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研究

许忠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实体经济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当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已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特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内部空间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向大城市集聚和制造业向大城市周边的城镇集聚的趋势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于推动都市圈实体经济发展和构造都市圈的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现有研究鲜有考虑政府作用的情况下，都市圈的各级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来促进两个产业协同集聚？本文将梳理有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理论内涵、逻辑机理、研究进展和分歧所在，站在都市圈整体的视角，深入探讨考虑政府作用的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这对于推动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和都市圈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已有文献来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内涵、特征表现在多个层面。

1.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内涵

第一，产业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的内涵。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个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发挥的作用等在空间范围内不断集聚的过程（张虎等，2017）。产业协同集聚概念由（Ellison 等，1997）首次提出，其所指的是不同相互关联的产业之间在空间上协同发展的趋势。学者们从产业联系、产业专业化分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协同定位、协同集聚效应、协同集聚机理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

第二，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内涵。参照《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6》对都市圈的定义，本文所界定的都市圈是指在城市群中出现的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镇共同参与分工、合作而形成的一体化圈域经济现象。借鉴Desmet 等（2005）、Ellison 等（2010）、陈晓峰等（2014）、陈晓峰（2016）、刘叶等（2016）、豆建民等（2016）等学者有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成果和哈肯的协同学理论，以产业体系整体为视角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作为两个子系统研究这两个产业的协同集聚问题。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理解为都市圈地理空间内，制造业子系统和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通过交互作用和协同效应形成了产业、价值、技术和知识链，由此构成的长期稳定协作关系，并具有集聚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技术转移和学习特征的复杂开放系统。

2.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特征

第一，协同集聚主体的多样性。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主体要素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支柱，不仅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主导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生产性服务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将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融入制造业系统中，是产业协同集聚复杂系统中的重要参与主体。除此之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主体要素还应包括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制度创新主体，高校和研究机构等知识创新主体等。基于此，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不是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多个主体要素共同参与、协同互动的过程。

第二，协同集聚的多维协同关系。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各类主体要素的经济利益构成了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个子系统协同集聚的内外部动力。各类主体要素之间存在着多元交互、非线性和耦合的多维协同关系，同时，主体要素之间的多维协同关系具有动态演进特征，能够促进复杂系统的不断变化演进，从而激发新型产业模式形成。

第三，协同集聚形成的规模和溢出效应。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成了产业间的整体规模效应和空间上的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和邻近区域错位发展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
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等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反馈机制（张虎等，2017）。

第四，考虑政府作用的整体协同效应。政府在市场制度建设、相关支持政策和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对产业集聚起作用（Baldwin，1999）。区域产业集聚发展需要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地方政府的引领。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本文中“政府作用”是指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直接影响产业发展的产业、财税、土地、招商和贸易等政策；
间接影响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市场制度、公共投资等措施（李世杰等，2014）。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主体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复杂性和随机性，尤其是在政府作用促使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个子系统呈现出大于部分之和的产业协同集聚的整体协同效应。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一个通过连锁反应机制催化主体要素间的交互关系，优化配置和激活创新生成的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追求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最大化的适应和匹配。

随着产业集聚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从产业联系、产业专业化分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问题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

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理论内核

梳理已有研究可以得知，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个产业关系演变的研究形成了两个产业的互动、融合和协同等不同研究视角：基于两个产业互动发展的视角，研究了两个产业互动的影响因素、互动机理（高觉民等，2011；
刘婷婷等，2014；
周静，2014；
唐晓华，2016）。基于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研究了两个产业的融合能力和环境等影响因素、融合演进机理（Kucza，2011；
王小波，2014；
綦良群等，2016）。基于两个产业协同发展的视角，研究了两个产业的协同定位、协同集聚效应和协同集聚机理。但这些研究中往往把政府作用看成既定的外生参量，鲜有从内生参量角度考虑政府作用对两个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

