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优良精神共同体的培育

袁祖社，田 野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现代化实践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科技所引发的新旧文明之间的碰撞，既使得人类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成为现实，又使人们困顿在虚无与迷茫之中。自人类社会建立以来，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彰显着人类的永恒渴望。如何在文明转型的新时代下凭借大数据的力量建设精神生活，从而培育优良精神共同体？本文拟就此展开思考。

伴随着网络、移动电子设备、应用系统的深度普及，人、物所构成的二元关系被人、机、物三元世界所取代。现代城市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随身关联着几个甚至十几个便携传感器，尽管这些科技产品的功能、适用领域和使用目的不尽相同，但其本质都是基于数据收集、分析之上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在这样一个“万物互联”“凡事皆数”的大数据社会中，已有的旧体系面临更新、换代甚至颠覆的可能，由大数据所织构而成的网络社会将彰显出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价值确证方式以及精神生活逻辑。

首先，大数据的到来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间和生活样式。由个人数据与地点数据相结合的数据网络阡陌交通地镶嵌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拓展了人们休闲、娱乐、学习的方式；
算法偏好越来越精准地契合心中所想，个性化生产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扩大了对象选择范围；
大数据的本质属性如共享、公开、绿色等价值理念建构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推进网络文明建设进程。其次，大数据尽可能地延展了人的视界，拓宽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作为建立在海量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信息系统，大数据具有提炼规律、研判状态、预测结果的超越性和先验性，从而挖掘出更加实质的因果关系，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规律认知与解决速度，通过科学、严谨、高效的判断程序提升了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最后，大数据技术应用在法律、政府管理、市场监督体系之中，营造安全生存空间，净化精神生活。如大数据分析系统可以根据犯人在监狱表现和性格构成深度测试判断其再次犯罪的概率；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与人脸识别技术的背后是大数据支撑的天网系统，将犯罪行为暴露在阳光下，起到震慑、监督、协助办案的作用；
此外，大数据主导的个人金融信息系统不仅可以监管企业、官员的资金流，还可以通过其交往行为数据勾勒出资金网和生活圈，将权力真正关在笼子里。

可以看到，大数据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立体、深刻的。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于个体、民族、国家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精神活动的最直接体现，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由于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对精神生活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从心理层面解释精神生活，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的各项精神、心理活动的总称。二是从精神的功能效能层面切入，侧重精神需要的多种方式以及自觉与否，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三是从精神生活的形成本源入手，提出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的，是现实个人在物质生活之外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生活领域。瑞士精神心理学者丹尼斯提出，人类处在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交叉点，我们一只脚在动物世界，另一只脚则在精神世界中[1]24。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也提到“精神生活对应于主观世界”[2]51-52。四是从人的本质、内在联系、交往实践过程的视角去阐述精神生活，有学者认为，精神生活是“主体借助于语言符号的中介对于对象的象征性把握”[3]。

以上是从不同角度切入而撷取的精神生活定义。在文明转型的新时代下，从精神哲学的维度去审视，精神生活是指人在精神领域创造、表证自身存在本质、意义、价值的精神实践活动，是从精神角度对人自身的超越。它的存在为人提供终极的归属感和神圣的价值意义，使人找到本体论意义上的所在——精神家园。

精神共同体则是生活在同一精神家园中由共同利益所结合形成的群体，共同利益、公共价值目标、强烈的情感依存、普遍存在的团体意识是精神共同体存在的必备条件。与滕尼斯所提出持久真正共同生活的共同体所不同的是，精神共同体的核心建立在强烈的情感基础之上，以实现成员间精神满足和产生同一的群体共识为目标的集合。精神共同体注重的是从道德关系上对精神生活进行实践改造，是对精神生活的“谋划”，是人对精神生活本质的找寻，是通过文化公共性实现精神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富含伦理性质的集合体，其本质结构是由态度、共识、规范所共同搭建的精神空间，是包括心理生活场域、公共文化领域以及道德伦理尺度所共同规划、作用的场所。

