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间穿行，目光高举

刘军

对于作家而言，丈量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作家借助历史材料实现对人生与世界的观阅，历史散文、历史随笔、文化大散文这三种体式就与之对应；
有的作家借助脚步实地踏访，通过自己的脚印和目光，直击世界的多样性；
有的作家则借助体验，尤其是个体的成长史，进而开掘内在精神世界的曲径通幽；
有的作家则借助特殊的情绪瞬间，在回环反复中形成深渊，并跃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所指，肖斯塔科维奇大半生时间，皆处于即将步入极刑的恐惧状态之中，这种恐惧最终形成一种极为强烈的精神力量，倒映在他的艺术创作之中。

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经验式写作贯穿了不同的文学文体，乡村经验、小镇经验、街道经验等等，它们构成了写作的富矿，往往会被作家们变着花样加以开掘。另一方面，个人经验又是有限的，尤其涉及到体验的独特性部分。怎样去弥补个人经验的不足，通过笔触打开更宽广的世界，南宋大诗人陆游给出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方法。这些年的散文创作领域，人们会注意到有很多作家或选择走向古籍或选择走向田野的方式，而走向田野则影从者更多。现供职于《生态文化》杂志的冯小军就是走向田野的散文作家阵列中的一位，翻阅其最新散文结集《种子在发芽》即可知晓，他的足迹翻山越岭，抵达很多偏僻之地。这其中，林场和林点（观察点和执勤点）是他到访最多的地方，南到广东增城，北到黑龙江的多处林场，东北的长白山，西北的贺兰山、祁连山以及位置更偏西的天山山脉、伊犁河谷则踏访更多。

今年年初，前《生态文化》杂志主编，也是国内知名生态散文作家李青松出版了《北京的山》一书。这部作品同样是作家四处踏访之后的思考结晶，这也照应了生态作家必须拥有扎实的田野经验的要求。与《种子在发芽》进行比照的话，《北京的山》在内容上以大量的动植物以及河流、湿地、物产为书写对象，呈现出生态散文写作在素材和观照对象上的多样性，而对于冯小军而言，他的笔触则相对集中，森林和林地是他非常熟悉的对象。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走访，他对森林自身的理解，对人与森林关系的思考，对林场转型和林业管理的审视，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由“观看”进入到“内视”的层面，如此这般，有太多的河流在内心冲撞，观念与体验最终融汇在一起，进而构筑了主航道的河床两岸。在《种子在发芽》附录部分，细心的读者也能注意到，作家之前写出的单篇作品抑或散文结集，关于森林和林地的书写同样占有极大的比重。作家缪塞有过一段自辩词，他曾说道：“我的杯子不大，但我是用自己的杯子喝水。”在文学写作现场，题材的专注可谓一体两面，一方面使得主题的呈现很容易趋于单一；
另一方面，也易于取得开掘之深的结果。鲁迅先生谈及创作体会之际，提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命题。只要开掘有深度，那么就足以弥补主题单一带来的不足。而散文领域，这样的创作实例还是较多的，比如北中原带给冯杰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冯杰也没有辜负这一地理、人文单元，他和北中原之间业已抵达相互成就的境界。还有郑坊盆地之于作家傅菲，能够带来静水流深的生活经验和世味百象，傅菲持续的开掘使得他的故乡浮出水面，成为某种具备指向性意义的精神地图。

近些年，随着生态环保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森林的生态效益以及对于人类的其他巨大作用。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绝大部分认识成果依然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原材料也好，煤炭油气资源也好，涵养水分调节局地气候也好，以及森林其他的功用，皆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和赞美，但上述论点无疑建基于服务人类的目标。自从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作为分支学科诞生之后，少数的人们实现了认识论的提升，他们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思考森林对于盖娅生命体的巨大作用。不仅人类需要森林，还有更多的生命体依赖森林得以生生不息。而在环境哲学产生之前，还有一批作家艺术家将森林视为梦想诗学的存身之地，视为贫乏精神得以拯救的道地。地理学家皮特对森林非常看重，他认为人在森林里，能够做到“自然地、不加故意地体验生存”。奥地利作家施瓦布在《与魔共舞》中说：“这个地球上，最高贵的灵魂就是森林之魂，而这个民族就应该将它所蕴藏的力量归功于它的森林。正由于此，我想说的是，所有的文化都源自于森林，这并不偶然，因为文化的衰落是和森林的毁灭密不可分的。”由此可见，作家将森林之魂与民族精神的养育、提升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曾经观察到，“商人和律师从街道上的喧嚣和奸诈中走出来，看到了天空和树林，于是又恢复为人了。”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在树林中间，我们回到理性和信仰”。尽管爱默生的说辞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成分，但他对森林所具备的符号意义和精神意义的认识无疑构成了人类仰望星空的内容。爱默生之后，在俄罗斯自然主义文学两百年的实践中，读者可觉察到这群作家对“自然人”的念念不忘，失落的人性，失落的本真和善意，在哪里能够找到？在森林里，在原野处，人性得以恢复，失落的东西可以找到。这恰恰照应了梭罗“野地里包含着人类的救赎”这一命题。

