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践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吴培豪 赵梦涵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乡村治理的鲜明主线。党的十九大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治理有效被视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且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关键任务。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农村基层党建提供了制度规范。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就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加以详细说明。2020年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均就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做出重要部署。与顶层设计相衔接的是地方实践。近年来，各地在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机制模式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集中体现在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由此可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议题与现实命题。

与实务界的政策设计和实践探索相伴随的是学术界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思考，主要聚焦两个层面：一是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缘由阐释与机制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使命性理由与经验性理由的双重叠加[1]，既契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优势与执政要求，又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2]，通过在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耦合中生成互构合力[3]，能够厘清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基础、密织乡村治理体系、破除治理内卷化桎梏[4]。然而，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的耦合效应难以自然生发，需要密切的机制联结，可以借由政治引领把方向走善治、价值引领尚文明促德治、组织引领聚合力促自治、法治引领树规范促法治[2]，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在面对自治、法治、德治各自发育参差不齐的状况时，则需要基层党组织采用补位、整合、调控等机制融合集成，促成“三治”结构性均衡[1]。二是基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经验研究的机制提炼。譬如，郝炜以山西省“三基建设”为考察对象，概括出以建强基层组织构筑治理网络、以夯实基础工作促成治理的制度形塑、以能力提升激活治理内生动力等三方面经验[5]；
刘伟和王柏秀通过个案研究揭示村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党组织、党员队伍、活动阵地建设为“党建引领”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组织嵌入与空间吸纳构成党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实现了乡村治理中的“党建在场”[6]；
赵祥云则以河南某乡村为个案进行分析，发现以符号性、道德性与事件性为表征的区分机制能够强化基层党员的身份标识，焕发其组织性，而以人力资本、制度资源、治理资源为核心的融合机制则是激活党员社会性的关键，由此实现了党员组织性与社会性的有机复合以及基层党建对乡村治理的嵌入，这种嵌入需要立基于社会资源的盘活与内生力量的激活之上[7]。上述研究进路对于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仍存不足之处：首先，第一种进路偏重逻辑推演而忽视了实践基础，尽管提供了方案设计但若难以实施便面临悬置为“空中楼阁”的风险；
其次，第二种进路兼顾经验描述与理论提炼，但多因以个案切入而呈现碎片化特征，所得结论也往往具有情境色彩，尚未形成整体性解释框架。由是观之，两种进路间存在互补关系，但现有研究呈割裂态势。因此，本研究试图运用扎根理论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个典型案例加以解构与重塑，提炼出整体性解释模型来揭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所蕴含的运行机制和实践逻辑，以期弥合理论与经验、整体与微观间的裂隙，把握纷繁复杂表象背后的共性规律，助力乡村治理有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提炼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整体性解释模型，在研究方法上扎根理论则凭借其独特优势而具有较好的适切性。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格拉泽和施特劳斯首倡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演绎—验证”逻辑的“生成的”方法论[8]，能够填补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裂隙，特别适用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结构过程及其深层机制[9-10]。扎根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分化为经典扎根、程序化扎根、建构主义扎根三个理论分支。其中，程序化扎根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扎根理论操作不确定性与强个人化特征对研究者所造成的无所适从感，以程式化和严密细致的操作步骤赢得大多数研究者的青睐[11]。因此，本研究遵循主流做法，选择程序化扎根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等过程归纳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蕴藏于现实案例图景中，故而，典型案例是扎根理论的重要数据源，构成了其自下而上归纳思维实操化的前提基础[12]。不过，单案例研究具有较强的情境特征，所得结论可能会因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多案例研究并非量的简单加总，具有“重复性实验”的功效，更有助于挖掘类属差异，能够在多轮对比重复检验中修正理论框架，增强结论的普遍解释力[13]，这与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整体性解释模型的研究诉求相契合。因此，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规避单案例研究的解释力缺陷。

（二）案例来源

案例的真实性、典型性、代表性是通过扎根理论生产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的前提。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模式，涌现了一批典型经验。为了总结推广典型做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2019年至今已征集整理了三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共计92个，且在案例汇集发布之前对相关做法进行了专门核实，由此保证了案例的典型性与真实性。此外，这些案例既囊括东、中、西、东北部等各地域，又涵盖了地市、区县、乡镇、村等各层级，保证了案例的代表性。虽然党建引领是贯穿乡村治理的主线，但不同案例对于党建引领做法的创新程度差异明显，农业农村部也根据乡村治理创新的侧重点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其中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归置于“党的建设”或“组织领导”一类。笔者在参照官方划归的基础上进行强度抽样，确定了案例样本。如表1所示，所抽取案例样本仍然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表1 案例情况表