可以看到，个体在精神生活下的价值实现与合作交往过程当中缔结成各类精神共同体，以满足个体基本精神需要和获取情感满足，通过集体归属感的实现体验人存在的本质意义，这是人类最本能、最基本的精神交往活动。根据社会发展进程，其发展层级可以划分为生活精神共同体、组织精神共同体和抽象精神共同体。生活精神共同体是精神共同体形成的初级阶段，主要指主体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以血缘、宗族、姻缘、地缘为基础所自然形成的亲密关系差序精神共同体格局，其更多是个体伦理精神生活的活动表现，是共同体成员内部道德依存的结果，满足的是人类最基础的心理需要。组织精神共同体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依据一定的价值规范，以业缘、学缘、兴趣、爱好等社会化发展需求所结合形成的，学校、企业等各种组织团体是其直接表现形式。该类型的精神共同体内部普遍存在严明的组织规范和理性的价值准则，是个体精神生活的发展和精神交往能力的锻炼阶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更高阶精神共同体的样态。抽象精神共同体是精神共同体发展的高级阶段。一方面体现在联结内容上，是以信仰、价值观、审美、理想等抽象精神为内核所形成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体现在联结方式上，是借助高科技的虚拟力量跨越文化背景、地域、民族、宗教等形成的亲密关系集合体。该阶段的精神共同体具有“脱域”、忠诚、理性的特点，要求个体自我完善到一定程度，如知识水平、独立意识等，抽象精神共同体的发展与实现对个体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崛起、国家兴旺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是最重要的精神共同体表现形式。同样，精神生活也相应具有层次性，由生活和工作构成的实体精神生活是基础层，道德、价值、伦理、信念、理性、信仰等抽象精神生活则构成精神生活的最高层。

人作为社会化存在的产物，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等重要，在人类文明初期，精神生活并未完全从物质生活中剥离出来，是混杂于物质生活之中偶发的一类感知意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制式化，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率先分离，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显现，精神生活随之迸发、超越，给人的生存赋予了更广阔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
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4]82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并不断协调二者的平衡，正是人类实践本质的内在要求。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趋势并不乐观。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35如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们从物质匮乏、精神生活简单的生存模式转变为物质丰富但精神生活发展与精神需要严重不匹配的生活状态，从而渴望富足的精神生活。然而，现有的建立在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却无法支撑人们的精神需要，表现为“只见物不见人”。针对这一问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共同体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全面富裕内在地包含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含义。”[6]对共同富裕的再解读真正地把精神生活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放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之中。

从社会整体发展考量，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财富不断积累，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重视经济技术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
精神生活发展呈现低俗化、幼龄化、物质化发展趋势；
由公共文化价值错位与人文关怀缺失引发的环境问题、道德危机、诚信问题、奢靡之风与享乐主义等，家庭、工作、学习等多个实体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瓦解与失衡。

科技的到来为实体精神生活的失衡“加码”。网络文明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新文明形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与实体精神生活相比，网络所串联形成的抽象精神生活更加迅速、高效，同时也更加复杂、多变。这对个体精神交往能力、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大数据就像是一个“放大镜”，将原本实体精神生活中的优势与困境放大到极致，人们拥有了接受良好教育、提升精神素养的钥匙，同时也窥见精神空虚、低俗享乐的“黑洞”。如何利用这把“双刃剑”，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精神富裕的美好追求，加快网络文明建设，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

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引领人们进入大数据时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传递出新的价值观念，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地雕刻着当前的社会形态。就像舍恩伯格所说：“大数据将为人类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7]97在这样一个“万物皆数”“一切皆可被掌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更期待精神生活变得完备、丰富。然而，现实生活中却表现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精神共同体的缺失、贫瘠和精神家园的荒芜，大数据世界下的精神生活冲击图景正在呈现。

