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印尼的潜力和挑战

汪涛，王玥，AGUS SUPRIYADI，MELDA RIA JUWITA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Republic of Indonesia)简称印尼(Indonesia)地跨赤道，扼守两洋(太平洋、印度洋)两洲(亚洲、大洋洲)，是世界最大的群岛之国和第四大人口国，拥有丰富的矿产、生物和旅游资源，其人口、经济总量和陆地面积均占东盟总量的40%左右[1]；
作为展望五国(“VISTA”：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共和国、土耳其、阿根廷)之一，印尼被认为是市场潜力巨大、未来经济会飞速发展的新兴国家[2]。2018年印尼的竞争力由第41名上升至第36名，同年4月份穆迪公司将印尼投资等级从Baa3提升至Baa2。世界银行则将印尼的经商环境从第91名提升至第19名[3]；
印尼的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速，2019年GDP总量已突破1万亿美元，2021年的GDP总量达1.186万亿美元(1)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是20国集团重要成员和“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重要节点国家。

从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上看，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印尼时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由此可见印尼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而自2014年佐科执政以来，印尼的国家发展重心逐步由陆地转向海洋，全面计划并推行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该战略将印尼在海洋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海洋经济发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规划，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高度契合[4-5]。这一切都增强了印尼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合作不断提速，在两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对印尼投资起步晚、发展快，已成最大亮点。2016年1月21日，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铁——印尼雅万高铁正式开工，这是“一带一路”倡议走进东南亚的首个标志性工程。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尼，与印尼政府和工商界就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建设进行深入沟通和广泛交流，携手稳步推进了一系列经贸合作项目[6]，如“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两国双园”等。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纷纷陷入封锁管控之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日趋抬头，国际贸易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印尼政府为创造就业、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抵消新冠疫情影响，积极鼓励外国直接投资。

印尼基础设施市场的开放，以及中国-印尼两国顶层设计的对接，加之经济上日益密切的联系，也为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遇。2019年5月，印尼总统佐科成功连任以来[7]，政府主要任务还是利用外资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拉拢国内企业在印尼储存资本，稳定市场，从而腾出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为此，其主张相对开放的外资政策，通过从调整投资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外资准入和持股比例、延长免税期、强制性出口收入回流等一系列政策建设“投资亲善型”国家[8]。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既是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重点建设内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中印双方可以积极对此开展合作。2020年，中国企业承包了包括印尼最大跨海大桥泗水-马都拉大桥、印尼最大钢拱桥塔园桥、印尼第二大水坝佳蒂格德大坝、雅万高铁等在内的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达119亿美元和71亿美元[9]。同年7月，作为首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中国和印尼合作区已入驻了55家涉及机械汽配、基建建材、仓储物流、食品加工、包装印刷等行业的企业，形成了良好的产业聚集效应[10]。这些均表明双边战略对接在持续深入。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正式签署，展现出印尼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鲜明态度。该协定明确投资保护、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等措施，提升投资政策透明度，在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等方面对原有协定的规则和标准进行整合，降低企业利用自贸协定的合规成本。2021年，印尼在RCEP基础上公布了《新投资清单》，该清单自2021年3月4日起开放多个行业供外商投资，外资持股受限的行业将会大幅减少[11]。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改善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兴业的营商环境，推动两国间各种经济要素更加自由的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并借助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集聚效应，优化生产布局，进一步提高亚太区域经济治理水平和一体化进程。

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与印尼开展经贸合作时，必然面对征地困难、法律法规不完善、官僚机构低效率、人力资源及技术水平不高、语言沟通障碍以及宗教习俗多样化等方面的问题。同时，随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自身也面临着在管理能力、融资能力、市场调研能力、人才培养机制、本土化水平等方面的问题。由于中国部分企业并未深入探究中国与东道国国内外税收制度差异且双方签订的税收协定不完善，有的企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导致其既难以享受税收抵免等优惠待遇，又在发生税务稽查后对税务纠纷缺乏应对和处理能力，严重阻碍其“走出去”的步伐[12]。加之2020年《创造就业综合法》的出台引发了大规模的监管改革，使得印尼外商投资相关法规颇为复杂，因此中企在对印尼投资时，需要结合行业现有规定，对新规则进行更为审慎的分析。

