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的互文逻辑及话语配置

杨莉莉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从2017 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研发数字人民币（digital Yuan/digital RMB），被西方一些政治学家看作是极为重要的数字地缘政治事件。

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多家商业银行和阿里、腾讯、华为、京东、银联一起进行开发测试而诞生的数字货币产品。

它的技术框架很像蚂蚁集团支付宝的架构，只要下载数字人民币钱包app，就可以随时完成国际和国内支付，甚至可以在买卖双方都是离线的设备上进行支付[1]。

数字人民币引发国际传播热议，起因是美国政府对其极大关注。

最早由前美国外交官、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理查德·尼古拉斯·伯恩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国际问题专家Ash Carter、埃里克·罗森巴赫等哈佛大学教授，于2019 年11 月16 日在哈佛肯尼迪学院（HKS）做了一次主题为“未来货币战争”的研讨会，核心就是“数字人民币未来是否会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2]”所谓“美元霸权”，源自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该体系确立了美元等价于黄金的国际支付能力。

即使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美元多次因为“特里芬难题”[3]（美元的数量和支撑美元的美国实力之间的差距，导致美元对黄金存在长期贬值效应）出现危机，但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并未出现根本性动摇。

相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的3 个指标可以看出美元霸权现在依然相当稳固。

第一，美元2020 年占全球货币储备的59%，而中国人民币占全球储备的2.45%；
第二，美元是全球基础性结算货币，美国财政部完全控制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代表的全球资金转移结算网络；
第三，海外美元市场占据了整体美元量的80%，美国政府向全球发行美元债券的时候，债券是以美元偿还的，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债券是不可能违约的，因为美联储拥有理论上无限的印钞能力。

尽管数字人民币被某些境外人士认为是“挑战美元或绕开美元系统之举”，但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国际传播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没有出现“中国制造2025”的传播命运。

“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比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要早两年，其目标是提高中国制造产业的“技术含量”，却无端被美国政府认为是中国地缘政治的“科技称霸战略”，目的是动摇美国的科技优势[4]。

“中国制造2025”不仅导致美方在2018 年6 月15 日对中国发起“关税贸易战”，而且也对其涉及到的产业实施“技术卡脖子”。

相较而言，数字人民币虽然得到高度关注，却没有出现“一边倒的警惕和敌意”，也没有引发来自美国利用“美元霸权”的大规模金融报复。

某种意义上，数字人民币甚至形成较好的国际传播话语的互动，有着弹性和韧性兼具的多重话语空间。

例如美国一些官员就认为，数字人民币会对全世界的央行数字货币构成“先行者的借鉴”。

正因如此，研究处于“进行时”的数字人民币“自塑”传播话语的生成逻辑，如何应对境外媒体的“他塑”并进行相应的话语配置，对后续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的策略制定极为重要，也给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一个案例参考。

（一）数字地缘政治的内涵

当下，中美之间日趋激烈的争议与分歧，几乎涵盖了外交、人权、贸易、科技、区域安全等很多领域。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将中国称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5]。

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6]。

跟过去的地缘政治挑战不一样，以全球互联网、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技术革命的兴起，导致地缘政治的内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传统地缘政治的定义是指地理空间（如领土、领海、领空）中的国际政治玩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所创造的政治系统。

现在，当地缘政治再叠加一个数字科技的维度，就变成“数字地缘政治”。

在数字地缘政治概念之前，类似的还有“信息地缘政治”、“网络地缘政治”等名词涌现[7]，这些词语都是基于传播媒介属性而非更广义的技术属性。例如网络地缘政治或者信息地缘政治的概念，无非是将过去地缘政治的海、陆、空等空间属性转换投射为互联网的信息属性， 将互联网变为第四空间，但是它忽略掉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内容。

例如，数字地缘政治参与主体，并不仅仅是基于政治权力的国家单位，实际上包括了更多的非国家行为者——传统跨国公司（如耐克）、超级网络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数字基础设施提供者（如华为、思科）、基于AI 算法的社交媒体 （如微信、Tik Tok 及推特）、去中心化组织（如比特币、白帽子黑客组织）、个体化的自媒体等等；
数字地缘政治技术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信息技术，还包括5G 传输、云计算、区块链、AI 算法技术、社交网络等相关技术。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西班牙IE 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Susana Malcorra 将数字地缘政治定义为“民族国家政府通过本国的科技公司和科技力量进而掌握数字权力，来对别国的政治、经济和信息生态施加控制性的影响力。[8]”从这个定义中可以明确三个概念，第一，数字地缘政治的参与者不仅仅是政府，还有科技巨头，它们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传统的跨国公司；
第二，数字权力的杀伤力是“广谱”的，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信息权力，也可以通过信息算法影响别国民众的政治观点，从而影响别国大众投票数字权力。

