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禁侍卫职务的“宦官化”

宋 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进程里，皇帝起居的宫省服侍机构与员吏身份发生过若干演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宦官化”趋势，即宦者职权范围的扩大，他们逐渐侵蚀取代省内各部门常人的各种职位，其员数也日益扩增。汉末袁绍等领兵攻占南北两宫，“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1]2252。另外，宦官的政治地位与权势也在不断地提高。从内廷厮役中涌现出许多主持宫禁各项事务的官员，甚至能够影响君主的旨意，即所谓“侮慢天常，操擅王命”[2]172；
“富拟王府，势回天地”[1]2037。这一发展趋势至东汉桓灵时期达到顶峰，宦官得以占据禁省乃至宫内侍奉卫戍的大部分官职，“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1]337，从而形成对宫禁事务的垄断性控制。学术界对于上述的研究较少，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1)参见李兰芳《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制度建设》，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史志学刊》2017年第6期；
张光晗《论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见梁安和、徐卫民《秦汉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现对其情况作如下考述。

需要指出的是，秦汉宫殿禁止外来人员携带兵器入内，大臣进殿门之前必须解除随身武器。司马迁曰：“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3]2535薛宣《汉名臣奏》亦云禁省之内，“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8]1629。汉朝只有萧何、梁冀等极少数重臣有权带剑上殿(2)《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第2016页。《后汉书》卷34《梁冀传》：“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第1183页。，但是仍不许携入禁中。例如梁冀虽被赐“剑履上殿”，“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张)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1]1243。由此可见，中黄门是禁省之内极少数有权操持兵器的一股武装力量，因而在宫廷斗争中举足轻重。故霍光废黜刘贺时，事先安排“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5]2939。因而得以将刘贺与其亲信随从隔离开来，分别加以控制和逮捕。灵帝死后，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企图更换禁门的警卫以控制省内，保护太后与少帝的安全。“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2]189但是未能成功，因此后来袁绍等攻打南宫时，仍然是与守卫禁省的中黄门交锋，并遇到顽强抵抗，不得不放火烧门以迫使宦官撤出。“宫合闭。袁术与(吴)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合。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张)让等。”[1]2252

另外，两汉时禁省乃至皇宫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力也逐渐转移到宦官手里。东汉后期的宫廷斗争中，黄门令屡次担任禁军的头目，率兵去逮捕外戚的首领大将军。例如桓帝诛梁冀时，“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1]1186。宦官曹节等挟持灵帝与窦太后，拜王甫为黄门令，派遣他带领禁军并指挥张奂的五营士卒，前去镇压和逮捕窦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洛阳都亭。”[1]2244灵帝晚年扩充禁军，增设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总领这支部队，“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1]2247；
因而得以“擅兵于中”[1]2247。直到灵帝病逝，何太后临朝称制，何进执政并杀掉了蹇硕，才得以控制了禁省以外的皇宫和京师驻军。

从文献有关记载来看，东汉侍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都有明显的下降，被中常侍所取代，这主要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环济要略》曰：“侍中，古官也……秦始皇复故，冠貂蝉，汉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顾问，拾遗于左右，出则负玺以从。”[8]1044金钦为侍中，甄邯劾奏云：“钦幸得以通经术，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袭爵号。”[5]2965东汉邓阊，“字季昭，拜侍中，出则陪乘，入侍左右”[9]303。表明这一官员是紧随天子左右的贴身侍从，他和皇帝的亲近程度是其他官员无法比拟的。如应劭《汉官仪》所云：“侍中便蕃左右，与帝升降，卒思近对，拾遗补阙，百寮之中，莫密于兹。”[6]136西汉侍中金珰右貂，中常侍银珰左貂，标志前者的秩级较高。东汉前期，中常侍的秩位逐渐提升，与侍中相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1]2509许多宦官的身份也由从给事杂役的家奴演变为执掌公务的官吏。和帝去世以后，邓太后临朝，其施政用事多依赖宦官，致使侍中的职责和权力渐被削夺。前述朱穆所云：“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李贤注：“常伯，侍中。”[1]1472-1473东汉侍中权势衰退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宦官掌握了诏旨下达与奏章转奏的职责。秦朝在殿内设立侍中五人的目的是为了往来传旨与奏事，《宋书·百官志上》云：“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10]1238西汉前期延续了上述制度，《汉官旧仪》卷上言，丞相府有东西曹，其分工为：“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领百官奏事。”[6]36这项工作到东汉中期则被宦官中常侍接任。“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1]1472至桓帝、灵帝时依然如此，这样一来，宦官的地位与西汉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他们动辄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1]2509。而侍中的职权则因此而明显下降。

