恩宽免，毋庸于下次积算。钦此。

总校侍朝于《通志》卷内，关帝谥号仍照旧书写，未经校出。奉旨非寻常错误可比，着记过三次。此外尚有记过四次，统计已在六次以上。张能照前后记过六次。覆校汪师曾，分校张书勋、闵惇大、王璸各记过三次。覆校田尹衡、分校毛凤仪各记过二次。应请旨将总裁程景伊，总校侍朝、张能照，覆校汪师曾、田尹衡，分校张书勋、闵惇大、王璸、毛凤仪，交吏部、都察院分别察议。

据此记载，每三月四库馆会对馆臣错误记过之处查核一次，总裁错至三次，分校、覆校错至两次者，均着交部察议。照此机制，张能照三月校订600册书，仅允许有错误记过之处三次，校订要求之高也可见一斑。表3为张能照在馆期间核查记过及受到处罚的情况统计。

表3 张能照在馆期间核查记过及受到处罚的情况统计

从处罚统计来看，张能照入馆前期记过次数相对较多，到后期出现错处明显减少，当然，对其处罚也比较合理，因此，张能照能一直留在四库馆，直至七阁全书全部告成。相较而言，对详校官郑文明的处罚则严厉很多，乾隆五十六年，因其核查有错误七签，直接被降调。而分校官吴绍浣记过次数则相对较少，详校官施朝干、分校官江德量甚至未见处罚记录，仅统计文渊阁藏书署施朝干为详校官者就有四十七种之多，档案却未见记过之处，实属不易。由于整体校书质量比较高，全书告成对翰苑各员评价江德量位列二等，而一等也仅有陆伯焜、吴璥二员，因此，江德量整体校书质量也相对较高。

参与《四库全书》校订，对馆臣仕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以总校官翰林院编修吴绍澯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吴绍澯为乾隆四十年二甲第十名进士，通常这样的科考成绩，意味着会有不错的仕途前景。从乾隆四十二年入馆起，其记过情况也算中规中矩，以下为笔者整理其记过情况的统计。

表4 吴绍澯在馆期间核查记过情况统计

这段时间吴绍澯被记过为23次，同期张能照为43次，其表现要明显优于张能照，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吴绍澯还以翰林院编修，参加文渊、文源两阁书籍覆校工作，但是，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阿桂在奏折中却突然改称吴绍澯为原任编修，据《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议陆锡熊详校文溯阁书籍折》记载：

全卷脱写未经校出应行议处各员

总校：王燕绪，原任翰林院侍读；
吴绍澯，原任编修。

分校：李斯咏，降调主事。

事情起因是陆锡熊详校文溯阁四库全书时，竟发现《钦定康济录》、郑樵《通志》有脱写全卷的情况，这起责任事故也导致馆臣王燕绪、吴绍澯、李斯咏均遭到议处，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

至全卷脱写，未经校出，各员竟未寓目，非校书错误者可比。总校王燕绪、吴绍澯，分校李斯咏，除罚令校书外，仍着交部从重议处，以示惩儆。

乾隆上谕称“至全卷脱写，竟未寓目，非校书错误者可比”，因此，要求将涉事三人从重议处，以示惩儆。又据《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

吴绍澯，字征野，故歙人。家世业盐于扬，父故名诸生，中岁承世业，才识渊远，众皆倚以为重。绍澯少笃学精勤，举乾隆乙未进士，保举《四库》总校，以庶吉士授编修，与弟庶常绍浣并有声，馆阁闲，请假归，不出，凝然自守，无一切声色之好。

吴绍澯与其弟吴绍浣同在四库馆校书，当时也不失为一段佳话，而称“馆阁闲，请假归，不出，凝然自守”，显然与史实不符，也有悖常理，不过，这样记载却是史笔之常道，而涉事王燕绪、李斯咏仕途也止于四库馆，因此，笔者认为大概因上述事件影响，三人均被罢官。奏事大臣还称：“并罚令校纂书籍自赎，如有告假、休致、降调等事故，已经回籍，俱令各派子弟来京，协同办理。”吴绍澯虽告假回籍，却不能抗旨，便委托林苏门代行“校纂书籍自赎”之事，林苏门在其《续扬州竹枝词·和董耻夫韵（九十九首）并序》中称“乾隆庚子，俶装北上，助校七阁全书，阅十年，复有沈阳之行。”[1]其中，“乾隆庚子”即吴绍澯入馆之年；
“阅十年”与吴绍澯在馆时间又基本一致，而沈阳也是文溯阁藏书之地。因此，林苏门沈阳之行，即为“校纂书籍自赎”，而且，他也一直在助吴绍澯校书。十年寒窗、十年校书，吴绍澯遭如此境遇，也令人唏嘘不已。

据笔者分析，当时对“全卷脱写”事故的追责，有值得进一步商榷、推敲的隐情，“全卷脱写”的真正起因在“脱写”，导致“脱写”原因应该是事故调查的重点，奏事大臣却以誊录姓名例注于书册副页，今全卷俱已脱写姓名，亦无从稽核为由，仅令誊录脱写全卷之前后卷者，誊录赔写，由于这两套书都应系多人誊写，以文渊阁本为例，仅《钦定康济录》书口署誊录贡生有周培、戴天民、丁纬、朱镇，誊录监生有李如梓、胡晓春，誊录者有六人；
而郑樵《通志》有二百卷，誊录者更有数十人之多，如何分配誊录任务，提调、收掌等环节都应有迹可循，奏事大臣未据实详查，草草了事，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七阁全书告成，三套全书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及杭州文澜阁，以供江南士子求学之需要，这也初步具备现代图书馆的一些特征，而负责校勘、管理藏书者，与仪征也颇有渊源，据李斗撰《扬州画舫录》卷四记载：

壬子间奉旨：江浙有愿读中秘书者，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皆有藏书，着四库馆再缮三分，安贮两淮，谨装潢线订。……文宗阁，江都汪容甫管之；
文汇阁，仪征谢士松管之。

据上述记载，最初文宗阁藏书由汪中负责，文汇阁由谢士松负责，汪中虽不是仪征人，却与多位仪征名士过从甚密，而且，自乾隆三十三年起，汪中曾寓仪征十年有余，又据王昶撰《春融堂集》卷五十九记载：

是时朝廷方修四库馆书，书成，颁于扬州、杭州，俾各建阁以储之。而书帙浩繁，装潢编排，盐政全君难其人，予以容甫荅，遂使主阁事。明年，全君调杭州，重容甫才，又兼掌文澜阁，因至杭州，……

汪中先由王昶推荐主文宗阁事，因其出色表现，乾隆五十九年，两淮盐政戴全德调任杭州，又命其兼掌杭州文澜阁。而主文汇阁的谢士松，则是仪征人，其父谢溶生为乾隆七年进士，据朱骏声《传经室文集》卷七记载：

朝廷颁《四库全书》庋文汇阁，公充收掌，……讳士松，字心如，号用舟，又号苍崖。廪贡生，例授修职佐郞，即选儒学训导。

通过以上介绍，在四库馆校书阶段，有六位仪征籍馆臣参与，即便在全国范围来看，也并不多见；
南三阁四库全书入藏之后，又有两位仪征地方名人负责管理、校勘工作，由此也不难看出，当年仪征文风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