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述评

左婉箴 左正强

(一)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研究。从国内现有成果来看，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融合内涵的界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强调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石忆邵、何书金，1997；
黄朝永，1999)；
强调城乡的共生与统筹发展，逐步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新格局(洪银兴等，2003；
顾益康等，2003；
王伟，2010)。二是城乡融合主要内容。学者们对城乡融合的内容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主要有四种观点：城乡融合包括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和城乡生态环境融合(陈剑，2007)；
城乡融合包括城乡发展规划融合、基础设施融合、产业布局融合、社会管理和劳动就业融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贾全明，2012)；
城乡融合包括城乡空间的融合、城乡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城乡产业的合理布局(何红，2018)。城乡融合包括制度融合、要素融合和产业融合(汪厚廷，2018)。三是城乡融合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三个子系统和人均GDP、人口增长率、城镇失业率等十六个单项指标来综合度量一个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漆莉莉，2007)；
通过将城乡融合目标划分为城乡经济融合、城乡人口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空间融合以及城乡生态环境融合五个子系统，并通过每个子系统下面的具体指标反映出各个子系统的情况(周新秀，2010)；
通过城乡经济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分析，提出了十七个影响城乡融合系统的指标(周凯，2012)；
通过选取城乡空间、经济、社会以及城乡主体功能等四个准则层和二十四个基础指标来反映城镇与乡村发挥各自主体功能(曾雯，2018)。四是城乡融合评价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测度城乡融合关系(漆莉莉，2007)；
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城乡融合指数进行科学计算并分析城乡融合情况(周新秀，2010)；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城乡融合灰色关联数据进行分析(周凯，2012)；
运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实证方法对各种主体功能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发展趋势和主要驱动力进行评判与识别(叶允最，2017)；
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周佳宁，2019)。五是城乡融合的路径。通过优先发展农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马骏，2018)；
通过产业融合从推动城乡产业优化升级、实现城乡空间互联互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与保护城乡生态环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颜培霞，2018)；
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均衡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何红，2018)；
通过产业体系的创新、乡村生态的环境改善、乡村布局的优化和乡村文化的建设促进城乡融合(石静，2018)。六是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规划设计、建立健全城乡利益平等交换机制、完善并实施好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强化城镇对农村的支持与带动等方面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范恒山，2018)；
通过完善政府规划的引领机制、政府的引导机制、市场的导向机制、创新驱动的机制和文化先导的机制，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陈明星，2018)；
通过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型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充分发挥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作用、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提能机制以及加强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姜长云，2018)。通过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和城乡社会事业融合等方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何秀荣，2018)。

(二)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研究。就民族地区的城乡融合研究来看，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研究。就贵州、湖北民族地区城乡发展的差距、影响因素进行了探析,提出民族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杨军昌，2009；
刘登强，2012；
阿拉腾乌拉，2012)；
通过建立指标和模型，对民族地区城乡统筹水平进行评价(李鑫刚，2012；
陈炜，2014)。二是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研究。对民族地区的城乡一体化问题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韦廷柒,2010；
杨晓燕，2013；
王录仓，2013)，建立指标体系对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行评价(付春香，2012；
李康兴，2013)，提出民族地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建议(李秉文，2011；
夏小莉，2015；
徐铜柱2016；
罗旋，2018)。三是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对高寒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度进行测评(王录仓，2012)，对边境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王静，2016)。

国外学术界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展开。

(一)理论研究方面。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领域。一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就城乡融合问题作过专门的系统性论述，但相关观点散见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消灭城乡差异，实现城乡一体化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恩格斯指出，可以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方式，进行生产教育和变换工种，使城乡居民共同享受城乡融合发展的福利，促使全体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二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者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工农关系，以及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进行的转换。刘易斯提出：通过促使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W.A.Lewis，1954)；
费景汉、拉尼斯和托达罗认为，可以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John C.H.Fei、Gustav Ranis，1961；
Michacl P.Todaro,1970)；
缪尔达尔认为，可以通过消除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累积性因果循环”和“马太效应”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57)。三是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者侧重于城乡关系的研究，研究主题经历了由以城市为中心而不忽视农村发展到把农村放到与城市对等的地位的过程，代表性理论主要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Ebenezer Howard，1898)、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分散配置理论(W.Christaller,1933)、麦基的“desakota”模式(McGee，1991)和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型(John Friedmann，1965)。

(二)实证研究方面。Tinbergen通过建立引力模型，将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指标，通过计算得出两者之间引力值的大小，在此基础上探讨城乡经济规模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因素(Tinbergen，1962)。Kennedy, E.H通过定量进行分析展开，并将重点放在城乡环境问题上，结果表明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环境保护程度(Kennedy, E.H，2009)。Jennifer Day和Peter Ellis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印尼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群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Jennifer Day,Peter Ellis，2014)。

学术界对城乡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外着重于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不足。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经济发展中城乡经济关系的转变和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差距，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城乡关系进行理论阐释，没有提出特别具体的方法和措施，现实指导性不强，相关理论方法与中国国情有较大差距。

(二)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提升不够。国内的相关研究，对城乡融合的内涵、城乡融合的水平测度、提高城乡融合的路径和措施作了积极探讨，对民族地区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不够具体和深入，特别是对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涉及较少，民族地区城乡融合的内涵和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民族地区城乡融合中的主要困难和障碍需要提炼。

(三)城乡融合发展实证研究忽视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实证上，民族地区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因素、民族文化、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较大，其他地区的经验难以简单移植到民族地区，因此，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必须基于实际情况进行新的构建。

(四)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对策针对性不强。在政策措施上，民族地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需要建立更富有弹性的、因地制宜的和具有针对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