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与凯蒂形象成因的比较研究

罗椿尧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 401520）

1.社会原因——男权制度的影响。爱玛与凯蒂都处于一个男人主宰的社会。“ 《包法利夫人》 便是男尊女卑思想形态的一个典型”，爱玛生活环境围绕在修道院、父亲身边、丈夫身边，除此之外就是她出轨的对象周围，根本没有独立空间。她刚结婚时还能够扮演好贤妻良母，一场喔毕萨尔舞会，在上流社会中男人权势与地位的诱惑下，她对丈夫失望了。而后委身赖昂，没有经济能力的她借助高利贷，无力偿还，只得乞求于赖昂和罗道耳弗，可见爱玛作为女性地位之卑微。面对公证人的逼债，为了维护尊严的爱玛终究还是以自尽的方式来控诉男权制度的罪恶，成了牺牲品。波伏娃在 《第二性》 中谈道：“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所以凯蒂一直都知道她的地位是由男人的职位所决定的。正如《面纱》中汤森多次称凯蒂为“宝贝”“小可爱”等，把凯蒂物化，当成宠物，后认清汤森虚伪面目的凯蒂陪同丈夫去了湄潭府，在那里经历了一切的她，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人格意识。可后来再次回到香港时，迫于无奈又委身于汤森，也从侧面反映出男权制度的强大，凯蒂的力量终究过于渺小。

2.自身原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玛本是一名农户家庭的女儿。在修道院学习，她看的是司各特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读的是伏尔泰讥笑嘲讽宗教的书，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造成了沉迷幻想的性格。“爱玛希望点火炬，半夜成亲；
不过卢欧老爹根本不懂这种想法”。所以，“她构建了一个浪漫、精彩、刺激的理想国，并且长久地徜徉于此，不愿醒来，只求无尽的欢愉和癫狂的感官享受”。可事实上，嫁给了查理之后，因查理呆板与无趣，就寄希望于孩子，没想到生下的是女儿，失望之余沉沦于她认为的真爱罗道耳弗，却发现罗道耳弗的虚伪，又投身于赖昂，与赖昂在一起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可是利滚利，终归还不了债务，在这样巨大的现实差距下选择了自杀。

凯蒂也是如此，游走于上流社会，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怀着一颗浪漫情怀之心去追求达官显贵之人。可韶光已逝，无奈之下匆忙嫁给了沃尔特，很快移居香港。因对丈夫不了解，二人性格不合，汤森的出现，满足了凯蒂对理想爱情的欲望，以为汤森能舍弃原配妻子与她再一起，哪知晓汤森要的是权利与地位，玩弄她感情。打击之下她绝望了，她认为“她已经失去所有活下去的意义”，抱着一颗必死之心，陪同丈夫去了霍乱盛行的湄潭府。

3.环境原因——乏味的婚姻生活。爱玛与凯蒂的出轨，从一个层面上来讲，是对枯燥无味的婚姻生活进行诠释。她们的婚姻是自愿的，但都对丈夫不了解。在这一点上，凯蒂显得尤为突出，自凯蒂结婚以来，她只知道她丈夫是一位细菌学家、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后来，当她从修女们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是“多么仁义……简直是上天派来的……你得替我们大家照顾他”时，她鄙视她自己，笑她自己太过愚蠢。由此可见，凯蒂的肤浅与无知。相较而言，爱玛是一个开朗之人，可时间冲淡了新婚时的快乐，加之查理·包法利“感情流露，在他成了例行公事……这是许多习惯之中的一个习惯”，所以爱玛没有信心与查理生活下去了。面对索然无味的婚姻，体会不到自由平等的爱情，爱玛与凯蒂最终还是解放了自己，以出轨的方式对传统世俗进行挑战。尽管采取方式较为偏激，但正因她们敢于打破常纲，追求自由、追求自我，女性形象也更加鲜明。

