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幽灵所见：阮清越战争叙事的迂回与进入

李志峰，邓 诗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是美国当代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作为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的特约评论员，阮清越的作品以其自身亲历的越南战争为蓝本，深刻记录了难民的生活状态，发出横跨美亚两个世界的声音。与其他以沉痛式书写战争中血腥暴力的创伤性记忆战争文学作品不同，阮清越一直试图从一个战争受害者和在战争施害国重新生活的战争受害者视角去观察战争，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创伤疗愈与弥合。其作品超越了历史语境，展现出“东西方之间永恒的误解和误解，以及人们被迫选择的不是对与错，而是对与对的道德困境”[1]。战争中极端的生存条件迫使阮清越关注到这个与现实相对应的“亡者世界”——幽灵，他利用“幽灵”这一独特的精神体验书写战争。

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幽灵批评开始活跃于文学作品之中。该理论最早由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提出，他关注到在写作与阅读过程中，幽灵作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形象，以“永恒的幽灵的目光”[2]和现实保持距离。它们是一种神秘的幻影，与死亡、复活紧密相关，在哥特文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后殖民批评领域被广泛运用。对于阮清越来说，幽灵作为一种隐蔽的符号，保留了无法被生者触及的战争记忆和情感体验。本文基于幽灵批评，以其作品《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践诺者》（The Committed①The Committed 未有中文译本，现采用界面新闻报道网的译名。）和《难民》（The Refugees）作为讨论的基本范畴，对幽灵与生者间经历的侵扰、压抑、抵抗三个阶段的关系进行分析。一方面，幽灵提供了亡者视角回顾战争历史；
另一方面，它在叙事上提供了战争历史和现实世界相互指涉的可能性。幽灵们扭曲丑陋却又承载救赎，反映出善与恶在人间共生的悖论状态。幽灵表达了一种在场却不可见的世界性情感，唤醒对过往战争经验的重新体悟，将生存危机中的精神体验在现实中形成共感，对所诉说的历史、现实进行抵抗，抒写人类共命运之关怀。

无论在欧美地区还是越南地区，都有关于幽灵的文化背景。在英文里，ghost、spectre 意为“幽灵”，是脱离肉体的一种精神存在[3]856，1933。幽灵作为“一种不可见的可见之物，它是某种自身不在场的躯体的可见性。它抗拒自身展现的直观，它是无法触摸的”[4]。而在越南语中，与幽灵相类似的字为“ma”，意为“鬼”[5]，与神灵相对，带有负面含义。从广义上说，越南的鬼神崇拜为多神崇拜，“鬼”的范畴比欧洲文化中的“幽灵”更宽泛，通常指诸多鬼神灵怪；
而狭义的“鬼”则与欧洲文化类似，指人死后的灵魂。但总体说来，“幽灵”现象普遍存在，它总与人发生沟通，或规训监管，或预警告诫，并且与现世、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阮清越在采访时注意到幽灵体验在难民群体中尤为突出：难民在讲述过往事件时，常伴有一种奇异的生理和精神体验——能感知逝去的亲人的幽灵，他们对此充满了敬畏。幽灵作为战争记忆的隐喻，“具有‘亡灵式’的特征”[6]，战争书写也是一种幽灵书写。幽灵批评早期的实践者莎丽·本斯托克（Shari Benstock）就认为幽灵书写本身带有侵扰性[7]，幽灵书写本身又会引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制造暗恐[8]。由此可见，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文本世界，幽灵总与现世发生诸多的精神关联，这种亡灵式的战争记忆不断侵扰着生者和亡者，它们带来恐惧，又渴望交流。戴维·庞特（David Punter）对这种幽灵侵扰又做了进一步解释，从与幽灵的对话中“所得到的体验正预示了‘另一边’的一个幽灵，它位于对话的一边，那一边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但是它却必然会在我们以为自己听到的声音谐波中重建自我”[9]358。这意味着在恐惧之余，还存在着现世的人渴望通过与“幽灵”的交流达成对历史的认知，对自身当下处境的认识。

（一）幽灵叙事的恐惧侵扰：作为反思开始的唤醒

幽灵作为亡者，使生者本能地对死亡产生恐惧。又由于其存在的形式半隐半显，幽灵还带来死亡的暗恐，这是“人类无意识中一种被压抑的恐惧”[9]58。阮清越在小说中书写幽灵，提供了生者与幽灵互动的机会。幽灵们不断侵扰着生者的现实生活和记忆，成为作者表达战争恐惧和心灵痛苦的重要载体。

