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嬗变：民营美术馆的多元化运营态势

金皓 梅法钗

（1.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浙江宁波 315040；
2.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浙江宁波 315212）

在我国人均美术馆拥有量远远落后欧美国家且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民间自筹资金建设了大批民营美术馆，甚至延伸到了三四线城市及乡村，不仅在数量和门类上极大地弥补了国有美术馆的不足，其自身的作用与效能也越来越突出：在发现艺术新秀、促进艺术创造和丰富大众文化生活等方面弥补了政府的短板。民营美术馆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可说是成果斐然。但也要看到，作为新生事物，民营美术馆在制度、标准等方面的建设尚不完备，在资金、人才、管理、经营等方面也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如业界普遍认为的民营美术馆运营模式同质化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民营美术馆建设初期问题的反思、西方成熟模式的借鉴与运营实践的探索，以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颇具实力的民营美术馆为例，探讨如何在资金与学术的双重压力下开展多元化运营，以彰显其独特的活力和创造力，进而成为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民间力量。

美术馆是收集、保存、展览和研究美术作品的机构，为公众组织与展示稳定而有系统性的艺术品，它应该是非营利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民营美术馆尚无法做到完全的“非营利”，毕竟美术馆建设需要很大的财力投入，而运营美术馆则更需要雄厚的持续资金支撑。不同于国外私立美术馆有政府、企业、藏家、基金会等多方面的支持，我国民营美术馆的资金大多来自母公司，一旦母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美术馆就将面临关闭的风险。对于制度不健全、经济来源单一的民营美术馆来说，要想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解决资金这个首要难题。相较于建设初期的缺乏长远运营资金规划，目前以非营利为主流的民营美术馆对建馆与运营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与规划，尤其注重构建美术馆自身的持续“造血”能力。目前民营美术馆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以下几种。

2.1 “艺术+商业”模式

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荷曾说：“商业艺术会是纯艺术的下一个阶段”[1]。从近几年兴建的民营美术馆来看，创办人充分考虑到大众对文化艺术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注重运用美术馆的文化品牌助力商业，以美术馆作为商业配套的“艺术+商业”模式开始盛行。如广州、上海等地K11艺术购物中心的“chik11艺术空间”、上海苏宁天御国际广场的“苏宁艺术馆”、北京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的“侨福当代美术馆”、北京蓝色港湾的“央·美术馆”、南京德基商业广场的“德基美术馆”等为代表的“美术馆+购物中心”模式；
以及上海昊美术馆的“美术馆+酒店”模式；
明珠美术馆的“美术馆+书店”模式等。这种艺术与商业空间互相倚重的新模式改变了商业展陈方式，既拉近了艺术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又带动了商场人气，提高了商业经济收益。艺术介入商业的新模式拓展了传统美术馆的边界，或将成为未来综合型民营美术馆发展的新趋势[2]。

2.2 “连锁”模式

部分民营美术馆效仿古根汉姆的品牌连锁模式进行运营。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成立分馆；
K11艺术购物中心在香港、广州、上海、沈阳等城市落地后还将出现在更多的城市；
侨福集团的芳草地已在上海进入三期规划。除了“艺术+商业”模式的不断“复制”，上海龙美术馆、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民生美术馆等纷纷在异地开设“连锁”分馆；
广东时代美术馆甚至还在德国柏林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美术馆海外分馆——“时代艺术中心（柏林）”。这种连锁模式可使同等资源利益最大化，具有文化特性的艺术藏品在不同的地域广泛传播，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交融得到加强，也扩大了艺术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为民众创设了更多欣赏艺术的机会。这种经营方式使美术馆的品牌内涵得以外延，加深了美术馆与社会公众间的关系，为企业与美术馆树立了新的形象，并助推了新文化产业关系的融合，进而达到多赢。

