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改进转换份额法的实证分析

张 明,胡壮程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1)促进说。Bathla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扩大第三产业占比有利于经济增长①Bathla,Inter-sectoral,Growth Linkages in India: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Liberalized Reforms,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 Discussion Papers,2003.。Peneder发现,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了效率较高的部门,推动了经济增长②Michael Peneder,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3(4).。(2)抑制说。Baumol的成本病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制造业部门会挤出劳动力流入技术停滞的第三产业,这一结构变迁会抑制经济增长③Baumol,W.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3).。李翔和邓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升级抑制了经济增长④李翔,邓峰:《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科研管理》,2019年第3期。。吴振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对TFP的促进作用为负⑤吴振华:《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2005-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3)先扬后抑说。Foellmi等人提出需求结构的改变会带来产业结构变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率呈现先增后减的驼峰形状,结构变迁先促进后抑制经济的增长①Foellmi R,2008,Josef Zweimüller.Structural Change,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8(7).。对上述三种观点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三产业份额的提高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且产业结构变迁对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可能是不同的。为厘清该问题,本文把经济发展分为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分阶段阐释产业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成果较多。陈友华经过测算发现,1978-2006年我国的人口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②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Lee和Mason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③Lee,Ronald,Andrew Mason.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6(3).。蔡昉等人探讨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仍可通过教育深化、技术进步、有利的制度条件等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④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并未将产业结构变迁和人口红利的增长作用统一于一个模型中分析,并且实证研究多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测算了一个时间段的整体趋势值,而非每年的真实变化值。这样很难发现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二者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变化和比例大小关系。本文对传统转换份额分析法进行改进,将产业结构变迁、人口红利和技术进步统一于一个模型中进行分析,测算改革开放40年每个年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值,明确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一)研究方法——改进的转化份额分析法

刘伟等运用转换份额法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⑤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但由于直接引用国外方法,导致论文研究只能分析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法测算每一年度的贡献值;这也导致无法清晰地认识年度变化二者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变化情况。本文引入了人口结构因素,对转换份额分析法进行了改进,推导出按年度计算包含人口红利的转换份额分析法关键方程,运用关键方程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测算。

1.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初步分解

2.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

刘伟等运用转换份额分析法分解0期到t期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效应,借用了该方法。我们在该方法基础上细化分解t-1期到t期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效应。

3.人均产出增长率完整分解的关键方程

由公式(2)(3)可得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完整分解关键方程:

公式(9)的含义为:人均产出增长率=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人口红利效应。由此,我们运用改进的转换份额分析法来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和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

(二)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

1.基本假定

本文依据国内、国外的经验事实研究和经济学常识给出如下合理假定:

2.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由此可得,总结构变迁效应大于零。

由以上分析可得结论一: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表现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这一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

(2)工业化后期

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社会中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正如Baumol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后期随着消费升级,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慢于工业的技术进步,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挤出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上升。

由此可得,总结构变迁效应小于零。

工业化后期,技术进步更多地表现为由第二产业驱动,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挤出了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但这是在保证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的前提下完成的。挤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同样会创造新增的第三产业产值,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故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不是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扩大,而是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得结论二: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份额相对稳定,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上升。产业结构变迁会抑制经济增长,出现Baumol成本病。但这一产业结构变迁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是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3)推论

推论一:经济出现负面冲击时,第二产业受到的冲击会较大,第二产业排挤出的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的被动提高也会抑制经济增长。

无论是工业化初期和中期,还是后期,当经济遇到负面冲击时,第二产业往往受到的冲击较大,第二产业劳动力会被大量挤出涌入第三产业。由结论二可知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的总结构变迁效应为负,抑制经济增长。

推论二:中国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变迁表现为一、二产业就业份额同时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先正后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由于户籍等制度因素的制约以及各地区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我国经济虽然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时,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完全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同时流向第三产业。由结论一可知劳动力由第一产业流入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正,而由结论二可知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入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在初始期间,第二产业劳动力流出较少,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劳动力流出,这样总结构变迁效应为正。随着经济发展,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挤出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流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主要来源由第一产业让位于第二产业时,总结构变迁效应开始变为负,出现Baumol成本病。

(三)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得结论三:一国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人口红利期促进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期抑制经济增长。

本文运用改进的转换份额分析法公式,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以上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并就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数据来源与计算公式

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范围为1978-2020年,其中GDP和各产业产值以1978年为基期来计算。

运用本文推导出的关键方程公式(4)滚动计算每一年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人口红利效应。

(二)结果分析

1.1978-202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根据关键方程,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可得1978-202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从图1、2、3可以观测到: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变化趋势和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动高度相似,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结构变迁相关。

(1)1978-2012年,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基本都为正值。各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的正负反映劳动力流入和流出,1978-2012年第一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反映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第二、三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基本都为正值,反映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所以总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第一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近乎为0,这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较小;第二、三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明显为正,反映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快增长且劳动力流入这两大产业,第一、二、三产业共同作用总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以上说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流入第二、三产业,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基本都为正值,这一结构转变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并且符合资源向高效率产业流动的理论。结论一得以验证。

