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动员视角下的中央苏区节庆活动研究

□肖小华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通过一系列的节庆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任务、策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本质，扩大了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凝聚了革命力量，推动了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鉴往知今，总结中央苏区时期节庆活动的历史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的群众性活动，创新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以各种鲜活的方式开展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其中，节庆活动是党进行宣传动员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中央苏区时期，党明确提出“在各种固定的反帝纪念节……和临时反帝事变……必须用一切方法召集各种革命群众的反帝会议(群众大会代表会等)，坚决地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反帝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1]（P447）为规范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1933年重新修订的《劳动法》第23条确定了苏区时期的法定节假日：“新年节（1月1日）、军阀屠杀京汉路工人纪念日（2月7日）、巴黎公社纪念日（3月18日）、国际劳动纪念日（5月1日）、反帝纪念日（5月30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8月1日）、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11月7日）、广州暴动纪念日（12月11日）。”[1]（P706）除《劳动法》规定的节日外，当时每逢重大事件（如“一苏大”“二苏大”的召开）以及重要时间节点（如重要纪念日），中央苏区都会开展声势浩大的庆祝或纪念活动。

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大致包括以下五大类：

一是对重要事件的纪念。如对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广州起义、“五卅”运动、“二七”大罢工等事件开展纪念。

二是对重要事件的庆祝。即对将要或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开展庆祝，如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及“一苏大”“二苏大”的召开。

三是对重要人物的纪念。即在重要人物的诞辰之日或忌日开展相关纪念活动，如对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革命导师的纪念。同时，中央苏区开展的革命先烈纪念活动，也属于该范畴。

四是对重要节日的纪念。如对“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三八”妇女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等节日的纪念。

五是综合性的纪念或庆祝活动。即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把几个活动结合起来开展。如，在红五月的活动中，则以“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为开端，结合五四青年节、五卅运动纪念日进行总体部署，开展了扩红、节省、募捐、春耕、优待红军家属等系列动员活动。

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程序性，是由一系列的具体活动形式组合而成的，如群众大会、晚会、戏剧、化装、演讲等，其主要程序和具体形式有：

（一）准备：营造活动气氛

气氛是节庆活动的外在因素。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并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动，从而强化对某一观念、行为的认同。基于此，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在明确活动主题的前提下，特别注重活动气氛的营造。

1.发表宣言、通告、告民众书，告知宣传动员主题。发布宣言、通告、告民众书，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启节庆活动的前奏。中央苏区时期，党政军在重要的节庆活动前，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宣言、通告、告民众书，如《“八一”国际赤色日告福建民众》（1929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1931年10月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1931年11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1932年1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五一”节征收党员运动告苏区民众书》（1933年4月17日）、《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宣言》（1933年5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16周年纪念宣言》（1933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1934年4月24日），等等。在这些文本里，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明确了节庆活动的主题，提出了节庆活动的具体要求，而且借机表达了政治主张、宣传形势、任务和策略。

2.撰写文章，深化宣传动员内容。党报党刊始终是党的喉舌，是舆论主阵地。中央苏区时期，每逢重要的节庆活动，《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一般会设置纪念专刊、特刊以及文艺副刊，刊载相关宣言、通告、社论、纪念文章、文艺作品以及各地活动盛况。《红色中华》先后出版了“‘二七’增刊”“十月革命纪念专刊”“广暴五周年、宁暴一周年纪念特刊”和“三八特刊”等纪念专刊、专栏。同时，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人积极撰写文章，为节庆活动的开展大造声势。在1933年的“八一”纪念活动中，第97期《红色中华》同时刊载了毛泽东的《新的形势与任务》、张闻天的《“八一”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凯丰的《战争与青年》、李一氓的《南昌暴动的故事》、何长工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等系列文章[2]（P1817—1819）。