在小说《同情者》中，阮清越对幽灵恐惧侵扰的生成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和幽灵之间的对话和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实现的。小说主要讲述的是越南战争结束后，作为南北越政府双面间谍的无名者执行任务、逃难求生的故事。为了获得南越政府的信任，无名者必须杀掉无辜的同僚，而酒仙少校是他的第一个击杀目标。被害人最终被枪击毙命，死状凄惨。他躺在地上，“前额上的弹孔看似第三只眼睛，汩汩往外淌血”[10]127，而无名者作为刽子手和朝夕相处的同事则承受了这一对比所带来的精神冲击。少校憎恶无名者夺取了他的性命，却又诱使无名者继续犯下杀戮的罪行以使无名者承受更多肉体和心灵上的折磨，少校的“显灵”印证了无名者无法与自己非正义的杀戮行为和解的痛苦精神状态。

其余幽灵的产生过程也如法炮制，这一恐惧感长时间存在，让活着的人变成活死人。在第一次杀戮行为结束后，无名者又杀害了编辑桑尼，这一次他对杀戮行为感到更加恐惧恶心：在看到尸体后“我用手紧捂住嘴，将它们硬咽下去，口里留下一股酸腐味道”[10]320。桑尼死后不久，桑尼幽灵和少校幽灵又聒噪不安地出现在了天花板上，随时提醒他的罪孽，侵扰他的内心。每一处与幽灵交流的过程，都是无名者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过程。幽灵们带着伤口和折断的肢体，在无名者耳边笑着讲述痛苦的死亡经历，讽刺着在战争中苟活下来的人，嘲笑他们的生命。幽灵还时常为无名者嵌补恐惧，讲述过去的死亡记忆：“女特工呢，仍赤身裸体被绑缚着，不再尖叫甚至不再抽咽，而是死般的静。”[10]407作为间接导致女特工死亡的无名者，他在幽灵的讲述中再一次回到记忆中，承受杀戮带来的恐惧和负罪感。在小说结尾处，无名者接受电击治疗，幽灵们迫切地期待他的死亡，叫嚣着夺取他的性命。恍惚之中，只有他的肉体在回应政委的问答，他的思绪却已经停滞。

幽灵恐惧还延续到了另一部作品《践诺者》中，主人公更进一步受到幽灵的侵扰，作为生者时，他无法摆脱幽灵的侵扰，死去时也成了幽灵的附庸。作为《同情者》的续集，《践诺者》讲述了无名者辗转来到法国为黑帮贩毒谋生的过程。幽灵引导着无名者开枪和殴打他人，同时也引导无名者结束自己的生命。长时间的精神折磨最终使得无名者在死亡时也成了幽灵。当无名者逃难来到法国时，他虽活着却觉得肉体已死，“多么奇特的情况啊，我已经死了，却在天堂的小房间里写下这些字。这肯定使我成为一个幽灵作家”[11]5。而当他终于死去，他也不能得到解脱和救赎。他变成了真正的“幽灵作家”，在天堂书写忏悔书，这也意味着恐惧没有因为死亡而化解。

（二）幽灵叙事的反向纠缠：面向述说的再述说

这一种侵扰过程并不是单向输送的，幽灵带来恐惧的同时又渴望与生者交流。死去的幽灵们除了将死亡恐惧移植到生者的身上，生者的生命体验也反向与幽灵交往互动。幽灵自身以及生者的记忆相互纠缠，生者因战争失去家园，幽灵因战争失去生命。这是一种来源于无法再次拥有过去的悲哀感，也成了生者和死者之间沟通的契机。无论生命延续与否，这一切失去的事物都无法再重新出现；
正因为无法重现，才借助幽灵之口去述说，表面上是幽灵对过往的历史进行讲述，实际上是现世的人对过往历史“真相”的追索，是面向幽灵述说的再度述说。

幽灵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幽灵与生者之间借助欲望构建起紧密的联系。例如无名者为了让少校开心，“将杂志就这样留在车后座上，好让酒仙少校的鬼魂过足眼瘾”[10]244。此时性欲成了沟通活人和幽灵的一个窗口。当少校的妻子大呼“我好想他！”的时候，死去的酒仙少校“以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模样，不知是否显灵，真真切切出现在我眼前”[10]238。爱欲让幽灵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当无名者面临死亡危机，幽灵们也想夺走他的性命：“桑尼和酒仙少校，就在政委身后，盯着地板上的手枪，一脸很想做什么的神情。”[11]419这是报复欲的联结。当无名者想要逃难时，幽灵劝导着：“你们活着逃出去与死在海上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可是相当理想。”[11]435这时幽灵又站在生者求生欲的角度考虑。在多个幽灵出现的场景中，幽灵昭示着不同的人的欲望，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为人的欲望产生了矛盾，以脆弱的生命为界限进行选择。

