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认知安全体系的建构〔*〕

林克勤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003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从顶层设计上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的突破创新和实践能力建设提出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在当今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研究迭代衍进的影响下，国家安全已不仅仅关注传统的军事—政治版图，还延伸发散于经济、社会、环境等非传统维度。由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名重一时的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理念重构成互在的“主体间性”，体现为一系列从内至外的话语关涉，进而把国家安全明确为一种社会认知及其实践，即一个由安全行为主体、安全指涉对象、功能性行为主体以及听众等要素“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知过程”。〔1〕故安全化理论实际上把当代国家安全等同于一种认知安全，这足以说明认知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角色。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各种西方思潮、文化经由对外开放平台的传播与放大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主流文化、主流舆论、主流思想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如何辩证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些新问题、新现象，认清目前存在的风险格局，是科学制订战略决策、全面应对外部威胁的基础和前提。

保障主流价值观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认知安全的核心，这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思想舆论安全等，确保了主流价值观的安全，国家总体安全就有了精神防线。具体说来，新形势下保障主流价值观安全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起，多样化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性、论辩性和创新性。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主流媒体的中坚骨干作用，时刻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负面思潮作斗争，明确对与错，澄清是与非，防止错误的思想把改革开放引向邪路；
要坚持意识形态的论辩策略，在国际性论坛上旗帜鲜明地阐释我国意识形态的宗旨、观点和主要内容，与西方社会进行重大原则性问题的探讨，就人类的共同处境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
要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避免理论断层、方法僵化；
要始终弘扬创新意识，创造性地解决时代提出、实践期待的新课题，把思想观点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深入结合起来，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创新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还要注意处理好多重辩证的关系，如既警惕右倾冒头又防止左倾复燃，既坚持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又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注意识形态与对外开放的张力与包容，聚焦科学意识形态与非科学意识形态的论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共存，等等。〔2〕对于恶意攻击、试图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反动思潮要予以坚决抵制、鲜明回击，对于人类共同面临共同关注的各种观念、理论，可以平等对话，保留差异，实现包容性发展。

2.在文化安全领域既坚持防守型策略，又兼顾主动型策略。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都明确指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和伟大复兴的顶层策略。在新时代里，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但建构文化安全有积极、主动的前瞻思考，也有消极、被动的应对设计。一直以来，我国的文化安全机制比较偏重防御性，如对已经发生的危害国家文化安全事件的及时处理、构建各种防火墙阻挡西方不良思潮的侵蚀等。这样的策略有一定的针对性、现实性、操作性，但在反应上则慢了半拍，有时会陷入过于微观、就事论事的狭窄视域之中。这种应对理念有战术的意义，但缺乏战略的超前谋划。积极型的治理机制更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西方文化遭遇在国门之外，主动传播、主动交锋、主动变化，推动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文化，力争形塑一个有利于中国文化安全的国际环境。这些措施包括高度重视跨文化、跨语境传播，用国际公众比较熟悉的话语方式解读中国文化内容；
大力培养业务水平高、民族素质强的国际传播队伍，尤其要团结海外华人中亲近母国、熟悉中华文化的各阶层话语力量；
做强做大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企业，提升国际消费者对中国文化产品的信赖度，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
巩固、加强孔子学院和中国海外文化中心等对外文化传播阵地，持续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加大中国文化在海外宣教的力度、厚度和锐度；
促进中国国家和国民的文化外向性和阐释扩散性转变；
等等。自古至今，中国传统文化都比较强调内敛和含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是经典史籍规范的核心旨意，但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注意涵育一种善于沟通、善于传播和善于表现的外向性特质，这样才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的需要。〔3〕

3.在舆论宣传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优势，不断强化主流价值对普通民众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回答和解决舆论宣传领域、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时彰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优势。其他形形色色的外来思潮在试图渗透中国社会舆论时，既缺乏对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深入了解，又缺乏思想品质的先进性和真理性。因而，它们对舆论的影响一般都是表征性的、突如其来的或者情绪化的，很少有在理论深度和价值逻辑上的真正突破。这就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思想上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为社会实践提供积极正确的精神指南，真正获得民众的倾心认同。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舆论安全体系的复杂多变性。引导舆论并不是要消灭差异舆论、次级舆论或者边缘舆论，而是要把这些形态各异、观点有别的舆论归类汇入主流价值的轨道，整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揽和主导之下，从而统一全社会思想共识。要具体分析和了解各种舆论产生的原因、性质、诉求以及发展趋势等，在全面审视、深入剖析和超前把握中实现对其的凌越和掌控，并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引导手段和具体传播路径。对于积极的民间舆论，应当允许畅所欲言，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领的主流舆论形态中，以增加其种类、结构和方式的多样性；
对于错误的群体舆论，则应当及时地坚决批判、抵制，并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消除其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还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实践方式，消除思想宣传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反差，不仅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也把现实社会的存在优势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优势和话语优势，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维护思想舆论领域的稳定与安全。〔4〕