本研究选择程序化扎根理论对典型案例进行

范畴提炼与模型建构。鉴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在案例样本中均占有两个席位，因此，剔除山东省曲阜市（M）、上海市金山区（L）、福建省莲花镇（Q）、广东省蕉岭县（R）等4个案例，将剩余14个案例作为编码对象纳入编码过程，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整体性解释模型。最后，对上述剔除案例进行饱和度检验，修正完善初步生成的理论模型。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研究者秉持开放的态度将资料进行拆解、迭代式比较，以实现对相关事件或现象的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14]。鉴于开放式编码的基础性地位，本研究参考钟伟军[15]的做法，采取“双盲编码”的方式，即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尽量采用原始词汇进行概念化，以减少因过多语言转换所造成的解释断桥风险[16]。首先是统一编码规则，按照表1案例编号顺序逐步进行语句拆解和概念化，例如案例A的第1个语句便标记为“A-1”，以此类推，若概念化过程中1个语句内含多个概念就累积记录。其次是整合两位研究人员的编码结果，删除意见一致的但重复、无效的初始概念，对于意见相左的则充分沟通达成共识，最终共生成初始概念127个。最后，进一步分析初始概念间的类属关系，共归纳并概括出“社会变迁”“政治推动”“问题驱动”等18个范畴。囿于篇幅，本文仅截取部分过程加以展示（如表2所示）。

表2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运行机制的开放式编码

（二）主轴编码

虽然开放式编码形成了研究相关的概念和范畴，但这些范畴间的关联尚不明晰。主轴编码则是进一步挖掘范畴的特征，实现聚类、归并、精炼、区分的过程，并依据因果、结构、时序、功能等典型关系，升华提炼出能够统合不同范畴间关系的主范畴[17]，进而将分散的数据资料连接为连贯的整体。在主轴编码阶段同样不能脱离实际文本资料进行主观臆测，范畴间所建立起来的关联应当符合事件或现象本初的客观状态。据此，本研究基于开放式编码阶段所生成的概念与范畴，结合实际资料准确分析、把握各范畴间的关联性，重新组合凝练，共生成“动力机制”“引领机制”“党的建设”“引领力”“乡村治理运转”和“治理绩效”6个主范畴和18个副范畴（如表3所示）。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三）选择性编码与模型建构

选择性编码的核心任务是在整合已获取的概念、范畴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更具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发掘范畴间的潜在联系以形成故事线，进而建构出能够涵盖最广泛经验事实的理论模型或框架。结合研究主题及对各主范畴间关系的反复比较，不难发现“动力机制”“引领机制”“治理绩效”分别回答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命题中“为什么”“怎么做”“结果怎么样”的问题，而“党的建设”和“乡村治理运转”则主要关注“党建”与“乡村治理”分别“是什么”的问题。由此，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确定为核心范畴，并综合考量核心范畴与主范畴间的结构关联，建构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解释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解释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是评判理论框架是否具备较好解释力的核心标准，理论饱和度检验则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诊断方案。研究者在发展类属属性过程中，并没有新的变量涌现，或即使出现新变量也不会改变概念与范畴的结果时，换言之，当采集更丰富的数据加以确证，但仍得出相似结论时，即可从经验上断定类属发展达到了理论饱和[18]。在扎根理论操作中，理论饱和意味着编码的终结。因此，本研究按照与前述同样的编码规则和步骤对剩余4个案例文本进行概念化与范畴化操作，结果与原有结论基本一致，亦未对原有类属关系构成影响。据此，可以认定“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解释模型”实现了理论饱和。

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需要根植于经验事实，又需要立足于系统的整体性视角。秉承这一原则，本研究利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借由对18个典型案例的要素剖析，概括出“动力机制”“党的建设”“引领力”“引领机制”“乡村治理运转”“治理绩效”6个主范畴，它们共同绘制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虽然前文已经建构了完整的解释模型，但其中的具体内涵与逻辑关联仍有待进一步阐明。因此，本部分将目光聚焦于解释模型的要素串联上，演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