图景一：人对物的依赖远远大于其自身的独立性，精神生活呈物化趋势。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当前我们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然而，在大数据的变量引入之后，物质依赖与个体独立的天平产生了倾斜，大数据技术通过加剧人对物质的依赖程度从而侵蚀人的精神独立性。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生活化的数据采集无孔不入，这些经过统计和计算后的数据使人们变得毫无隐私可言。人的精神生活扎根于物品之上。市场上，各种各样的物品令人目眩神迷，资本给物品附属的文化属性让理性退场，物欲不断膨胀，消费品被“神化”。如此下去，人们对物的依赖将不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基础而成为主宰，人的独立性被阉割，自由抉择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对物以及对物化社会的极力推崇。

商家通过对消费者进行数据跟踪，故意“量身定制”“投其所好”，人们失去理性，购买大量超出正常使用需求的产品，商业消费逐渐畸形化。算法一方面为人们带来便利；
另一方面，拼多多、砍砍价等商业竞争的背后，是资本逐利环境下消费者精神阵地的逐步沦丧，导致消费者最宝贵的时间成本被轻视或忽略，大量的群发、互动、邀请将个体的注意力和理想信念消磨在虚拟世界的“哄抢”之中。很多所谓的免费商品和广告宣传下其实布满了商家的陷阱，在点击链接的同时平台也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消费者的个人身份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不良商家掌握，就可以被无限复制和应用，以至于消费者可能终日被各种推销广告骚扰。这就是网络和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泛滥带来的隐患——物的机能越来越强大，人的独立空间越来越狭小。长此以往，更多人会追逐物欲刺激带来的快感，精神满足的实现模式越来越粗暴、直接、外在。人一旦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感悟生活的能力，便只能从消费物化世界的过程中获取精神满足。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奢侈品消费、超额贷款等乱象频发，精神生活充斥着对物品占有的冲动和未能占有的焦虑，精神活动趋于消费化，只追求精神化的消费却非精神自身的成长，只有对物的依赖却没有人的独立，人类将完全处于大数据社会下的“物化时代”。

图景二：数字化生存，开启“倍速”人生。

数字化生存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到的概念。总的来说，数字化生存是指人在虚拟社会中利用数字化技术生产、实践、生活、创造的生存能力。这是人们对大数据时代自我生存境遇的美好勾勒，但在数字化生存的过程之中，人们沉溺于掌控科技的“超能力”，逐渐迷失在五彩斑斓的数据世界，网络的无限可能以及对虚拟的迷恋降低了对实际的渴望。然而，虚拟世界的满足层次耐受性很短暂，更新换代以秒计算，数据狂欢使人的感性欲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泄，理性感知和价值判断能力相继丧失，人类被拖进了数据黑洞、科技深渊。更可怕的是，当科技发展到足以模拟人体的感官体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频度将大大降低，遮蔽的个体让精神共同体不复存在。人在虚拟易得的快感中自我封闭、饮鸩止渴。人会认为虚拟的“我”才是真实的自己，人将成为科技产品的囚徒，在网络镜像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这种环境下孕育出的人将是追求极端个性与另类的个人主义者，利己、享乐、功利、冷漠、暴力成为其显著特征，表现为：追求特立独行，拒绝接受传统知识和经验；
急于求成，做事情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不愿付出任何多余的等待；
在人际交往中屡屡碰壁，情感无处宣泄，只能躲藏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这种脱离现实、逃避现实的行为必然使人失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兴趣，人生存的共性将被忽视，精神共同体更是不复存在。

可见，科技产品虽然打破了空间距离，但却使人们的情感交流少了温度和真诚。一切更加快捷便利，但是一切也更加虚幻隐匿；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流程简化，但是节省出来的空间却不断被挤压，独自内省或者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科技异化带给人们内在的无意义，追求外在感性化之余还将私人空间无限压缩。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现实越发制式无趣，思维来不及沉淀。“欲速则不达”的法则已经过时，人们用速度为成功背书。这样一来，人们走马观花地工作生活，精神家园贫瘠，只是偶尔寄希望于逃脱现实，“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风尚，“逃离”成为都市人生活的心结。频繁跳槽、厌倦工作的背后是精神生活失序的表现，人们沉溺于情感的快消费，社会原有的道德结构受到冲击，携带异化因子的“新观念”“新思潮”不断颠覆人们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替代 ”[8]480，这种异化的感觉让人变得狂热，现实的压抑在网络世界喷薄而出，聚合成网络世界的“乌合之众”。