其次，东汉后期的侍中不再是与天子昼夜相伴，共卧同起的“帷幄近侍”，据应劭《汉官仪》卷上记载，两汉侍中除了联络公务之外，还兼任侍奉天子的日常起居。“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6]137笔者按：禁省中皇帝与官吏的生活服务，有宫女(官奴婢)来承担劳动，年少者称作“宦人”，老者称“婢”，分别服从尚书和侍中的调遣。见《汉旧仪》卷下：“省中待使令者，皆官婢，择年八岁以上衣绿曰宦人，不得出省门。置都监。老者曰婢，婢教宦人给使尚书。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宦人。”[6]79据文献记载，侍中只是从事一些轻微的、或是象征性的服侍工作。例如举行大祭时，“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觯酒从”[6]56。《西京杂记》云：“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11]199汉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坐)唾壶，朝廷荣之”[6]137。

东汉中叶以后，侍中的上述职责也被宦官中常侍接替。东汉后期的两次宫廷政变(桓帝与单超等诛梁冀、曹节挟灵帝诛窦武、陈蕃)，外戚势力失败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无法了解禁内天子与宦官集团的动态，更没有力量控制皇帝。桓帝延熹二年(159)政变发生前，梁冀有所察觉，但是他在禁内并无侍中充当耳目，只能通过宦官搜集情报。“冀心疑(单)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1]1186结果张恽被捕，桓帝随即下令部署，“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1]1186。梁冀对突然发动的袭击措手不及，只得束手就擒。建宁元年(168)九月宦官曹节等人发动政变时，在宫中挟持天子。“令(灵)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1]2243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灵帝身边的近侍是当直的曹节等宦官，以及和他们勾结的乳母赵娆等人，而担任侍中的外戚子弟窦机、窦靖对此却一无所知，致使窦武、陈蕃没有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完全陷入被动而惨遭失败。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东汉后期的侍中虽然仍在宫中直宿，但已不能留在禁省内侍奉天子，甚至很难与外界交通。西汉侍中平时在禁中殿寝侍奉君主，休息时待在殿下的“庐”(棚舍之类的简易房屋)内(3)参见《汉书》卷68《金日传》：“上行幸林光宫，日小疾卧庐……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日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见日，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颜师古注：“殿中所止曰庐。”第2961页。笔者按：当时金日与莽何罗俱为侍中，可见他们歇息在殿内庐舍，并能出入天子的寝室。。据《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记载，东汉前期曾命令侍中出居禁省之外，只有接到诏旨才能入内，事务结束后离开。“(汉)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由是侍中复出外。”[6]203他们办公的地点也改为“侍中寺”。《汉官仪》曰：“尚书令、侍中上东、西寺及侍中寺。”[6]140这是他们值班工作并待诏入省的官署，仍在宫内却处于禁门之外(4)《后汉书·五行志一》：“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第3273页。可见《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所言章帝以后，“由是侍中复出外。”是说侍中官署退至禁门之外，但是仍在宫内。。侍中住宿在前述之“侍中舍”，按照汉代官府前堂后舍的建筑布局，是在庭堂的后边。章帝去世后，由于外戚擅政，接连出现窦、邓、阎、梁氏四位太后临朝称制，她们都曾加封自己的亲属为侍中并进入禁省，“供养两宫，宿卫左右”。李贤注：“两宫谓帝宫、太后宫。”[1]166侍中在禁外官寺直宿的规定被迫中断，直到桓帝诛除梁冀前夕，省内又不见侍中直宿的身影，他们再次被排挤到禁外，至袁绍等消灭宦官集团才宣告结束。