（一）动力机制：社会变迁、问题驱动与政治推动

在探讨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上，“新制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种群生态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调适的动力来自外部，制度必须不断调适以达到与环境相适应的均衡状态，否则将超出环境“负载能力”而被淘汰[19]。历史制度主义既强调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束缚，也关注到了关键决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存在功能失常因素，通过对自身“路径”经验的反应能够在各种均衡状态间变动，而增量调整是一种常见的方式[20]。综合这两种流派的观点，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对环境变动的适应、对制度功能失常的纠正以及关键决策力量的推动，这为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在国家政策设置议程以及地方治理创新议程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乡村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的话语体系也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而日益显现。因此，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并非间断的突变，而是一种渐进的演化。这种演进的动力在于社会变迁、问题驱动与政治推动。

其一，社会变迁改变了滋生原有制度安排的环境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由此激起的涟漪效应也对乡村运转造成诸多影响。譬如，城乡差距的延续致使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市场经济在乡村地区的延伸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又如，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现代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冲击，表现在农民群体中就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对立冲突或相融消解。这些均会影响原有乡村治理模式与党的领导方式的功效。不过，宏观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往往需要通过特定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方能被感知。其二，问题是社会变迁与制度安排间相冲突的具象呈现。问题之一是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难以回应群众诉求，造成乡村资源的“分利秩序”[21]与公共秩序的瓦解。若基层党组织既无法为农民谋利，又不能为农民排忧解难，则其领导权威会遭遇危机。问题之二是乡村内生动力不足制约持续发展。干部能力薄弱使得乡村发展缺乏有力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社区治理问题凸显难以凝聚共识形成集体行动，同时也耗损既得成果；
集体经济发展缓慢则难以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其三，政治推动是基于对社会变迁与问题的体察而期望改变现状的诉求或行动部署。第一重政治推动是自下而上的农民诉求。广大农民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物质充足、精神满足、环境舒畅、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但因为农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实现上述期望，而组织起来又缺乏良好的凝结剂，因此寄希望于党的力量带动。第二重政治推动是自上而下的行动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党中央与地方党委也察觉到基层党组织涣散与乡村发展问题，通过顶层设计、行动部署、试点改革等途径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以重塑党的领导权威、扭转乡村治理颓势。

（二）党的建设：组织体系与组织能力的双管齐下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各要素按一定结构构成的系统，运作其中的各要素有序关联，对社会系统发挥各自功能[22]，有序合理的结构安排是各要素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自变量。党的建设涉及党组织间、不同党员间、党组织与党员间的关系问题，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只有党内各要素有序排列，方能充分发挥党的功能，因此，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是党建的题中之义。但是，结构功能主义在解释结构如何促成功能发挥方面则显得语焉不详。在此过程中，组织能力发挥着中介作用。一方面，组织能力是功能发挥的前端环节，功能发挥是组织能力的行动显现；
另一方面，组织体系框定着组织能力施展空间，组织能力是组织体系凸显效能的工具凭借。故而，党的组织能力建设亦至关重要。当下，乡村治理中党的建设的工作重点正是围绕着组织体系与组织能力两方面展开。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主要可以概括为横、纵两个维度。从横向来看，存在同级党组织间合作的组织形式。例如，案例中罗溪镇在试点村建立红色动力网络联合党支部，与试点村党支部共同成立党建联盟。从纵向来看，不同层级党组织的组织链条、沟通体系、权责分工逐渐搭建明晰。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在对乡村区域按一定标准进行多层网格划分的基础上，不同的网格内也相应建立党组织，由此形成了以“上级党组织—下级党组织—党员”为基本形式的多层组织链条。与搭建组织链条相携并进的是沟通体系的疏通与权责分工的明确。前者包括自上而下的联系和指导与自下而上的问题反馈和信息传递，后者则体现为“上层决策部署—中层过渡—基层执行”的多层级党组织间的权责划分。

党的组织能力建设涵盖诸多方面。一是党员队伍建设，通过党员教育管理、返聘老党员实现内部优化，通过吸纳各类社会人才实现增量补充，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壮大基层队伍力量，以锻造党员队伍、优化队伍结构。二是党组织与党员的管理激励机制创设，制定党组织的职责规范、党员设岗定责为党组织和党员的决策、行动提供制度保障；
党组织评星定级、党建述职与党员积分制管理、绩效考核则提供激励诱导。三是平台打造与资源配置，党建示范点、党建信息化建设和党群服务点建设分别为党的自我建设与党的社会服务铺设行动舞台；
基层党组织增权赋能与经费保障、党员自主行动空间拓展则激发基层活力。