幽灵与生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完全是恐惧，隐藏在死亡下的还有着对生命的召唤。这时隐时现的召唤在与无名者对母亲的描述中最为明显，当无名者第一次准备杀害酒仙少校的时候，母亲的声音出现了：

“你真想做这事吗，儿子？”

我听到了母亲声音。“太晚了，妈妈。我想不出退路。”[10]126

这是母亲第一次以幽灵的形式和无名者对话。母亲形象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她慈爱、独立，在越南的土地上养育无名者长大，却早早过世了。每当无名者心灵极度痛苦之时，他就会想起母亲以及和母亲在一起相处的童年回忆。母亲代表着慈爱之心——无论他是不是杂种，只要是她的孩子，她将永远爱着他。母亲的反问更是对无名者心灵的反问，在越南充满鱼腥、香茅草的回忆中，母亲这种对生命的慈悲之心，使得从属于极端欲望的人有了清醒之势。母亲幽灵的出现正是无名者的良知与罪恶斗争的瞬间，这也使得无名者在犯下罪孽的时候，产生更为纠结的心态。他无法像他的好友一样带着仇恨去杀戮，也无法像黑帮的人一样蔑视生命。同样的，面对自我生存，他也无法选择停止杀戮的行为。母亲的幽灵一方面召唤着他儿时的善良与正义，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醒着他当下所做制造的剥夺生命的罪孽。临死时，无名者即将成为幽灵，三位儿时的结拜兄弟团聚在一起却兵戎相见，这种来自友情的留恋和被友人剥夺性命的感觉又纠缠在一起，召唤着无名者求死亦求生。

综上分析，两部小说中的幽灵侵扰和纠缠，无名者的一生一共经历了三个状态：生者、活死人以及将死时的幽灵。幽灵也从一开始的尸体变成能说会道的精神灵体。当生命逐渐衰退，死亡恐惧也就愈发显著，同时，这种死亡恐惧并不纯粹。勒维纳斯把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称为饶舌（Gerede），这是“这一种逃避死亡，一种分心——的一种解释。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是这一逃逸的特点，即简单归结为恐惧的忧虑，忧虑变成了恐惧”[12]。在生死的相互体验中，逐渐构建起复杂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一开始由幽灵进行胁迫和恐惧传输，在与幽灵的谈话中演变为恐惧与自我内心的善意相互抵抗而无法抉择的纠结心态。无论是幽灵世界还是现实世界，这种生与死的交替既是人也是幽灵所在意的。死者在成为幽灵之后并不放弃对生者的索命和折磨，也就意味着生死循环将不会停止，幽灵的世界是笼罩在作为生者的现实世界中的阴影，在过去发生的每个历史中都昭示着人们面临死亡时刻的恐惧和悲哀。阮清越借助战争结束后无名者的幽灵体验，将个体置于生存危机之下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出来。幽灵们在战争或者是战争的故地上徘徊不去，继续保存活着以及死去后的记忆，维系着战争对人们生命威胁的恐惧。无论生者愿不愿意接受，它们都能够以幽灵的形式反复提醒以使之铭记，并开始了对过往的麻木或其他叙事的反思。

幽灵体验和现实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来源于现实又反映着人们对现实的沉思。在短篇小说集《难民》中，第一篇即讲述了战争亲历者的幽灵体验，这个在越南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女孩在多年之后，仍然能够看到死去的哥哥，并且能与自己对话。哥哥的幽灵对妹妹说：“你也死了，只是你不知道。”[13]幽灵是战争受创者们在极度痛苦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存在于记忆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灵体，“向鬼魂且同鬼魂谈论鬼魂是必要的”[14]3。幽灵体现了一种在文本中存活的特殊生命状态，书写别样的历史与未来。

阮清越在撤离越南时仅四岁，他把自己形容为1.5 代（the 1.5 generations of Vietnamese American kids）的人，1.5 指的是移民代际，又因为这些移民多是由战争所导致，所以1.5 中的0.5 还指他们和战争接触的记忆[15]。这一特殊身份伴随着阮清越整个成长的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西贡的炮火和辗转的避难经历让阮清越在进行生命反思的过程中，更敏感地察觉到战争这一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幽灵给人们生存带来不可逆转的痛苦蜕变和无尽的精神苦难。阮清越表示战争中的记忆“如同幽灵一般，不仅是幽灵般的其他人，还有我们所做、所见和纵容的恐怖，或者我们从中获利的难以言喻的事情”[16]。幽灵在科学意义上不是真实的，但是战争中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并且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地对这些人进行着伤害。“毕竟，记忆是存在的，超过了曾经最先记住事物的死者。死者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记忆，而活着的人会用这些二手记忆做他们想做的事。”[17]在阮清越看来，来自死者的记忆虽然痛苦却也要记着，这样或许才是摆脱痛苦的开始。因而，重新进入历史，回访幽灵，膜拜苦难……，这样的迂回与进入，正是阮清越小说带来的另一重要意涵。

