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爱庐

孟丰敏

爱庐，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康山里1号，建筑时间为1928年。这是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近代建筑，总占地面积186平方米。建造者是刘谦兴（又名刘道岸）。他的父亲是刘孟湜牧师。今法海路观井巷旁的基督教堂原为福建第二大教堂，后由刘孟湜的儿子刘谦安捐巨资改造为刘孟湜牧师纪念堂。

爱庐

刘家祖籍福州市闽侯县南屿乡。1920年，刘谦兴在现马厂街上的对湖街道办事处大楼原址建了一座木结构的柴栏厝式两层楼房。为方便教徒们做礼拜，刘谦兴将自家住房的一楼捐献出来作为教堂使用；
二楼为刘家人居住。大家因此称呼他的房子为“球场后礼拜堂”和“球场后聚会处”。

“文革”期间，刘家住宅被政府征收作为仓山区算盘厂使用，球场后基督教堂迁往马厂街东段，更名为马厂街基督教堂。20世纪80年代初，废弃的马厂街基督教堂改造为福州市红星服装厂。1996年，在马厂街宜园的隔壁重建福州市马厂街基督教堂。

当年的刘家住宅楼被算盘厂征用后，于20世纪90年代拆毁，重建为现在的对湖街道办事处大楼，使用至今。那时刘家住宅楼和建园之间有一条仅容一个人走的小路，通往桃花山（今对湖路）。后来建园面积缩小，将小路拓宽。

1928年，刘谦兴因次子刘祁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学习，又在今天的康山里1号以医院诊所的结构形式建造了爱庐。爱庐是三层楼三开间的砖木结构楼房。一楼的大厅十分宽敞，每个房间都设扇门，便于房间相通与医患人员走动。爱庐里还有一口常年不干涸的水井，水质极隹。马厂街的居民家里缺水了，都来爱庐取用。

1949年，福建省军区在仓山区征集住房使用。刘谦兴主动提供主楼西侧的一排房间作为解放军参谋部，使用了半年多。主楼靠西墙的小屋用作部队的小厨房。为了方便参谋部工作，部队在爱庐里安装了电话。

军民鱼水情深，爱庐的后人刘锡安先生记得他小时候，住在爱庐的一位部队张姓参谋长经常抱着他玩耍，逢年过节就带他去部队食堂（现福建师大附中食堂原址）吃饭的情景。张参谋长尤为照顾他。年幼的刘锡安饭量有限，张参谋长就将许多菜装进一个长方形饭盒里让他带回。这个细节让刘锡安先生半个多世纪仍念念不忘并始终感恩在心。

刘谦兴在爱庐居住期间，曾情不自禁地对孙子刘锡安讲述儿子刘祁端为国牺牲的英勇故事。

福州3月的春雨淅淅沥沥地打落在青瓦上，瞬间腾起一阵蒙蒙烟雨，笼罩着这栋崭新的三层小楼。它还没有完全建好，建筑的位置有点特别，在一段斜坡上。斜坡的顶端是土质坚硬的山坡，楼的主体便坐落在这坡地上。院子和前厅所处的位置原是农田淤泥地，有些松软。此地似乎不宜建筑，但这里远离喧嚣市区，空气清新，房屋周围是大片大片的茉莉花田和绿油油的蔬菜农田，还有两口大小不一的池塘。从这里往北边的后山走，那里也有一片新式庐院人家，还有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福州名流社交的乐群楼和做礼拜的石厝教堂，距离就几百米的路程。

刘谦兴长期在温州和宁波海关工作，中年时为退休后的生活着想，便看中了这风光旖旎的桃花山，购置了马厂街球场后的一块土地，建了一栋两层楼高带庭院的房子。后来儿子刘祁端考上上海同德医学院，考虑其大学毕业后回来开诊所，他又购置了这块半坡的地建三层楼的房子，但由于资金有限，只能以造价低廉的石灰砂浆来砌筑。

眼看今天的雨不会停了，而石灰砂浆的材料在下雨天无法施工操作，善良的刘谦兴便叫工人们去休息，暂时停工，说不远处球场后就是自己的家，家中已经备好了姜汤供他们暖身。

雨中，刘谦兴仰望着这栋不久即将完工的独栋带庭院的三层三开间小楼，看着大门口门楣上书法家题写的“爱庐”两个字，脸上不由地浮起幸福的笑意。他期盼着儿子学医再过一年，就带着女同学回来完婚，在爱庐里安居乐业。最近儿子写给他的家书中说，他们将在这共筑爱国、爱家、爱民、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家与诊所连成一体的美好家园“爱庐”。刘谦兴也觉得“爱庐”这名字真好，充满了真善美，也是他献给儿子的爱。

