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双重叙事进程

孝 红 波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经典力作，自问世以来曾荣获加拿大文学总督奖、洛杉矶时报奖等多项大奖。2017年秋天，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美剧横扫第69届艾美奖六项大奖，2018年又夺得电影电视金球奖。随着剧作的热播，这部发表于1985年的经典小说《使女的故事》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已至耄耋之年却依然笔耕不辍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被更多人熟知。阿特伍德的小说主题新颖，手法独特，其用笔之神以及意义之深为人称道。一直以来，评论者们较多关注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乌托邦等视角对阿特伍德的作品进行分析。近年来，从叙事学角度对阿特伍德的小说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对《使女的故事》中的隐性叙事手法少有涉及。本论文将以申丹提出的“隐性叙事”理论为指导，结合叙事学家彼得·布鲁克斯和詹姆斯·费伦等阐述的“叙事进程”理论，对《使女的故事》进行全面深入的细读，探究《使女的故事》中的双重叙事进程。

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西方叙事研究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叙事进程。1984年文学评论家彼得·布鲁克斯出版了《阅读情节》一书为西方的叙事研究奠定了基础。布鲁克斯认为叙事中的形式分析揭开了传统批评中暗含的结构主义理论。他把叙事看作一个阅读过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叙事中的“文本内部的力量，张力，冲动，质疑和愿望”[1]，这些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系统，连接了叙事进程的开端和结尾，并推动其发展。修辞学理论家詹姆斯·费伦也在其著作《阅读人物，阅读情节》中将叙事看作一个过程，他借用了情节和话语分析理论阐释了叙事进程是由小说中的不稳定因素和情节发展中话语层面的冲突决定的。接下来的几年，费伦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研究叙事进程。费伦是近20年来叙事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很多学者在进行叙事研究时都采用了他的有关叙事进程的论述。以色列的梅尔·斯滕伯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叙事进程的研究，并发表了很多在叙事学领域颇有影响的论著；
布莱恩·理查森于2002年出版了《叙事动力：关于时间、情节、结尾和框架》。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从虚构叙事的角度研究叙事进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但无论是借鉴精神分析方法的叙事进程研究，还是从修辞学角度对事件进程和话语表达进程的交互作用展开的探讨，或是从虚构叙事的角度对小说的叙事进程进行分析，都只关注了叙事的显性进程，而没能注意到隐藏于情节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影响之下，中国当代叙事学家申丹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成为叙事研究的新视角，形成了颇富特色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体系。申丹认为一些文学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一个是显性情节(overt plots)，另一个则是隐藏在情节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covert progressions)，其与情节的发展相向或相背而行[2]。“申丹提出的‘隐性进程’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遵循情节发展的研究模式，超越了形式主义和修辞学派的方法，在分析相关作品的叙事进程时提供了新的视角。”[3]申丹的观点在分析作品的主旨和美学意义方面是一个创新。《使女的故事》的显性情节背后就存在一个描述主教夫人赛丽娜·乔伊人生境遇和情感变化的隐性叙事进程，这股叙事暗流和显性叙事进程对立互补、并列前行，作品中的双重叙事微妙地勾勒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世界，揭示出基列极权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隐性叙事进程不同于以往探讨的情节范畴的各种深层意义：隐性进程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个独立运行的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与情节发展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这样的“双重叙事进程”或“双重叙事动力”对以往的各种相关理论和方法都构成重大挑战，给研究者和读者们带来富有张力的美学体验。《使女的故事》描述了一个我们“从未加以深思”但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当我们走进阿特伍德编织的极端教旨主义分子创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基列共和国”时，人性的帘幕也随之被缓缓掀开。原教旨主义极权社会对人权的践踏，尤其是对女性权利的剥夺不仅体现在小说叙事的显性情节上，而且蕴藏于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之中，正是这一股隐性叙事的暗流使得小说中深刻的社会问题得以充分彰显。

在不少含有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文字经常会同时产生两种互为对照的主题意义；
而因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先看到更为明显的那一种，之后才能进一步发现更为隐蔽的那一种。一种叙事进程还是会比另一种隐蔽。作者会根据文字叙事的认知特点，让一种叙事运动更显而易见，即小说的显性叙事进程，读者在第一遍阅读时自然而然就会首先关注；
而另外一种则有赖于读者在重新阅读时的着意挖掘。

