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着泥巴的追梦人

梦 野

一个农民的文学梦

文学的魔力确实太大了，是根无形的绳子，最后把小说家凯拓紧紧拴在冬夜，拴在了养育他的陕北神木。

正值青春，那时的凯拓，有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贺中学”，被乡亲在炎热里叫着。高中毕业，他返乡了，一杯小苦酒，他在人生的拐弯处饮下。从高强度的劳作中，他摸着那些拔节的庄稼，感觉自己的筋骨一下子硬气了起来。

一个好消息从高音喇叭中传喊出。公社推荐参军人，凯拓率先报了名。冬阳里，他的脸面舒展了许多，浮起的笑意，柔波似的，峁峁梁梁也跟着他笑了。于甘肃某军区服役的经历，点燃了他的文学梦想。他的生命世界里，仿佛把故乡的金秋搬来了，遍绽着丰饶的喜悦。

三年后，凯拓不得不退役，“咚”的一声，命运又将他重重地摔在故乡，苍凉的心情，沾满苦涩的衣衫。他陪在父母的身边，再次开始种地。隆冬里，岳父用贷款帮凯拓买了一头骡子。他赶着平板车，顶着飕飕的寒风，从城里买回米面，走村串户换粮，再进城卖掉。往往返返，他的嘴唇像打剩的黄河边的冻枣，孤零零地，挂在季节的残枝上。

生活的腰包鼓起了一点儿，但他的精神有些耷拉了。心中的文学梦滋生着，他不得不放下种子、犁把、锄头……开始在村小教书了。窑洞里腾挪出的时光，是他创作的财富。小说《榆钱儿黄了的时候》等作品，没露出多少人民币的颜色，可随着不同程度的发表，“本土作家”的身份，却更加鲜亮了起来。

但养家是天下男人的主业，家庭收入像煤油灯光陷入暗淡，他还是心慌极了。小城里难以为继的各种零活儿，像难以咀嚼的食物，他很不是滋味。迷茫中，他仿佛看到了前方的灯火，一闪一闪的。他要闯荡了，要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信心鼓得圆圆的，犹如放上蓝天的彩球，村人都仰慕着。

乌金遍地的乌海，当时是人们淘金的福地。凯拓一路向北，直冲冲地去了。可他没有下煤窑，突然身体不舒服，他只好返回故乡，妇人一般地当起了裁缝，成为令人心仪的服装设计师。生计还是逼迫着他，满身银针似的，他愈发感觉刺疼了。夜里的一次醉酒后，他还是投身了那个漆黑的煤窑，赚了不少钱，但躲闪不及，脸上至今还有煤尘着火烧伤的疤痕。

太危险了，像受惊的鸟儿，凯拓不得不再次“挪窝”。带着生命的烙印，他“飞翔”到同在内蒙古的临河，降落在一个豆腐摊点上，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半。多年的漂泊，腰包确实是肥大了，但他身心仿佛被人撤换了，总有一些酸疼，遮住他整个人似的。他想坐下来、躺下来、静下来，想一想他深爱的文学，想一想生命那样短促，想一想人生价值的实现，想起杜甫的“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他还是放不下，悄悄携着文学梦，一路风尘，速返故乡神木了。

不是签约作家，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业余作家，他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力，未能真的管住自己，他竟然又重操旧业，在油库路做起了豆腐，成了一个疯狂逐梦的业余作家。

一般人可能不了解蛋白质。也许它在身心里，是一种魔力般的存在。凯拓好像着了魔，又做了两年半豆腐，就急促地回到老家，再次当起了“孩子王”。那期间，他创作是最投入的，作品展现着征服的雄心。《八月红》等长篇小说，像他人一样敦实，像他所教的孩子们一样素朴。他更像一个隐者，但读者能见到他对时代的价值认同。我曾和中学的一些老师相随，步行十里黄土路，给他到村小送纸笔。学区开会，他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小坐，我们都相互鼓舞过，在我囊中羞涩时，他还主动为我想过法子。

从普通人中，映照出一些不普通，能开掘出一种精神，凯拓应该是一个。中央多个部委举办“情系农家·共创文明”公益文化活动，他的长篇小说《何家阳湾》高规格出版，在全国亮相。这是他的特别之处，也是神木农民的不同凡响之处，像忙着春耕似的，更多的创作者奔涌而来。