历史记忆本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人们对过去事件的追溯及其表述，往往经过一个被选择、想象与建构的过程”。〔5〕历史记忆是民众对本民族国家形成自我认同的意义要素，是民族文化的血脉联系，也是一个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象征。其代表性学者有法国的莫里斯·阿布瓦赫、美国的刘易斯·科塞、巴里·施瓦茨和中国的王明珂、王汎森等。近年来，历史记忆研究广泛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呈现了丰硕的文献成果。

历史记忆对于民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明显规制，它可以代代相传、逐渐增强，但也容易遭受外来思潮的侵蚀而被逐渐解构，从而让民众对现行制度和国家政权丧失信心。故此，在新一轮国际认知战中，发起国往往使用各种手段重塑对象国家民众的历史意识、教育体系，动摇、攻击其价值本源和国家目标，破坏其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和英雄人物形象。当今复杂形势下，要防止敌对国家对我国民众自信心和认同感的攻击、瓦解，就必须借助各种渠道筑起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思想长城。

1.通过传承、发扬红色家风，增强民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家风是以家庭为组织细胞涵养的约束其成员的道德规范和精神力量，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也是家庭伦理的凝练体现。优良的家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社会、家族价值文化的承载平台。

习近平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6〕红色家风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百年实践中形成的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生活作风、道德情操和精神规范，它既是无数革命家庭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生活准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它包括：忠党爱国、矢志奉献的家国观；
确立理想、坚定信念的修身观；
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生活观；
清正廉洁、公私分明的义利观。等等。〔7〕作为一种重要的德育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家风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道德示范作用，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红色家风同时也是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个体人格和建构道德体系的精神源头，它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联、相互贯通，共同肩负着铸魂育人的伟大使命和培育担当民族复兴时代新人的重任。因此，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镌刻历史记忆，提升青年对国家、民族认同的有效措施。

2.发掘、弘扬代表性文化元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漫长演进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被具象表达为民族成员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观念契合、意志统一的状态。”〔8〕这个共同体意识依赖于一个完整的文化元素系统而建立，该系统包括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艺术类、生活类等内容。〔9〕冯天瑜认为，“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国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性。”〔10〕文化元素就是国家、民族思想价值的显性形态，它在促进文化自觉、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是各民族成员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实践交往的产物，其背后蕴含的深层观念或元价值是进入集体记忆、树立身份标识和分享情感体验的核心构件。因此，要让人民树立起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并自觉维护、团结发展的意识，首先要深刻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元素。文化元素就是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精神与特质，进而完形共同体心理模式，并由此探索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机制的工具与路径。这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对社会共识的一种理性建构过程，它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挖掘、整理、再造，将差异化立场整合进一体化的经验知识体系，从而搭建起社会成员赖以联系的意义之网，最后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围绕认同塑造集合为一种“自成一类的现实”。〔11〕

在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系列表意范畴中，共同体成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将中华文化的内涵意义与民族情感融于一体，既凸显了文化价值的纽带作用，又强调了思想传统的共情共通。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素系统来自于一个指向多元、内容丰富、基础扎实的象征体系，各范畴意指之间的建路搭桥、交相辉映则组成了用以阐释和延伸其机制意义的一个个“元素群”。通过这些元素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解析，以鲜活的方式把存在于各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结构中的内隐文本外显出来，并予以突出标示和强调，形成前后衔接、融合各方的一般性心理特征、共同的文化渊源以及普遍性历史记忆织就的完整精神体系，进而作为各行为体所认同并遵奉的行动指针。

因此，无论是表现为对成员进行情感培养和记忆传承的感性渲染，还是衍化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性引领，文化元素系统始终是把共同体意识刻入人心并凝聚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媒介和核心理路。在表象、表意与交流的复杂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系统所揭示的伦理、审美、言语行为方式之间互为支撑、交相映证的多重关系，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框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忠诚团结、世代守望的情感纽带与集体价值。