《使女的故事》的显性情节以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为背景，以使女奥芙弗雷德的第一人称叙述为主线，讲述了21世纪初的美国文明遭遇浩劫，生态危机爆发，原教旨主义分子趁乱夺取政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极端政权“基列共和国”。为什么选择美国作为故事场景？阿特伍德认为“美国在所有的事情上表现得都更极端……并且人们都关注10年，15年后的美国可能会发生什么？”[4]尽管阿特伍德有意没有给出确切时间，但根据文中线索推断，故事时间设定为2005年左右，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使女时33岁[5]。基列政变前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编辑，出生并成长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和丈夫、女儿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危机爆发，生育率跌至低谷，像主人公一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认为是“国家的财富”。政变之后，她们一夜之间失去自由，沦为使女，被分配给大主教繁衍后代，成为“行走的子宫”。

在基列国，没有人是安全的。所有人按宗教条例划分等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女性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她们没有工作，没有财产，没有自由。像商品一样被贴上标签，分门别类。为了“抹杀身份及有效地剥夺权利”[6]，基列国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穿不同颜色的服饰，夫人穿蓝色，孩子穿白色，马大穿暗绿色，使女穿红色。男性也同样是受害者，大主教们是权力的中心，其他男性被分为眼目、天使军、司机等职，下等阶级只有建立军功才能获得配偶，即使是特权阶级，涉足感情也是禁忌。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暴力和恐怖的极权社会中，奥芙弗雷德通过不断回溯自身，艰难求生，她的内心不再是隐忍的等待，而是挑战禁忌，发出声音，默默抗争。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这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呈现了和平与战乱、爱情与性爱、死亡与永恒等等之间的对抗与交融”[7]。“正是奥芙弗雷德的声音将其最终从受迫害中解放出来。”[8]女主人公看似波澜不惊地叙述却承载了深刻而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文化意蕴，非常值得深思。

加州大学教授阿博特(H. Porter Abbott)指出：“以往的研究仅仅关注情节发展，这让我们看不到情节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性进程。这股叙事暗流拓展或者颠覆了情节发展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说，若要看到隐性进程，“就必须‘摆脱’亚里士多德以来聚焦于情节发展的批评传统的‘束缚’”“隐性进程能够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来改变我们对故事的意义世界的理解”[9]。发现小说中的隐性叙事进程意味着“以往单一的情节结构模式修改为情节发展和隐性叙事进程的双结构模式，研究者需要关注这明暗相映的两种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10]。

《使女的故事》中对主教夫人赛丽娜·乔伊的叙述是通过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旁观者内聚焦进行叙述的，小说对赛丽娜·乔伊着墨不多，但正是这些女主人公断断续续的叙述和“闪回”的记忆中对赛丽娜·乔伊人生境遇和情感变化的叙述构成了故事发展的隐性叙事情节，对推进情节的发展和建构小说的主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说的叙事随着女主人公的视角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切换。在小说第三章女主人公回忆起第一次和主教夫人见面的场景，“我觉得她很面熟，至少某个地方似曾相识。一缕头发从她的面纱下露出，色泽依然金黄。”“(眼睛)蓝得像阳光耀眼的仲夏天空，带着不容分说的敌意”“蓝得拒人于千里之外”[11]16。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奥芙弗雷德“一下记起了曾经在哪儿见过她”[11]17。

第一次是在电视上，女主人公八九岁的时候，“每逢星期天早上，就看‘成长之灵魂福音时段’节目，那里面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唱赞美诗，其中有个领唱的女高音叫赛丽娜·乔伊”。那时的赛丽娜·乔伊“淡淡的金发，小小的翘鼻子，长得娇小玲珑，蓝眼睛很大，唱歌时总是往上翻”。“她可以同时又哭又笑，每当她带着颤音，轻而易举地唱过最高音时，两滴眼泪便会如同得了信号一般，优雅地滑落她的脸颊。”[11]17

通过两次叙述细节的对比，叙述者对20年前后赛丽娜·乔伊的“蓝眼睛”的不同描写构成了一种反讽。在女主人公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青春懵懂的赛丽娜·乔伊就已经是一个如此虔诚的教徒。这几行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在文本的隐性叙事进程中至关重要，为后文赛丽娜·乔伊成长为基列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埋下伏笔，也为女主人公的20年后的悲惨境遇布下阴霾。

在小说的第八章，女主人公第二次回忆起赛丽娜·乔伊。“赛丽娜·乔伊，多么愚蠢的名字！”“Serena发音近似serene(娴静的)，Joy意为‘快乐’。此名极具讽刺意味，因为现实中的赛丽娜·乔伊既不娴静，也不快乐。”实际上赛丽娜·乔伊并不是她的真实姓名，“她的真名叫帕姆”。女主人公是在一本新闻杂志上有关她的个人档案里读到的。“当时她已小有名气”“不再唱歌”“开始四处演讲。演讲内容大都有关对家庭的神圣义务，关于女人该如何安于家中，相夫教子。”“她披散着头发，一副歇斯底里相，泪水肆意横流。她仍然有这个本领，可以让泪水随心所欲，招之即来。睫毛油染黑了她的双颊。那时她妆化得更浓了。”[11]47