（三）引领力：党的力量融入乡村场域的转置枢纽

党的建设既是过程导向的，又是结果导向的，但强化的是党的组织力量，如何实现党的力量“社会化”是彰显与检验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功效所需解决的重要命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前提便是党的力量融入乡村场域，而非“悬浮”其上，引领力则扮演着转置枢纽的角色。

引领力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制度合法性，构成了党的力量在乡村场域的制度融入。具体体现在制度上确立并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诸如基层党组织领导、监督自治组织运转，领导乡村重要事项清单管理，掌握乡村发展方案的决策审批权等。引领力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党组织与党员嵌入，构成了党的力量在乡村场域的角色融入。譬如，在将乡村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的基础上，在每个网格上都建立党组织，实现了党在乡村场域的组织融入。而在党员融入上，一种是由内而外的策略，通过村两委“一肩挑”、党员参与或任职于乡村社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等途径实现党员对乡村组织的嵌入；
另一种是由外而内的策略，通过在乡村各类组织中发展党员实现党的力量“在场”。由此，形成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相互嵌套的关系，拉近了党员与群众间的空间距离与情感距离。引领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引领能力，构成了党的力量在乡村场域的行动融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建设，凝聚党员合力，党的组织综合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表现为有资源、有人才、有平台、有制度保障、有机制激励，正是这些为党的力量转化为乡村行动奠定基础。

（四）引领机制：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机制桥接

如果说引领力关注党的力量如何融入乡村场域的话，那么引领机制就如同一座桥梁，联结着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承担着解释党建如何引领乡村治理的重任。概括而言，实践中总共有6种引领机制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一是联系机制，主要发挥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的作用。通过党员联户、走访调查、党员干部接访、线上沟通等方式，实现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决议传达与自下而上的民意反馈、信息传递，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上下互通的情感交流。这有助于群众知晓政策以支持执行，有助于党员发现问题以精准解决，还有助于建立党群间的水乳交融关系。第二是动员机制，主要发挥激励调动、凝聚合力的作用。动员机制包含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体制内动员指的是对非党员乡村干部或承担相应职责的工作人员的动员，包括荣誉物质激励、考核评价、评优提拔、负面惩罚、吸纳入党等动员方式。体制外动员指的是对乡村内外社会力量的动员。动员对象具有广泛性，例如企业、乡村能人以及广大农民；
动员手段具有多样性，例如党员承诺践诺、率先垂范、思想宣传、积分制管理、活动发动等。体制内外的激励调动能够有效凝聚乡村建设力量。第三是规范机制，主要发挥监督约束、稳定秩序的作用。从规范对象来看，覆盖乡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主体与协商议事、村务等事项。从规范手段来看，既有事前的隐患排查、民意研判，也有事后的说服教育与打击惩治，还包括贯穿全过程的道德规范与制度规范。规范对象的广覆盖、规范手段的综合运用有益于稳定乡村秩序。第四是服务机制，主要发挥问题纾解、满足诉求的作用。通过党群结对帮扶、网格化服务、开通线上事项办理，实现服务精细化、服务信息化与服务便利化，回应群众诉求。此外，建立文明实践中心以提供文化服务，开展社会工作关怀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以维护群众权益也是服务机制的重要部分。不断完善的服务模式与流程、全方位的服务内容有利于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第五是协商机制，主要发挥群智群策、凝聚共识的作用。在建立党群议事制度、搭建议事平台的基础上，党员与群众一道参与恳谈议事，协商村务或面对面协商调解，使得党组织意见、社会组织意见、群众意见达成共识。开诚布公以协商共策、整合利益价值以化解冲突，能够汇聚智力、减少行动阻力。第六是支持机制，主要发挥资源输入、能力建设的作用。乡村自我发展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依靠外界资源的输入与提升内生动能是化解这一困境的两大举措，支持机制正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铺陈。前者既包括体制内的资源下沉、资金支持，也包括吸引外界社会力量、吸引市场力量促成商业联盟；
后者既有诸如发展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培养乡村人才、培育农民、建强网格队伍等主体培育行为，也有囊括发展电子商务、建设信息化平台、再造办事流程、建立管理长效机制等在内的技术机制创新行为，还包括打造公共空间、场所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为。