2.3 “文化产业链”的构建

建立美术馆内部良性循环的文化产业链对民营美术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配合商业品牌做商业活动、开设艺术品商店及艺术餐吧、开展有偿艺术培训、限时出租场馆等是许多民营美术馆广泛使用的“造血”方式，有的甚至通过“配套”艺术公司以“友情价”收藏画家作品，经由拍卖赚取差价，然而，这种过度开发的方式容易引起民众对美术馆非营利性的质疑，甚至会使美术馆失去公信力。因此，近年来一些有实力的民营美术馆十分注重隐性的品牌效应，配合高规格学术研究与展览策划出版图书（画册）、开发艺术衍生品、争取社会赞助。如今日美术馆就形成了集展览、馆藏、当代艺术品鉴定、图书杂志出版等全方位发展的格局，让美术馆拥有更多良性“造血”功能[3]；
上海明珠美术馆结合慕夏展开发了一系列热卖的衍生艺术品。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商模式拓宽了艺术衍生品的销售渠道，上海的龙美术馆、宝龙美术馆、昊美术馆等都同时开设了线上线下艺术品商店，越来越多的民营美术馆开始重视衍生品的线上销售。此外，上海还联合一批美术馆推行“一票走遍美术馆”，观众除了可以参观美术馆，还能获得限时专享消费折扣，享受到艺术与美食、时尚、设计等多重组合的文化生活，这样合力形成的馆际之间、美术馆配套商业设施之间及馆外商业机构间的联动效应，无疑可以良性“文化产业链”提高艺术在城市中的凝聚力。

2.4 “基金会及社会捐赠”的探索

除了努力提升自我造血功能，争取多渠道筹资、多元社会赞助也是民营美术馆获取资金的有效途径。当前，不少企业有意与美术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民生现代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等为此专门设立了相关机构，负责拓展美术馆的商务运营与社会赞助，使美术馆的筹资工作更加精细化与专业化。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与捐助，民营美术馆开始意识到获得非营利公益性社会身份、保持学术独立性、树立特色品牌的重要性，虽然离成熟的基金会制度还相差甚远，但对通过成立基金会来避免投资企业的直接控制也有了一些新的认知，部分民营美术馆正在逐步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如上海余德耀美术馆有余德耀基金支持；
上海当代美术馆有龚明光基金会支持；
民生现代美术馆通过“民生文化基金会”的渠道实现了资金落地；
广州时代美术馆成立了董事会，将董事会背后信托和金融的捐款打进专项基金；
今日美术馆设立了自己的基金发展委员会，其“今日艺术专项基金”试图改变资金“一年一找”的焦虑现状，扩大赞助面，现在的赞助商包括了梅赛德斯·奔驰、瑞士信贷银行、摩根大通、马爹利、万宝龙、爱马仕企业基金等，已有30多个[4]。此外，民营美术馆通过成立志愿者团队来减少部分人力成本；
通过对公民进行艺术教育、艺术渲染来提高公民的艺术参与度，增强公众向艺术机构资助的动力。

在民营美术馆建设初期，大多数民营美术馆仅是房地产公司为争取政府批地而增设的附属品，这种短视行为势必造成长远规划的缺失。不少投资者实行投资人的人格化管理，以企业家的强人管理方式来运作美术馆，可持续发展的众多难题也就在所难免。美术馆作为专业性艺术机构，不仅要求管理者具备一定的艺术管理专业知识、了解文化产业的宏观环境，更需要具备对美术馆专业层面的运营管理能力。而由于民营美术馆自身发展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吸引到相关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短缺与管理机制的缺失也就成为制约民营美术馆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部分新兴民营美术馆应用灵活的办馆机制，在管理方式上不断创新，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改观。

首先在机构设置和人才建设方面，一些民营美术馆借鉴美国私立美术馆的内部机构设置模式，将所有职能部门分为行政管理部门、业务部门和服务部门三块。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管理层主要来自出资企业的内部指派，而涉及业务的馆长、专业学术部门的负责人则多采用外聘的方式，或采用轮值馆长方式、项目担纲人负责制等，甚至有的也不设学术机构。宁波华茂美术馆长期聘请中国美术学院专家担任学术顾问；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与中国美术学院、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CA）、英国利物浦艺术与创新技术基金会（FACT）和波兰the Mediations Bienniale Poznan强强联合，尝试以组委会主席轮值的方式实施“核心筒空间计划”；
成都蓝顶美术馆的“策展人计划”将自主权和话语权交给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策展人以及有活力、有激情的活动组织者，来实现策展工作；
松美术馆不设馆长、艺术总监，将美术馆“品质”作为管理的核心，以高规格展览为目标，视展览需要临时组建策展团队，把结合展览的公共艺术教育作为美术馆的工作重心。出于资金的压力，民营美术馆的产业（商业）拓展部门往往是馆内的重要部门。

其次在管理机制方面，许多民营美术馆日益意识到取得独立社会身份的重要性，开始借鉴纳发达国家美术馆管理运营的成功经验，逐步推行馆长负责制、理事会制度、策展人机制、艺术基金会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2]，职权分配更为明晰，内部制度建设逐步加强。上海民生美术馆先后出台了包括《美术机构定位及发展目标》、《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商务活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并创造性地推出了“项目经理人”制度，只要方案可行不管哪个部门的人都可担任项目负责人，极大程度地激发了馆员的积极性[5]。此外，不少民营美术馆积极运用商业“营销策略、品牌公关”手法扩大宣传、吸引公众；
引用“顾客至上”的商业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综合运用法治、人治、文治管理模式，以金融管理的方法、KPI体系管理法、定期培训的方式等加强运营管理，使美术馆的专业职能更明晰、运营成本更可控。