在文本的显性情节中，彼时的女主人公已经结婚，和丈夫卢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一贯都是这么过的”“我们不是新闻人物，生活在印刷字体边上无字的空白里。”对于赛丽娜·乔伊这样的“当红人物和轰动事件”女主人公和丈夫“常常穿着浴袍，戴着睡帽，在夜间新闻里见到她”。“我们都觉得她很滑稽。实际上，她有点吓人。狂热得吓人。”“曾有人企图暗杀她，不巧失手，误杀了站在她身后的女秘书”，“还有人曾在她的小车里放置炸弹，结果炸弹提前爆炸了”[11]48。文本的隐性进程中赛丽娜·乔伊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新派领袖人物，她不仅出版了自己的书，还到处发表演说，推行自己的主张。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当小说显性情节中的女主人公和卢克还过着“温水煮青蛙一样的生活”“我们生活着，一如既往，视而不见”[11]58。而小说隐性进程中，赛丽娜·乔伊和丈夫弗雷德等极端教徒们酝酿的政变已经不动声息地开始了。宪法被冻结，枪杀总统，扫平国会，军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夜之间更改乾坤。美国变成了极端教旨主义分子创建的“基列共和国”。

赛丽娜·乔伊信奉的原教旨主义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清教徒时代，他们主张勤俭清修，苦行禁欲的生活，进入20世纪后，发展成为现代原教旨主义，“他们反对妇女平等权利法，反对合法堕胎以及反对同性恋权利法”[11]6。面临社会动荡、环境恶化和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赛丽娜·乔伊一样的狂热信徒们怀着美好的初衷，试图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11]220，“使一切回归自然”[11]230。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极端教旨主义信徒们的理想国度从来也不是一个 “更美好”的地方。“基列”(Gilead)之名源于《圣经》，基列位于约旦河东，指死海以北的一大片土地[12]。《圣经·耶利米书》记载以色列人因崇拜偶像，被上帝降罪惩罚。先知耶利米因此哀叹道：“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13]697如同小说里的“基列共和国”，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然而暴力无处不在，在“基列”没有乳香，没有医治，没有避难所。

赛丽娜·乔伊同样没有想到，政变后的基列国，失去女性权力的不仅仅是使女。“基列政权有效地剥夺了女性的个体性而将她们转变成男性经济中可替代的物体。”[14]虽然主教夫人是家庭的管理者，对家里的人员和事务拥有至高无上的管理权，但是不包括读书、工作、参与社会的事务……她们甚至不能出入主教的书房。女主人公视角中的赛丽娜·乔伊“如今不再演说。变得少言寡语。她待在家里，闭门不出”。她所倡导的一切都被付诸实施，自己却也成了受害者。现在的赛丽娜·乔伊每天“在起居室做针线活，为前线作战的天使军士兵织围巾”。其实，这些围巾压根儿没送到天使军士兵手里，而是拆了，让她们重新再织，“纯粹是为了让夫人们有事可干，让她们有目标感，不至于成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11]14。

这种生活方式与赛丽娜·乔伊格格不入。小说的显性情节里昔日的高知女性和社会活动家，只能靠编制围巾、整理花园打发时光。然而隐性进程中像赛丽娜·乔伊一样的主教夫人们，她们的怨恨和不满暗流涌动。她们亲自参与其中所建立的基列国，却将她们抛之一旁，不允许女性参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一样被困在家中，不得读书，不得自由地参与社会活动。在基列国的男权社会里，没有女性能真正逃离被压迫的事实。赛丽娜·乔伊的生命中是否还有曾经的宗教狂热？就像房间里的床座上只剩下一个硬硬的写着“信仰”的小垫子，而另外两个写着“博爱”和“希望”的小垫子已经不知去向。

如同申丹所言，“小说中的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的冲突并列前行，两者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在张力中联手表达出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15]。小说文本中女主人公对赛丽娜·乔伊的零零散散回忆，看似独立于情节发展之外，然而，这些晦暗的记忆恰恰与此刻赛丽娜·乔伊对家居生活的愤懑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段隐性进程的叙述与小说的显性情节互为补充，更鲜明地揭示出了基列国极权主义对女性的摧残，也为随后赛丽娜·乔伊和奥芙弗雷德的冲突埋下伏笔，正是阿特伍德隐性叙事手法的高超之处。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13]28