但我的老兄凯拓，再难以“奔涌”了，我为他感到遗憾，一声叹息里，不知有多少不忍。高血压与糖尿病，挡住他前行的道路，轻微的脑梗，使他像风中之树站立不稳。“梦想不会逃走的，逃走的总是自己”，在文学滚烫的现场，他紧攥着自己的梦想，一边吞着药，一边思虑，一边创作。身体稍好一些，他竟然骑着摩托车，远走外县推销小说集，车坏在路上，找不上老乡，饿着肚子，这种遭遇是常有的。

病魔是阴谋的夜行者，它不光会偷走岁月，还会偷走人的选择。凯拓苦熬了五年，病愈发重了，神木的天空，翻滚着民间借贷的阴云，把他淋得湿湿的，冰冷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擦去头上的雨水和相伴着的泪水，他不得不坐上轮椅，不得不蜗居狭小的家境里，近十年了，头昂得高高的，依然紧抱着自己的选择。

在选择中坚守梦想，并以非凡的毅力付诸行动，凯拓做到了，他一直在奋力摆脱命运之缰绳。我到文联工作，眼前常晃荡着凯拓的身影。陪着市长去看望他，他握着我的手，抖抖的，说不出话来。

我想，他一定有无数的话，已说给了颤巍巍的时光。

少了粉翠

神木文艺的百花园，正繁茂着、艳丽着、香飘着。突然，少了一种味道，是粉翠的，她不见了，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可我又一想，她还是没有走远，还在故乡大保当镇，还在养育她的高圪堵村附近，只是，她不再行走了、凝望了、辛劳了。

她平躺下来，生前的病痛，化作一点点泥土，凝定成人间牵念的墓冢。她的周边，是葱茏的庄稼，她耕种过的，一亩亩的、一茬茬的、一棵棵的，仿佛都重新生长了出来。

她生前，我们文联和图书馆的同志，相随去看望。还是那个恬淡的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里润泽的玉米，还是玉米秆上绕缠的豆角，只是，她变样了，残酷的病魔折磨着她，衰败她的颜容，摧残了她的身体，但打不垮她的精神。

我的目光，停留在她的手上，变瘦了，变小了，变黑了。从她的泪水里，我看到她对生命的不忍，对人间的眷望，“你们都是好人，等我病好了，再给你们剪纸……”她的丈夫从南房拿来一卷作品，铺开来，说要送给我们。伊宁说：“不用，不用，你们不容易，我们买吧！”

赞赏声中，我看见她未落的泪水，轻摆着游走的神情。终于，一大滴泪水从发黄的眼中滑落，掉在苦脸上，掉在倦手上，掉在土炕上。

多惋惜，掉下来，也就意味着，将会摔碎她的生命。还不到六十岁啊，但摔不碎的是她的整个人生。

她是一位艺人，一生未入过校门，但她很有文化感。剪纸是她生命里的底色、步履间的气色，也是照耀她人生的一抹亮色，但她，也没走进城市，坚持种着庄稼，有着泥土的气韵。她只在红纸上剪着，只用自己的剪刀，只按自己的意愿，剪出来的作品和老家的汉画像石有着天然的相似，火热的生活里，充满人世的温情，就是一些拳头似的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

传承人中，原名叫任建平的粉翠，是最清宁的一个，陕北的剪纸同行都很认可她。民间文艺之花盛开，她还有着面花、柳编、民歌等方面的特长，更加引人注目了一些。她的品格是深藏内心的，像她素朴的庄稼，都忠厚于大地，忠实于季节，忠诚于乡亲，谷穗似的，深深地弯下腰来。

可最后的这一弯，粉翠就再没有站起，怀抱着秋天，寂然地走了。我想为她写点儿什么，但一直未能举笔。这样，我的心里，就多了一分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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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想起，我总有些感叹。想起我刚调文化馆，中元节前，那么多人在她家捏面花，情态各异，蒸得一笼一笼的；
想起我邀她剪一些饱蘸深情的小鱼儿，夹进新书的扉页里，送给帮衬过我的人；
想起她送我的自编的小筐子，至今还放在桌上；
想起她偶尔进城来，打个电话，说门房给我放一点儿老家的吃的；
想起我因外出，未能参加她的葬礼，心里有些歉意；
想起她的丈夫，在她微信上颤颤的语音，说她生前安顿过，要给我两只土鸡，并送至我的新单位，我在感怀中婉拒……想起粉翠，我觉得我能为她做的事，为艺人做的事，是远远不够的，可我限于那时的条件，也只是尽了一些微力。文联是文艺百花园的引领者、陪护者、举荐者。艺术里少了粉翠，我总感觉少了一些本真，少了一些意味，少了一些支撑。