在以都市圈为视角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Coffey 等，1996；
SAMOCK PARK 等，1998；
范剑勇，2004；
胡晨光等，201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对都市圈实体产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和正向促进作用，并能促进都市圈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和推动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升级。然而，在国内有关两个产业集聚的研究不能回避政府作用的影响，应当审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来研究两个产业集聚的问题（胡晨光等，2011；
李世杰等，2014）。

考虑“政府作用”的产业集聚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一方面主要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分析工具，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产业集聚的机理（Krugman，1991）；
另一方面基于产业区、城市多样化、产业集群等理论强调政府在产业集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Baldwin，1999）。现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基本框架的研究考虑到“政府作用”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
以产业区等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政府在市场制度建设、相关支持政策、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对产业集聚起作用。考虑政府作用的产业集聚机理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问题留下重要线索。

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协同机理

（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联动演进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古典区位理论、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以都市圈为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产业集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集聚效应（见图1）。

图1 都市圈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协同机理

首先，在都市圈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都市圈中的次中心城镇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对蒙特利尔市的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城市中心并呈现出中心性和专业化的空间集聚特征（Coffey 等，1996）。对首尔市的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中不同服务类型和功能的产业空间集聚态势存在明显差异（SAMOCK PARK 等，1998）。现代城市空间扩张呈现出制造业集聚区逐渐远离城市核心区，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城市的多个核心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源自制造业集聚与生性服务业集聚的多中心集聚互动效应显著提升了都市圈的生产率（魏守华等，2016）。利用国内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门限效应，指出当城市规模在23万人以下时，两个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存在抑制作用；
城市规模在23 万人以上时，两个产业协同集聚效应才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超过200 万人时，受资源环境等影响，两个产业协同集聚又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一定抑制作用（豆建民等，2016）。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中证实产业协同集聚存在互补性和挤出性两种效应交替的特征，都市圈内相同的地租水平使协同度最大，且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影响较大（陈晓峰，2016）。

其次，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符合产业集聚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两个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邻近区域错位发展使产业集聚形成了规模经济（张虎等，2017）。同时，产业集聚对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竞争力产生影响。如范剑勇（2004）、陈建军等（2011）、胡晨光等（2011）等从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产业集聚形成了区域的竞争优势并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刘军等（2017）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产业集聚水平是引致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

综合现有研究，都市圈的产业集聚，从产业维度看，离不开都市圈内部多个产业的产业支撑；
从空间维度看，离不开都市圈内以城镇为单元的产业区的产业支撑。产业集聚和产业区的形成又以都市圈内城镇所提供的市场关联、各种要素供给以及空间载体等为前提。因此，产业集聚发展与都市圈经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协同发展过程。

（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产业联动演进

首先，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联动演进。伴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压力，制造业为提高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内部的生产服务活动（如人力资源、营销、广告、物流等），已经逐步“外部化”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制造业产业链前端的研发、咨询和金融服务，制造业产业链后端的销售、物流、其他商业服务等方面为制造业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这对于制造业加强创新、供给高质量产品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中间投入产品供给和其他服务供给，对提升制造业效率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在两个产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长期处在表征为远离市场、专业化程度低和竞争力低等低端水平状态，使其不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助推力。如何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已有研究提出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来提供更专业化、更有竞争力的中间投入产品的供给。

其次，基于价值链融合的联动演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集聚基础上的融合发展表现为产业层面的互动和空间上的协同，但究其实质还是价值链上的融合发展（王小波等，2016）。基于价值链的视角，两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将通过价值链环节的分解和整合来实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价值链增值的环节越来越多，结构也越加复杂。当制造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制造业企业将更加关注自身资源整合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这必将使处在生产环节外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外包或剥离；
同时，希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更多中间投入品的供给和服务的供给，此阶段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基于价值链的分解。随着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而引致的新需求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新需求的指引下，重新整合资源来对价值链环节进行组合并形成新的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快速发展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提升了制造业的效率（喻春娇等，2012）。同时，两个产业的融合发展也可通过价值链环节的相互渗透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的上游（研发、设计等服务）和下游（销售、物流等服务）各环节渗透，通过产业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逐步渗透，使得两个产业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进而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尽管以价值链为视角合理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内因，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产业集群理论认为在产业集聚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对产业发展有较大影响；
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主要在分配资本、基础设施供给与城市规划等方面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取决于政府政策。已有研究表明，都市圈内制造业逐步向都市圈的次中心区域转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都市圈中心区域（魏守华等，2016）。都市圈的各级政府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为两个产业的集聚提供了相关政策、公共服务保障等制度环境支持。