3.深化革命传统教育，固化英雄记忆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迭代建构的英雄形象，传承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意识、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繁荣昌盛的重要方式。人们正是通过铭记英雄传说来认知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体悟那些未曾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从而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反思自己在时代背景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进而产生对民族、国家的依恋感、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像钱穆所言，“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12〕由于英雄记忆在促进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方面的显著作用，现代认知战中敌对国家往往通过摧毁对象国民众的英雄情结、抹黑民众心中的英雄形象来达到攻击对象国社会制度和绞杀对象国政权的目的。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社会仍然继续进行对俄罗斯的认知战，尤其是在抹黑前苏联时期英雄人物上大做文章。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讲述俄罗斯转型时期普通人带血的历史时这样写道，“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说卓娅(卫国战争女英雄)是因为从小患有脑膜炎，导致精神分裂症，情绪激动才放火烧了(德国人的)房子。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苏联英雄)是酒后扑向德国人的机枪，并没有救出他的战友。保尔·柯察金也不再是英雄……他们都是苏联的僵尸！”〔13〕可见，捍卫英雄形象、歌颂英雄事迹、传承英雄记忆在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场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百年历程中，涌现出了千千万万革命英雄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已经凝固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怎么流传这些英雄事迹、铭记他们的牺牲精神、礼赞他们的伟大人格、弘扬他们的思想风貌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因此，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依托镌刻英雄记忆，是拒绝民族遗忘、抵抗不良思潮侵蚀的主要渠道。现如今，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谱系，以此增进人们的政治认同感、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操，正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14〕除了常态化革命传统教育，影视以其数字化的认知捷径、全媒体的传播手段、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征正在成为再现和构建英雄记忆、强化国家意识的创新方式。近年来，红色影视剧《建党大业》《血战湘江》《上甘岭》《跨过鸭绿江》《长津湖》等在观众中激起了热烈反响，重新唤起了民众在技术文明时代对于理想、精神、奉献、牺牲等非物质欲求的关注。红色影视剧强调对中华民族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建构，涉及到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历史，正在成为镌刻英雄形象、传播英雄事迹的主流平台。另外，通过经常性地举办纪念仪式、纪念符号、纪念空间等活动，也可以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全方位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营造全社会礼赞英雄、崇敬英雄的良好生态，培养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长期以来，叙事的价值只停留在文学领域，被理解为讲故事的策略与方法，学界对其的关注包括如何讲述文本，展开的内容，聚焦的主题、语言和话语，讲述的历史与记忆的痕迹，叙事与儿童以及性别，言说者与时间，如何理解文本与讲述教育等。但实际上，新形势下叙事的全球性话语旅行已经超越了其原有的狭隘内涵，演变成为国家认知安全的外在保障。例如，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如何采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有效果。强化自我言说能力，这对于抵消敌对国家对我国污蔑、扭曲和施以恶名的他者叙事，维护国家形象至关重要；
在发生重大公共性危机时，能否抢在第一时间把真实的情况、解决的措施用恰当的叙事方式传达给外界，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回击敌对国家的“信疫”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在面对频繁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时需要妥善处理的首要问题；
在涉及到本国本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如何用真实记录的历史叙事坚守国家的基本认同、民族的整体意识，以及人民的尊严和自信，回击歪曲历史风貌、否认历史证据的敌对话语，这都直接关涉到国家认知安全体系的建构与固化。

在非传统安全的理论视阈下，叙事策略和手段的应用已经超越了文学的逼仄空间，开始对国家认知安全发生深刻的影响。培养强大的叙事能力，完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可以构筑起保卫国家认知安全的外部屏障，并对维护非物质领土安全战略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新形势下，捍卫国家认知安全、提升国家形象的叙事策略和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首脑叙事引领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传播

首脑叙事是代表国家战略意志，紧紧围绕实现国家政治意图、服务政治大局来展开的高级别对外言说进路，它具有层面高、渠道广、话语强的特点，能够阐明国家、政府的主要观点，让国际社会清楚知晓本国、本民族真实情况，了解本国维护非物质领土安全的决心和立场。2015年7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全面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后，这一划时代的中国思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在2017年写入了联合国决议，成为国际社会遵行的官方议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传递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发展的共商共建共享观。“共商”就是在世界治理体系中平等协商、彼此沟通、交换信息；
“共建”就是积极谋划、协调处理人类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共享”则是共同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主张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单边主义霸权逻辑，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现行国际秩序良性演进；
二是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均等条件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构成世界发展的行为体；
三是不倡导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宣示中国无意改变当前世界格局，呼吁世界各国做全球和平的建设者、社会繁荣的贡献者和当下秩序的维护者。