另一方面，印尼作为发展中国家，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对外深陷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背景下的博弈战场，对内也面临领导人交替、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政治矛盾，其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以下结构性问题：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逐渐增大、中小微企业仍占绝大多数、就业仍以非正规职业和农业为主等。

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走出去”战略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向海外拓展，如何维护中国遍及全球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与安全，成为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各界不得不思考的重大议题之一。事实也证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他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价值观念、社会风俗、市场规则、法律监管和管理模式等国情的深入了解，遭遇“水土不服”或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中国已经连续10年是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见《王毅卢胡特共同主持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2021年6月6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106/t20210606_9137451.shtml。，探索中国对印尼这类文化制度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模式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自1990年中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关于中国对印尼投资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阶段，主要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关系、中印经贸关系等领域。第一阶段(1990—2004年)，以中国同印尼关系以及两国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为代表的相关研究为主[13-14]。在该阶段，多数学者发现中国和印尼在合作中面临着种种困难，两国合作是以旅游、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为主要渠道，并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合作。第二阶段(2005—2019年)，集中于国际关系学、企业经济学领域，多以“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合作研究为视角，着重于两国战略的契合点和战略合作的前景[15-18]、投资风险[19-21]、投资政策[22-24]、投资模式[25-26]等方面，多数学者认可两个战略的对接为两国的贸易增长提供了新的契机，是实现两国共赢的重要手段，也认为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仍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重点讨论了新冠疫情影响以及RCEP的签署背景下，中国对印尼投资的现状和未来趋势[27-28]。总体来看，基于中国经济地理领域关于区域发展的经典研究，在印尼较为缺乏，同时印尼学者与中国学者在区域研究领域的学术对话仍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综上所述，本文从印尼投资环境、外来投资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等方面，分析RCEP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在印尼的发展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进而，通过回归分析，探索印尼本土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影响，以期为印尼政府制定更好的外国投资政策以及有意在印尼投资的中国投资者进行更合理的决策提供参考。

(一)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以科学、全面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特征和规律分析，进而厘清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发生发展规律，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决策和措施提供科学指导。本文借助直观、形象的图表方式对印尼的投资环境、外来投资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进行整理和描述。统计分析数据均来自于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Badan Pusat Statistik)、印度尼西亚国家投资单一窗口(Indonesian National Single Window for Investment)和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Indonesian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官方网站或官方公布的年鉴数据等。

(二)实证分析方法

为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29]，以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为因变量，将5类投资环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合作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对两国经贸产生的巨大冲击将会对研究数据的平稳性造成较大影响，研究时间选取2015年至2021年。变量符号、说明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和数据来源

5类投资环境指标分别为投资便利性、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政府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构建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影响的回归模型，表达式如下

ln(P+1)=a0+a1lnEDi,t+a2lnWNi,t+a3lnFEi,t+a4lnWAi,t+a5lnGDPi,t+a6lnEXi,t+a7lnFDIi,t+εit

(1)

式中：P表示中国在印尼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项数；
εit为模型误差项(随机因素)；
a0为常数项；
a1，a2，…，a7表示各变量的弹性系数，不随时间和截面的变化而变化；
i,t为第i个省的t年指标。ED用各省配电量代表投资便利程度，表示该省有能力生产必要活动所需的电力；
WN和WA分别代表各省劳动力数量和工人月平均工资，以描述该省人力资源的数量和雇佣成本。GDP代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EX和FDI表征区域开放程度，以出口数量和外资流入量两个指标来探讨开放度与中国在印尼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FE代表政府影响，用政府财政支出变量表示；
同时，也可以用来验证政府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国家间战略合作政策的影响。