图景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病症。

大数据应用需要采集大量的信息，随着算法迭代的升级，大数据技术所需要的数据量只会越来越大，人活动的规律性导致未来的大数据采集必然更加深入和彻底地参与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和沟通的方式，同时迅速且深入地改变了人们的大脑。心理学专家马尔克认为，越来越频繁的互联网使用将会“削弱”我们深入认知的能力，包括进行归纳分析，产生批判性思维、想象力和思辨能力[9]56。数据和海量信息使人被催眠，人被琐碎事物围绕，注意力游移，无法集中，想象力和记忆力都遭受冲击，大脑越来越迟钝。届时，人们将无法再去阅读那些深刻的东西，网络将一切简单化、线条化、制式化，思维将被固定在平面，这种阅读形式导致多种不同记录的永久性重叠，同时会引起读者对电脑屏幕、信息以及各种外力的持续依赖，而这所有的一切，会深度改变人们的思考和感知方式。

生理上的损伤加重了心理上的迷惘，虚拟与现实割裂，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具活力的个性化部分正在蜷缩、消失。人们的精神变得脆弱，电子元件和垃圾信息泛滥引发的病理性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失眠、抑郁、焦虑、狂躁、不安情绪泛滥，新型病症如社交恐惧症、密集恐惧症、幽闭恐惧症、沟通障碍病症层出不穷。日本出现的一种叫“hikikomori”的蛰居病症也被认为是大数据时代精神生活匮乏所引发出的新型病症。理想坍塌、信仰崩溃、价值体系被摧毁，正如蒂利希曾分析过的三种不同的焦虑：“古代人焦虑于死亡和命运，中世纪人焦虑于原罪感，现代人则焦虑于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颠覆。”[10]海德格尔则用“烦”来解释人的存在模式，他认为，人在日常的沉沦中丧失了诗性和倾听的精神生活。

网络世界中的“我”成为自己心中完美的投影，与现实本我产生落差，精神涣散、游移。个体精神先天的孤独性会使人倾向于从外界去寻求沟通和获取答案，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替代了这一功能，人交往的集体性降低，思维单向且直线，情绪越发难以控制，排斥与现实交流和解，人机交互提升的背后是自我封闭与离群索居。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似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很安全，但伦理犯罪、极端犯罪、随机犯罪、恐怖主义等时有发生，狂热、异形、失控的罪犯又似乎提醒我们到处都不安全，安全感与道德观断崖式崩塌，不安、不适、不信的精神生活如影随形。人们陷入Sherry笔下的“群体性孤独”，即“网络并没有诞生新的关联,除了少数例外，每个人还是待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为了自己而生存”[11]，最终陷入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孤独。

图景四：知识与道德不匹配以及“知沟”的扩大。

德与智，都是人精神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科技本身也是知识进步的产物，科技增长了人的工具理性，过于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力量，忽视了道德在人精神生活中起到的教化作用。也正是因为重知识技能而轻道德素养，黑客病毒、电脑诈骗等高科技犯罪一直居高不下。

道德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也见于企业竞争之间。企业透过天花乱坠的广告鼓吹奢靡、享乐的生活模式。人的视野被无营养、无价值的商业宣传占据，精神世界流向更空虚、荒芜的境地。此外，由于现代媒体的巨大影响，批量生产的“商品式”消费文化、“碎片式”娱乐文化、“麦当劳式”快餐文化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知沟”理论是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高效地获得和利用信息，因而，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信息差和知识差也就越大”[12]。由于高新技术的驾驭有一定的排他性，对知识储备的要求较高，只有极少数精英能够掌握和操控，大多数人只能被动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大数据技术成熟以后，这种知识上的不平等会更加明显，社会阶级越来越固化，信息“知沟”将无法跨越，陷入“科技发展—知沟产生—传播加速—知沟扩大—科技进一步发展”的螺旋上升系统。随着“知沟”的不断扩大，知识道德体系会被割裂成两个极端，一面是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一面是大众化的“娱乐至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话语权被绝对掌握，普通民众成功的天花板越来越高，精神生活的提升可能被无限压制。