3.制作标语口号、传单、小册子，通俗化宣传动员内容。标语口号、传单、小册子是宣传动员的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宣传动员内容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手段。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张贴标语、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作为浓厚节庆活动氛围、扩大活动影响的重要办法，并对此作出规定要求。1929年8月23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布的《第三十一号通告——“九一”国际青年日的工作》明确指出：“在这一周中应该经常印发宣言传单、口号、小册子，并经常张贴标语壁报和画报。”[3]（P49—50）1933年6月26日发布的《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规定了“八一”建军节使用的口号和标语，其中口号31条（如“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勇敢的青年加入红军！”“慰劳百战百胜的红军！”）标语16条（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走狗！”“红军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3]（P180—182）。

（二）正式开始：召开庆祝（纪念）大会

庆祝（纪念）大会是整个活动的核心，是节庆活动的主体部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群众大会是一个极好宣传机会，“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3]（P70）中央苏区的庆祝（纪念）大会，会场布置庄重严肃，有标语、有横幅、有演讲台，较好地烘托了会议气氛，增强了活动的感染力。如，1933年11月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会场悬挂了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和“我们是马克斯主义列宁主义的行动者，我们是马克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的横幅，在雄壮的国际歌合唱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关于十月革命意义的报告[4]（P2558）。

（三）高潮：开展群众性活动

群众的参与度如何，是衡量节庆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为充分调动苏区群众参与性，中央苏区在节庆活动中创新出了一套适合根据地群众参与的活动“组合拳”。

1.检阅、授奖、授旗。战争背景下的节庆活动，阅兵仪式是其常设性环节，通过这一有声势的仪式，既检阅了部队的战斗力，展示了红军的军威和形象，又鼓舞了战斗士气，振奋了军心和民心。中央苏区的首次阅兵仪式，开始于“一苏大”之际。随后，193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八一”建军节以及1934年的“八一”建军节，党在瑞金又举行了三次阅兵仪式，其中1934年的“八一”阅兵仪式，场面更为恢宏，气势更为磅大，受阅部队共约二万余人，分“慰问、宣誓、授旗、阅兵”四个环节[5]（P3754—3755）。

除阅兵授奖授旗仪式外，对少先队、青年团的检阅、授奖也是中央苏区相关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1932年9月6日，为庆祝国际青年节之际，党对苏区少先队692人进行了检阅，检阅结束后开展操练[6]（P569）。

2.游行示威。这一活动仪式，群众参与性强，是中央苏区营造活动氛围、传递革命情感、增强政治认同、激发革命斗志的重要途径。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明确提出：党的宣传动员要“从经济罢工争斗的口号转到政治罢工、示威游行、武装暴动等口号。”[7]（P484）在中央苏区节庆活动的通告、决定等文件中，多次提出开展游行示威的要求。如，《中央局关于准备十月革命纪念节工作决议》中明确规定：“在11月7号这天，以区为单位（或联合邻近几个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纪念大会、示威游行与检阅赤卫军、少先队、赤卫军模范营，以县为单位举行大检阅（模范少队可自由参加）。”[3]（P161—162）

中央苏区节庆活动的游行示威，一般在庆祝（纪念）大会和检阅仪式之后，这是因为通过纪念大会和检阅仪式的情绪调动之后，通过游行示威可以使之升华。《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对中央苏区时期的游行示威有许多报道。如1933年第75期《红色中华》，报道了前一天“五一”火把示威大游行的情况：“火光红遍了半个天空，热烈的呼声震动了十里外，一般红色战士与此地群众的热血都沸腾了。”[8]（P1351）

3.文体活动。中央苏区的文体活动寓教于乐，生动形象地传播了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深受苏区群众欢迎。1933年9月24日，中央局宣传部在《关于十月革命16周年纪念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两周年纪念的宣传鼓动工作给各省委县委的信》中明确指出：“除文字宣传外，多注意一切活的宣传鼓动，如讲演、戏剧、活报等工作……当有计划的到各乡村、各市镇去举行，事先做很好的号召，发动广大群众来参加。”[3]（P189）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体活动主要有体育比赛、文艺晚会、歌舞戏剧，等等。据记载，在1933年的“八一”纪念活动中，红校举行了“八一”军事体育竞赛，比赛项目有射击、投掷手榴弹以及铁球、穿越障碍物[2]（P1871）；
同时工农剧社在7月30日晚上举行了“八一”文艺晚会，“准备了两个剧本，两个活报，和唱歌跳舞。”[2]（P1874）