（一）幽灵召唤：深层的文化压抑

幽灵是隐秘的、隐含的、隐藏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小说中除了具体的幽灵形象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幽灵——文化。阮清越的小说根植于战争也与战后的生活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他从越南来到美国的文化环境中的体验。这也是众多战争后代所要面临的文化幽灵问题，它也不是生者，却共同压抑着活着的人，并且与活着的人不断交流着。幽灵体验不仅仅是对个体的精神折磨，在阮清越的作品中，他更深层次地指向这种源于对死亡恐惧的集体无意识中。幽灵体验并没有因为脱离战争而停止。作为难民的人们本身是外来者，他们的到来对本地人有着生存威胁，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身的生存恐惧，而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战后的现实生活中继续召唤更深层次的文化压制。

首先，这种文化压制表现为种族歧视。作为难民的无名者在《同情者》中来到了美国，其身份从一个对战争有贡献的上尉变成了来到美国的难民，因为法越混血身份，时常受到奚落。“当我照镜子时，我看到的人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或越南人。”[11]161无论编辑桑尼还是姑妈莫莉都反复提醒他的“杂种”身份。因为血统不是纯正的白人，他无法在新的国家获得正当的身份和正当的职业。在《践诺者》中，他来到法国。在这个时尚都市里，法国的本地人能够沉浸在红酒和马卡龙的文学沙龙中，而无名者只能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毒品贩卖的工作，在黑帮中游走推销。他愤怒地质问着：“因为我是黄种人？因为我只有一半的白人？因为我是个难民？”[11]193和无名者同病相怜的柬埔寨姑娘来到法国后也只能当妓女生存。从踏入新土地开始，种族歧视就如同幽灵一般伴随其身。

其次，文化压倒表现在语言的隔阂上。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无名者都刻意使用尽量本土的英语或法语发音，他期待着“通过学习法国文学和哲学以及语言，我们也可以有一天成为法国人”[10]32。但是即使他说着多么正宗流利的法文也无法掩盖他血统的缺陷，西方学院里的系主任忧虑地说：“东方即东方，西方即西方，二者永难相融。”[10]74当无名者第一次踏入法国的土地时，故意用法文介绍自己的兄弟邦，兄弟却用越南语回应，揭开了无名者伪装的语言面具。未亲历战争的西方群众以更隐形的方式表达了文化壁垒。

再次，在生活习惯上，文化幽灵也时刻徘徊在难民身边。当无名者用贩卖毒品的钱购买了一双法国名牌皮鞋时，他仿佛拥有了和法国人一样的虚荣心，说：“爱一个商品，一个东西，好像它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11]71然而，事实证明这份虚荣心带来的满足感也是极其短暂的，这双在无名者心目中象征着法国高级品味的皮鞋在与黑帮的斗争中被损坏了。无名者故国越南的传统调味品鱼露也被美国人嫌弃，提醒着无名者的外来人身份，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内心的苦楚。当无名者陶醉着说出“啊，香榭丽舍大街！啊，思邦狂想曲！啊，埃菲尔铁塔”[11]32时，优越的法国人却可以因为他的东亚面孔随意评价，乃至侮辱谩骂。殖民历史，把法国人推向主人的位置，却把无名者这样的被殖民国的人民变成了奴隶。

这些内容的创作，来源于阮清越在美国生活时的生活体验。阮清越也是一位被越南战争驱赶至美国的外来者，他幼时与父母在美国生活，遭遇过枪击、抢劫等暴力事件，与他一样的许多逃难者在长期的难民生活中被无形的文化幽灵压抑着，这些文化的输出在曲解历史事实的同时，同样带来了新的创伤。这一影响延续到了战后的诸多少数群体上，他们因为拥有与社会价值观不相符的意识被放置在群体边缘，如同幽灵一样生活。例如《难民》中因战争而死的哥哥承担着家族血脉延续的作用，他的死给家庭带来悲伤的同时，也带来了父母对女儿——无法延续血脉的霸凌。女儿直到三十五岁都未结婚，这在注重父权的越南家庭中是离经叛道的。另一个故事中，主人公廉作为难民被美国白人赞助者接收，尽管他兢兢业业地充当杂工角色，但是他隐秘的同性恋身份无法通过一个社会底层难民的身份向他人和盘托出，在性取向和未来生活的选择上，他是窘迫的。他们不仅作为难民承担苦难，还因为自己不符合社会主流观念的选择遭受了非人的精神折磨。事实上，这些现象都是战争幽灵延续的体现。

