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体医融合的发展困境与对策思考

李 静, 李卓翰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带来了社会人口结构改变、劳动力资源相对萎缩、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老年人健康与养老问题凸显等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与挑战[1].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国家积极从政策与制度层面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和服务.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发展,体育因其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本质功能和强大作用,与医疗保健一样,成为构建国民健康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加强体医融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体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尚未达到我国现有人均经济水平时就已搭建起相对健全的体医融合体系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应对基本上是“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因此,我国体医融合不能简单照搬国外模式,必须立足于国情特点开发本土方案.然而,由于相对欠缺对老龄化社会的系统研究和对体医融合发展困境问题及其社会根源的深刻认识,聚焦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认识偏差问题,相应的政策探讨与应对工作效用不大,有可能会导致对老龄社会治理发展的误判[3].鉴于此,有必要厘清这些认识偏差问题,深刻认识和了解我国体医融合的发展困境及其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策思考才能更具意义.

1.1 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体医融合的发展困境.

1.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问卷效度检验采用专家法,通过7名体育学和社会学的专家,经过3轮检验最终确定问卷内容.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再测法,14 d后再测所得结果与首次测定结果呈高度相关,r=0.89,显示问卷结果可信.

2.1 当前老龄化问题研究中的认识偏差问题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即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逐渐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是“未备先老”,且老龄化进程发展迅速.如何认识和如何应对国内学界尚存在一些偏差,要么将人口老龄化解读为老年人问题,要么视之为一种负担或危机,这些认识偏差问题亟待商榷、厘清并达成共识.

2.1.1 将人口老龄化问题解读为老年人问题

我国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体育与老龄化问题的相关研究始终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老年人体育健身和运动健康促进的具体手段与方法，而后逐步延伸到老年人体育发展的各个领域，如老年人体育现状、管理与运行、组织与保障、消费与产业、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等.近期的研究则主要尝试构建我国老年体育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4-5]，或从老年公共体育服务和体医融合发展路径方面进行探索[6-8]，等等.这些探索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没有摆脱将人口老龄化问题等同于老年人问题的认识偏差，忽视了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全民性和整体性，仅仅关注老年人显然无法全面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诸多挑战.

从本质上讲，不管老年人数量增加多少，都无法改变老龄化社会是各年龄阶段人口群体共存共生的社会客观事实.将老龄化问题聚焦于老年群体，显然不符合代际公平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也违背了现实逻辑，并不是对老龄化社会的整体性应对.对个体而言，老龄是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往往取决于其年少时期的健康行为积累.而从我国居民体育锻炼与健康促进活动开展情况来看，老年人恰恰是体育锻炼开展最为活跃的年龄群体，相反，青少年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水平与体育锻炼活动开展状况却更令人担忧.因此，要夯实老龄化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康基础，对各年龄阶段人口群体的健康行为都需要加强引导和持续促进.将老龄化问题片面地解读为老年人问题，反而容易加剧现有政策体系的碎片化，降低政策效用.

2.1.2 将人口老龄化问题解读为一种负担或危机

老龄化是现代社会人口结构变迁的常态过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爆发式增长、社会人口急剧老龄化,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突然显现.我国家庭普遍为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健康养老的角度看,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压力[9].这种压力使社会大众在短期内心理较难适应,充斥着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认识的负性甚至悲观的情绪,滋生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悲观论”或“危机论”.由于现行的以中青年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架构与老龄化社会客观现实不匹配,使支持老龄群体通过体育锻炼来促进健康的政策体系和制度资源严重缺位,造成老龄群体体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极大地弱化了体育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加之我国体育与卫生医疗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长期分割,各自为政,在缺少整体政策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支持的情况下,体医融合促进健康发展困难重重,这些“不匹配”更因发展困难往往被主观夸大,人口老龄化因而与“负担”或“危机”画上等号.

事实上,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医疗保健与营养健康水平也显著提高,平均寿命大幅延长,老龄常态化已经成为我国一种长期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而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与近20多年的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同步,说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勿须杞人忧天.忽视了老龄常态化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忽视了我国社会治理所特有的社会制度优势和传统文化禀赋,才会出现这些认识偏差问题,进而可能会影响对老龄化社会治理的整体判断和选择.

2.2 现阶段我国体医融合发展的主要困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定为国家战略，要求坚持全生命周期服务理念，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打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坚实基础，体育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10].为了解和掌握我国体医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问题，采用半开放式问卷对我国京、沪、辽、皖、川5个省市抽样调查，调查了开展体医融合服务的部分医院、社区和健身场馆的266名主要负责人.对提及内容进行分析归类，将提及频次大于75%的内容视为主要困境问题.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见表1)，行业壁垒牢固、融合机制缺失、体育观念淡薄、融合意愿不足和资源配置不足和专业人才短缺是现阶段我国体医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问题.