(一)印尼投资环境

1.政策环境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发挥着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一些研究已经证实，外国直接投资会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利益[30]，特别是对非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1]。印尼政府认识到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开始寻找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的途径。其中，最主要的吸引途径是提供给外来投资者各项激励措施，以提高投资者对印尼的兴趣。从全球层面来看，印尼加入全球贸易始于1950年，在当年的2月24日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于1995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从区域层面来看，印尼参加或正在商谈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印尼-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此外，印尼还是欧盟提供关税优惠的受惠国。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11月公布的新普惠制(GSP)方案中，印尼被列为普惠制第二类国家，即自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印尼等40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产品按最惠国税率基础上减少3.5%税收。对于中国在内的单个投资国，印尼最早在1967年颁布了旨在吸引外国投资以发展国民经济的《外投资法》，并根据这项法规，成立了投资技术委员会。1973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取代了投资技术委员会的职能。印尼《投资法》等相关法律保护在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该法案是1967年和1968年修订的《国外投资法》和《国内投资法》的综合体，是由印尼国会于2007年通过的新法案，确定了外资享有国民待遇。同时印尼还出台了如免税额(印尼政府第9/2016号条例)等相关政策条例，鼓励外国企业到印尼投资重点产业。在中国和印尼双边协定方面，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自1994年起，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32-37](表2)。

2.经济环境

印尼中央统计局从2014年开始，将实际GDP的计算基准年由原来的2000年改成了2010年。按照新基准，2010年以来，印尼每年总体经济增长率均超过5%，仅2015年名义GDP为11 541万亿印尼盾(约合8 617亿美元)，增长率降为4.8%。从总体上看，在遭受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尼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根据图1的分省份GDP看，印尼经济发展第一阶梯是雅加达和东西爪哇，其GDP超过10亿印尼盾；
第二阶梯包含中廖内群岛、北苏门答腊、东加里曼丹、万丹、南苏拉威西、南苏门答腊、楠榜、巴淡岛、西苏门答腊、巴厘岛、占碑、西加里曼丹、巴布亚、南加里曼丹、亚齐、中苏拉威西和中加里曼丹，其GDP超过1亿印尼盾；
东南苏拉威西、西努沙、北苏拉威西、东努沙、北加里曼丹、勿里洞岛、明古鲁、西苏拉威西、马鲁古群岛、哥伦打洛港口和北马鲁古省则属于第三阶梯，其GDP小于1亿印尼盾。因此，印尼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高阶梯等级省份数量较少，多数省份处于第二、三阶梯，尤其是偏远和边境地区仍是贫困状态。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07%，这是印尼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下滑。2021年，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增速3.69%，上升至16 970.8万亿印尼盾(约合11 858亿美元)，分省份经济发展格局与2019年相比基本一致。

表2 中印尼双边相关贸易协定

图1 2015、2019与2021年印尼部分省份GDP对比

人口众多是印尼作为投资市场的魅力之一。虽然印尼的GDP不算太高，但其幅员辽阔，拥有2.6亿居民，人口数量年均增长1%，且大部分是劳动年龄人口，较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带来了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吸引外资流入。因此，在印尼设厂、扩厂，除了赚取该国内市场的大量份额外，还可以降低分销成本。

3.基础设施环境

印尼缺乏完善的公路、港口和发电站来支持经济的增长，商品在国内的运输成本要高于从国外进口，即外国进口产品价位低于本土产品，挤占本土产业生存空间，消费市场高度依赖进口。此外，印尼国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铁路运输比较发达，仅爪哇岛地区铁路里程就占到全国铁路总里程的73.6%。就供电来看，截至2018年底，印尼的发电站和供电设施主要集中于爪哇、雅加达、苏门答腊和万丹等少数地区，导致国内各省之间电力分配不均衡，仅有少数省份供电充足，其中年配电量大于1万吉瓦时的省份为西爪哇、东爪哇、雅加达、万丹、中爪哇和北苏门答腊等(3)资料来源于印尼中央统计局(BPS),2019年。。