阮清越曾把这种隐秘的文化困境称为“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一个人在第一次听到自己被称为亚裔美国人时可能会经历的不安是有意义的，这种不安既来自对种族形成历史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的隐性认识，也来自对自己正在遭受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呼唤的隐性认识。”[18]这种认识要求被排异的群体依据更强大的文化规训行走和生活，压抑其原本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这种由外部介入的认知建构也会造成认知抵抗，这一特征至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危机，如美国移民潮的侧面，在众多不合法身份的移民聚居区，暴力、枪杀、毒品泛滥，这是一种从“民族文化威胁到民族自虐”的转变。[19]这样的危机迫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胁迫的他者。

（二）幽灵地狱：来自他者的隐忧

幽灵体验忧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转换关系，表达了人们在生死面前的渺小与无奈。幽灵提供了一种“他性”，“像陌生客、像自我体内的‘异体’、像口技师”[9]359。在阮清越看来，他者总是压制着自我的生成，而自我生成从觉醒到确定又无时无刻不依赖着他者的参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幽灵兼具地狱的限制性和人间的开放性，既是毁灭和控制的，又是创生与自由的。这似乎给人看到了幽冥世界中隐约可见的光亮。幽灵给生者提供了一个有可能存在的厄运并且生动地在生者的面前排演着。“我不害怕作为他者的别人，我害怕的是在这个他者中等待着我的命运。”[20]这种他者地狱的恐惧，揭示了人性潘多拉魔盒的自我毁灭性和循环性。无论是酒仙少校、桑尼还是母亲，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无名者既定的命运，即因为战争中的党派斗争而死、因为情爱被杀、因为年老脆弱而亡，当自我的生命力衰退，死亡也将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正是死亡的不可回避性，使得人们的生之抵抗具有了意义。

幽灵首先是在现实外的自我呈现，与自我有着能够转换的共通性。在阮清越的多部作品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酒仙少校的幽灵因为妻子的想念而流泪，形同无名者为母亲所流的泪；
幽灵和无名者共同感叹惨死在湄公河的士兵，他们也曾聚在一起共同调笑荒谬的战争；
特别是在《践诺者》里，人们看到在舞厅中，无名者与友人、幽灵共享一首欢乐的越南曲子，“我们四个人——至少我的几个鬼魂——都含着眼泪跟着唱”[11]197。幽灵和生者，最终在音乐的生命力中获得了短暂的安宁。在生者看来，战争剥夺了他们进行美好生活的机会，在鬼魂看来，死亡同样剥夺了他们再次拥有美好的机会，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被迫处于同一起点上，长期在死亡恐惧下压抑和控诉。此外，《同情者》还让我们看到了幽灵与自我的重叠。作为私生子，无名者对他的父亲有着很深的仇恨，在回忆中他内心呐喊着“我多么希望他死！”[10]288这些因为私欲而想要杀人的瞬间，都如同幽灵渴望杀死无名者的瞬间一样，如此的相近而贴合。然而，当幽灵们鼓励他成为他人的刽子手时，他却犹豫了，心中的善念迫使他在杀人前备受心灵的折磨。幽灵与无名者看似重合又不重合，在自我和幽灵重叠交错的缝隙之中，自我的反思产生。

其次，这种成为幽灵的压抑最终在死亡瞬间被放大到极致，开始步入新的循环。在无名者被抓到教育营时，持续性的电击、饥饿监禁使他滑至死亡的边缘，他在绝望中痛苦地喊道：“我真希望死了才好！”[10]415幽灵们开始拍手称赞，回应着无名者渴望以死来解脱的期盼。故事的结尾，阮清越描写了无名者变成幽灵的瞬间：子弹在他的脑海里卡住，肉身无法动弹时，幽灵来敲门了。在无名者成为幽灵之后，他在天堂中用血书写忏悔书：“我们的人性或非人性将在人类物种与自己的永久俄罗斯轮盘游戏中取得胜利。”[11]301幽灵这一他者的存在让活着的人审视自我成为可能，并最终让自我也步入了他者的地狱，成为一名无法安息的幽灵。