2.凭借区域叙事扩大话语同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话语区域叙事的典型文本。当前，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诸多红利，沿线许多国家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经济韧性迅速增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15〕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相关国际组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日益显现。目前，中国正在加紧提升与区域性、领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的签约数量与质量，摸索推行“‘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大力促进第三方市场的开拓，争取实现“1+1+1>3”的效果。〔16〕同时，在实现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中国的话语同盟，拓展中国认知空间的安全边界。近年来，金砖国家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经济话语或者半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在这个视点下，中国已用实力证明了它作为金砖五国领头羊的地位，自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仍然在不断扩展其经济体量。俄罗斯拥有辽阔的领土，自然资源丰富，其经济实力也在逐渐增强之中。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人口与领土面积居于世界第五，其经济增速也曾一度领先，但在金融危机中受挫较大。印度凭借其与西方相近的民主制度、向西方靠拢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在经济上发展迅速，其电影工业和软件制造业有一定实力。南非的现代化水平在非洲排在首位，其自然资源保有量丰富，科技水平领先，但还尚未突破区域局限形成世界影响。目前看来，南非还处于区域强国状态，其他四国都是潜在的世界性新兴大国。印度与巴西作为西方的前殖民地受到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容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附从性、追随性国策也比较明显。中俄两国由于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与西方区隔明显，受到现有国际秩序的限制也最大，但也最有可能挑战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并对其进行温和的重构与改组。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在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上积极主动设置议程、仗义执言，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显示出在金砖五国中的带头主导趋势。

3.以制度叙事为重点推进中国方案的扩散

中国方案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成果呈现出来的具体模式、路径、方法，也是一个有机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思想体系，它表现出多维度的价值指向。归结起来，目前学界对中国方案的内涵解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在经济领域中体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成功实践的总结，即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该方案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设改革提供类型化借鉴；
二是在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中体现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模式改革与新兴国际秩序的思想、立场、态度与解决方案；
〔17〕三是在政治文化领域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科学、开放、先进的理论思想架构。〔18〕中国方案的对外传播作为一种制度叙事在国家认知安全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费尔克拉夫等学者划分的五种国际话语权中，制度话语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实际上是其他四种话语权的理论预设与实现条件。中国要谋求自己认知空间的安全，就要争取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制定权，最大限度地把有关中国方案的制度叙事嵌入到国际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去。在具体的锚定过程中，中国要“充分利用非西方国家的数量优势，积极建构各种制度生成与制度扩散的‘志愿者同盟’”，〔19〕并在制度性叙事具体步骤中采取多种多样、灵活应变的博弈策略，扩大中国在国际制度革新和体系重塑中的伙伴关系阵营。要广泛团结一切非西方的有生力量，尽量争取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友好、希望与中国共同繁荣进步的积极一方，打造新型国际合作制度和治理机制，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制度和全球治理机制理性对话、取长补短，不断完善中国方案的内涵、结构和价值意义，逐渐稳固中国方案嵌入国际社会结构的地位，为国家认知安全筑起牢固的制度防线。

4.加强媒体叙事，涵育语言锐实力

媒体是叙事发生和扩散传播的强有力平台，没有媒体的参与，叙事安全就得不到保证。特别是在国家真实情况被敌对国家媒体遮蔽、不能对外发声的时候，拥有自己强大的国际媒体就显得尤为关键。

