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乡村人口变化与乡村振兴:关系梳理、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

姚云云, 高威威

(东北石油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绝对贫困治理任务,贫困治理的重心将转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来。后脱贫时代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已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时代主题。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实现乡村人口振兴。本文在梳理人口变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东北乡村人口变化的客观事实,人口变化引发的乡村振兴困境及如何破解人口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2015年《每日经济新闻》刊发《东北人口危机调查:经济振兴受制人才“东南飞”》报道之后,东北地区人口危机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从规模上看,东北地区因人口流失出现了严重人口数量减少、占全国人口比持续下降趋势;从增长速度上看,由于出生率持续走低呈现人口增速基本趋于停滞状态,人口老化严重[1]。对比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10年间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和流入量实现了大逆转,五普时三省净流入36万人,而六普时三省净流出180万人,其中净流出人口中最活跃的群体集中于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群”[2],且以农村户籍为主。

2021年2月,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引起了社会对人口减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揭示出了我国东北地区近些年人口减少的事实[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东北人口变化的事实。对比第六、第七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东北三省总人口数量相比十年前减少了约1 10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比重也由8.18%下降至6.99%,下降了1.19%。其中,黑龙江总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数下降了0.60%,吉林占比下降了0.34%,辽宁占比下降了0.25%。同时发现,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6.39%,比2010年提高了7.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的人口变化情况更为复杂。这些人口方面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东北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乡村振兴将会产生什么影响,需要认真分析。

1. 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早期文献梳理

早期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论述可以追溯至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哲学家代表人物乔·鲍太罗、克尔培尔、托马斯·孟与斯图亚特等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人口增长是增加财富和强化军事力量的基础,因此他们欢迎国外移民,希望通过增加人口达到国家经济的富裕和军事的强大[5]。18世纪中叶以后,重农主义则更加关注农业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经济增长应以农业生产的增长为依据,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活资料的不足,国民就会陷入贫困状态,因此要扩大农业生产,否则人口就不可能增长。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经济学和人口学统一起来论述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人口增长既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又是经济进步的原因[6]。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的增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前者大于后者,因此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使现实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和质疑,但无论是反对他的人,还是追随他的人都是以他的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

早期的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人口变化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如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提出, 人口出生率的变化与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相关; 涂尔干把人口增长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 认为人口增长是社会分工发展的根源, 劳动分工不仅减少了人口对资源的直接竞争, 还增加了社会对人口规模扩大的使用能力, 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威尔伯特·摩尔提出了人口的功能主义理论, 认为决定人口增减的生育和死亡现象绝不仅仅是生物现象, 而是社会现象, 它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密切相连。

上述关于人口相关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在现在看来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学者已充分认识到人口的重要性,认为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经济等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后继学者们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维度研究。

2. 人口因素与我国乡村发展关系的现实分析框架

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其中,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素质和人口年龄结构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7]。

(1) 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乡村发展的有利因素。纵观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可知,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又有反向的抑制作用。一方面,人口规模的增长能够带来消费和投资需求,产生明显的人口“发明拉力”和“推进力”,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规模的大幅减小也会引起有效需求的不足,制约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一定数量的乡村人口不仅是我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前提,而且也是乡村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体现,农村发展归根结底是靠乡村人口推动的。

(2) 人口分布情况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也会影响人口分布。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区域及城市通常会吸引大量乡村劳动力流入,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则会面临人口流失问题。有效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反之,则产生不利影响。

(3) 人口素质与乡村发展相互影响和制约。人口素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是一种重要的比较优势,会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效益,从而最终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

(4)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乡村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按照一个地区不同年龄层次之间的比例,可以把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人口发展趋势划分为增长期(中低年龄为主)、稳定期(中低高年龄分布均衡)和衰退期(中高年龄为主)阶段。处于增长期和衰退期阶段的不合理人口结构会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8]。

3. 东北人口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联性

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看,乡村振兴与乡村人口有着本质的联系,两者是一体两翼、息息相关的。东北的乡村振兴决定着乡村人口变化,而东北乡村人口又会反作用于东北乡村全面振兴。

(1) 东北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人口的广泛参与。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一个重要方面[9]。农村人口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和主角。他们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者,而且还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乡村的产业兴旺需要农村劳动力发挥主动性去创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需要农村劳动力去建设,乡村有效治理需要村民去广泛参与,乡风文明需要村民去传承,最终实现乡村富裕生活。

(2) 乡村振兴也会影响东北农村人口的变化。在社会因素中,经济条件是人口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乡村振兴的实施,必然会改善农村的经济条件,进而也会对农村人口的自然变动产生影响。乡村振兴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得到不断改善,进而影响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出生率等,也可以引起农村人口的社会变动[10]。由此可知,在东北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必须要密切关注、高度重视农村人口的变化及其引发的问题。