（五）乡村治理运转：治理网络重塑与治理行动生成

党的力量融入乡村场域及党的引领机制联结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动能，令乡村治理运转起来。首先是结构层面的治理网络重塑，通过搭建自治组织体系、组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组建党群合作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构建起了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形成了乡村社会内部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格局。治理网络是乡村治理运转的主体力量，乡村治理运转必须以治理网络存在为前提。其次是过程层面的治理行动生成，在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格局下，催生了一系列以问题为导向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行动。譬如以共同致富为导向而开展的村庄建设项目、脱贫行动、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行动；
以社会稳定为导向的危机事件应对、社会矛盾协商化解；
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共建生态家园、环保公益活动等。治理行动是乡村治理运转的动态表征，乡村治理必须以治理行动为载体，借助治理行动来检验。此外，治理行动也会在过程中进一步形塑治理网络。

（六）治理绩效：乡村治理效能释放与党的威信提升

乡村治理运转会产出治理绩效，包括乡村治理效能释放与党的威信提升两个层面。由治理行动释放出的乡村治理效能是多层次的，成果由治理主体共享，内容由治理目标规定。就乡村整体而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美丽、改善民风、社会和谐稳定、产业兴旺等方面均得到改进，不仅为乡村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还激发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就单一主体而言，提升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效率，增加了村民经济收入，提高了群众满意度。乡村治理效能释放的同时也伴随着党的威信提升。从结果来看，乡村治理效能是在党的引领下所取得的，为群众谋利益、谋幸福，由此赢得了绩效合法性；
从过程来看，各种引领机制加强了党组织与群众的互动，在互动中的情感交流、相互支持也密切了党群关系，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尽管模型阐释演绎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但是蕴藏其后的深层次实践逻辑仍然有待挖掘，这种逻辑是在顶层理性设计与地方经验探索的上下贯通与迭代升级中凝结而成的。

（一）出发点：应对社会变迁所诱致问题的方案选择

制度天然存在稳定、秩序与灵活、变动间的内在张力，前者常被称为制度惯性或路径依赖，后者则谓为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一种观点认为，一旦行动者做出了原初制度选择，由此形成的行为模式将会得以延续，除非具有足够的政治或环境力量能够克服这种惯性，当长期停滞后出现制度变迁，便可视为发生了均衡的间断[23]；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度惯性中本身就蕴藏着制度变迁，因为任何原初制度设计都不是完善的，必然存在对制度功能失常的调适与修补，否则制度便无法存在，也更没有所谓的路径依赖了[24]。暂且搁置两种观点孰优孰劣的争议，它们都共同指出制度变迁必须要有背离原初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在金登关于议程设置的多源流理论中也得到印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模式的提出与推广同样是多种力量综合推动的结果，是应对社会变迁所诱致问题的方案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快速发展期，急遽的社会变迁对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以及基层党建都产生极大冲击，集中体现在乡村治理问题频发、动力匮乏与基层党组织涣散、威信耗散。一方面，与乡村治理和基层党组织问题相较的是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预期与实际间的差距进一步凸显问题，群众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诉求。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上述问题逐渐进入中央视野并被纳入政策议程。基层党建关乎党的执政根基与政策执行效果，且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必由之路，故而，推进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是对接基层群众诉求与顶层目标设置的重要构成。而在如何化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基层党组织涣散的问题上，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应然选择。其一，从乡村发展历程来看，党的领导是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关键力量；
从乡村发展现实来看，治理问题频发、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引领方向的核心行动者，而加强基层党建则能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培育“关键少数”。其二，从党的历史传统来看，乡村发展一直是党高度重视的议题，乡村治理有效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从党的建设现实来看，党的建设过程需要以行动为载体，成效需要由行动结果来检验、需要人民来评判，乡村治理难题的化解为党的建设提供了行动载体和激活空间。概言之，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间具有协同耦合效应。

综上所述，社会变迁下既有制度安排并未随之革新，诱致了乡村治理问题和基层党组织涣散问题，扭转问题的意图在基层群众诉求与顶层制度设计间实现对接、形成共识，而历史与现实在扭转问题的方案选择上共同指向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故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应对社会变迁所诱致问题的方案选择，是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现实均衡点。

（二）立足点：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创设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立足点是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25]的机制创设。这需要从党的组织优势确立和组织优势转化机制两方面加以理解。如果说党的建设是主心迸发动能的话，那么引领机制就如同“动脉”一般，将能量传输至乡村的各个“触角”。因此，党的建设与机制创设是让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运转起来，让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由“名”转“实”的两大核心环节。