(2)1978-2012年期间,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只有1989-1990,1998-2002年为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大,1998-2002年的产业结构变迁总效应为负。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方面,第二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说明第二产业受到冲击较大,劳动力由第二产业转出;第一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几乎为零,说明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劳动力基本不变;第三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表明第二产业转出的劳动力流到了第三产业。因为第二产业的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所以总静态变迁效应为负。从动态结构变迁效应来看,第二产业劳动力转出且生产率有所增长,所以第二产业动态变迁效应为负;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在较短时期内增长效应不显著,所以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后第三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几乎为0,故二者作用总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同理,1988年我国高通胀下治理整顿和紧缩货币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1989-1990年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以上实证结果看出,在经济冲击下,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导致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总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这一产业结构变迁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结论二的推论一得以验证。

(3)2013年开始,第二产业的总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持续为负,表明劳动力已由第二产业开始持续流出,产业结构变迁表现为劳动力由第一、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2013-2014年,第二产业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较少,总结构变迁效应还为正值。随着第二产业劳动力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使得总结构变迁效应在2015年开始持续变为负值。以上说明中国已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以第三产业份额扩大为特征的结构变迁开始使经济增长趋缓,Baumol成本病在中国出现。结论二和推论二得以验证。

2.1978-2020年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根据本文关键方程,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和关键方程计算可得1978-2020年中国人口红利效应。(1)1978-1989年,人口红利效应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大。在这一时期,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排除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单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基本上都在2个百分点左右,人口红利效应明显。(2)1990-2004年,人口红利效应有正有负,但对GDP增长的影响只有0.1至0.3个百分点。1990年以后就业人口占比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只有水平效应,几乎没有增长效应。从数据可以看出单就人口红利效应,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小,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持续快速的增长作用。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的水平效应(即就业人口多,劳动力廉价)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变化较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2005年以后,人口红利效应全部转变为负,由此可以大概判定自2005年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直接增长作用开始转为负向,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剩下水平效应。

3.结构变迁、人口红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对比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78-1989年期间,产业结构变迁、人口红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为16.6%左右,人口红利的贡献平均为20.4%,技术进步的贡献平均为63%;1990-2012年期间,人口红利的增长作用迅速降低,并在2005年开始转为负向且几乎为零。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在这一时期成为增长的主导动力,二者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分别平均为17%和83%左右;2012年以后,2013-2014年第二产业劳动力开始流向第三产业,自2015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作用转为负向,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如果还延续发达国家走过的产业结构变迁老路,必然要经过一个第三产业份额扩大抑制经济增长,出现Baumol成本病问题的过程,我国应该走一条新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

(一)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变迁情况的预判

后工业化时期,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发展,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大幅增加,进而促进其迅速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机器替代劳动,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从一、二产业流出,涌向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带动第三产业份额不断扩大。在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高于生活性服务业,甚至高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当有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时,会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把工业化时期的假定(3)修改为后工业化时期的假定(4)。

由此,总结构变迁效应大于零。

由上述分析可得结论四:后工业化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大幅发展导致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情景假设分析

1.情景假设

假设我国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第一、二产业流出的劳动力全部转入生产性服务业。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从2013年开始中国第二产业劳动力开始持续流出。所以我们从2013年开始进行假设情景分析。

2.数据来源与选择

本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年鉴》,计算所用的数据范围为2013-2020年。为了和前面数据分析相统一,其中GDP和各产业产值等是以1978年为基期来计算。生产性服务业包含的行业是以最新的2003年中国行业标准为依据。

如表1所示,当人口从一、二产业流出并全部转入生产性服务业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这说明后工业化时期,如果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进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一结构变迁能够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表1中,情景假设下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数据,是情景假设下总结构变迁效应与原总结构变迁效应的差额。由数据可以看出情景假设下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可以提高GDP增长率1-12个百分点。当然现实经济无法达到从第一、二产业转出的劳动力都流到生产性服务业,但可以看出鼓励该种产业结构变迁方向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较大。

表1 情景假设下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人口红利大规模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工业化过程快速推进,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不可否认,我国承接的产业多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靠众多体力劳动来实现发展。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加之国际贸易冲突,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如果按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会出现长期经济增长放缓和Baumol成本病问题。

因此,如果希望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粗放资本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并缓解Baumol成本病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以较快的速度跨越工业化后期这一阶段,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需要智力劳动完成,对劳动力质量需求将替代数量需求。而中国多年来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大学生劳动力群体,并且中国现在正处于第二次人口红利期,5-10年即将退休的劳动力群体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技能。这为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所需的人力资本。中国应充分利用好大学生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协同发展,以保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跨越发展。

本文改进了转换份额分析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工业化初期与中期,产业结构变迁表现为劳动力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第二、三产业就业份额增加,这一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挤出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扩大,这会抑制经济增长。后工业化时期,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如果劳动力更多地流入生产性服务业,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的扩大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人口方面,人口红利会促进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当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但在调整方向上,政府不应简单地遵照传统观念将发展重点笼统地放在第三产业的份额扩大上,而是应当更加精准的将发展重点放在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上。同时,要发掘和利用中国新的人力资源。大力发展教育,注重培养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专业性人才。重视中老年人力资源的运用,使具有丰富经验的中老年人更高效的发挥自己的价值,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