东汉还有一项重要的规定，就是侍中受到严密的监管，不得随意与外界交通。见《献帝起居注》：“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又云“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1]3594。这表明袁绍等诛灭张让诸宦官之后，才又下令恢复过去侍中、侍郎到禁中充当皇帝近侍、转呈诏旨奏章的工作。另外，上述记载还反映了东汉后期宦官擅政期间，侍中和黄门侍郎虽然留在宫中直宿，但是却被禁止和亲属、同党往来，尤其是交谈政务，以免泄露机密，这应是担任侍中的外戚子弟无法向外传递信息的缘故。献帝解禁之后，又屡次出现了侍中、侍郎的泄密事件，所以王允上奏要再次限制其人身自由，和尚书台的官员一样，“不得出入，不通宾客”，从而又被隔绝在宫内。

秦汉君主是最高的统治者，对尚书送呈的文书审阅批复，决定国家的各项重要事务。尚书机构实为传达百官章奏与皇帝诏旨的中转站，其政治地位与作用非常重要。如《汉官解诂》所言：“尚书出纳诏命，齐众喉口。”[6]16担任此职务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士之权贵，不过尚书，其次诸吏。诸吏，光禄勋是也”[6]16。秦朝及汉初宫内的尚书官员是由少府管辖委派的，由士人出任。沈约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又云：“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至汉初并隶少府，汉东京犹文属焉。”[10]1233-1234皇帝颁发的诏书，是由尚书制作，并保存副本(5)《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第2853页。，颁布制诏还要加封尚书令的印(6)《汉官解诂》：“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23页。。汉武帝时设中书(谒者)令，由亲信宦官担任(7)徐坚等：《初学记》卷11《职官部上·中书令第九》：“中书令，汉武所置。出纳帝命，掌尚书奏事，盖周官内史之任。”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页。，主持中枢机要事务，转发尚书送来的奏书与皇帝的批示与命令。例如，“(司马)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5]2725。范晔亦追述西汉受宠宦官之事云：“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1]2508汉武帝又在禁中设左右曹(8)《宋书》卷39《百官志上》：“汉武帝世，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第1234页。，由获得内朝诸吏、给事中加官的宦官担任，处理尚书送呈的文书。“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注引晋灼曰：“《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5]739《初学记》云：“诸曹尚书，秦官也。汉因之，并用士人。武帝改用宦者。成帝又改用士人，置列曹尚书四员，通掌图书章奏之事，各有其任。”[12]263

宦官掌管文书机要的中书制度在汉武帝死后继续施行，又经历了昭、宣、元帝三代。“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史)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萧)望之等。”[5]3284元帝体弱多病，将诸事委派中书令石显处置。“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5]3726直到成帝即位后，认为石显权势太重，将其罢职。“石显坐专权擅势免官，徙归故郡。”[5]3706并且撤销了中书机构，以尚书诸曹取代，将阉宦排除在外。“(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5]308另外，西汉皇帝身边还有侍中和中常侍以及黄门侍郎，也参与中枢机要的事务，由士人出任。但是到了东汉中叶，省阅呈交章奏与传达天子诏令的工作重新被宦官把持。朱穆曾追述道：