你们都知道的，最重要的，少了粉翠，就少了剪艺中深深打着她印记的神木特色。

蜗牛

他一直在走，走得可能不快，但从未停止。他尽力地加速，咽下人生路上的种种不快，依然怀揣着梦想，前行在一条音符跳动的路上。

这人就是马政川先生。他给我的印象，好像一直没有年轻过。生活的重负，过早地压弯了他的腰，但他的头是昂着的，昂着头赶路，昂着头背着行囊，昂着头仰望星空。你若见了，沧桑的他，竟是满脸的笑，是画家难以画出来的那种笑。你握着他的手，粗糙得像有小刺，指缝里就有风霜钻出来。

巍巍黄河，像被一条无限放大的藤蔓牵着，两侧的人家，都在生命的流连里。童年的马政川，在饥饿中入了学，母亲总担心狼会光顾他，一直护送了两年半。“蜗牛靠着毅力，才能爬到安全的地方”，直至全家连苦菜汤也喝不上，一艘小船，把他们晃悠到了神木对岸。

生命的底色里都是贫穷，奋进的路上就有了永恒的原动力。钟情音乐的父子，没有得到邻里贴心的接济，有时甩过来的竟是冷嘲：“穷得连个腚都没有，还唱什么歌了？”冬天里，他们举家搬至刘石畔公社。高中毕业，马政川就当上了村小教师。没有钱买书，他就在煤油灯下抄书；
没有乐器，他要跑到小城去借弹，披着满身清冷的月光，返回自己的宿办合一的小窑。

到了神木，他仍做蜗牛状，觉得有些安全了。有了手抄书，有了能弹的乐器，还有了像谷子那样瘪薄的薪水，他有了些许满足。进入音乐的最高殿堂，是他心中的大梦，但他所在的公社是不鼓励他报考的。倔强的马政川，从亲戚那儿借来赶考的路费，从容地进入西安考区艺术类的考场。他的才华展露了出来，考区的高教授竟把他送至火车站，牟教授借给他返程的路费。

喜讯在祝福声中炸开，省招办的一封电报来了，人们都惊呼着，马政川考上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啦！那一年，全国只招收了七个，西安考区只考上他一个，不是范进，但有点胜似吴敬梓笔下范进中举的狂喜。他的脚步一下就轻快起来，仿佛自由蹦跳的小羊，脚是风，鞋是风，步也是风，风也似的，让他一股脑儿冲上了人生绿意婆娑的高峰。有考生给他交清了所欠的伙食费，神木中学还给他准备了路费，更让他心潮澎湃的是，有个对他有点儿意思的女生，羞答答的，叫他去了北京，一定要给她来信。

可现实总是冷酷的，马政川又摔了一跤。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他这次伤得不轻，小羊的感觉飞走了，还是像蜗牛那样，只能再坚持行进了。对他不满的公社书记，悄悄扣压了他的通知书。他无奈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速速摇了摇，愤懑地说给自己：“谁让你是‘黑五类’分子的儿子呢？”

那是1964年。

他没想到充满希望的神木竟让他失望连连。他想起了牵着秦晋的那条藤蔓，不得不随迷茫的父母痛返故乡。刚在村小稳定下来，“文革”席卷了体弱的他，造反派对他进行了全面惩治，“发配”东方红水库。他的精神差点儿垮了，还是音乐拯救了他。随着天亮，他又昂起头来，披着满身的阳光，领导又叫他当上老师，并兼文艺宣传队队长。

政治运动来了，一心想当演员的马政川的娇妻也受到了牵连。她已怀孕八个月，不得不解除婚姻。泪水追赶着泪水，湿了她通往娘家的羊肠小道。

屋檐像接连降低，马政川的头不得不更低，有些呆滞的眼神里，沾满盖过他年龄的冰霜，身体里的蜗牛精神再次勃发。他苦心编写了笛子演奏法，可惜出版社在西安，邮寄弄得下落不明，多年的投入随水漂流，失落的心境，仿佛卷走的沙子。他撞上了“极左”路线，倒在小小的讲台上，从速退回生产队了。