缺失？

雅斯贝尔斯曾十分精辟地指出了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使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
公共生活变成了单纯的娱乐；
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13]40西方工业化模式从起步至今已有近两百年，中国改革开放也有四十余年，物质生活蒸蒸日上，为何精神生活屡屡受到冲击？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逐渐产生的对资本的崇拜并由此延伸出对人的异化。这种崇拜与异化在西方现代性发展浪潮的推动下，通过全球化的技术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对个体自身认知、个体与群体关系、社会间各要素间运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割裂与破坏，完成了从有神论到虚无主义的转向，造成世界范围内精神生活的错位和精神共同体的失效。

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人们从土地的捆绑关系解脱转移成可流动的个体，让其自身作为资源投放到自由的市场当中，推进城市化进程与社会世俗化，让原有的由地主为中介的土地——农民自然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精神共同体转变为雇主阶层为中介的资本——工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精神共同体。个体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作为流动的资源走向了自由市场，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被神化成为新的上帝，秩序的制定者不再是外在的上帝的手，而是市场这只内在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竞争法则让雇主追求利益与效率，进而将标准化、程序化、工业化的时间、空间模式推进至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个体变得支离破碎，正如席勒所说“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下的一个个碎片之上，逐渐地人也变成一个碎片，听到的只有他推动的齿轮发出的单调声响”[14]35。与此同时，这种对个体行为的管理规训已经蔓延至精神生活之中，机械的劳动让个体心灵麻木、精神失调；
对速度、效率的追赶和细致的分工让个体生活碎片化，缺乏感知深刻的能力；
时间就是金钱等资本崇拜价值观念的植入使得个体流于低俗、物质、娱乐的精神生活之中。此外，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二者形成一个正循环，在不停的扩张之下将迷惘的个体笼罩其中，生活在都市中的个体在外界感官的刺激下心理发生了扭转，与小镇乡村生活的缓慢、平和心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巨大反差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健康。货币与城市的循环反馈在城市中生活的个体精神生活之中，生成了一个基础性矛盾：一方面，城市将不同背景、信仰、阶层的人集聚在一起，群体的高度异质化令个体产生孤独感，瓦解了实体精神共同体；
另一方面，利用资本、规则、管理、培训、精神控制等手段将这些差异抹平，人们在洗礼、打磨之下将属于人的自由、个性、独立思考等品质一点点隐藏，最终剩下的只是流水线一样工具化、外在化的脸谱。这种以资本为导向的精神共同体阻碍了优良精神共同体的生成，人们想过逃离，但物质生活的巨大飞跃已经让人无法脱离这已经被逐渐异化的共同体，只能陷入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的缝隙之中。

科技的到来加剧了个体精神生活异化程度，“大数据”与“大生意”画上等号，交易进一步抽象化、去人格化、庞大化。随着全球被联系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大型企业巨头出现，拉大财富的两极分化，人们的消费呈现奢侈化与超前性，个体财务状况的不稳定性加剧了精神生活的慌乱、紧张；
技术复杂程度与连接的迅速加速了人与自然分裂的鸿沟并难以弥合；
分散的碎片化个体令公共视域消失，共同体内部丧失了集体价值观赖以存在的共享基础空间。大数据时代实质上成为由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本性与数据时代的科技发展相互关联，在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支配下，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异化。个体精神活动不再是从自我成长意义出发，而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劳动也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满足而是被迫的生存本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8]480人的本质在资本统治下不断弱化，个体在大数据社会中不断迷失，而由此形成的全球性货币主导的精神共同体的活力关键——深度精神交往活动面临消解，阻隔了具有全球性的公共价值观念尝试和高阶精神共同体的形成。