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1]1472

有些宦者如曹节甚至担任尚书令(9)《后汉书》卷78《宦者传》：“(曹)节遂领尚书今。四年，卒，赠车骑将军。”第2527页。。中常侍一职也专由宦官把持。《汉官仪》卷上曰：“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光武以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珰。”[6]138宦官由此得以掌握国家机密，能够利用奏事与传旨的机会对君主和百官施加影响，因而权势显赫。如朱穆所称：“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1]1471窦武、陈蕃谋划除掉宦官集团，其密奏即被政敌得知，以故遭到失败。“时(窦)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武等。”[1]2243宦官控制了尚书部门与机要文书，即能利用手中的权力隔绝君臣间的正常联系，借以实现自己的要求与目的。他们可以扣压朝臣控告宦者的奏章，不让皇帝得知。例如，“(顺帝)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虞)诩辄案之，而屡寝不报”[1]1870。灵帝时郎中审忠揭发宦者朱瑀罪恶，“章寝不报”[1]2527。宦官甚至能捏造事实上奏，或对臣下假传诏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安帝时小黄门樊丰、侍中谢晖备受宠幸，“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1]1764。虞诩得罪中常侍张防而无辜被下狱，孙程等为其诉冤。“(顺)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1]1871永和四年(139)，中常侍张逵、蘧政等诬告梁商与曹腾图议废立，顺帝不听。“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1]1176曹节等宦官发动政变时，“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1]2243。汉末宦官在省内诱杀何进，并伪造诏书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张)让、(段)圭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1]2251上述情况都反映了宦官操纵尚书机要事务以后，对于朝廷施政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的支配性作用，并在宫廷斗争中往往处于主动地位。

西汉省内的诸多服侍事项分别归属黄门令、内者令、郎署、太官等各个机构，并未设置监临禁中总务的官员。东汉自和帝以后接连由邓、阎、梁太后临朝，宦官势力随之发生膨胀，他们当中职务最高者为中常侍，其权势威震朝野。范晔称其“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
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1]2510。其中某位或数位中常侍经常干涉或统辖禁省诸项事务，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总管。如邓太后临朝时，安帝不亲政。“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邓)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刘)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1]2514李闰事后升迁中常侍。汉安帝与北乡侯死后，孙程等人入禁中解救废太子刘保时，不得不借助李闰的威望来完成政变计划。“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刀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1]2515汉桓帝晚年至灵帝即位之初，“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1]2242。为外戚和公卿所忌惮，故窦武与陈蕃谋除宦官时，“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1]2242。灵帝时张让、赵忠等中常侍专权，禁省更是成为由他们操纵的领地，以致何太后误认为这种情况是从西汉沿袭下来的祖制。她对何进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1]2249“省内”甚至成了宦官集团的代称，如何苗对何进说：“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1]2250即劝其兄长不要与宦官决裂。张让等责备何进时亦称：“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1]2251此处所谓“省内秽浊”，说的就是宦官集团的贪腐；
由于他们盘踞控制着禁省，故亦以“省内”来自喻。

东汉侍奉警卫机构的宦官化，还表现在阉宦担任了宫内某些在少府之外的“九卿”及各官署的令丞，把常人排斥在外。如宦官郑众协助和帝谋划政变消灭外戚窦氏，“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李贤注：“宫卿谓为大长秋也。”[1]2509大长秋为皇后的宫官，西汉或由士人担任(10)《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颜师古注：“中人，奄人也。”第734-735页。，东汉则改变其制度。“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1]3606《续汉书·百官志三》言少府属下许多机构增设了宦官任职的岗位。“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1]3600范晔亦云：“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1]2509他们在禁省扩张势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开始出任太后的宫官。西汉太后居长乐宫，号长信宫，设有长信少府、长信太仆等官职，皆由士人担任。其知名者有夏侯胜、邓广汉、韦贤、贡禹、檀长、薛广德、平当、陈庆君、庞真、薛宣、金涉、王闳等(11)参见《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汉书》卷75《夏侯胜传》，《汉书》卷77《盖宽饶传》，《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东汉太后与皇帝同居南宫或北宫，其宫官在前期仍遵守旧制，由士人出任，如长乐少府有郭璜、赵典、刘般、桓郁、梁扈等。自和帝以后，天子屡屡短命而由太后与外戚集团执政。即范晔所言：“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1]401太后称制即行使皇帝权力，所居亦为禁省，此后其宫官多为阉宦。《汉官仪》卷上曰东汉：“帝祖母称长信宫，帝母称长乐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及职吏，皆宦者为之。”[6]146《续汉书·百官志四》亦云：“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宫。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1]3608汉末外戚、公卿与宦官斗争激烈时，才偶有士人充当(如李膺等)，但很快遭到罢免迫害。