4.自然资源环境

印尼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印尼拥有着优质的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截至2017年底，印尼政府公布的石油储量为13.1亿t，其中核实储量6.4亿t。印尼天然气探明储量约5万亿m3，是亚太地区天然气探明储量最大的单一天然气所有者，且其天然气储量和石油的勘探开发基本上依靠国外石油公司。印尼还拥有全球40%的地热资源，相当于28.6 吉瓦时的潜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1]。印尼也是国际上锡、铝、镍、铁、铜、锡、金、银等金属矿产品市场供应的重要来源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采矿业为印尼国民经济发展、出口创汇、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创造就业和发展地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印尼拥有的众多优势金属矿产资源，也为外国投资开发的工业园生产提供了便捷，使来此投资的外国企业不必远寻原料，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除矿产资源外，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众多的劳动人口，发展出独特的农业生产优势，主要经济作物有棕榈油、橡胶、咖啡、可可，是世界上主要的自然资源生产国之一。优越的自然资源生产环境，为本国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且优质加工原料的同时，吸引了大批外资投入矿业等上游行业，以稳定原料供应。

(二)印尼外来投资的区位和结构

印尼外来投资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呈分散态势，投资额显示投资等级越高的省份个数越少，多分布于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的爪哇岛、雅加达、苏门答腊岛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苏拉威西岛等(4)资料来源于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2019年。。

2014—2018年，新加坡、日本一直分别占据第一大和第二大对印尼投资国的位置。近年来，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升速度较快，2016年，中国以17%的占比闯入投资国前五名。2019年，中国向印尼投资250亿美元，以37%的投资占比成为印尼最大的投资国。新加坡和日本则是另外两大主要投资来源国，两国2019年对印尼直接投资额基本持平，分别占印尼外来投资总额的17%和16%。第四名的荷兰向印尼投资50亿美元，占总额的7%(5)资料来源于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2019年。。

分行业看，制造业是印尼首要外来投资领域，其次是采矿业和供电气水业。近年来，随着印尼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稳步增长及商业活动活跃，印尼房屋需求上升，使得各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商业服务业发展较为迅猛，2018年开始超过供电气水业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第三大行业。

(三)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

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对外投资项目位于雅加达、万丹、爪哇和加里曼丹，这些地区大多政治、经济、基础环境较优，苏拉威西岛则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如镍和镍铁)，也吸引了较多投资项目。总体而言，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区位与印尼整体外来投资区位相近。中国企业对印尼的投资涵盖了多个产业，涉及农业、矿冶、电力、地产、制造业、数字经济和金融保险等广泛领域，遍布印尼各大主要岛屿，产能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例如，青山集团在印尼投资建设了全球产业链最长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宏桥集团投资建设了印尼第一家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冶炼级氧化铝厂；
小米、OPPO、VIVO 已跻身印尼主要的智能手机品牌行列；
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不仅为印尼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还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创业者[38]。考虑到目前的趋势和“一带一路”倡议、RCEP签署后的潜在影响，中国的直接投资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多元化，不仅聚焦于矿产加工行业，有向房地产、电子商务和其他行业扩展的趋势。

当前，国际间经济合作正由过去单纯地引进项目、吸引外资，向共建产业合作园区转变。国际产业合作园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大重要产物，也是国家间主动对接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模式，正在积累丰富的发展经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通过建设海外园区，推动经贸合作，既顺应了“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发展需要，也符合国际产业合作的新趋势。印尼共有74个工业园区，其中13个区域由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管理，其余61个则由私营部门拥有。园区主要分布在爪哇岛，共计55个区域，面积达22 796公顷[39]。早已认购的外国投资者有日本、美国和新加坡，而中国等新投资者则从2007年起才开始在印尼工业园区开展业务。中国在印尼的海外工业园主要有3个，即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KITIC)、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和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39-40]。其中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为广西农垦集团在印尼最大的投资项目。KITIC位于雅加达东部的贝卡西县绿地国际产业中心，该中心是由日本索吉集团与印尼金光集团合作建立的工业中心，密集分布着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工业企业，从工业生产、生活到金融服务等配套设施设备都较为齐全，形成了显著的规模效应。贝卡西地理位置优越，从该县到雅加达苏加诺国际机场和国际码头或万隆市都十分便捷，全线由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贯通，有利于实现将合作区大力发展成集工业生产、商贸、仓储和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国际经贸合作区，以及中国优势产业在印尼的重要产供销仓储集散中心的总体目标[32，41]。