乡村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的变化及流动是影响乡村振兴的基础性人口因素。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东北出现了低出生率、少子化、老龄化加剧及人才“东南飞”等人口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东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弱化乡村振兴的能力,引发了乡村振兴困境。

1. 乡村人口规模逐年收缩,农村劳动力人口供给不丰富

从2015—2020年数据看(见表1),东北乡村户籍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所占全国人口比重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从农村人口数量上看,黑龙江省减少了514万人,吉林省减少了331万人,辽宁省减少了244万人,三省共减少了1 089万人。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同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也有所下降,其中黑龙江省下降了7.59%,吉林省下降了7.33%,辽宁省下降了4.79%,三省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共计下降了19.71%。

表1 东北地区农村人口数量及比重表 单位:万/%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自2000年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逐年下降呈现负增长,且辽宁省在2010年城市和乡村人口就出现了负增长,虽然2015年城市人口实现了正增长,但乡村人口负增长程度有所加深(见表2)。

表2 2000—2015年全国、东北地区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 单位:‰

东北乡村人口规模逐渐收缩,一方面与东北长期的生育水平低且生育率持续下降有关。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一胎政策影响较为长远,近些年虽然东北生育政策放宽,但由于经济发展持续走低,加上生育和养育成本的不断增高,城市及农村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并不高。另一方面与东北地区人口不断流失有关。根据推拉理论可知,东北大规模的人口外流是长期经济发展失速的“推力”和东南沿海等发达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11]。长期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及大量人口流失,制约了东北地区的乡村发展,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年龄老化等问题的出现。

2. 乡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负担,乡村经济长期增长受制约

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近些年东北地区乡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及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失,东北乡村的人口结构也出现了更快的老龄化趋势。

表3 东北地区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及老年抚养比 单位:%

从表3可见,近些年东北乡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及老年抚养比逐渐增加,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三省中辽宁省最高,且自2015年开始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乡村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增加乡村养老和医疗负担,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发展及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制约乡村长期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表4显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结构有一定的优势,其中青壮年生产经营人员占比高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51岁以上老年生产经营人员占比低于其他地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构成划分有所调整。可见,东北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结构占比及占比优势有所变化,其中青年年龄结构比重比第二次下降了6.0%;老年年龄结构比重增加了6.9%;青年和老年比重的变化说明东北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老化的问题。与其他地区横向相比,第三次普查东北地区青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比重相比中部地区降了0.4%,比西部地区降了4.3%,相比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的优势消失[12]。

表4 第二、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结构对比 单位:%

3. 乡村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乡村技能型人才匮乏

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来说,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据2017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中,初中教育比例占一半以上,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西部地区相比优势也仅为0.2%,从总体上看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没有明显的优势(见表5)。

表5 东北乡村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 单位:万人/%

从纵向看,对比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10年间提升幅度不大,见表6。具体来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文盲比例下降了0.7%,小学程度略有提升,而高中或中专教育程度比例减少了0.8,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比例提升了0.3%,初中教育程度下降了1.7%。从总体上看,各种受教育程度比例变动幅度不是很大,除小学教育提升了2.9%以外,其余变动都在1.0%以内。

表6 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 单位:万人/%

与此相对应,东北地区农村技术人才不多,严重不足。据中国金融信息网报道,记者在河南、黑龙江、山西、湖南等农业大省调研发现,我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力量薄弱,面临着“留不住”“招人难”等尴尬现实。黑龙江垦区还面临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保守估计未来5年内,垦区至少缺少农学、农机、畜牧、兽医、植保、水利等涉农专业大学生1.5万名～2万名左右[13],农技推广现“梗阻”现象。

4. 乡村精英人口逐渐流失,乡村治理主体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东北地区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主要粮食产区,过度依赖农业和重工业,第三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不发达,导致东北地区经济缺乏活力。传统工业和农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相对固定,收入相比发达区域差距巨大,劳动力就业空间和未来发展空间有限,区域发展吸引力不足,导致青壮年人口流失。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凭借着自身的经济、文化、人文环境及优惠的人才政策等优势吸引着大量的外来人口,进一步加剧了东北精英人才的流失。

乡村由于人口的流失,不仅丧失了大量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村治理能力。特别是农村精英人才外流后,留在村里的“三留守”人员由于自身素质有限,他们既无心参与村中公共事务,也无法理解、解读相关政策,缺乏参与治理乡村的能力,最终导致村民民主、自治、监督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乡村精英的流失也会造成村委会等选举没有合适人选的尴尬局面,大部分村民对村庄事务不关心,在外的村民对村中事务参与的意愿和行动相应弱化,大多委托其他村民替他们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选举只能是在留下的人中选择,一般由年纪较大或相对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而他们的治理能力普遍较弱。