《种子在发芽》计收录52篇作品，从体例上看，除了个别篇章比如《塞罕坝情愫》之外，这部散文集所收录的作品大多为短制，从两千字上下到四千字上下不等。从时间跨度来看，集子里既有作家的早期之作，比如《城市的森林——纽约的绿肺》一篇刊于2006年；
也有近期所作，以城市行道树为题材的《草木脾气》，刊于2021年《黄河文学》生态散文特辑栏目。我在那期特辑的引言中曾加以简单评述，如下：“冯小军的《草木脾气》直击树木的生存之道，从城市的行道树到山野中的次生林，樹的强势与颓势，与种类、地域、空间密切相关。强扭的瓜不甜，以此出发，城市的管理者应该多加思考，花很大成本引入的观赏花木、名贵草皮、喷泉等等，是否具有真正的‘在地性’？”树木挪移以服务于个别人的欲望利益问题，在作家笔下的另外作品里也有所反映，表现出了作家基于现实的应时性思考。由较大的时间跨度可知，《种子在发芽》实则为作家的一部散文自选集。

生态写作勃兴，在进入加速度的情势下，身在《生态文化》杂志，冯小军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不仅倾心于生态散文的写作，而且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东风，以访谈的形式和理论家、高校生态文学研究专家、生态文学作家加以对接，努力践行生态行动主义的基本内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生态写作还是主题访谈还是实地采写，皆属于生态行动主义。“行动”色彩是生态文学与其他类型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何谓行动主义？其实就是理念转化为现实，生态写作借助观念的前置以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唤起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系统间关系的思考。地球上的各种生命系统是相互支撑的关系，任何一种生命系统的独大都将会带来毁灭性后果，史前火山活动极度剧烈与其后的地球生物大绝灭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如同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侧身生态散文领域几年，对于生态散文的界定和评述，我则是愈发谨慎。根据我个人的判断，《种子在发芽》所收录的散文作品，从性质和类型上看，一部分可归入生态散文写作，另外一部分则应归入纪实散文的范畴。这部散文集大体上为两种类型散文的合集，只不过，由森林、林地这样的核心意象统摄前后。

那么，在这部散文集中，生态散文与纪实散文的分野之处在哪里？划分界限其实也不难，有着“我”的个体的体验，潜藏着主体的绿色之思，再配以“我”的田野经验，具备这些因素的作品皆可纳入生态散文的视野加以观照。而讲述他者的故事，以各色人物的经历串起一种整体性的生态思考的作品，则可以认定为纪实散文作品。基于上述的描述，集子中的《草木脾气》《禅味梨花》《城市森林——纽约的绿肺》《水口林》《扶桑记绿》《新橐驼传》《清晨，我与岐山湖对话》等等，皆可划入生态散文的行列。且以岐山湖的书写为例，这篇作品中有一个段落，涉及对一处荷塘的观察和思考。作家因为发现了与荷花伴生的野草而心生欢喜，何以喜悦之情油然而生？恰是因为野性之美孕育了蓬勃的生命力，并由此生发出一番感慨：“营造一个生物多样的荷塘难道难办吗？按说不难。其实这样做连刻意而为都不用，只要有一颗尊重自然的心就好。可是好多管理者就是喜欢培植独一，习惯整齐划一。这种审美难道不是病态吗？表面上看是荷花一品独尊，实际上是培植它们的主人的观念在作祟。”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小军对野性、自然、生命系统交互的推崇。而渗入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自觉观念，恰恰就彰显在如此细微的细节之上。统观其生态散文系列，原产地、多样性、自然生成、整体性，这些构成了作家笔下的关键词，它们是因地制宜的，无论是保护还是发展，皆强调“在地性”品格。

源于多年的林业工作经历，冯小军不仅熟悉各地的林场、林点以及林地植物，而且对森林的生态效益有着超出常人的理解。他是站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森林，这部散文集子中有多篇作品皆触及到绿化荒山、荒漠的主题，这其中，他最熟悉的当然是塞罕坝了。毕竟，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绿色奇迹塞罕坝》专门书写这个全国植树造林的典范。多次的进入和采访，使得他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也和林场职工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部集子所收录的《塞罕坝情愫》一章，恰是少有的情感饱满之作。这篇一万多字的散文作品中，历史与现实，记忆与现场，情感与思绪，人物与故事，紧密地融汇在一起，表面上写的是林场和林场工人干部，实则抒发的是自我的怀抱。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情之所依，究其本质则是，一个人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印痕和片断投放在一个具体的物理处所之中。也因此，回望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此外，作家笔下的纪实散文系列作品中，屡次提及1998年国家天然林防护工程启动这一节点。制度层面的调整，不仅惠及众多林场的无数个职工，更为关键的是，原始森林和次生林的保护由此向好，保护措施也由此得以生化。蝴蝶效应可以引发沙尘暴，蝴蝶效应的另一面，也会催生生态环境的良性转向，进而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逐级提升。

在藝术处理层面，冯小军的散文语言平易朴实，局部地方，比如刻画人物之际，采用了完全贴近生活的语言。此外，在不同的结构单元里，作家比较注意生动性的调取，比如对话，比如一些行动细节。总之，人与自然的问题是一个“元问题”，是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的问题。可惜，人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没有善待养育了自己的大自然。这个问题至今仍然看不到妥善解决的路径，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但人类同时却又遭遇人种退化的危险。如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说：从人退回动物，甚至蜕变成怪物。好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寻找出路。希望蓬勃展开的生态主义，包括生态写作，给人们带来更有益的启示和慰藉。

责任编辑 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