（四）延伸：拓展活动链条

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除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群众性、实践性外，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包括“准备—开始—高潮—延伸”四个阶段。其中，延伸阶段，主要是固化活动成果，提升宣传动员的实效性。包括组织各单位各团体开展相关竞争活动、建立相关纪念设施或资料展陈等内容。

1.开展比赛竞技活动。比赛竞技活动反映了人的意志和能力，也容易激发人们的斗志。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与实际工作结合紧密，比赛竞技是其中一个常设性环节。除体育竞赛外，中央苏区的比赛竞技更多的是军事技能、扩红工作、战争保障以及生产劳动方面的竞赛，这些竞技活动有效地把节庆活动形成的情感因素转化为革命、工作的动力，巧妙地把党的宣传动员工作融于苏区军民的生产、生活、文化之中。

2.设立纪念标志。包括建筑纪念碑、纪念塔以及纪念亭，以及以革命先烈姓名命名的地理名称，如县名、乡名、区名。纪念标志的设立又是固化革命精神、塑造党和红军形象、传承革命精神、表达政治主张的需要。1933年第109期《红色中华》刊载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在建筑中》明确指出：“历年来革命战争中……一部分战士在弹雨间光荣的牺牲了。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先烈光荣的牺牲，特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以志永远纪念。”[2]（P2084）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修建了：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红军检阅台、博生堡等纪念性建筑。同时还以革命先烈的姓名冠了一些地名：如彭湃县、代英县、兆征县、杨殷县、公略县，等等。

此外，中央苏区时期，党还通过资料展陈来延展相关节庆活动，如在1933年“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活动中，反帝拥苏总同盟在瑞金举办反帝宣传展览会，“展览会的内容有图画，有墙报，统计，纪事，像片等。”[2]（P2082）

“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1]（P338）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9]

（一）加大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宣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传播

中央苏区时期，每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诞辰日或忌日，党都会开展相应的纪念活动，宣传介绍他们的生平、功绩，并通过发表演讲、文章以及翻译、刊发、推介他们的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革命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醒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意识。

1933年2月17日，中央在《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明确要求，各级党部要预先指定同志向各地纪念大会做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懂的报告；
各地党的刊物应立即筹备出版纪念马克思及讨论党内教育问题专号；
各支部出版纪念马克思壁报，文字要非常通俗[10]（P326）。193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杨尚昆在《斗争》第4期发表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系统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的内容，号召“每一个党员都必需加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1]（P70）1934年4月，中央宣传部在《“五五”节报告大纲——马克斯诞生纪念》中指出：“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马克思列宁给我们的宝贵的教训与丰富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战胜敌人。”[12]（P3176）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进程，《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在纪念活动期间，都会出版纪念专号，刊载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如，1933年第60期《红色中华》刊登了《纪念马克思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斯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两篇文章，文章以纪念马克思为契机，向苏区群众介绍了列宁的历史贡献，号召每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加紧努力学习马克斯列宁主义”[13]（P1098）。

（二）加大了党的政治宣传，扩大了党、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

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紧密结合“服务战争、为了战争”这一主题，从而有效地对苏区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整合了政治资源，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1.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红军、苏维埃的影响。1933年《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八一’运动中，各级党部及红军的政治机关应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说明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工农红军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与组织者。”[3]（P178）1934年《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又明确要求：“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七周年纪念时应明白与通俗的说明红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的主力。”[3]（P196）此次活动期间，1934年第221期《红色中华》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毛泽东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等文章，宣传了党在新阶段的政策和路线，表达中共领导武装力量北上抗日的革命主张，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造势[5]（P3733—3738）。