20年后，主教夫人身份的赛丽娜·乔伊与使女身份的奥芙弗雷德的相遇注定不会风平浪静。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还要接受使女和受精仪式这种正常现代女性都无法接受的屈辱，基列国主教夫人们的反抗也是无处不在。主教夫人们对待使女的态度很微妙，基本是冰火两重天。虽然对待自己的丈夫必须顺从，但心中的怒火也是一触即发。女主人公第一次进入弗雷德家的那一时刻，就感受到了赛丽娜·乔伊的恼怒和敌意。“对她来说，我是个奇耻大辱，却又必不可少。”[11]14“她根本不肯以任何方式承认我的存在，尽管明知我就在身旁。我肯定她知道，这种时候她就像一种气味，一种发酸的气味，如同馊掉的牛奶。”[11]48“这个(受精)仪式对谁更不堪忍受？她，还是我？”[11]100

无法言说的痛苦使赛丽娜·乔伊性格变得扭曲，大主教弗雷德的背叛更是赛丽娜·乔伊希望破灭和人性丧失的另一个原因。基列国成立后，弗雷德进入权力中心，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使他从踌躇满志的社会活动家变成了道貌岸然的政客。他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却诱惑自己的使女，出入荡妇俱乐部。赛丽娜·乔伊看透了他虚伪的灵魂，貌合神离的两人同床异梦，渐行渐远。

随着隐性进程的发展，赛丽娜·乔伊的人生境遇和情感变化构筑了一股贯穿文本的反讽性叙事暗流，她也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了变态的施害者。眼看自己参与建立的国家却成了束缚自己的牢笼，赛丽娜·乔伊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使女奥芙弗雷德为自己产下一个孩子之上。她以奥芙弗雷德的女儿利诱、要挟奥芙弗雷德，甚至借用司机尼克，丧心病狂地让他们为自己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看到奥芙弗雷德的隐忍顺从，赛丽娜·乔伊的微笑“带着几分卖俏的神情，令人想起她从前作为电视模特的魅力，那种魅力如同瞬息间的静电在她的脸上闪现”。赛丽娜·乔伊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狠毒的坏女人，她是木头人，是铁石心肠”[11]215。希望的破灭和人性的丧失，是赛丽娜·乔伊最大的悲剧。

“赛丽娜·乔伊的花园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意味，就像深埋在地下的东西无言地破土而出，重见天日。”[11]159压抑与反抗，绝望与希望从不会停止。在数次的挣扎与反抗之后，奥芙弗雷德意识到忍耐从来不会让事情变好。“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不要被恶人击垮)，小说里的这句拉丁语成了女主人公生存下去的希望。她表面屈服，却从未放弃抵抗。

小说的第四十五章，得知了奥芙弗雷德和大主教私会事件的赛丽娜·乔伊醋性大发，仇恨让她的“两只蓝色眼睛怒气冲冲，闪闪发亮，与皱褶苍白的皮肤形成强烈对比”[11]298。小说文本中三次对赛丽娜·乔伊的“蓝色眼睛”的叙述暗暗交互作用，构筑了“隐性进程中的一股反讽性的暗流”[16]，表现了阿特伍德对主教夫人的讽刺和批判。她的阴谋不可能得逞，穷途末路的赛丽娜·乔伊既守不住“虚伪、背叛”的丈夫，也永远得不到“属于自己”的孩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她的“精心安排”，让奥芙弗雷德和尼克在患难之中相濡以沫，萌生了温暖的爱情。

《使女的故事》尾声处的几个相邻片段构成了小说的情感“冷点”——小说中最具情感或道德深度的地方，奥芙弗雷德被黑衣“眼目”带下楼梯，白色檐帽，绯红长袍的身后，是失魂落魄的主教和夫人，他们的焦灼的身影渐渐模糊，绝望的声音渐渐消弭，女主人公独自上车踏进黑暗也许光明之中[11]307。

小说的女主人公能否跳脱出时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阿特伍德的叙事可见人性之幽深微妙，其言内之意耐人寻味，言外之意隽永深长。《使女的故事》的显性情节揭示了基列极权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而其显性的叙事进程背后存在一股贯穿文本的反讽性叙事潜流，正是这股描述赛丽娜·乔伊的人生境遇和情感变化的反讽性叙事暗流与显性情节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推进叙事发展的双重动力，微妙地勾勒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世界，揭示出基列极权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对《使女的故事》隐性进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洞悉其作品深厚的哲学内涵和美学蕴藉，深入了解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书写预言，讽喻当下的人文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