表1 我国体医融合发展主要困境问题调查统计表(n=266)Table 1 Survey and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main dilemma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2.2.1 行业壁垒牢固，融合机制缺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主要根据行政管理范围划分行政管理职权,各行业、各系统在行政管理上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使体育和医疗在管理权限、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机制上都是相互独立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行业壁垒.虽然体育和医疗卫生都是以国民健康促进为中心,但由于行业分离、业务互不融通,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无法打破“体育治体”“医学治医”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医难以深度融合.就体育管理而言,其管理职能也被分割为两个行政主管部门管理,青少年学生体育由教育部主管,群众体育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这种管理体制直接将个体全生命周期的体育锻炼进行了分割管理,也将社会各年龄段人群的体育锻炼进行了分割管理.且这一职能管理在其主管部门众多职能管理中的地位就是“鸡肋”,其结果是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育和群众体育锻炼活动开展都不尽如人意.可见,打破分割管理与分段管理,体医才有可能真正融合与发展.

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体医融合是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改革,不仅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还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保障.由于我国体医融合理论与实践探索刚刚起步,还缺少整体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融合机制缺失.既没有可适用的、系统配套的政策法规明确规范体医融合实施主体的责权利划分,也没有体医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运行、监督、约束以及激励机制的保障制度,更缺少细化的具体措施和实施路径[11],导致在操作层面上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2.2.2 体育观念淡薄，融合意愿不足

长期以来,受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体育工作一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重视竞技体育、忽视群众体育发展的问题,广大群众普遍对体育的健康价值认识不足,群众体育活动发展比较缓慢.因受高考制度影响,学校教育也存在着“重文化、轻体育”的思想观念,体育教育一直未受到重视.这使得在年少时期体育健康意识没有养成、健康行为缺少积累,无形中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应对老龄化增加了本不该有的负担.截至2020年底,我国居民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37.2%,虽然比2014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12],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居民的体育锻炼水平.虽然体育在疾病预防、康复等健康促进多个方面的作用已经证实,但由于人们对于体育作用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习惯与经验,对体医融合价值认识不清,融合意愿不足,就医看病一直是人们对待健康问题的主要选项.

在体育领域内,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体医融合操作层面的主要力量,实施体医融合的主要方法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依据需求者的健康信息、体质评价、医学检查与运动风险筛查,以规定的运动频率、强度、时间、方式、总运动量以及进阶,形成个体化的健康促进与疾病防治的运动指导方案[13].由于缺少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应用标准体系支撑,缺乏疗效评估和质量控制,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实践中一直受到质疑.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多不具备医疗诊断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难以对运动处方的科学性、有效性及安全性作出精准的评估与合理的解释,使借助运动处方加强体医融合十分困难.在医疗领域内,现有生物医学教育模式下培养成长起来的医务人员,对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体育非医疗干预的概念、功能、机理认识不清,无法向患者提出有效运动处方,不具备运动康复指导的能力.另外,从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来看,现阶段医疗体制下医生收入多少往往取决于门诊量、手术量以及药物开出量等,高效药物和高精尖技术因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而在治疗中更多地被采用[14],即使运动干预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也往往被弃之不用[15].依此来看,因会触动医务人员的利益，如果缺乏必要的约束、补偿和激励机制,医务人员很难有融合意愿,体医融合只能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展.

2.2.3 资源配置不足，专业人才短缺

我国体医融合实践发展刚刚起步,由于缺少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导致体医融合发展资源配置明显不足.一方面,体医融合主要由政府推进,社会资本和市场因素介入较少.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基础,与之配套的实体产业尚未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16]，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医融合配套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资金投入较少,难以推进体医融合深度发展[17].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医院、社区和健身场所为平台进行体医融合服务.医院拥有医学诊断和治疗设备,但缺少运动场地器材,无法监测运动处方的实施过程.社区公共卫生设施薄弱,既不具备进行医学检查的设备和进行风险评估的条件,也没有患者运动康复治疗的体育设施.健身场所虽有一定的运动条件,但却缺少医学诊断和治疗设备.另外,由于我国体育健身空间缺乏分层管理,用于老年人及特殊人群进行康复治疗的专用运动空间几乎没有.老年人健身活动往往只能选择社区空地、公园与马路,锻炼环境安全性较差,风险较大.