2.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激发了苏区军民的阶级仇恨。党在发布节庆活动的通知、通告、决定、告大众书以及相关社论、文章中，不仅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痛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从而有效地唤起民族意识，激发了苏区群众的阶级仇恨。如1934年第220期《红色中华》第1版“八一”纪念专栏中，同时刊载了《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日军招诱大批华工出关》《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奴役东北民众》等系列文章[5]（P3721—3723）。1933年6月23日，《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指出:“现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各省军阀又在帝国主义积极帮助之下获得了大批款项与武器，开展了大规模的残酷的反革命战争来进攻苏区与红军，来对广大的劳苦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14]（P251—258）

（三）加大了军事武装动员，推动了“扩红”和支前保障工作

“扩红”和支前保障始终是中央苏区压倒一切的中心性工作。为推动“扩红”和支前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党把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作为“扩红”和支前保障动员的重要途径。在巴黎公社61周年来临之际，王观澜在第14期《红色中华》发表的《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社论中强调，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工作，节省粮食和经济，帮助红军。”[6]（P239）在1933年“五一”节纪念活动中，会场上设有“扩大红军报名处”，“群众在热烈鼓动之下，去报名的非常拥挤。”[8]（P1351）1934年在迎接“二苏大”的召开活动中，中央明确指出，要动员苏区群众“继续为着实现党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而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15]（P73）

（四）加大了男女平等宣传，动员了苏区妇女投入到火热的根据地建设之中

砸碎束缚妇女身心桎梏，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中央苏区的“三八”纪念活动紧紧围绕“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投入苏区革命”这一主题进行。1932年“三八”纪念活动中前夕，《红色中华》第11期（1932年2月7日）、第12期（1932年3月2日）相继发表了项英撰写的《关于婚姻条例质疑》、李伯钊撰写的《纪念“三八”与妇女工作应有的转变》等文章，文章明确强调，在政府动员下，妇女应自觉与男子一同参加破封建、消灭富农的革命中[6](P195—212)。1933年《关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利用这个大会来进行一切战争紧急动员与增加生产的宣传鼓动”[11]（P29）。

在解除苏区妇女思想禁锢的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节庆活动号召苏区妇女积极投入到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来，积极参与根据地各项建设，积极动员家人加入革命队伍。1933年第57期《红色中华》第2版发表社论《劳动妇女们！武装起来拥护苏维埃！》一文，提出了苏区妇女必须履行“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去当红军”“自动募捐”等五 项 任务[13]（P1054—1055）。1934年第159期《红色中华》第5版“三八特刊”，同时刊载了《瑞金“三八”节工作的初步检查》《瑞金妇女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的光荣成绩》《苏维埃保障妇女权利》《苏维埃剧团“三八”的解放》等文章，反映了苏区妇女建设积极参与根据地建设的良好风貌[4]（P2891—2893）。

“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16]（P343）如前所述，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不仅丰富了苏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有效地宣传了党的理论、主张，凝聚了革命和建设力量，较好地完成了战争背景下民众动员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群众性活动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中央苏区节庆活动中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经验

1.组织有力，准备充分。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本质上是党主导下的政治活动，它充分体现了党的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一是精心谋划。尽管当时处于飘忽不定的战争环境中，但为使活动取得预期效果，党对节庆活动提前谋划，明晰活动目标，确定活动内容，细化活动方案。二是领导重视。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项英、杨尚昆、李维汉、吴亮平，等等，他们积极撰写相关文章、发表演讲、参与检阅，不仅是中央苏区节庆活动的领导者，而且是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三是目标明晰。为把握好宣传动员的方向，中央苏区下发了一系列活动宣传纲要，规范宣传内容。如《红色五月纪念宣传纲要》（1930年4月29日）、《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广州暴动四周年纪念宣传大纲》（1931年11月28日）、《反帝拥苏粉碎敌人“围剿”庆祝红军胜利的八一示威运动宣传大纲》（1932年7月12日）、《中央局宣传部：怎样准备五一节示威的宣传鼓动工作——给各级党部宣传部的一封信》（1933年4月8日）、《“八一”纪念宣传大纲》（1933年7月17日）、《中央局宣传部拥护第二次全苏大会宣传大纲（1933年9月1日），等等。