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保障国家认知体系安全，中国媒体走出去是一个必要前提。自2009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进“媒体走出去”战略，其目标是着力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社会的占有率和影响力，作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真实报道中国情况、矫正国际认知偏差的重要举措。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媒体“走出去”、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媒体的策略方针，强调提升国际传播能力，需要进一步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新兴媒体的作用，同时要善于借力国外媒体平台。〔20〕新媒体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打破百年来西方媒体话语霸权的时代契机。目前，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数已超过了1800万，在全球报纸类媒体中排名第一。〔21〕不少学者公开呼吁，中国的强大，必然需要媒体的强大，中国媒体的实力要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在中国走入世界中心的进程中，需要中国媒体针对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和重要事件发出中国声音，传递出中国态度。〔22〕在中国媒体借船出海、域外发声、跨洋展示的征途中，培养其强大的叙事能力是媒体话语实践的紧要抓手。媒体叙事对世界现实的不断形塑、对自己身份的重新书写、对国际规则的引领与改变，向我们展示了媒体语言——作为架设在客观实在、社会实践和人类认知思维之间的桥梁，作为一种特殊的巧实力，其多维而奇妙的施动作用与取效功能。储备强大的媒体叙事能力，塑造一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竞争并推动人类文明转型的交往力量，是中国媒体报道世界大事、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责任与实践担当，也为国家认知体系安全竖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符号，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物，它不仅内嵌进个人的生活，而且广泛活跃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动以及对世界图景的再现与擘画之中。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外部形象的塑造就来源于符号的演绎，形象的本质是符号，形象的确立则是符号施效的必然产物。国家形象就是本国与他国之间实力博弈和符号竞争的结果，是本国与他国持续、长期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彼此认知，是被对象国(国际社会)赋予的一种身份表达，反映了自我与他者的互为主体或主体间性。〔23〕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就是国际传播的载体，民族特色的符号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和实力，符号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表现形式和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无符号，不国家。中国符号的国际化传播是中国走进世界的必然路径，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具象映射。符号力，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外的第五力量，正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力推进国家符号的建构与发展已经成为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诉求。

习近平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进路要求高度重视认知领域等非实体空间的言语行为，率先进入并确立完善的符号生态体系，防范和抵御敌对思想文化符号的渗透和进攻，确保国家和民众认知空间安全。在数字化时代，各国都看到了符号在传递价值观、塑造公众心智方面的效果，但用于表情达意的符号数量众多，却并非所有符号都能在公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彻底改变其固有的立场、思维了。唯有代表共同体价值核心、主流意识、社会主要关系，吻合人民大众心理的强符号，〔24〕才能真正走入人心，进行深度的传播并产生广泛的影响。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月18日，北京大学“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课题组通过国际性在线调研公司Lightspeed，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沙特等6个国家进行了大样本概率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在11类27项中国符号中，知名度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大熊猫、长城、中餐；
喜爱度排名前三的是大熊猫、中国园林、长城，知名度高低不等于喜爱度高低。5年间美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明显提升，对春节的喜爱度提升最大，达到了50.3%。〔2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符号对国际社会的传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受到外国民众关注、得到外国民众喜爱的中国符号都还停留在传统文明时代。要么是历史实物遗产(长城)，或者为自然地理遗产(大熊猫)，甚至于是民俗文化遗产(中餐、春节)，缺乏能够代表主流文化和价值观、集中诠释当代中国形象的强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些传统的、民族的历史符号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元框架，它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本体风格，以之对外进行传播会带来一定的正面、积极效果。这些符号来源于传统文明阶段，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有一定的审美性，但其静止性和内敛性十分突出。以上调查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现当代国家符号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亟待提升。因而，中国要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恰当位置，其符号体系的更新与拓展就显得尤为紧迫，要在传统元素的延伸中融入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以及更多国际化模因，形成底蕴深厚、时代感极强、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国家强符号系统。

这种强符号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代表主流文化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谱系的传承，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又兼备开放视野和全球意义，能够在价值通约和文明互鉴中破解西方社会的体制性困境，其全球叙事适应了外在的期待和积聚了内生的动力，可以打造一种丰富、充实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规范性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整合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体系、国家之间互动阐释的价值体系、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孕育的价值体系、学术界理论探索的价值体系，凸显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是当代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它们兼备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辐射的广度，潜孕了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因此作为当代中国的强符号是有其社会基础和精神意义的。

2.具有传播的持久性和延续性。有一些强符号在当时的环境中传播动能充沛，也足以深入人心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符号的不断涌现与加入竞争，有的强符号就可能出现退化甚至消亡，这也是符合文明发展规律的。符号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如果能够始终贴近时代，持续创新，符号的价值和意义会一直延续，这样的符号就是与社会共同前行的强符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关于新闻传播的理念、思想、观点、方法，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列宁承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并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成果予以丰富和补充，中国共产党人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进行了完善和提升，最终形成了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科学、先进的真理体系。在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强符号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得到了不断验证，它的对外传播和全球叙事的开展便是其旺盛生命力的典型体现。