(一)模型结果

本文构建了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面板回归模型，并对系数进行了估计。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适合随机效应，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的R2为0.732，GDP、配电量、出口额、政府财政支出、劳动人口数量和平均工资水平等6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些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捷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等投资环境都对中国在印尼的投资有显著影响。但由于模型VIF检验大于20，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和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干扰，提高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逐步回归模型修正结果(表3)，模型D-W值在2附近(1.7—2.3之间)，说明变量间没有自相关性，模型构建良好。结果显示，逐步回归模型能够解释86.6%的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投资规模的影响，且该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高于随机效应模型，其中，GDP、配电量、政府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数量超过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经济发展、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对中国在印尼的投资规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多被认为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代表地区经济实力的GD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的逐步回归系数为0.442，这意味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各省GDP增长了1%，投资项目数量分别增长了0.442%，即投资规模会随着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大。配电量表征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可以反映出该地区的投资便利度，逐步回归模型中该指标的符号均为正值，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规模。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需要公路、港口、发电站等基础设施、设备的支持，印尼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对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越大。反之，高物流成本和低电力供应将难以满足跨国企业的基本需求，使得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不完备，影响部分制造业企业扩大再投资，尤其是爪哇以外的基础设施落后地区，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印尼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政府财政支出可以反映政府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随机效应模型和逐步回归模型都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高政府财政支出的省份更易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增长。已有研究证明政府对当地企业和市场的调控能力与其财政支出水平有关[42]，高政府调控能力有利于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管控，并为跨国企业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会吸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数量在逐步回归模型中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该指标的符号均为负值，这意味着尽管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促进跨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43]，但是高本地劳动力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在印尼的直接投资。这是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入驻印尼本土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知识经验的同时，会进一步抬升印尼工业用地价格和工业园区的租房成本，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

表3 逐步回归模型结果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这四大因素共同影响着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显著性水平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和人力资源是关键要素。

(一)机遇与挑战

对中国来说，印尼是“一带一路”沿线东盟12国之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与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契合，RCEP的签署更为两国关系腾飞带来了机遇。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投资环境，存在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包括印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环境复杂，经济社会特征迥异，存在多重风险；
另一方面，受国内长期形成的建设“速度至上”心理影响，海外园区建设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急躁现象，部分企业盲目海外设厂，一部分海外设厂缺乏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有机结合。

利用逐步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结果表明，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变量影响显著的投资环境指标是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因此，在经济环境上，中国和印尼可以在资源、矿产、渔业、制造业、农业等印尼方优势产业上，推进更多的产业互补合作，以更好地实现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印尼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可以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工业原料，并在中国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印尼的进程中，不断加强双方的政策配套和融资服务沟通，创造更好的经济投资环境；
在投资便利性上，双方应加大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经济合作，以更多地提升两国的福祉。中国可以加大在印尼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港口、网络站点，与印尼分享更多的中国方案。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的“海洋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相互支持和对接，将为印尼旅游基础设施发展带来资金，为印尼旅游发展带来机遇，两国旅游业合作的前景广阔；
在人力资源和政府影响上，中国可以通过与印尼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大领域的合作，间接为印尼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为印尼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在印尼的海外园区发展与建设，需要通过健全顶层设计和基层协调、积极吸引外方参与建设和运营、完善相关配套和支撑服务、创新合作区发展提升竞争力等举措，更好地助力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致力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44]。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投资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助推，在印尼中央政府官员中有较高的认可度，也得到了政策上的鼓励。在此背景下，印尼借助中国等外国的直接投资，吸收海外企业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理念，也为印尼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投资政策到了一二级行政区 (省市级)之下则没有相关的配套支持政策，大部分印尼地方政府官员不清楚中央的开放政策会给当地经济具体带来什么好处[45]。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第一，在行政管理方面，印尼地方政府间的行政管理方式区别较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间因区域、民族与宗教差异而存在一定的隔阂。第二，在市场规则方面，印尼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投资规则，极易造成海关审查和税收的随意性，从而导致腐败，并且由于私人部门在工业地产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缺乏对该领域的干预和监督，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印尼工业资产投资成本高于周边国家。第三，印尼现有政党大都主张超越固有族群与地域界限，寻求多元化支持，不同政党也体现出温和、包容的色彩，不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对立，呈现出竞争而非敌对的关系模式。谋求议会职位和政府职位是印尼政党的主要目标。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较长的工期，官员们无法在他们任期内从这类长期项目中直接获益，使得少有官员主动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而印尼的多级行政管理体制，也让地方政官员设置了障碍，阻碍项目的实施，且购买建设用地也是一大难题[46]。尽管中国投资者有意向印尼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进军，但是落后的基础设施让许多跨国公司望而却步。因此，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人力资源等投资环境是制约印尼吸引外国投资和发展经济的阻碍，实质上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腐败是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尼要实现其最大的经济发展潜能，仍任重而道远。