工人们往他的球场后房子的方向渐渐远去。他也准备走时，忽然收到来信。他匆忙打开，信中夹着的一张照片掉落下来。他捡起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信上端正地书写着“刘祁端烈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谦兴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爱庐诊所还在等着刘祁端回来。在读大学的儿子怎么一夜间变成了烈士呢？

1928年，刘谦兴的二儿子刘祁端抱着医学救国的理念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这时刘谦兴因建造房子让经济陷入窘境，刘祈端入学时只能身穿黑襦、长裤、玄袜、布履，形象十分素朴。校工见他这身打扮，有时故意用言语讽刺。他仍泰然自若、面无愠色，令同学钦佩不已。

三层砖木结构的爱庐

刘祁端也喜爱文学。同学如有聚会谈论国事，他亦才思敏捷，谈吐犀利，文采斐然，经常一鸣惊人，很快在校内崭露头角，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会计。

1932年，已是上海同德医学院四年级高才生的刘祁端，和一个女同学相恋。两人商量大学毕业后便回福州开诊所。因此，他在给父亲刘谦兴的信中表明，这栋楼是家和诊所连在一起，所以取名“爱庐”。此“爱”是爱国之大爱，也是新婚璧人之恩爱。刘祁端许愿将在爱庐里，和他未来的爱妻一起治病救人，做一个有爱心的大夫；
在爱庐里，他们要永远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不断增兵至上海，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中日交战激烈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进战场救护伤员。刘祁端的校长庞京周带头参加，派学生救护队分赴各战区救护伤兵。心中有大爱的刘祁端怀揣着一个十分崇高的志向：“能举一业以供献于人群，吾愿可杀。”此时正是实现愿望之时，刘祁端以学有专门，报名参加了救护队，任该会第七救护队队长。在此后中日交战的十多天里，日军飞机不断空投炸弹，队员们在枪林弹雨中来回奔波，不遗余力地抢救伤员。

战斗持续了十多天，2月15日上午，战事稍停，红十字会救护队连忙抬着担架前去抢救。刘祁端见战场前沿地带的伤员最多，便举起红十字会的救护旗帜，挺身到最危险的区域。

日兵见状，开枪阻止刘祁端前进。刘祁端的好友见日军枪火十分猛烈，便劝刘祁端缓一缓，并拉住他低声道：“来日方长，待之大用时。”

刘祁端看着那些挣扎在生死存亡线上的重伤士兵，大义凛然地说：“男儿以身许国，此其时矣。一死报国死何足惧！”爱国的满腔热血在刘祁端心中沸腾。

刘祁端高举着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旗帜，像战士一样勇敢地向前。他要让日军见识一下中国男儿的英雄本色。当他终于把这面旗帜插在战场的最前沿，对伤员实施抢救时，日兵突然使用国际法明令禁止使用的达姆弹集中向刘祁端射击。枪林弹雨呼啸而来，刘祁端没有躲闪，表现了以救人为天职的天使形象与医护战士的大无畏精神。

刘祁端愈英勇，日兵愈卑鄙，对着刘祁端连射十多枪，将子弹集中打在刘祁端的左臂、腹部、腿部等处，以此阻止刘祁端救护伤员。刘祁端受伤后动弹不得，日兵生怕这面救护队的旗帜又要重新屹立，追击上前又连补两枪。刘祁端终于倒在了血泊中。

救护队员们赶忙将他送往宝隆医院诊治，但日兵近距离发射的达姆弹毒性很强，已深入刘祁端的体内，造成身体的大面积创伤。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回天之力。队员们围拢在他身旁气愤不已、泪流满面，但他仍忍着极度的痛苦鼓励队员们要勇敢地前进。战场总要有人身先士卒以鼓励后来者，他以他的牺牲做出了榜样。

医院里的受伤士兵也被刘祁端的崇高爱国精神深深感动，纷纷前来慰问。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的会员们都对日军侵略、违反国际法、恶意枪杀红十字会会员的做法充满了愤慨。