二是科技与人本质的辩证关系一直未被理性看待。长期以来，人们要么“妖魔化”科技，过于强调其影响力和控制力；
要么将其看待成简单的工具、单纯的技术，过于看重人的把控能力。其实这两种认知都不免片面和简单，当人们处于科技渗入生活领域各个角落的大数据社会之下时，必须对科技的本质重新进行原则把握。

首先，科技是人本质的延伸，是生存方式的必然。人是自然存在物，通过与自然界的互动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养分维持自身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劳作工具、记录载体、工作设备和科学技术等外在力量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改变生存境遇。人从自然中逐渐独立出来，但独立不等于脱离，以上种种，都是人在自然生存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和轨迹。科技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产物，是连通自然与人类的桥梁，是人本质属性和自我价值的体现。人永远无法战胜自然或者脱离自然而存在，人是自然的永恒归属，科技的出现是人改变自然存在物使之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结果。正如萨尔顿所说：“无论科学将来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是人性的。”[15]52我们利用科技不断去满足人的需要，让其成为真正属于人的活动，是人存在方式的创新。

其次，科技推动人的发展与解放。科技是人类所创造的用于探索自然规律和人文规律的工具，却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媒介和法则。通过运用自然规律和人文规律，人得以更全面、协调地发展，不断探索、创造、实现价值。因此，科技的革新与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今天的自然，也是一个“科技化”“人文化”的自然。科技不仅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拓展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联系，在科技时代，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应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科学技术应成为实现人内在深刻性、丰富性、完善性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劳动工具让原始人类从被自然支配的恐惧中脱离出来，蒸汽机和纺织机将人从奴隶制中解救出来，那么新时代的科技应当指引人在更深层次、更多维度获得解放。马克思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74在当前的历史现实条件下，赋予人类更多生活方式和思考空间，人类的解放进程会大大加快。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曲折反复的，由于没有正确认知到科技与人本质的内在关系，精神生活变得更加贫困、分裂、封闭。人们忽视了科技“柔性”的一面，一味地用“技术理性”主导社会发展。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对人进行了全面的奴役和控制，即理性抑制感性，技术成为生活的主导因素，人成为科技的依附品。在此误解的基础上，技术的应用呈现出极端的娱乐化和唯利是图。人仿佛被关在透明的盒子之中，丢失了对自然的触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疏离、冰冷。现代化社会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搅拌机，所有人都成为这台机器中的原料。

葆有精神生活活力的两大源泉是自然与社会，人在自然中强健体魄，增强精神力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给精神生活“接地气”；
人在社会里交往、沟通、获取知识从而赋予精神生活“人气”，二者缺一不可。现实中，由于资本的大量介入以及对科技缺乏客观认知，人与自然越来越疏离，交往的天性被分解，人的本质被扭曲、割裂，精神共同体无法凝聚，精神生活也自然“营养不良”，日渐凋败。

尽管在大数据面前要审慎严肃，但这并不意味着止步不前，当技术的洪流汹涌而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优良精神共同体如何构建？如何营造一个美美与共的精神共同体存在格局？

(一)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实现“资本—科技—个体”的良性循环

正如马克思强调的，“科技是历史的有利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5]1000，以大数据为支撑体系的科技工具作为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媒介，其本身是没有感情色彩的，而科技之所以会被异化为奴隶与宰制人的元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未能归置自身与科技的正确关系，没有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念。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正是由于资本横亘在科技与个体连接的中间地带，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二者关系变得扭曲，错误的科技价值观造成对科技的不合理使用，将科技置于人发展需求的对立面，阻碍个体精神生活的发展。首先，要明确科技的价值属性是指向人本身、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最基础的价值判断，科技价值目标的实践过程应当与自我价值实现目标相匹配，明确科技是属人的而不是人属的，是人为的更是为人的，二者的价值序列不可颠倒。其次，正确认识资本与科技之间的价值联系。起初资本与科技是分离的，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随着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速度加快，科技成为第三生产力，大数据成为科技时代的“石油”，科技便与资本相互融合、促进。科技与资本的融合关系没有绝对的价值先后，二者是互为条件的深度融合模式，资本市场助力科技资本高水平循环发展，推动科技发展水平跃迁，科技资本则推动全体人类文明进步以及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运行。最后，大数据时代下的科技价值观要具有全球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16]7当下，科技价值与国家发展是相互绑定的，科技影响是普世性的，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去体悟科技价值趋向，共商共建、共担共享，为全人类谋求真正福祉。