此外，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和印尼政府提供的诸多投资便利，对印尼的外商经营行为也越来越普遍自由，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更高生产效率的海外企业也会挤占印尼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得印尼经济逐渐高度依赖海外企业[47]，如何处理好外来产业和本土产业的关系也是印尼未来发展所需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RCEP签署带来更多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举措的背景下，当前把握机遇、实现中印两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需要中国和印尼双方的共同努力。

对于中方，需要在印尼特有的人文和历史情境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维度理解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好两国已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加深对双边战略以及双边贸易的了解，规避政治经济文化风险，与当地优质企业合资或在经贸区投资，以海洋为核心开展经济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对接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度参与印尼海洋经济、食品制造、能源经济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开发，通过各方的积极参与，打造现代化跨国企业，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护中国遍及全球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与安全。

对于印尼方，需要认识到尽管印尼和中国在以往的贸易合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的对接为中印尼的贸易增长提供了新的契机，且通过RCEP和印尼国内颁布政策法案的方式，大大增加印尼对外资的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完全解决印尼转型发展的问题。在印尼区域自治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必须与地方通力合作、团结一心、密切交流，才能使政策法案起到应有效用。进而，通过积极的外交、不断推进对外投资政策等，实现战略政策的推行、展开多边对话、主动调整双方的经贸关系等，缩小两国之间经贸合作的鸿沟，形成较多互补性和较少竞争性的中国、印尼经贸关系，实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飞跃发展和外贸与投资领域的新突破。

总之，随着RCEP的实施和落地，将为协定区域内各国外贸及进出口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RCEP成员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放市场准入、取消影响贸易的壁垒、简化海关程序等，将进一步降低RCEP区域内的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对于区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48-49]。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和印尼两国来说，要选择和利用好RCEP的优惠政策，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如得益于原产地区域成分累计规则，两国企业可以利用更低的门槛获得原产资格，通过区域价值累计，享受关税优惠，这将增强出口企业的产品在出口领域的竞争力；
RCEP经核准出口商制度的实施也将使得符合该制度条件的企业能够依据客户的需求，及时分批分期地开具原产地自主声明，无需到签证机构申领原产地证书，降低了行政成本，大大提高企业在销售和物流环节的灵活性和便捷度，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激发更多发展机遇和潜力。在“原产地规则”和“经核准出口商制度”等优惠政策共同作用之下，能够助推中国和印尼两国间建立起完善的自原料采购、加工、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循环，整合两国的科技、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优势，推动各种经济要素以更加低成本流动，尤其在制造业领域，形成相互协作的区域生产关系[50]，深化两国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稳定、融合和畅通，最终提升彼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本文从印尼国内投资环境、外来投资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等方面出发，分析中国和印尼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印尼国内政治、经济、安全等投资环境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印尼国情和在印尼投资经营活动所适用的法规、优惠政策和国际协定等政策方针的了解，为中国企业有效避免与印尼交流合作的盲目性、规避投资风险提供一些参考的同时，拓宽了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作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印尼的国土经济等统计数据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均不足，导致本文缺乏“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前和新冠疫情时期的相关数据，并且影响到对于RCEP签署后投资环境的刻画，这类问题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解决，这也是后续研究能够拓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