（三）幽灵寓言：关于历史的未来笑话

阮清越更深层次地意识到，战争是人类争夺生存权利的一个缩影，这种恒定性来源于他者有可能或已经进行了资源掠夺的恐惧。“当我们确实看到另一个人时，根据作为另一个人的定义，他者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刻板印象、一个笑话或一种恐怖。”[21]3这种对于他者成为幽灵的恐惧本身循环了幽灵体验本身，伴随死亡与生存，持续性存在。

文本中的幽灵体验预演的是另一个现实。幽灵中的历史反复叙述来源于历史的厄运，不断地对现实进行否定。在《同情者》中，小说以无名者的视角展开，西贡陷落，作者也随着无名者从越南到美国，这一路程与作者本人幼时逃难到的路线部分贴合。北越女兵被拷问致死的场景与现实采访记录中的“凯末尔无助地看着他的邻居被当场屠杀，而他的妻子一再被强奸，强奸犯将她的乳房割掉”[21]53-54一致。阮清越在小说中记录的无名者帮助拍摄的越战电影与《越南启示录》所记录下来的美莱村屠杀相联系。而到了《践诺者》中，阮清越不再重点书写战争历史，转而叙述黑帮故事，说明战争的暴力在时间的沉淀中转化成为存在于社会中的黑帮暴力。幽灵体验时刻穿越时空，警醒着有可能发生的难民、肢解、屠杀的未来。

死亡和生存这两个对立要素的寓言，不仅发生在战争时期，更是人类生存发展历史中不断发生的情节，无论在文本中还是现实中，这些寓言都在反复上演，死亡和生存也在不断地循环，无法完成对抗是曾经寓言的寓言。然而，因为在文本中，阮清越使死亡和生存得到了共时性的存在，让作为人类的人能够感知幽灵的存在，进一步观测死亡和生存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也就完成了死亡体感的超时空旅行。阮清越透过一个又一个“亡灵的记忆”的故事，从亡灵的证言接收和传递了不同的记忆——这个记忆力求让人们对战争担负起责任——不只是了解苦难，而是接受它，但并不忘却对于战争的批判，从而承担起未来的建构。同时，幽灵体验可能成为一种从迂回进入幽灵世界，再走向面向当下、未来或建构意义的方式，这种可能的方式在阮清越看来，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物质改变，而是在人类心灵的长久记忆和痛苦挣扎到面向未来可能的抚慰中寻求可能的希望。

在阮清越的幽灵世界中，无论是幽灵恐惧还是幽灵寓言都在侵扰和召唤的过程中体现了生死循环、他者与自我循环的荒谬性和悲剧性；
与此同时，也总暗示或象征可能的另一面。从幽灵出现到幽灵被生者所感知并相互交流，最后再使生者成为幽灵，这一幽灵重现的过程，不过是生存危机在人类公共的历史中重演的现实。雷蒙威廉斯把这一正在活动着的社会形式称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22]。这一进行着的“幽灵体验”，曾被刻板的历史所遮蔽，却在情感结构的维度获得了公共化的可能，被阮清越称为“empathy”[23]149，与《同情者》英文标题中的“Sympathizer”相类，都来源于词根“pathos”——引起怜悯或悲伤的品质。在记忆和经历中包含的恐惧、感动、悲伤、期待等多种情感如幽灵一般，将人们彼此相连。这种被揭示的幽灵体验最终会凝聚成一种面向幽灵世界的情感，冲破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世界性的隐忧。历史记忆所带来的痛苦，焦虑于现实隐忧和身份的愤懑，这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幽灵般的精神状态，也揭示着人们面向生存时的抵抗性。无论是生者还是幽灵，都需要与死亡恐惧和现实情爱相互纠缠，人们和幽灵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断抵抗着生存危机。

（一）幽灵延异：对历史的抗拒性书写

幽灵世界形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异位存在，这一异位，是阮清越对历史的一次再现。“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24]在沿着幽灵的踪迹追索的道路上，深入过往战争历史，借幽灵引起对刻板认识的抵抗和以个体形式存在的集体情感共鸣。

这种抵抗性首先体现在幽灵世界中得以保存的作为无名者象征的个人情感上。主人公作为幽灵体验的承受者，同时也有许多时刻与幽灵共存，事实上，这种共存与割裂时刻，正好体现了阮清越面对历史的态度——对以往被建构起来的历史的强烈抵抗性。这一抵抗性在文本的缝隙中被强烈地表达出来了。在军队撤退前夕，无名者带不走的是“埃尔维斯、迪伦的唱片，福克纳、吐温的书”[10]15。这一部分的特写突出了个人情感游离在刻板历史之外的幽灵姿态。战争中难以忘却的不是冰冷的军事任务，而是由小物件唤醒的情感。而这部分又作为“被抛弃”的部分，永久地留在了幽灵世界里。这些物件创造出来的平静的个人情感与战争的残酷形成了强烈对比，呈现出了对战争刻板认识的抗拒。