有人说，事业是男人的姿色，姿色是女人的事业。这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生攀越高峰的无形梯子。他还在登升，再次奔赴神木，隆冬像媒婆那样成全，一个身沾文艺情怀的女子看了马政川排练的节目，就决意要嫁给他，没有要彩礼，没有举办仪式，只吃了一顿饭，就算“喜结良缘”了。他更加挚爱自己的事业了，创作了《毛泽东的恩情唱不完》等多首歌曲，参加了创作、演出、座谈等各种活动。他成了本地文化名人，在晋剧团大舞台上，以主角的身形转正了。

改革开放，喜雨似的润泽，文艺之花朵朵开，马政川绽放在陕北文艺的百花园。他在艳丽之中，但他又在艳丽之外。相似的他，写诗、撰文、作词、作曲、演奏……基本是公益性的，更多追求的是社会效益。从家庭的变故里，他怀念着花一般俊俏的女儿，一生的遗憾是难以拔除了，但为了生活，他噙着冷泪，随乐队在城乡的不同场合演出，奋力获得一点儿积蓄。

“被克服的困难，就是胜利的契机。”马政川的身体里，确实是有蜗牛的，一个个的。一个个蜗牛，是一个他，是一个个有着不平经历的他的缩影。那迸发的精神，我们是能看见的，是能体会到他的价值的。马政川搜集整理民歌也是出了名的，也可能是装扮过于落伍，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办法，他只得摸出皱着眉头的零钱，蜷缩在过于简陋的招待所。同屋里几个喝了烈酒的人打闹不止，一夜里把他吓得不轻。马政川的处境，我觉得怪不得他，要怪就怪当时的世情，还有那些有点儿冷漠的人。

我也曾目睹马政川的窘迫，他要为音乐集奔走，在市长的门上久站，人群中，他干脆圪蹴下来。他是请领导题字的，还想要点儿印刷费。我说：“马老师，要是这么个事，你就不用找领导了，我给你想些法子！”他不相信我，还是言之凿凿：“你在文化馆是副的，五万块钱，大市长才能批了……”我当即拨了电话，财政局局长同意了，并说这样的老艺术家，正路人都会支持的。

过了两天，我和马政川约好，等候局长的时候，他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女人打来的，要使用他的八首曲子，但又不肯掏钱，还说她有文人情怀，是在照顾弱势群体；
另一个也是女人打的，叫他赶紧到乡下的丧事上演出，也不愿多掏一分钱，还说她在关心困难群众。其实局长才真有文人情怀，希望这五万元能真正帮到马政川的创作和生活。有人劝他，干脆不要出书了，补贴家用多好哇。心怀艺术至上，他的蜗牛精神不灭，非要出书不可。他不怕走在黑夜里，因为他心里有阳光。我在神木至大同的火车上碰见他。他戴着鸭舌帽，上书“陕北二人台研究会”的字样，在过道上腾挪着，仿佛他掠夺了人们的视线。

我没想到，抖起信心的他，竟是去北京卖书。我惊讶极了，为何跑那么远呢？再次在街上碰到他，他说那个书有点儿问题，被黑心的书商骗了，在北师大图书室，人家说书号是假的，还要扣留他，报告有关部门清查，吓得他腿都抖的，像犯罪的人，连电梯也不敢坐，火速在楼梯上逃了。

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些滚烫的印记，不只藏在我的墙壁上，更多在我的掌心中、瞳孔里、心尖上铭刻。他常给我送他的新作，在扉页会写几行鼓励我的话，不忘我们是忘年交，总要把我当孩子似的，嘱咐一些事情；
有时会拿点儿月饼，油油的那种，用报纸包着的，非让我品尝不可；
有时竟是悄悄在小区，在蛇皮袋里装几个西瓜，怕我不要，总说是老家自种的。我到文联工作后迎来的首个春节，看望老艺人，大家都想到他了，陪着市长，他激动的说话声仿佛被荆棘的人生阻挡着。但那两个字，连声的“谢谢”，好似酒醉的感觉，一直驻扎在我们的心里。

又一个春节要来了，身体里有蜗牛精神的马政川，是不知道我给他写这篇文章的，这次陪着宣传部部长看望，希望能再鼓舞到他。人生路上，那些绊脚的奇形怪状小石子，我愿都被我们强大的车轮碾过。

一一碾过，我们就有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