桓帝、灵帝在位时，宦官“五侯”与“十常侍”飞扬跋扈，他们对宫内各官署的令丞职位也逐步形成了垄断。永寿三年(157)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冗从右仆射官”。李贤注《汉官仪》曰：“守宫令一人，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并秩六百石”[1]303。这是宦官进一步控制皇宫警备部门的举措。熹平四年(175)十月丁巳，“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1]337。从此南北两宫的各座官署均将士人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实现了宦官对皇宫日常服务警卫部门的全面控制。即使是后来宫外苑囿增设的机构，仍然是在阉宦的掌握之中。例如光和六年(183)秋，“始置圃囿署，以宦者为令”[1]347。直到中平六年(189)灵帝去世，袁绍等人消灭了宦官集团，献帝即位后才宣布任命官僚子弟为郎官，来临时填补宫内诸座官署令丞的空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李贤注曰：“灵帝熹平四年，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自是诸内署令、丞悉以阉人为之，故今并令士人代领之。”[1]367-368

两汉时期宦官的职权范围为什么会日益扩大，得以逐渐控制宫省各项服侍警卫机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古代史家多把皇帝与临朝太后深居后宫作为信用宦官的理由，认为阉人没有性能力，出入后庭不会与嫔妃宫女发生奸情，也可以避免外界的各种揣测和非议。如萧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5]3284范晔亦云：“(武)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又言：“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1]2508-2509何太后亦称：“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1]2249不过，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还有其他重要缘故，例如皇帝对百官及外戚的猜忌和警惕，为了强化君权而削弱官僚贵族的势力。像汉武帝置中书令，使用中黄门代替郎官宿卫禁省门户，和他设立中朝以削夺相权与外朝权力是步调一致的举措。再如王莽普遍任用宦官担任宫内各项职务，就是出于对臣下的戒心。“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
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5]4140此处所言的“封事”，就是加以密封的奏书，尚书及其他官员不得擅自拆看，必须由禁中的宦官直接呈交皇帝，这样可以不让公卿或外戚获悉奏章内容。如宣帝即位之初，外戚霍氏掌权。“时霍山自若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5]2951使用宦官中黄门守卫禁省门户应该也是上述原因，郎官往往出身官僚富豪之家，具有较为深厚的政治背景，相对而言更容易被君主的政敌利用。负责皇宫治安警戒的官员有时也会在政变中倒戈，如秦朝赵高勾结郎中令，突袭望夷宫杀死二世。诸吕之乱中，“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3]409而宫禁内的宦官大多“以文属少府”，即只与少府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直接听命于皇帝。宦者作为出身低贱的刑余之人，通常背后也没有对皇权构成威胁的贵族豪门势力，天子因此对他们更为信任，认为可以委以要务。例如，“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颜师古注：“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也。”[5]3726-3727此外，皇帝孤身居住在禁中，身边经常接触的主要是宦官，这也是对他们产生倚赖的因素。例如，“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1]2509。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从西汉武帝至东汉桓帝前期，禁省诸项职务的“宦官化”主要是皇权推动的结果，那么在桓帝诛除梁冀、分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为列侯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1]2520此后宦官专擅朝政，曹节、王甫等又诛灭外戚窦氏和陈蕃、李膺、范滂等朝野政敌；
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1]2534-2535。皇帝逐渐沦为阉宦集团操纵的傀儡，甚至把黄门常侍喻为父母(12)《后汉书》卷78《宦者传》：“(灵帝)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第2536页。。“宦官得志，无所惮畏。”[1]2536此时他们占据宫省各官署要职，则是实现其自身扩张并巩固势力的强烈要求，不再受君主愿望的支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