再次，基于产业集聚动力的联动演进。胡晨光等（2011）论证了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包含原动力、外部动力和集聚机理三个方面，其中集聚机理外部性和集聚效应外部性存在因果关系。李世杰等（2014）对转轨时期我国产业集聚演化的探索新思考中分析了政府行为以及政策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提出应着重考虑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政府干预等对产业集聚产生的影响。（刘叶等，2016；
陈建军等，2011；
张虎等，2017）发现在城市群范围内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是制造业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但目前，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落后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杨玲等，2017）；
另一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部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出现失衡问题（黄群慧，2017）。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和产业联动演进相关研究成果，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既是两个高度关联的产业在地理上的不断集中，同时也是伴随着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政府作用影响而产生的两个产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高度集中。

借鉴学者陈晓峰（2015）提出的“产业—空间—制度”三个方面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理论框架，遵循“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的逻辑（詹浩勇，2013），本文提出一个由“制度协同、结构协同、空间协同、质量协同”四个构面形成的理论框架，以便厘清政府作用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见图2）。

图2 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

1.制度协同

Del Gatto（2004）从政府行为角度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集聚的关系时认为，区域政府规模是吸引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胡晨光等（2011）认为在“有为政府”的政策作用下，构筑了区域产业发展外部环境，发挥了区域要素禀赋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进而促成了区域产业集聚；
黄玖立等（2014）认为，推动我国沿海省市产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的各类优惠政策；
陈国亮等（2012）的研究指出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性和契约特性而更容易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
林毅夫（2010）的研究指出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制度。然而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锦标赛机制等影响，地方政府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惜以公共投资、土地和财税等政策组成的政府行为为代价参与竞争，使其作用不断嵌入产业集聚发展之中。因此，要着重考虑政府作用在制度协同方面上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

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是都市圈内各主体要素基于共同利益或目的而产生的动态集聚发展过程，也是靠都市圈的政府供给支持两个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培育两个产业在产业间和一定的空间内实现协同发展的一种复杂运动过程。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提到制度是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都市圈政府作用形成的制度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在宏观层面影响产业的区位分布。都市圈制度协同实质是都市圈政府间为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制度不断调适的过程，都市圈的整体利益决定了制度协同的方式、速度和路径。都市圈的制度协同包括：都市圈政府间行为的改变、都市圈政策环境的变化、都市圈政府中支配行为规则的改变三个方面。都市圈制度协同收益是以都市圈整体产业协同效益为目标，通过现行制度安排的改变来获取外部协同效应。都市圈的政府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通过政府间的制度协同构造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外部环境，为产业协同集聚提供了外部动力。同时，都市圈政府间的制度协同也促使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形成与演化，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产生了两个产业协同集聚的原动力。

2.结构协同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过程也是促使两个产业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两个产业协同集聚的结构协同一方面是政府有关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行为作用下，使两个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形成的产业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是基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升级过程由生产工艺方法、最终产品、功能及服务和跨价值链升级递进过程所组成。两个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协同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集聚产生的竞争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制造业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制造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比重不断提升的同时对生产性服务供给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增加高端投入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和升级，使其走向高级化。竞争的过程促使产业向专业化发展，迫于生存压力，集聚区企业倾向提供更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专业化发展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进而促使两个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由低端向高端化升级。

第二，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由于生产要素的集聚和都市圈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配套，会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了集聚区两个产业的结构升级。已有研究表明，单一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产业企业间知识的外溢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整体效率提升和结构升级；
产业协同集聚更有助于知识和创新溢出，推动两个产业获取较高生产率；
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产生于相关产业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关度高，协同集聚更有利于两个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和结构升级。

