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绛色”概念的形成

张 利（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0053）

秦汉时期对颜色的分类和定义相较于前代更加细致明确。初，“传统绛色”属于五色中的“赤色”色系。这个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重视五色（青、赤、黄、白、黑）。秦汉时期的“绛色”相当于赤色，因此关于它的使用，文字记载也比较多，但这一时期的“绛色”和赤色并无明确划分。隋朝时期，由于隋文帝尚黄，也导致当时“绛色”的定义相较前代有了很大变化，隋文帝尚黄是承袭“土德”，强调了“五行学说” 中的“土居中央”的理念，突出“黄色”象征皇权的含义。并且从隋代修建开凿的敦煌石窟中可看出，重要的佛教形象如弥勒佛，即采用金黄色作为最外层的颜色，而以赭石、绛红、土黄、深棕黄灰、赭黄等绛色系颜色作为基底色彩。这些绛色系色彩虽大部分作为打底色彩，但在隋代的《文献通考·王礼考·君臣冠冕服章》记载中，“……并云绛纱袍诸臣服，即言绛纱单衣，并当以单罗为之”“今赴行宫，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以及“朱丝组带为缨，绛纱袍织成龙”等都对“绛色”进行了释义和色彩上的区分，虽然依旧是以绛红色为主，但赭石、赭黄和深棕黄灰等色也都被包含在“绛色”中。

“绛色”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释义。谈“绛色”要从“丹青”说起，古代中国把绘画称为“丹青”。所谓“丹”应是指丹雘或者丹砂，这也是“绛色”最早的起源。《本草纲目》曰：“丹砂，大略二种，有土砂、石砂。其土砂，复有块砂、末砂，体并重而色黄黑，不任画用。”“其石砂有十数品，最上者为光明砂……入药及画俱善。”在《尚书·梓材》有：“若作梓材，……惟其涂丹雘。”蒋玄佁先生引四部备要本卷八第十页注：“丹雘，赤石脂也，可为颜料。”此种赤色土（应为矿物质）用作颜料，当为极原始之壁画所用者。《山海经》有“鸡山……其下多丹雘”之句，郭璞注曰：“雘，赤色也。”在最早的文字记载（即殷墟甲骨文）中，“赤色”作为五色之一是较早出现而基本没有歧义之词，“绛色”虽然是在赤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其概念和内容在隋唐时期才进一步得到明确。

图1 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战乱频繁，但却是艺术思想异常活跃的一段审美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奇变迭出、丰富多彩。虽然这一时期，大部分的玄学家依然追求简约玄澹、超然物外、高洁绝俗之美，但是佛教美术的传入以及西域色彩观的融入也是这一时期绘画的重大变化，改变了汉族绘画色彩在此之前以五色之中“黑红色”为主色调而一统天下的局面。绘画和诗学主张如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一样有重彩色的一面，比如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传》，谢赫人物画中的“丽服靓妆”，张僧繇“朱及青绿”的“凹凸花”（建康一乘寺壁画）等作品中都能看见或厚重鲜艳，或浓丽典雅，或细腻清秀的赋色。南北朝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主要是指十六国北凉、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的作品。在这个时期的色彩体系中，彩塑壁画的色彩主要是用蓝、绿色掺以红、白、黑等浓烈鲜艳的颜色，并运用了大量的补色关系，主要是红绿、蓝橙、局部的金黄与蓝紫的对比。在这一时期，色彩运用还处于萌芽阶段，彩塑壁画的用色则比较丰富。《北齐书·恩幸传序》记载：“……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齐主）犹以波斯狗为仪同、郡君，分其干禄。”当时所记载的“敦煌色”即为赭石、绛红、土黄、深棕黄灰、赭黄之类的色彩。这些“敦煌色”为就地取材所获取的颜料。敦煌远在河西走廊，其沙漠深处的颜料矿石，色彩既有朱砂之华美，又有赭石之厚重。唐代许嵩撰写的《建康实录》中云：“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北齐时期敦煌艺术在色彩方面吸收了大量的波斯文化。

推动隋代“绛色”概念的明确和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为外部色彩的传入和吸收，即隋代西域佛教文化的继续影响。这个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活跃，而且呈现开放、博大、兼容并蓄的特点。因此，隋代的绘画艺术面貌和色彩的细分为唐代走向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佛教色彩沿着我国的陆路传入，首先影响的是沿途地区。佛教在我国的陆路传播路线主要分为南北两条线路：南路由敦煌过沙漠经鄯善传入南疆，北路则由敦煌北上一直到哈密、吐鲁番最后到龟兹地区这一带。可见当时的敦煌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因此孕育了敦煌莫高窟大量的佛教美术作品。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色彩的发展中，中原本土色彩文化与西域色彩文化相互影响，敦煌莫高窟色彩中大量红黄系色彩的应用，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本土色彩的丰富和发展，推动中原本土色彩概念和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以及对“绛色”进行进一步划分和明确。二是内部原因，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尚黄。《唐六典》记载：“隋文帝着柘黄袍，巾带听朝。”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道：“……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并且有记载：“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虽然当时的“黄”不同于今天的黄色，但可以肯定其是一种类似于今天常见黄色的赭黄色。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就对色彩进行了等级和概念的区分。《文献通考君臣冠冕服章》中记载有“百官常服，绛纱单衣”“色如其绶，双大绶……元黄赤白缥绿（即黑、黄、红、白、青、绿）”。这本关于服饰色彩规制的文献中对色彩的分类和用途进行了明确梳理。隋代的土黄、土红、赭红、深棕黄灰、朱砂、曙红都被包含在“绛色”这个色彩概念之中。此时被划分到“绛色”系中的赭石色，也是最古老的中国画色彩之一，其出现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迄今为止，咸阳出土的壁画残片来自已发现的秦汉绘画中仅有的宫殿壁画遗址图案残片，可以看出壁画是用黑、黄、赭石、朱砂、大红等多种原色矿物质所绘制，画面雄健古朴、大气磅礴。因此青绿山水画在唐代达到顶峰，而其兴起和发展与佛教的传入密不可分，尤其在色彩方面，对中原本土绘画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佛教色彩的传入，打破了汉代以来黑红两色占据主导的局面，在对外来色彩吸收和借鉴过程中，中原本土的色彩也在进一步细化和分类。在隋代以前，虽已出现“传统绛色”的使用以及记载，但都被囊括在范围很大的赤色之中，甚至对“传统绛色”本身的色彩定义在唐代之前也有很大的模糊区域，隋唐时期对于色彩的区分和细化更加明确，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在此之后的天子穿赤黄色的袍衫，而普通的臣民“仍许通着黄”。但是真正在民间禁用黄色服饰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唐高祖不愿意和一般人同样穿着黄色袍衫，于是下诏“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宋代王楙所撰的《野客丛书·禁用黄》记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止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记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在唐高宗时期，将“传统绛色”中的赭石色视为帝王之色，准确来讲，是一种赭黄色，并且严禁百姓和一般大臣使用，明确将“传统绛色”再次进行了细分，从之前的“传统绛色”色系中抽离了出来。由此，“传统绛色”在隋唐时期有了相对明确的色彩概念和色系的大体形成。

“传统绛色”概念的形成，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发展和社会色彩审美的变化，中国的色彩发展由最初的黑红二色到五色，再到正色、间色的交相发展，色彩体系的复杂和分支的不断细化，推动了色彩审美的不断变化，色彩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不断累积。色彩文化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的语境之中，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传统绛色”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中国传统色彩发展越来越细化的趋势。本土与西域佛教色彩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本土色彩的进一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