首先是以持续强化党的建设摆脱组织涣散，确立、巩固、累积组织优势。一方面是组织体系建设，涉及不同层级间的权责关系厘清、资源配置合理、沟通渠道畅通，相同层级间的合作等；
另一方面是组织能力建设，涉及队伍结构优化、基础资源保障与激励管理诱导等。前者通过结构变革汇聚系统合力，后者通过行动赋能释放主体活力，由此以党的自我革新为党建引领提供强劲势能。其次是以引领机制创设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这个过程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的力量“在场”，凭借制度合法性、党组织与党员嵌入、引领能力融入乡村场域，保证党的组织优势有用武之地；
第二阶段是党的优势转化，以联系机制进行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以动员机制激励调动、凝聚力量，以规范机制监督约束、稳定秩序，以服务机制纾解问题、满足诉求，以协商机制群智群策、凝聚共识，以支持机制输入资源、助推能力建设，开辟党的组织优势转化通道。经此，重塑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网络，促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行动，释放了乡村治理效能。

综上所述，党的组织体系与组织能力建设建立了党的组织优势，而党的力量“在场”与党的优势转化机制则分别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中扮演“搭台”与“唱戏”的角色，让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得以实质运转。故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创设。

（三）落脚点：党的权威积淀与乡村治理有效的协序共进

如前所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出发点是应对社会变迁所诱致问题的方案选择，具体而言，就是发挥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效应，合力化解基层党组织涣散与乡村治理问题。从落脚点来看，这种化解所要取得的结果是要达至党的权威积淀与乡村治理有效协序共进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不是单向度的管理[26]，不是对社会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抑制[27]，乃至造成党建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割裂[28]，而是依靠政党再造社会秩序[29]，在党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形成类似于迈克尔·曼所言的基础性权力[30]，即依靠代表国家话语的党与代表土著话语的社会互动，调和党的权威与社会权威，实现两者的动态均衡与有机融合，既保持党和国家对乡村的整合能力，又激活乡村社会活力。依托制度合法性、能力优势融入乡村场域，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地位得以确立。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凭借联系、服务、规范、支持、动员、协商等机制掌舵乡村治理方向、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凝聚乡村治理力量，从两方面驱动乡村治理运转。其一是结构层面的治理网络重塑，建构起了党领共治的治理秩序维续乡村治理常态化运作；
其二是过程层面的治理行动促成，以事本主义为导向执行上级政策、实施集体行动与应对危机状态，由此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另一方面，党组织在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以及释放乡村治理效能的成果中检验党建成效、积淀权威，强化引领势能以为党建引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在扭转党组织涣散的原初阶段，党组织融入乡村场域主要依赖法理型权威，但这是一种低阶融入，原因在于以正式制度为典型特征的法理型权威与内生于乡村社会非正式制度运作中的传统权威存在着逻辑张力。只有弥合两者的裂隙，拓展党的合法性来源，方能持续稳固党的权威地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中大致形成三种弥合途径：第一是比较优势的途径，即党的引领能带来好的绩效，形成优于传统权威的绩效合法性，进而拓展党的权威的“接受范围”；
第二是协商吸纳的途径，即通过协商对话、理性说服等方式整合吸纳不同权威；
第三是正式权威非正式化运作的途径，即通过联系走访、情感交流、细心服务等方式模糊正式与非正式的边界，拉近党与乡村社会的距离。概言之，通过协商机制、联系机制、服务机制等链接社会，通过治理绩效回馈社会，在过程和结果中达成了党的力量与乡村社会深度融合，强化了党的引领势能，为党建引领注入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党建引领重塑乡村治理网络、促成乡村治理行动，释放了乡村治理效能，而党在引领乡村治理过程中和释放乡村治理效能结果中深度融入乡村社会，强化了引领势能，从而实现了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的正向循环。故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党的权威积淀与乡村治理有效的协序共进。