2月16日，刘祁端体内毒性加重，下午4点气绝身亡。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书写“为国牺牲”四字赠英烈刘祈端。

出殡那天，刘祁端烈士的灵柩从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出发前，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总队长王培元率领全体救护队员400多人、海格路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各伤兵医院数百人，前来送葬、执绋。上海街头人山人海，百姓自发前来护送刘祁端的灵车前行。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街头、要隘处，外国军警及华裔警察看到红十字旗帜所覆之刘祁端灵柩，都按照重礼，口令响起，举枪致敬。一位美军士兵途经看到，立即停车，举手向刘祁端的灵柩敬礼。

两点一刻，灵车安抵西虹桥路万国公墓。在公墓举行祭礼，以慰为国捐躯之忠勇。王培元在现场进行了演讲，情不自禁地声泪俱下。

2月17日《申报》2版专刊《红会队员刘祁端因公殒命》特别报道了刘祁端为国牺牲的事迹。此后，《申报》连续三天发文抗议日军恶意枪杀刘祁端的行径，文章标题分别为《红会救护队刘祁端被日兵射死经过》《中国红十字会战区救护队第七队队长刘祁端，刘柩过处外军示礼》《日军用意险恶》《刘祁端葬万国公墓》《万国红会质问日本何以用毒弹射击华军》《国联调查团今日到沪》《国联决议案》。

报社事后把登载纪念刘祁端的报道和纪念册委托红十字会救护队员送到福州马厂街爱庐的刘家。

对于日军的野蛮行径，国际联盟也严厉告诫日本应按照国际法保护红十字会人员。

《申报》刊发标题为《刘祁端葬万国公墓》的文章

在《国联调查团今日到沪》《国联决议案》两篇新闻中提到，国联调查团前来调查时，日方对待国联的态度很强硬，并表示对国联议会决议案，日军没理由承担任何义务。

当上海各界为刘祁端的不幸牺牲沉痛哀悼时，福州马厂街上的爱庐尚未完工。想到儿子为国捐躯，望着原本属于儿子刘祁端的新楼，刘谦兴觉得肩负的建造爱庐的责任更加沉甸甸。

1932年11月26日，同德医学院制作了一份小报。小报上用大字书写：“精神不死。”下端有刘祁端烈士遗像一张。遗像旁书：“刘祁端烈士追悼会筹备会敬印。”遗像下则书：“巍巍男子，岳岳英姿，学业勤攻，素抱大志，外侮突来，同应国难，率队荷戈，横遭逆弹，瞻君遗像，浦水呜咽，同声一哭，血泪千万。”另附烈士小传，最后一句写道：“君曰男儿以身许国，此其时矣，一死报国，死何足惧，果被贼弹而殒命。卒年二十有五，嗟夫！如君之死而殉国，待君之灵而卫国，同人等齐声而为赞。”

同德医学院为刘祁端制作的小报

当年，刘谦兴为儿子建造的“爱庐”诊所，刘祁端始终没有机会住过，但“爱庐”爱之责之义之真之深之阔之切，令人感动和敬佩。

刘谦兴的第六个儿子叫刘祁俊，又名刘克。刘祁俊和刘祁端一样爱国情怀浓烈，他早年报考位于广州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军校毕业后，他在杜聿明手下任团参谋。

1941年，杜聿明带领10万精锐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刘祁俊随军赴缅。抗战结束回国后，刘祁俊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解甲归田。回福州后便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利用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替共产党购买枪支弹药和医药，一直秘密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改时期，由于人们对刘祁俊的地下党身份不知情，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地主。

1986年，经叶飞将军的部下证明，省政府批准，县人民政府认定其为游击队员。这一年，68岁的他终于获得了福建省政府颁发的“五老”人员光荣证。

建造爱庐的刘谦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竟然拥有一样的崇高爱国情怀，为了革命可以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甚至冤屈。他们对祖国的大爱不仅深深地烙印在门楣上的“爱庐”二字中，也令马厂街因红色光环而熠熠生辉。

1987年上映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望春风》，讲述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当时拍摄组曾到爱庐来取景。该影片中出现的红砖砌的壁炉、圆拱走廊、钢琴和楼梯间的镜头都是爱庐的原来模样。时隔30年，如今室内的情景仍是影片中的模样，只是少了一张沙发和理应靠在上面的人。

人生百年，若能用一座百年建筑见证一段沧桑历史，这样的建筑便是有灵魂的光阴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