第二，要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让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塑造匹配大数据时代的道德规范。尽管网络世界是虚拟世界，但在这无限领域内仍需要有限框架来界定，即数据的收集、使用、保存都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不能有任何违背伦理和法律的行为。尊重公民所平等享有的数据产权；
加强对公共数据监管与保护力度；
明确大数据的权力边界，在可控、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开放与开发。数据安全永远是科技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根本宗旨，也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要让数据科技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与人本质需要相互契合，强化伦理监督机制和细化数据安全法律，推动大数据企业规范化运营，从而使数据科技孕育出属人的特性，鼓励“科技向善”，真正融入民众精神生活之中，与个体协同成长。

第三，要树立正确的科技发展观。一方面，应明确发展科技的工具属性，即在政府、大数据公司、民间团体的通力协作下，推进大数据技术创新、绿色生产等科技产品的推陈出新；
另一方面，构建全球化时代科技发展观的人性根基——“科技共同体”。科技的发展让人类进入群体时代，人类以往的群体依赖关系面临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由全新的“类关系”组成的集合体，这种全新的社会力量需要相匹配的个体集合去推动，即科技共同体。以科技力量推动共同体跨时空联结并进入共同体时代，凸显了人的“类”本质，这既是科技发展的人学基础，也是最终归宿。

(二)以大数据为动力，构建精神生活生态体系

精神生活生态体系的立足点是人、自然领域、精神领域三者协调统一的关系，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三者，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在自然中成长，创造物质财富，这是人的物质属性，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都无法凌驾于自然之上。同样，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人可以能动地创造并丰富精神生活，这是人的精神属性。科技是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钥匙，绝非主宰。以往的发展观重视物质生活富裕而忽视精神生活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这种不协调令个体发展受损，精神之花凋零。要实现人、自然、精神的和谐生活方式，需要利用大数据时代科技发展成果，从理念建设、系统维护、个体实践三方面入手构建精神生活发展链条，协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营造健康精神生活生态体系。

一是坚持贯彻绿色、协调、开放、创新、共享的生态发展理念，构建精神共同体差序格局。理念是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生态发展体系的保障，新发展理念的内核与大数据的本质属性不谋而合，这并非巧合，而是科技时代人类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趋向。在新时期，以大数据技术与发展理念推动建设精神生活发展体系、完善精神生态领域保护体系、落实精神生态环境监察机制，是培育健康精神生活的制度保障。从本质上看，新发展理念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将优质科技发展理念融入个体精神生活之中，从发展、保护、监督三大目标出发，营造适宜的精神生活氛围，引导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树立科学精神文明观，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一股合力，将分散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层次不一、和谐共处的精神共同体。

二是建设大数据文明社会，完善精神生活生态系统。有了先进发展理念的指引，还需借助自然、政府、社会、科技多要素协同，构建精神生活生态系统。大数据文明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又构成了一个个支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构成建立在民众精神与自然的良性系统纽带中，自然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石，脱离了自然生态的精神是没有灵魂的；
政府子系统则是有力保障，借助政府理性引导厘清鱼龙混杂的信息市场、严格监管企业中危害精神生活行为、掌握核心数据缓解隐私泄露焦虑等；
社会—个体精神生活子系统是精神生活发育的重要过程，社会生活是人精神生活得以存在的前提。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重视精神生活而正视物质财富的社会风气、尊重科技的社会理念等都有助于培育优良精神生活逻辑、构建健康精神的生态氛围。作为精神生活生态系统内的动力系统，需发挥数据创新在精神生活中的杠杆效应，汇聚创新力量，培育生态系统成长的内生动力，激活各类精神共同体，实现精神文明因子多元循环流动，繁荣精神生活生态系统。