3.空间协同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协同主要是两个产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和协同定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源于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与知识外溢效应，关联效应使两者选择在一定区域空间上协同集聚；
知识外溢效应是两个产业在空间上协同定位促使知识加快流动和转换，进而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

由于空间集聚会产生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提升的拥挤成本，两个产业在都市圈的协同定位效应受拥挤成本影响，一般来讲，当拥挤成本较高时，制造业在都市外围具有比较优势，而生产性服务业在都市中心位置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协同效应和学习效应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多样化与专业化共同聚集于都市圈内部，有利于知识溢出带来的高效创新产出。集聚于都市圈周边的制造业依赖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品来获得竞争优势，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空间上协同集聚提升了区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质量协同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质量协同可以理解为生产性服务业投入质量与制造业产出质量的协同。都市圈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在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同时，也应嵌入国内价值链（NVC），两个产业的产出质量是两个产业融入全球和国内价值链的基础。两个产业在投入质量和产出质量方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协同过程。生产性服务业依赖于制造业产出质量提升所引发的投入质量改善；
制造业面对低端竞争压力逐步向满足高质量高端需求转变，制造业的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基于两个产业的共同利益，制造业为获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而向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区域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向人力资本等知识密集的区域集聚（如都市圈核心城市等），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益。

在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大量现实印象中，都市圈政府间存在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往往较少考虑都市圈产业协同集聚的整体利益，如行政区之间、开发区之间存在产业同质竞争、政策趋同等现象，其实质是都市圈产业协同集聚的“机理不足”。鉴于此，应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产业协同集聚机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政府间制度协同机制，以构建都市圈创新生态系统

建立国际化视野，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加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国内外资本等创新要素在都市圈的集聚，优化创新要素结构，全面提升都市圈的创新要素质量，促进都市圈内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加强都市圈内外的创新要素整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服务和管理等多领域创新要素的协同集聚，加快构建都市圈以产业链为基础、以创新链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市场环境，健全市场机制。打破都市圈内地区壁垒、行业进入壁垒和行政垄断，降低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政府间加强对产业培育的协同，加强区域市场制度建设，使其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健全投融资机制，调整政府补贴机制，为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形成都市圈内的土地、财税、人才、招商等政策上的联动；
成立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推进领导小组，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提供机制保障等。

2.以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都市圈产业结构失衡

都市圈持续深化以创新为核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化解都市圈整体的产业结构失衡。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政府间协同引导两个产业逐步淘汰或转移落后产能并推动两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创建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来逐步实现两个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益；
政府间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构建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协同招商机制等来助力两个产业的结构协同。匹配支持产业发展的要素，加强各级政府支持产业发展要素投入上的协同，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细分行业制定不同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方向发展，为构建都市圈的现代产业体系奠定基础。

3.都市圈政府间协同规划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园区

打破都市圈内城市间地域限制和政府部门间障碍，“多规合一”协同制定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规划；
都市圈政府间加强协同规划，适时规划建设城市中多个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园区，如金融、物流、人力资源等产业园。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及乡镇政府以促进本地制造业集聚为主，适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有效政策的供给来逐步促进都市圈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打造两个产业的竞争优势。都市圈内政府间协同加快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以产兴城、依城促产，推动产业集聚区健康发展，形成以都市圈大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产业集聚的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

4.都市圈政府间要不断强化两个产业产出的质量协同

质量协同体现在政府在培育两个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过程中，更应关注两个产业整体上产出质量的协同。以相关“质量为先”的方针为指导，发挥政府间在质量标准建设上的协同作用，增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质量协同上的有效政策供给，引导两个产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集聚；
建设都市圈质量监管体系和质量文化，努力营造以质取胜的良好市场环境；
在国家标准基础上鼓励企业对标国际质量标准，使行业重点企业成为国家行业质量标准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