1.教育方式的不同。爱玛在13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入修道院读书，在那里，爱玛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养成了多愁伤感的习惯，铸造了她爱幻想的性格。在这样的教育下,对新生活肯定是充满着期待，乃至于热情过头，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女性”，她想寻求刺激，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满足不了她的欲望。除此之外，修道院的学习使得她质疑宗教，嚣张叛逆，越来越不尊重她共同生活之人，与人缺少沟通和交流，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轻易地嫁给了包法利医生，后来发现丈夫不是她理想中的类型，至此，她才不顾一切的反抗世道，用离经叛道的出轨来挑战世俗礼教。

凯蒂从小一直受到母亲贵族式教育的影响，“门当户对”与功利性的婚姻观使得凯蒂变得虚荣、愚蠢、肤浅。她母亲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她看来“门当户对不是她的目的,她要让女儿的婚姻辉煌无比”，父母双方没有感情，只是相互利用，这样的教育下，凯蒂也明白了婚姻就是以功利性目的为基础。正是如此，25岁的她仍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而她妹妹在第一个社交季就定了婚，惊慌失措的她就仓促嫁给了沃尔特。所以，这样的婚姻观，无疑是脆弱的，任何外来的因素就会毁掉凯蒂与沃尔特的婚姻。

2.生活环境的不同。不同的生活环境，使得爱玛的“包法利主义”形象和凯蒂的“人道主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爱玛所处的时代，浪漫主义已经过去，在舞台上出没的人物，就是一些金融资产阶级中平庸无能、见识浅陋之人，留下的则是平庸恶浊的社会风气，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婚前，单纯的她整日幻想着她的子爵。婚后，与丈夫生活，没有独立能力的她依赖于丈夫，却又不甘于平庸。罗道耳弗的出现，满足了她的追求，但他不过是把爱玛当成他风月场中的一个，玩弄一下感情，可见资本家的虚伪。赖昂的再次出现，爱玛还是和表里不一的他在一起了，却又没有经济能力，就借高利贷。可以见得，爱玛依附于这些人，成了一只困兽，后来公证人对她的觊觎，“借不到钱的失望以及贞洁受到侮辱的气愤”，终究还是看明白了她落到这般境地的原因之一，就是“金钱问题”。“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讲求个人利益、追逐财色欲望的恶俗风气的必然产物”。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造就了她这样一个“包法利主义者”的形象。

相较来说，凯蒂出生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富裕，不会担心金钱的问题。后来跟随丈夫移居中国香港，丈夫孤僻冷漠，让本来就身处异国的她更加寂寞，这时汤森用甜言蜜语大献殷勤，凯蒂自然就失足了。然而，凯蒂看清了汤森对权势的渴望，最终陪同丈夫到了湄潭府。在湄潭府，先是从沃丁顿和满足公主身上看到了和谐的两性关系，沃丁顿说：“道路就是道路和行道者……万物由道所生，最后万物又回归于道”至此，凯蒂恍然大悟，明白了她要寻找的路就是沃丁顿说的“道”，所以才会连发三叹：“自由！自由！自由！与自由相伴的，还有勇气”。霍乱使得湄潭府的这些殖民者痛苦不堪，但从院长嬷嬷那里学到的“博爱和宽恕”思想，凯蒂渐渐地对这些民众产生了同情，施以帮助，给予人道主义关怀。