三是在个体实践层面，建设微生态精神生活循环体系，推动数据社会下个体精神生活的发展与实践，构筑和谐、高效、绿色的精神生态环境。精神生活作为个体思维延伸的产物，具有私密性和动态性，在个体内部构筑的完整精神空间和精神生活循环体系，让精神生活的生产、消费、分解、利用始终处于正反馈的稳定状态，培育绿色、循环、健康的个体精神生活方式，让精神生活的正能量始终流转于各要素与子系统之间，从根本上赋予个体抵御外界干扰与不良环境污染的能力。可以借助科技推广绿色精神生活方式、健康精神消费模式，激励个体对精神生活充满追求、对科技饱含向往，成为一个在大数据时代具有真正生态审美、生态意识的生态公民。

(三)数据传播谱系下个体的意义找寻与群体回归

在新的数据文明萌芽之际，人们时常会陷入是否被新世界淘汰的恐慌和自己是否已经落伍的怀疑之中，或者总担心追赶不上这变幻莫测的科技时代。“五年一代沟，十年一鸿沟”，新文明样式下的我还是原本的我吗？大数据时代，如果人们所有的情感、故事、经验都能用比特0和1包裹在小小的芯片之中，那人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脱离了集体的“我”将如何找寻精神生活依托？

优良精神共同体的培育内因在于个体。一方面依赖个体自我人格的完善和个体价值的实现提高精神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需要个体对群体利益的认可和对集体的找寻与回归来巩固精神共同体凝聚力。这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升精神生活质量与群体认同的内生动力，也是主要力量。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第三次浪潮的目标并不是创造某种理想的超人或英雄人物，而是促成社会普遍性格的大幅转变。”[17]396大数据时代，科技给人带来的压力不言而喻，同时也赋予自我无限可能。数据时代作为一个平权时代，自我形象建立和价值找寻下放在个体之中，自我不再是渺小、孤独的存在，而是可以发声、反馈、修正的“新我”。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人们需要重新思考信仰、觉解人性与未来的精神风貌，找寻全新的自我价值的确证方式，如通过数据传播力量弘扬公共价值观，引领个体实现自我价值；
借助观点舆论的多维视角搭建成长学习平台和深度思考空间来不断修正自我观念以提升个体素养；
利用数据监督特质对个体进行道德约束，完善个体行为，培育符合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需求的网络公民。总而言之，在网络公共领域之中，塑造富含责任性伦理与公共价值自觉的优良个体。

成长为一个兼备道德与知识的信息公民还不足以构建优良共同体，个体必须回归集体，形成共同情感依存，才能凝聚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共同体。马克思提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体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能的机会，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实现个体的自由。”[4]466人，既是一个独立个体，同时又是社会性存在，天然地渴望在群体间产生精神对话与获取理解，不自觉地会被集体力量吸引并接纳蕴含其中的公共价值信仰体系，然而在现实对意义的消解与存在的虚无主义双面夹击下，人碎片化地游移在共同体之外，甚至从精神家园逃离，精神共同体面临瓦解与塌陷。针对这一情况，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数据收集和传播优势，帮助个体找寻相似爱好、背景、价值观的“同类”，构建精神交往的沟通场域，鼓励成员积极参与表达和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在高频的精神生活实践之中强化认同与理性锻炼并凝结为精神生活实体。其次，通过大数据个性化定制技术，多方式、多角度强化群体共同历史记忆与道德传统，通过联结心理纽带增强个体对群体的情感依附，增强群体凝聚力和忠诚度。最后，依托大数据的宏观视野和监督力度，建立以全球公平正义与人类共同关切的理想社会为导向的具有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共同福祉的整体性的社会信仰共同体，吸引跨越文化背景、种族、国家的个体认同，囊括全人类潜在的共同体意志，帮助游离的个体回归精神母体，真正建立起超越物质认同的精神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