2.紧扣中心，服务大局。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是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推动中心工作的重要宣传动员形式，它服从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紧密结合现实需要。以“八一”纪念为例，1932年7月10日发布的《苏区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武装示威决议》指出：要“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对于苏区红军的四次大‘围剿’。”[17]（P285）1933年7月23日颁发的《“八一”纪念宣传大纲》则结合形势变化，指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集中粮食保护秋收”是此次纪念活动宣传动员的具体任务[3]（P222）。193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强调“八一”纪念“必须与党面前的一切战斗任务密切的联结起来，粮食收集，保护秋收，特别是整理与发展赤少队的运动。”[3]（P196）同时，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又紧密结合根据地的生产生活实际，如在“三八”妇女节纪念日，在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同时，还动员苏区妇女积极投身于根据地建设之中，力所能及做好支前保障工作；
在“五一”劳动节纪念日，在宣传工人权益之外，还组织工人、农民开展劳动竞赛，如开荒比赛、犁田比赛；
在“八一”纪念活动中，除号召广大劳苦工农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外，还号召红军战士提高军事技术。

3.守正创新，内容鲜活。中央苏区的系列节庆活动，在介绍重要人物生平事迹和伟大贡献、重大事件来龙去脉和历史意义的同时，还紧密结合当时的需要，赋予活动新的内涵，实现了其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如广州暴动纪念原本是为纪念广州起义的，但在1932年的广州暴动5周年纪念活动中却发展经济动员，要求各级苏维埃“以宣传鼓动革命竞赛的方法，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在每一个人至少购买一张公债踊跃缴纳土地税的号召下……要坚决切实的来进行储备粮食等必需品。”[3]（P165）再如，“五一”劳动节原本是为纪念美国芝加哥工人向美国资产阶级罢工示威的，但后来发展成为动员反帝反封的节日，1932年第19期《红色中华》社论明确指出“红色‘五一’节，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念节……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要求解放和自由，向资产阶级示威的日子！”[6]（P330）

4.形式多样，群众参与度高。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领导演讲、撰写文章、群众大会、比赛竞技外，还有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龙灯、狮子、游行、戏剧，等等。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不仅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形式生动活泼，契合了苏区群众的实际，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正因如此，中央苏区的节庆活动才极大地调动了苏区农民、工人、战士、党员、共青团员、儿童团团员等广大群众的响应和参与。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央的巡视报告中生动地描述了苏区节庆活动情况：“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出征等类，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辄在一、二万，少亦数千，到会群众无论男妇老幼，尽数武装，红旗蔽天，呼声雷动，空气极热烈。……演剧、耍龙灯，较武汉政府时代两湖的新年和祝捷尤为热闹。”[18]（P189）

（二）中央苏区节庆活动中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启示

总结党的伟大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央苏区节庆活动的历史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的群众性活动和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宣传动员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确保党在群众性活动中的领导和核心地位，特别是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作用；
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权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三是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群众的物质和心理需求，完善群众参与活动机制，创新活动内容和方式方法，营造好活动氛围，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提高群众的参与性。

2.宣传动员工作必须坚持服务中心、推动工作的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新时代的宣传动员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一宏伟目标，加大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战略布局和方针政策，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凝聚全社会力量，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鼓劲加油、凝心聚力。

3.宣传动员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彰显时代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活动中蕴含的宣传内容特别是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大众化、通俗化，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着力解决“一套话语对付所有人，一个腔调唱遍全天下”问题；
在活动方式上，要守正创新，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增强群众性活动的多样性、鲜活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