3.人格分裂的程度不同。爱玛和凯蒂都具有人格分裂，主要是她们陷入了“灵与肉”这种良知与欲望的矛盾中，但是程度的不同造就了凯蒂最终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实现了“超我”，而爱玛则是在盲目的追求情爱中，被欲望操控，最终停留在“自我”这个阶段。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导致爱玛最终走入堕落之渊的也正是如此，呆在包法利医生身边是痛苦的，她想追寻快乐，罗道耳弗吸引了她，刚开始她还是处在“自我”与“本我”的矛盾中，可是当她决定与罗道耳弗私奔时，“她的贪欲、苦恼、风月经验……使她的本性逐步发展起来”，她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束缚，只懂得享乐，变得更加的虚荣、拜金。后来又再次遇到赖昂，她不管不顾了，她撒下一个又一个谎言，也不停地借钱，只为了满足她的欲望，可当她最终醒悟时，已经解救不了，她已堕落于欲望之下。可是凯蒂不一样，她在湄潭府的时候，已经看清了汤森的虚伪，也学会了用“本我”克制“自我”，沃尔特死了之后，她回到了香港，决定不与汤森见面。可是她还是太弱小了，又一次委身于汤森，但是这一次之后，她良心受到谴责，她对着镜子对她自己大骂道：“畜生……可耻，真是可耻！……比一个娼妓好不到哪里去，哦，甚至更坏”，她痛苦、懊悔，于是下定决心和汤森分道扬镳，怀着身孕的她回到自己国家之后，母亲去世、父亲的孤独，她开始肩负起自己身为女儿与母亲的职责，也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时的凯蒂，已经在用道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本我”升华“超我”，人格已经达到了统一。

4.其他人的影响不同。当包法利医治好了爱玛父亲的腿时，她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体贴的男人就是她理想的丈夫，就轻易地嫁给了他，婚后有一段时间她勤俭持家“懂得料理家务，送账单给病人……设法烧一道精致的菜”，扮演着一位好妻子的角色。她追求浪漫的性格，未处理好婆媳问题。于是，婆婆的讨厌、丈夫的呆板、一场纸醉金迷的宴会，爱玛在这些矛盾的冲击下，变得自私、虚荣，再也不喜欢过平淡的生活。子爵的出现，使得爱玛开始向往自由的爱情，恰巧这时赖昂又对爱玛心生好感，使得爱玛精神开始出轨，与丈夫争吵、常常改换头饰、喝酒，作风轻狂。罗道耳弗的出现，加速了爱玛陷入堕落的深渊。当她明白罗道耳弗是玩弄她时，她气病了，可这场病，又让她重新遇到了赖昂，为了能和他更好的在一起，她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丈夫，一遍又一遍的借钱，无力偿还的她又被假仁假义的勒乐先生诱骗借高利贷，无力偿还债务，背着包法利四处借钱。最终压死爱玛的一根稻草，就是公证人的无耻，爱玛再也忍受不了尊严、贞洁受辱，选择服砒霜自尽。所以，爱玛在这些道德败坏、良知丧尽的小人中间周旋，加之他丈夫的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单纯善良的她也只能变得自私、无情、虚荣、庸俗，最终走向堕落的深渊。

凯蒂人格化的发展也是受着周围人的影响，因她周围的人多数品德高尚、良知尚存，造成她的人格与爱玛不同。刚开始受着她母亲贵族教育的影响，她骄傲、自大，还是一个“二流的货色”，他父亲只是一个挣钱的工具。在父母的影响下，她因虚荣嫁给了沃尔特。肤浅与无知的被虚伪的汤森吸引，背叛了丈夫。后来去了湄潭府后，当这里的副关长沃丁顿给她讲解两性和谐统一的关系时，她明白了自由与独立；
当她进入修道院看到了有修女舍己为人时，她明白了遗憾与同情；
当她与院长嬷嬷共事帮助病人时，她明白了博爱与宽恕；
当她后来再一次委身于汤森时，她明白了良知与道德；
当她得知母亲之死再次面对父亲时，她明白了责任与担当。从她愚蠢、虚荣、自私自利到后来的独立、担当、自强不息，都是她身边人影响，而她丈夫起着转折作用，因为沃尔特爱她，所以他更希望她能够成长，最终沃尔特做到了，却也牺牲了，一句“死的那个是狗”改变了凯蒂和她之后选择的道。

由此可见，男权制度的影响，使得爱玛与凯蒂不得不以离经叛道的方式进行反抗。在不同教育、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人的影响下，面对乏味婚姻，她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社会[1]。虽然她们追求平等的爱情以失败告终，但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预示着世人将会有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看待女性、看待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