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小味

北京印刷学院 萧晓

去年十一月时，与奶奶通信，电话那头说着一切安好，开头一两句照旧是问吃饭没有，再然后就是天冷加衣，有点“见字如晤”，每回缀在通电话前头的意思。

真正回到乡下后，见了奶奶，倒是不常说话，她总爱跟鸡鸭鹅“说”话。身上裹着几件起球的褐棕色袄子，围着灰布兜，兜里盛着两把苞米，在廊檐下蹒跚步子“咯咯咯”地唤鸡鸭鹅，无论鸡鸭还是鹅，都一律唤“咯咯咯”。也不知道坝子里的肉鸭会不会也学了“咯咯咯”的叫声。

十二月初的时候，家里就开始买肉灌香肠，花了足足七百多块钱，将四十多斤的肉切片，加上香料、辣椒等，分别做甜、辣、原味的香肠，做好后将香肠拿棉绳系成一小节一小节的，拿针刺破充气的地方，装桶里提到屋檐下，架起梯子挂衣服一样晾在房檐下碗口粗的竹竿上，夜里送到屋里，一端挂在木梯子上，另一端挂在窗沿上，下面漏着油和香料，晚上得封门，怕家里的馋猫钻客厅偷香肠吃。

她说要在节后给她儿子寄过去。

其实我父亲与母亲都不爱吃这些，但奶奶总惦记着，她一惦记，手上就不得空，将满山的土地种上了花生、甘蔗、红薯，逢年过节就快递过去。好像只有这样做了，日夜的想念才会少一些，以前我不大懂，后来离家远了，便懂了。

家门口的小半亩地里种着一棵砂糖橘树和一棵红心柚子树，冬天砂糖橘沉甸甸地挂在树梢头，一串串地压弯下去，奶奶拿枯树枝当撑杆，架着砂糖橘枝丫，旁边靠着分土界的堡坎，堡坎上垒着方形石头。

把砂糖橘剪下来洗干净，摆在家里，过年招待客人。五屉柜里的零食——酥心糖、花生酥和炒瓜子之类的也得拿出来，摆在正厅里，主人家一般都不吃，但奶奶总要给我们几个小的在五屉柜里藏一些。

那柜子里的零食好像吃不完一样，咸的甜的脆的样样都有，吃完第二天就能补上。小时候我不懂事，还以为五屉柜是什么不得了的法器，就好像《哆啦A 梦》里喊一声就能掏出稀奇宝贝的蓝胖子。

十二月中旬时，对门的姐姐结婚，摆了三桌筵席，农村里叫口水席。圆桌上摆放白酒、香烟、花生奶和喜糖，新娘子含羞带怯地跟在母亲和丈夫后面一桌桌地过来敬酒，天气寒冷，南方冬天黑得早，星星亮不起来，水泥打的坝子里牵出来两根电线，支棱着灯泡，颤巍巍地亮着，红纸剪出来的喜字倒是漂亮。年终岁尾时，好像一切都是喜气的。

吃完席回家，沧桑的水泥路遥映着月光，抬头一钩弯月，乌云遮罩，奶奶走在前头，手电筒照着后头，我笑着跟上去，闲话家常了一路。小池塘里，几尾鱼弹跃出水面，一圈涟漪被月光撕得支离破碎，我想起我每次从家里离开时，也是这样，不过时间换成了早上，月光换成了晨光。

那时候奶奶在路口送行，干站着，叮嘱完每顿饭要记得吃好，说完天冷要记得加衣，便穿着灰扑扑的夹袄，站在路口，跟旁边限制大型车辆通行的水泥墩子融为一体。她的目光像是一根无形的风筝线，牵引着我的目光，等以后工作累了，就再把那目光翻出来想一想，好像也能咂摸出甜味，就像吸食串红花的花蕊。

离别是年后的事儿了，年前却还是热闹更多。中国人的过年总是意义大于形式，有的人家要好吃好喝走亲访友，还得摆一摆阔气才算是过年；
有的人家里只要人到齐了，一副扑克牌往桌上一扔，或者一副麻将往桌上一甩，玩半个通宵，期间辅以瓜子果脯之类的点心，最好再配点茉莉花茶。当然咖啡也可以提神，但我从没见过乡下人打牌喝咖啡的。

酿好的酱肉、香肠都挂在碗口粗的竹竿上，我们那儿又叫麻竹，跟观赏性的那种秀气湘妃竹不同，竹子大，砍来可以做编织用，乡下人家的竹背篼、竹扁担、竹椅、竹桌、竹筲箕都可以编出来。我爷爷也算半个竹编爱好者，尚且算个手艺人，偶尔也会去后山砍些麻竹回来，肩膀挑着竹子前头根部，一路拖回来。竹子剃干净内里竹衣和骨结后，拿刀削成几毫米薄的竹篾，再捆了拿去锅里煮，煮完再扔盆里用冷水泡上几天，这样做出来的竹制品好看又耐用。当然也有不需要经过煮竹篾这一道工序的，但那样直接进行编织的大多是粗糙的背篓之类的用品。参加完婚宴的隔天，就有人到家里来买背篓，四十来岁，穿着皮夹克，买了好几个，大概是给家里老人买的，他也不爱挑选，三言两语便定了价钱，将背篓拿走，装在了白色轿车的后备厢里扬长而去。