现有研究对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践逻辑的探讨呈现出理论与经验、整体与具象的割裂。为弥补这一缺陷，本研究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动力机制”“党的建设”“引领力”“引领机制”“乡村治理运转”和“治理绩效”共同构成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运行机制的解释要素，并根据要素间关系建构了解释模型。基于对解释模型的阐释，概括归纳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立足点是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并揭示了其内在机制，揭开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黑箱”。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扎根分析，可以发现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存在3个中间环节。其一是党的引领力，由党对乡村社会的制度融入、角色融入和行动融入共同生成，为党的组织优势搭建作用“舞台”；
其二是党的引领机制，引领力保障党的力量能够引领，引领机制则关涉党的力量如何引领，党的力量凭借联系机制、动员机制、规范机制、协商机制、支持机制、服务机制等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相联结；
其三是乡村治理运转，在引领机制的联结下，结构层面塑造了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过程层面促成了党领共治的治理行动，进而释放了乡村治理效能。

第二，本研究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落脚点在于党的权威积淀与乡村治理有效的良性循环，并厘清了循环关系。一方面，如前所述，党的力量依托法理型权威和能力优势融入乡村场域，综合运用联系、服务、规范、支持、动员、协商等机制让乡村治理运转起来，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另一方面，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中，通过比较优势、协商吸纳、正式权威的非正式化运作等途径弥合了党的权威与乡村社会权威的间隙，实现党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党组织的权威基础，继而强化了党的引领力。这两方面闭环往复，形成了党的权威积淀与乡村治理有效的正向循环。

当然，本研究所得结论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所选案例虽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所展示的都是成功经验，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相对不成功的案例，这一部分并未囊括在内；
其二，案例的文本材料均来源于官方，虽保证了真实性与权威性，但可能存在资料的丰富性和广度缺失，此外，也缺乏对相关案例的实地调研，未获取一手的访谈材料，可能限制了资料的深度；
其三，本研究所建构的是整体性解释模型，诸如具体引领机制的运用强度以及不同的引领机制所引发的治理绩效差异仍然需要更为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加以佐证。

尽管存在上述缺憾，但是本研究旨在揭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践逻辑，鉴于所选案例具有成功经验，加之创新扩散、试点推广与经验学习在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已成为普遍，因此本研究所得出的解释模型可视为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路径指引，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智力支持。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把握社会变迁、问题驱动与政治推动为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所提供的契机。基层党组织的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成败密切相关，因此，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与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就至为关键。首先，创新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正向或负向管理激励机制，例如积分制管理、清单制管理，探索党建容错纠错制度，激活基层创新动能；
其次，锻造党员队伍、优化队伍结构，从内部优化、增量补充、党员交流等方面为基层党组织扩容增质；
再次，调适党的组织体系、厘清要素关系，诸如搭建组织链条、畅通沟通体系、明晰权责分工，同时还可以开展党建联盟、毗邻党建等多种形式的组织合作；
最后，打造治理平台、下沉治理资源赋能基层党组织，可以加强党建示范点建设、党群服务点建设、党建信息化建设。

二是适应具体情境综合运用引领机制以构筑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结通道，助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虽然本研究归纳出联系、动员、服务、规范、协商、支持等6种引领机制，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均会出现在同一场域。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差异较大，所适用的引领机制也相应存在强度分殊。可以将引领机制进一步细分为包括联系机制、服务机制在内的基础性机制与涵盖规范机制、动员机制、协商机制和支持机制在内的差异性机制。基础性机制存在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日常场景中，且加强服务机制与联系机制往往助益社会效益的提升。反之，差异性机制则视具体乡村类型而有所不同，其适宜强度也取决于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例如在一般情况下，支持机制的强度在资源密集型乡村较资源稀薄型乡村弱，协商机制在强社会自组织能力乡村的使用强度大于弱社会自组织能力乡村。概言之，基础性机制是所有乡村都应当强化的，差异性机制则应当进行针对性适配。

三是平衡党建组织化与党建社会化间关系，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内生秩序的动态均衡与有机融合。这要求摒弃党建单向度管理思维，警惕党建对社会治理空间的挤压和侵占，应当在依靠政党再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凸显对社会独立性与创造性的关注，弥合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间隙。这种弥合是党的权威吸纳整合社会权威的过程，是两者相互交融的过程。从静态的角度看，就是要塑造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生成党与社会互动的制度或惯习框架；
从动态的角度看，就是要促成党领共治的治理行动，生成党与社会互动的生活场景，动静结合相辅相成，彼此强化。在弥合机制上，比较优势、协商吸纳、正式权威的非正式化运作分别对应以“利”弥合、以“理”弥合、以“情”弥合，结合实际情景，在兼顾成本与效益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三种弥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