人口历来是推动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助力东北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东北地区因青壮年劳动力和乡村精英的流失及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造成了乡村振兴主体缺失的困境。如何放开并完善乡村人口生育政策、制定并创新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政策、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回流政策、优化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更好地发挥人口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更快地推动乡村振兴与发展,是现阶段东北乡村振兴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 逐步构建东北区域性“生育友好”和“生育包容”的政策支持体系,促进东北乡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优生优育,实行三孩生育政策”,提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主要目标[14]。“三孩+配套”的包容型生育政策在为家庭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加强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角度看,东北乡村一段时间的极低生育率和人口总和负增长将不利于东北地区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也将会使乡村陷入“低生育—老龄化”的巨大风险之中,最终影响东北乡村的振兴与发展。为了缓解人口危机,东北三省根据本地区的人口状况需适时调整本区域的生育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本地尤其是乡村符合政策的生育;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妇女,从政策层面中消除对多生、早生等行为的歧视,优化制度设计,建立生育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和“生育友好”“生育包容”的区域性政策支持体系[15],推动国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城乡普惠托育服务,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从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完善农村育龄家庭的生育津贴,从土地、税收、住房、养老、社会保障、儿童教育、托幼照顾等方面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支持家庭生育和儿童成长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政策,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和包容的政策环境,实现东北区域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促进乡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2. 创新乡村本土人才“内育”政策,建立专门人才培训机构与基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相对于乡村精英力量来说,广大农民队伍也是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和治理的主体参与力量,他们对乡村的发展和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前,东北地区的广大农民还存在整体素质不高,文化科技水平有限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其发展乡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与热情。为全面推动东北乡村振兴,东北地区应加快推进乡村人才加强培训基地建设,采取学制教育和专业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吸引企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加。积极依托农业院校、党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开启由“高校+涉农机构+科研院所”联合组建的农村人才专门培训机构[16],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现代青年农场主和农业经营主体等乡村发展带头人等,为东北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技术支撑。同时,需持续推出“选青推优农村后备人才培养工程”计划,建立人才培养培训机制和选任机制,落实人才培养责任,面向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为东北乡村振兴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领头雁”。

3. 建立健全乡村人口“回流”政策,吸引外流青年回乡创业及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青年人口是乡村中社会治理的骨干力量,乡村青年人才的外流对原本社会资源匮乏的东北地区乡村来说势必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东北地区乡村青年人口流失的现状,为留住更多的青年人才,乡镇政府要以乡情为桥梁、政策为引领、激励为导向,留住乡村现存精英人才,助力东北乡村振兴,实现其人生价值。对于有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热情的精英人才,乡镇政府应该给予其一定的乡村治理的政治空间和话语权,充分发挥其精英的权威和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尽可能利用农村发展的空间和优惠政策及“一村农业特色品牌”项目积极吸引外流的人才回流乡村或回报乡村。东北地区非常需要这些乡贤带着资金、技术、项目回乡助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东北地区已制定了很多优惠的惠农政策,积极吸引和鼓励回流乡村人才回乡创业,为其提供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为家乡谋福利。

4. 优化推进人才“外引”政策,吸引城市青年、退休专家及知青团助力乡村振兴

东北乡村振兴不仅要培育本土人才,还要降低人口迁入的门槛,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环境吸引力和迁徙拉动力,引进更多人才来乡服务。东北地区有着大量的资源,可打造“冰雪”“温泉”“绿色养生”“寒地”“黑土”等具有东北特色优势品牌项目的人才引进工程,引导和吸引城市人才来乡参加项目建设。一方面鼓励地方整合各领域人才成立乡村振兴顾问团,积极落实关于“银龄讲学计划”“‘乡村振兴 银龄行动’老专家服务活动”[17]政策,积极组织城市老专家、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医务人员助力东北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东北有着“北大荒”知青人力资源,他们当年扎根东北,把昔日的“北大荒”打造成了今日的“北大仓”。虽然后来他们纷纷回城,然而他们曾是这里的创造者,他们对东北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也是东北乡村振兴潜在的人力资本。当前,东北可以积极利用当年的知青资源,重新组建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老北大荒知青团”,形成强大的知青关系链,调动更多的知青力量和知青关系网络,为东北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助力东北的乡村振兴。

人是最关键、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和人才流失已成为东北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东北振兴战略中的最大问题之一。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才和振兴人口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要思考如何留住人才,力争对人才要“培养出”“培育好”“留得住”“吸引来”“用得上”“用得好”“用得活”;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如何振兴东北人口,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东北地区人口持续减少的现状,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政策和经济基础的支撑,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从根源上打消生育顾虑,激发起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水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