我窗边有三棵柑橘树，结的果子是酸苦的，从我记事时起，这三棵树就长在我窗前，到现在经过了几次虫害和霜冻，还活着，只是结的果子从酸甜变成了酸苦，没人摘它的果子，冬天了，它依旧守着它的果子活着。

老树有老树的年节小味，酸苦又何尝不是一种滋味？热闹的不必埋汰清苦的，甜蜜的也不必嫌弃酸苦的，人活一辈子东奔西走，树活一辈子老实本分，生命的价值都一样。

南方很少下雪，更多的是雨夹雪，雨水慢悠悠地浸润到骨子里，一开始先从眼睛灌进来，然后是四肢百骸，都冷冰冰的，被褥也湿得不像话。小时候我总以为雨夹雪是雪的一种，奶奶在门口纳鞋底，我把玩着她的顶针，思忖着为何雨夹雪跟童话书里的雪竟有这么大的差距，不是白的就算了，竟然跟雨水一般别无二致来唬人。

后来工作去了北方，一开始是满心欢喜的，看什么都是稀罕的，后来却被北方的雪冻怕了，再也不愿意大雪天出门。等再过一两年，才明白我之所以稀罕雪，不是因为它剔透漂亮，只不过是因为在童话书里见多了，于是就喜欢那种窝在有暖气的小房子里，暖气片上烘烤着柑橘片，手上捧着童话书，遥望着窗外，那种踏实的温暖感。

每天傍晚，落日熔金，鸡鸭鹅齐欻欻从四面八方回笼，它们像是脑袋里装着闹铃似的，一到点就往家里赶，当然也有那么一两只笨的，跑去别人家里，跟着别人的鸡鸭鹅兄弟混吃混喝，被抓着翅膀拎出来时，还得嘎嘎咯咯叫几声，可爱得很。

正式到了年关，除旧迎新，鸡鸭鹅兄弟们的好运就算到了头，摇身一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加点葱姜蒜装点。当然，肉质美味这一点也可爱。

过年最看重的就是热闹，乡下跟城里不同，不禁燃，小摊贩在各种犄角旮旯售卖烟花爆竹，一卷一卷的火炮特别流行，一家要买好几卷，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号的烟花，有几十块钱四根一板的，还有几百块、几千块的，总之很热闹。

火炮要藏在柜子里，柜子上垫着透明玻璃，玻璃下是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油垢灰尘，擦不干净的，玻璃上摆着各种药瓶子，过期的没过期的都有，还有一个座机，但早几年就已经被淘汰掉了，老人也不得不为了跟上时代换了智能手机。

火炮要在晚上拿出来，用拇指大小的斑竹抻着，挑高放远了，从火炮尾巴点燃，然后噼里啪啦地燃上几分钟。随后，乡下各个方向都会传来爆竹声，几分钟接几分钟地燃着，不知不觉就会燃上半个小时。狗狗也爱凑热闹，嗷呜两嗓子。

要是年尾日头好，晒的香肠一周左右就能上蒸笼，和广味腊肠、港式香肠不同，川渝这边的香肠灌辣子的多，当然也有白味和甜味的，只是少，大多数是用胡椒面、辣椒面加了各种秘制香料灌的，每家每户的香料配比都不同，基本上是一家一个味。

小时候嘴馋，往往刚灌好香肠就馋得流口水，小丫头脾气也骄纵，家里人又宠着。

奶奶抖了抖满兜的线头，丢下纳了一半的鞋底无奈说：“人小脾气大，也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是祖宗。”

我觍着脸依偎过去说：“我是小祖宗，你是大祖宗，年轻的时候咱俩睡一张床，老了咱俩睡一个坟山头。”

奶奶说晦气，让我朝地上吐三口唾沫，说是去晦气。

新灌的香肠用炉子架起来，取一截拿蜂窝煤煨烤着，时不时就得翻面，真正弄好得费不少时间，之后再拿刀刮干净外面黑漆漆的炭，热水煮一煮，切片上桌，拿白米饭就着，十分有滋味。

至于腊肉要是想吃现成的，就不能用炉子烤，得用乡下土灶，拿木枝架在土灶上，一排排摆整齐，将肉挂在上面，下面灶孔里烧火，待火正旺盛时熄灭，拿柏松的松针捆成一把一把地铺在上面，用烟熏。那种烟熏味我向来吃不惯，吃到嘴里一嘴的炭烤松针味，而且肉质绵软。

真正过年那会儿，父亲母亲工作回来，家里掌勺的就从奶奶换成了妈妈，炒出来的菜又是另外一个味道。灶孔里的火苗熄灭后，拿菜刀草草削干净两个红薯，火钳拨开炭火堆，将红薯丢进去，等它煨熟。当然这样烤出来的红薯跟城里又刷蜂蜜又时常翻面的红薯不同，城里的红薯皮薄，馅儿更是甜，而这种随手一扔拜托灶孔照看成熟的红薯，不仅面面的口感差，而且皮质厚，有的地方甚至碳化，但是闻着倒是很香，有柴火味。

年一过完，就是离别，各种滋味都会变成愁苦情长，中国人务实，也比较老实，一年奔波在外，过一个安好年把什么愁苦都忘记了，老实工作，老实生活，在烟火气里摸爬滚打过好日子，三年五载是这样，一辈子也就这样。

过年的一点滋味，揣在心里，哪天在外面闯荡被欺负得过不下去了，就从心里掰扯一点年节的滋味，想想家，想想家里人，日子就这样一点点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