3.有着新颖标识的能指。一般来说，表征不突出、标识不独特和随大流的符号是不能产生深层意义的。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和随意的模仿，这样的符号只能是弱符号，处于符号体系的底端，虽数量众多、层出不穷，却依然不能引领潮流、树立风气。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强符号，其能指一定与普通弱符号有着明显的区隔，它可能是超越人们审美疲劳的新奇符号，或者是完全颠覆社会惯性思维的先进符号。这种差异性、独特性、新颖性的能指就是符号的个性、风格和气质。“中国梦”就是这样一种拥有独特气质的强符号。首先，它的能指表明了这个符号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资本主义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今天，“向东看”已成世界的共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与日俱增，“中国梦”这样的强符号更容易获得世界的关注。其次，“中国梦”大气、磅礴、给人印象深刻，站在了符号体系的上层，它是科学性、先进性、真理性的统一，其时代印记不会磨灭。再次，“中国梦”合理吸收了世界文明思想中进步、积极的内容，集东西方文明价值为一体，其包容性、规范性、体系性气质十分突出。

4.保持内在价值的恒定性和唯一性。在语言学家看来，符号是多义的。如“颜值”本来指的是“面目”“五官”的美丑程度，后来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颜值”就扩展了其意义内涵，也可以泛指“衣着”“发型”“外表”“体态”等，其宿主载体也从“人”推及到“物品”，甚至“思想”“理论”“精神”等非实体。这个现象可以用语义的迁移来解释。语言的多义性扩展了符号的使用范围，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者，但也削弱了其意义的集中所指，把强符号沉降为一种弱符号；
而强符号的内在价值具有唯一性和不变性，它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语义迁移，反而是在最大范围的自身循环中不断固化其内在价值，从而产生连绵的穿透力和联想力。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的党性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党和人民的喉舌、尊重规律、正确引导舆论、具体真实与总体真实的统一等核心价值始终没有改变。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重作用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符号就象征着科学、先进、真理，看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符号，就会把它与社会主义中国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超隐喻。

对于强符号塑造国家形象、获取国家利益、影响甚至改造他国认知的作用。许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视，并在现实中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秉持一种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矛盾激化再予以回击的消极思路，而是要在体系、机制、层级上早作准备，在非物质领土上筑起国家安全的牢固防线，同时也要利用强符号传播主动与异质文明展开交流、碰撞、对话、辩论，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和使命。“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强符号代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真理性，折射出繁荣进步的社会发展轨迹和时代表征，在当今全球认知空间彰显了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6〕

在世界涌现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当下，国家安全的疆界已经前移和推进到了广袤而隐形的认知空间，或者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认知安全成为了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在习近平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中国认知安全体系的塑造应当包含主流价值观安全、历史记忆安全、叙事安全和符号安全四大部分。这四个部分互相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国家非物质领土安全的主要框架。中国认知安全体系的确立与固化，对于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抵御外在不良思潮渗透，甚至高效应对敌意国家发起的认知战都显得至关重要。

注释：

〔1〕〔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37页。

〔2〕徐成芳、罗家锋：《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胡文涛：《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新变化与文化安全治理对策》，《学术论坛》2015年第11期。

〔4〕钟明华、洪志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思考》，《思想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5〕王明珂对历史与带引号的“历史”的区分，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6〕戴冰：《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学引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4页。

〔7〕于安龙：《红色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义、理路与策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3期。

〔8〕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9〕曾明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民族学刊》2021年第7期。

〔10〕冯天瑜：《如何提取和开掘“中华文化元素”》，《北京日报》2013年4月8日。

〔11〕〔美〕彼得·L.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1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

〔13〕〔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300-301页。

〔14〕吴玉军：《国家认同视域下革命英雄记忆的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15〕丁一凡：《“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增添功能》，《经济日报》2020年10月26日。

〔16〕王明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

〔17〕李玉洁：《中国方案对非洲的价值启示与传播探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9期。

〔18〕韩喜平、巩瑞波：《中国梦：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19〕潘亚玲：《国际规范生成：理论反思与模型建构》，《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

〔20〕《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

〔21〕杨振武：《把握好政治家办报的时代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6年3月21日。

〔22〕《全国政协委员程蔚东：建设强大的国际传媒向世界展示真实中国》，人民网，http://www.scio.gov.cn/ztk/qt/2014nq

glh/30611/30613/Document/1366257/1366257.htm。

〔23〕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运用与传播》，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页。

〔24〕隋岩：《强符号的国际传播途径研究》，《当代传播》2012年第5期。

〔25〕关世杰：《五年间美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喜爱度大幅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问卷调查之一》，《对外传播》2018年第2期。

〔26〕黄传新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