民营美术馆在建设初期对自身的办馆理念和专业特性等并不明晰，发展之路尤为崎岖。蹒跚前行了几十年后，近年来的民营美术馆显得更为理性，往往着眼于全局，对美术馆的选址建造、场馆规模、专业功能、品牌营造、运营策略和中长期目标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位。如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非企业公益性的今日美术馆，确立了“立足今天，展望未来”的建馆理念，明确自己国际化、先锋、年轻的定位；
上海龙美术馆“以推动艺术发展和文化传承为己任，扎根本土的同时，注重古今艺术、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展示与研究”；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力图激发跨地域、跨学科的多元文化创造，力主成为艺术与文化展示、交流与创造的重要国际基地”；
广东时代美术馆坚持“面向公众，学术独立”，“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珠三角艺术实践所呈现的独特视野”。注重本土、面向公众、国际视野、文化创造等已成为新时期一批新兴民营美术馆发展目标中的关键词，近年来不少民营美术馆的专业效能有了显著改观。

在学术、展览、展陈方式方面，民营美术馆逐渐靠近国际化办展的水准，不断争取到国际大展或“大咖”的在华首展，如“贾克科梅蒂展”、“草间弥生展”、“莫奈展”、“约瑟夫·博伊斯展”、“莱安德罗·埃利希个展”等，虽然其中也有所谓的“罐头”展，但国际性展览也确实为民营美术馆赢得了观众和业内好评，若持续有序推进，无疑能有效助推美术馆领域的国际化进程。类似这种的“借力”方式或多或少地提升了民营美术馆的专业学术水平，而高水准的展览选题、高规格的展览策划及互动性强的展陈方式又不断增强了民营美术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不少民营美术馆“以观众为本”，不断思考怎样的展览才能赢得更多市民喜欢，而他们灵活的办馆机制也使得流量网红大展陆续出现。如央·美术馆的《“teamLab★未来游乐园”》及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开馆大展《teamLab：油罐中的水粒子世界》，这种跨越传统博物馆、美术馆展览边界的“网红展”虽然备受争议，但却能营造出一个个超现实的迷人场域，使每个到场的观众成为展览的主角，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同时也为美术馆带来了可观的门票收入。这种展览是美术馆功能的创新还是专业方向的偏离，应被归类于商业还是学术，或者说通过这种尝试，商业与学术是否因此而有融合的可能性等，这些问题都未有定论，但民营美术馆因此而进入大众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收藏方面，民营美术馆正逐渐成为中国拍卖市场“亿元时代”的最主要推力。龙美术馆单2017年就在不同的拍卖场上“任性”地拍下了5件亿元级艺术品，上海宝龙美术馆、上海苏宁艺术馆、北京松美术馆等都有一批重量级的“镇馆之宝”，近年来，民营美术馆的收藏能力远超国有美术馆，而且多数都有自己明确的收藏主线。此外，继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同城大联展以来，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纷纷自发成立了馆际联盟，越来越多的民营美术馆开始参与联动活动，互借藏品、共享信息、联动办展等已成一种趋势。

在社会服务与公共教育方面，上海昊美术馆为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选择，首创沪上“夜间美术馆”，获得市民高度认可；
深圳雅昌艺术馆的“流动美术馆”、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馆校联动”等不断开拓馆校公共艺术教育合作的新模式；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邀请社会文化名人、作家、音乐家与民众对话交流，开展文学、电影、戏剧等系列活动，打破了艺术的界域，让活动更为亲民。上海当代艺术馆推出的动漫美学双年展，用绘画、雕塑、虚拟技术、新媒体互动装置讲述科幻题材故事，观众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打游戏、找密码，仿佛进入一个虚拟的意识流世界。民营美术馆通过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创新公共教育方式等逐渐获得青睐，从近年来上海最受欢迎的十大美术馆统计数据来看，民营美术馆占据了半壁江山，且入馆人数日渐增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民营美术馆的认可。

综上所述，近年来，民营美术馆已取得长足发展，但就其整体发展来说还处于喜忧参半、冷热不均的情况，多数民营美术馆仍极力在生存压力下保持自身的学术性与专业性[6]，更有部分小型民营美术馆前景堪忧，或许，民营美术馆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努力创设出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