目前，我国体医融合的专业人才十分短缺，具有开具运动处方能力的康复医疗师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过少，是制约我国体医融合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8].西方发达国家每10万人就有40～60名康复医疗师，而我国每10万人仅有0.4人[19]，从业人才极度匮乏.当前康复医疗人员受教育程度基本以大专、中专学历为主，高学历者较少，研究生以上学历仅占约5%，从业人员素质整体水平不高.且这部分从业人员主要从事患者的康复治疗工作，如对脑瘫、中风患者后期肢体功能恢复的锻炼指导，严格意义上并不完全具备对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锻炼指导能力.社会体育指导员多毕业于体育专业院校，由于在学校教育中医学知识所学甚少，学习深度不够，导致其在具体指导健身过程中，过于重视技能，运动伤害防护不足，运动负荷与强度安排不尽合理，科学健身指导效果不足.为尽快培养体医融合专业人才，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进行运动处方师培训活动，并颁发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承认的运动处方师证书，但从业资格并未得到医疗系统的认证，限制了其在医院或康复医院的就业空间.从毕业生人数上看，运动康复专业大学生每年毕业约为2 000人,康复治疗学大学生每年毕业人数不足1万人[20],体医融合专业人才十分短缺,应加大培养力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对较晚，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上产生一些偏差问题也无可厚非.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老龄常态化已经成为我国长期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加强体医融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时代发展赋予体育的责任担当和重要使命.只有全面了解我国体医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问题，清楚地认识其深层的社会根源，立足于基本国情才能提出更有价值的对策思考.

3.1 对体医融合的时代价值与发展根本目的的思考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居民由饮酒、吸烟、不合理膳食、缺乏锻炼等不健康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与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已占到疾病总负担的70%以上.从健康的影响因素看,医学约占8%,遗传约占15%,气候环境因素不足20%,而生活方式约占60%[21],体育是重要的健康生活方式内容之一.体育对于疾病的预防作用主要通过运动加强人体代谢、改善生理机能,进而提高人体对疾病的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有研究显示,坚持体育运动可以降低80%的心血管病风险和90%的Ⅱ型糖尿病风险,能够有效缓解慢性病发生的风险[22].当然,体育不是万能的,体育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主要是预防,在针对疾病治疗方面的价值十分有限[23].为顺应民众关切,保障人民健康,党和政府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干预促进人民健康的新理念,致力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全人群健康服务模式,将“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24].这是国家对人民健康问题应对的主动求变,人民健康问题成为医学、体育和其他与健康密切相关领域的共同问题.因此,体医融合正是应对这一时代变化要求应运而生,体育必须顺应这一时代变化要求承担起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要推动体医融合发展，必须根据其发展目的对各阶段目标进行研判和定位.受现行的以中青年为核心设计的社会治理架构以及体医长期分离、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影响，体医深度融合发展面临的种种困境问题在短期内甚至在较长时间内都无法根本解决.而且学界对体医融合的理想发展模式与最佳运行态势也处于探索的困惑之中，因此很难对其短期发展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体医融合发展的各种对策是否科学合理或是否行之有效都值得商榷.从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视野看，体医融合新理念提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转变问题.即号召人民跳出注重“治已病”的误区,转为注重“治未病”,主动锻炼,促进健康,防治结合[25].因此,当前有关体医融合发展对策的思考不应囿于体医融合发展模式或形式的束缚,而应探索更具有实际价值的、有利于人们主动锻炼来促进健康的发展对策.

3.2 基于基本国情对体医融合发展优势的思考

老龄常态化是我国长期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由于我国是在制度资源储备相对缺位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老龄化应对基本上是“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因而更需要积极应对.在实施体医融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不应过于强调体医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问题，而应充分考虑与发挥我国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优势.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积累的发展红利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大国优势和地区发展多样性又为体医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腾挪出可容错的时间与空间.如：到底需不需要打破我国体育与卫生医疗长期分割、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制？体医融合到底应该以什么样模式开展？体医融合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如何培养？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和市场资本积极介入？如何明确各主体的责任以及平衡各主体的权益和利益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试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本土方案.另一方面，我国所特有的社会制度优势使政府在处理事关长期发展和全局等复杂问题上具有强大的的动员力和灵活性，这是老龄社会治理中最为坚实可靠的主体力量.为应对老龄常态化，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正在不断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之我国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以关怀为精神的传统文化，给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致力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全人群的体医融合服务模式提供了稳定而强大的文化价值理念支撑.这些独特优势势必会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早日达成.

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要把体育作为促进人民健康的主要引擎[26].体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形态是由社会环境发展形态决定的.我国社会充满差异的地区发展多样性，使群众体育必然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中，这一状态突出表现在管理体制、体育人口结构、地域与城乡之间以及投资与效益等诸多关系中[27].我国群众体育的非均衡发展也势必会导致体医融合发展态势或模式的多样性，不仅为学习和借鉴西方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提供了可能，也为挖掘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体育养生、保健和康复等民间体育文化宝藏创造了条件.而我国民间体育文化宝藏中存有大量的有关强身健体、疾病预防、延缓衰老以及功能康复等民间运动处方，这是西方无法比拟的我国体医融合发展的独有优势.因此，我国体医融合发展必将坚持走向以运动预防为主、中西并重、防治结合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

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体医融合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问题，但可喜的是以往聚焦老年群体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老年体育服务供给正在逐步改善，老年体育健康促进活动正在蓬勃开展，老年人体质健康与生活质量水平越来越高.同时，我国正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28].这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积累会为老龄时打下良好的体质基础和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进而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达成体医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