无名者思想走向的正是幽灵世界，在吟唱的也是无法被诉说的故事。“无名者”作为叙事者本身，带有身份的不确定性，他的“无名”是一种被抹去姓名的普遍性替代，一个来自单一战争“遗族”的符号，又代指更为广泛的普遍战争受难者。他作为幽灵恐惧侵扰的施予对象，具有宽泛性。在文本中，恐惧的接受来自个体，来自一个单一的战争事件。但是这样一个事件和个体并没有因为身份的转移而置身于暴力之外，并且，这样的个体经验将超越文本上升为跨洲的乃至于整体人类的经验——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无力摆脱暴力的体验。当这种个人的情感不被历史所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恐惧以及不安，他们的情爱与思乡被压抑起来，最终得以在幽灵的世界聊以慰藉，幽灵以诡异的姿态接受了这一与刻板战争历史中不同的个人情感，其数量众多，乃至于蔓延至“无名”。名为“无名”的强烈符号，被巧妙地保存了起来。这些控诉历史的真相，因为“无形，无踪迹，无名”且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杀死，成就了面向历史的漫长抵抗，无名者的存在又有着作为反思者的普遍性。

其次，这种抵抗性还体现在历史上存在的幽灵以及幽灵世界本身。与墓志铭或者是死者的遗物相比，他们有着更为丰富的话语和行为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阮清越要选择幽灵作为精神载体的原因。文本中的幽灵体验所带来的恐惧是直观的、可感的，通过文本沟通起现实与战争的桥梁，让读者能跨越文字，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面对血腥暴力的生命剥夺的本能恐惧，对将要发生的死亡悲剧感到颤抖。“被复活的作品会变成这样一种东西，这样一个怪物，就像那难以捉摸的幽灵，它构造着一个住处，而实际上又居无定所，对此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游魂，记忆和翻译的游魂。”[14]28这些形同幽灵一样的文本，游荡在当下，重新构造起一个能和历史衔接又不是真实历史的世界，不断记忆、翻译过去的历史。

幽灵世界也回应着当下的问题，它虽不是真实世界，却无法与真实的世界割裂开来。幽灵体验为现实创造荒诞，身临这个幽灵世界，切身体验生存的危机以及精神破碎的过程。描写幽灵并不是阮清越的写作意图，他更多的是借用幽灵唤醒我们对日常恐惧的麻木，对过往战争或暴力历史的淡漠，从而生出反思：如何安顿如此慌乱的灵魂和找寻人类未来的共同意义。

（二）幽灵复魅：作为情感存在的世界幽灵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阮清越对于世界性问题有着清醒而深邃的思考。幽灵世界一方面承载着人们对于战争的众多情感，诉说着未被诉说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延长了来自历史的体验，这种体验更是作为人类这一整体族群长期生存的思考。幽灵情感常在，最终成为世界性的隐形共识，为匿名的历史构形。

从2000 年开始，在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者中，少数族裔作家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的特殊身份给世界带来了崭新的声音。尤其在战争文学中，“家国、祖国、民族国家：朦胧之物（les choses vagues），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言，它们规避定义。含有太多情感的定义”[25]。移民难民的足迹如幽灵般以流亡身份模糊了世界的边界，每一个多族裔的人都拥有属于过去的故乡和情感，它难以触摸。然而，对死亡的恐惧、对成为难民被抛弃到他国的担忧等等都将成为未来的实践印记，“疼痛的普遍性是我（我们）自然本性的一个保证”[26]。这些少数族裔在战争、移民国的边缘性状态使得他们更能站在国与国的边界上进行思考，并借文学的移情作用，最终将这一匿形的社会情感呈现出来，作为新的应对全球化的治理手段。这一世界情感包含了一部分的温和的诉求——追求同胞或者是共同体的利益。

就作家本人独特的个人经历来说，这一“世界幽灵”一直长久地徘徊在历史中，阮清越只是幽灵的“引路人”。在南加州大学毕业之后，阮清越又进修了民族学和种族研究。其作为越南裔美国人活动，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幽灵体验和自身生命体验始终绑定在一起。在其撰写《流离失所者》时，他采访了来自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乌克兰、泰国等国家的难民，在各个国家醒目的死亡人数和个体难民的回忆陈述中，阮清越小心翼翼地收集着记忆碎片和人生经历。他以自身的难民经历作为初始篇目：“就我而言，我记得我的流离失所，这样我才能感受到那些现在流离失所的人。”[21]5在采访过程中，阮清越作为倾听者，时常要面对采访者的记忆情境，并同时进行生命拷问。乌克兰难民讲述自己来到奥地利避难的回忆时说：“成为难民是一个白化，一个过渡到幽灵般的存在。”[21]38战争遗留下的幽灵恐惧仍旧折磨着活着的难民们，这是普遍的现实。在文学界获得荣誉之后，阮清越反而将自身的难民经历和世界上有相同遭遇的难民群体紧密联系起来，收集个体难民的幽灵体验，激发自己记忆的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幽灵创作。

阮清越将幽灵体验以文学的形式储存下来，以获取更广大的“公共性”，保持这一社会情感的活跃性。幽灵时刻存在，只有成为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在公共的生活范围内被讨论，才能够让更多并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获得这一特殊的体验。在现代精神研究中，幽灵本身至今仍是一种无法由科学解释的现象，幽灵更多的是隐含着我们作为人类无法规避的一种生命体验。在阮清越关注的地方，它是战争给予人们的伤害；
在公共生活领域，它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规避的人性弱点，即从原始社会延续的一种资源重新分配的方式，以暴力获取人类的生存价值。“幽灵体验”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抵抗，它能够穿越历史获得长久的越界性，并且将这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传递出去，从中获取与亡者、他者共命运的情感。

（三）幽灵异托邦：“再会，再会，记住我”

异托邦（heterotopias），与乌托邦遥相望，异托邦被书写在社会体制内反位所的存在，“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的真实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27]。幽灵恰好构成了这一异位世界的扮演者，它所隐喻的世界性情感在现实世界中长存，因其不在场而在场，不断地抵抗且被颠倒死亡和生存。如同在《哈姆莱特》中鬼魂对哈姆莱特回顾了谋杀暴行之后，在行将消逝之前，叮嘱着“再会，再会！哈姆莱特，记着我”[28]。幽灵正是作为这样一种角色以及这样一种文本创作而存在着。作为乌托邦的对立面，这一颠倒人与幽灵的世界中，更展现出面向生存和死亡的广阔情感与丰富的思绪。

对于阮清越来说，他把难民这一少数族群特殊的幽灵体验反复感受并写进了小说中，洞见了战争后的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持续性的幽灵伤害不应仅作为少数人的体验。幽灵最终不是面向死亡，而是朝向整个人类命运的延续。幽灵体验糅合了战争中死亡恐惧、怀念失去的故乡亲人、穿插的情爱理想等体验，不间断地侵扰个体本身。这种侵扰会引起本体的抵抗，在幽灵记忆的迂回侵扰之下，形成情感上的无意识抵抗。这种抵抗直指生存，又借以幽灵重新显现，成为人面对现实的精神的一部分。即使是少部分的战争体验，也有可能借助幽灵召唤，在文本的交流中获取记忆的交流。生存危机曾被战争环境放大，又在看似和平的现代被悄悄隐藏，幽灵体验召回的就是这一类被隐藏起来情感，复杂而纠结，却无法被忽视。

同时，幽灵世界又重新诉说了一个新的情感异托邦，在生存危机到达彼岸的时候，即是幽灵和人共存的安居之所。无论是生者还是亡灵都意识到这一生存危机的情感，避免并且拒绝他者的命运再次循环。在记忆之战中，死者的纪念和供奉是一个战场。但也有一个需要安慰的存在：幽灵。幽灵既是亡者也是生者；
幽灵的安居也是作为个体的自我安居。利用文本将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扩大到全体人类群体并不断循环时，迎接人们的是对既定发生的未来的痛苦绝望和人们进行抵抗的悲剧性。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对死亡的悲剧性体验才使得这一复杂的情感获得普遍共鸣。当在现世无法寻求安居感时，幽灵体验成为一种解脱之法。生者和幽灵共命运成为解脱悲剧性循环的关键，而阮清越的创作中同样隐含了这一深切的期望。无论人的身份变化，一视同仁，“梦想受阻的顽固历史导致了共同的目标感、悲伤、希望和韧性，这在情感上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超越了地理命运或国界”[21]34。

阮清越书写战争幽灵，遥望的是人类整体命运，进行的是超时空的凝视。百年来，战争还是人类这个族群无法摆脱的阴影，幽灵体验是世界性的，其与历史和文化现实连接，喧闹着寻求安居之所，诚如人类寻觅生存与死亡命题的答案一般。因此，阮清越共感世界性的幽灵体验，又以幽灵体验直接面向生存和死亡，抒写面向人类命运的关怀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