它还可以打击别国的能源和金融系统，实施制裁甚至直接“勒索”；
第三，正因为跨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权力杀伤力的“广谱”，远远超过售卖传统产品和服务的跨国公司，所以这些公司无一不受到本国政治系统和外国政治系统的规制。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对字节跳动旗下Tik Tok 的限制；
我国政府对滴滴一意孤行赴美上市的惩罚、要求苹果公司必须将中国用户的数据放在中国境内的云服务器上、要求腾讯和阿里这样大数据公司必须保护国内用户的数据隐私，都归因于此。

（二）国际传播的“复调话语声场”

在数字地缘政治时代，由于政府、科技巨头、民众的广泛性加入，国际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数字技术的渗透化、社交平台的主流化、传播效果的互动化”的显著特点。

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够覆盖国外受众的“广度”要远超过去，以AI 技术为核心的算法机制也能比过去筛选出更为精准的国外受众。

也就是说，在数字地缘政治时代突破以西方主流媒体形成的“意识形态屏障”的几率大大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国际传播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国外受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9]，当前的国际传播，既不能任由“他塑”， 即任由西方媒体和舆论将中国形象刻板化、污名化；
也不能仅仅依靠增加传播量来扭转别人的印象，而是以自塑为主、同时吸收境外正面的国际传播话语，结合一起形成传播利益最大化。

所以，国际传播话语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复调话语声场”（Polyphonic discourse space）。

传播学上的“复调话语声场”最初来源于俄罗斯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出自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分析。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无终结性”（unfinalizability），一个是“复调性”（polyphony）[10]。

对于“无终结性”，巴赫金总结：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发生的，关于世界的终极话语并没有被说出来，世界是开放和自由的，一切都处于未来之中，而且永远都处于未来之中。

“无终结性”引申到国际传播上的含义是：“最终的传播效果是不确定的，是处于动态博弈之中，没有什么传播是可以事先确定好它的效果，并将这种效果完美地执行出来。

”

巴赫金将复调总结为，“独立并未融合的声音、以及意识来源的多元，展现出这种多元声音发出后的复调景象......”人们参与这种“复调”下的那种“起劲感”，巴赫金称之为“话语的狂欢”。

“复调”是“对话”的呈现状态，巴赫金说，“所有语言或者思想，都表现为对话性。

任何人都不是在真空中说话，所有语言（以及语言所包含的思想）都是动态的、相关的，并且都在不断地重新描述世界。”将“复调性”引申到国际传播的含义是，无论是“自塑”还是“他塑”，都必须进入一种对话的状态，而这种对话是平等且有效的。

如何用多重话语并存的“复调性”来构建对我方传播利益最大化的“话语声场”？这就要研究“复调性”的话语生成逻辑，找出话语生成的一般性规律。

（三）国际传播中的“互文性”话语生成逻辑

保加利亚哲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与巴赫金的“复调性”入手，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即“一个文本（text）（例如一部作品、一种声音）的意义是被另外一个或者一组文本所塑造”，当人们在对话过程中，他们的话语是相互继承、相互借鉴、相互引用、相互篡改、相互添加、相互虚构，所以“互文性”就是要关注“文本之间通过引用和典故造成的相互关系”[11]。

在克里斯蒂娃之后的“互文性”研究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

一个方向是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以及澳洲媒体学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代表的“关系再现派”，这个方向的互文性研究还是建立在文本之间平等而交织的关系上，并没有引入“权力”观念，对于追求传播利益最大化的国际传播来说，缺乏一种权力在动态博弈中形成的路径研究。

因为只有拥有了这种确定的路径，才能判定对于某个利益方来说，是否存在传播效果最优化。

另一个研究方向中，激进的文学理论家们重新梳理了“互文性”的定义。

热拉尔·热内特（Gérard Genette）、福柯（Michel Foucault）、马克·安格诺（Marc Angenot）则在“互文性”中引入不同的权力关系，区分出不同的类型。

例如“强制性”（Obligatory），就是文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不容置疑的关联。

某个文本必须基于另外一个文本的理解之上才能形成，于是另外这个文本就具备某种强制性；
再比如“选择性”（Optional），这是一种可能存在、 但不是必不可少的互文关系，文本的权威或者权力感不是很充分。

但是这个文本的存在可以适当修正对另外一个文本的理解；
再比如“意外性”（Accidental），文本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偶然的，甚至是没法规划的，这些联系的建立完全取决于参与者自己的先验知识，而这些参与者的知识是彼此独立分布的[12][13]。

互文性的“强制性”引申到国际传播上，比如对于中美之间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描述，就被渲染为一种固定的，不容置疑的传播基础性话语。

对美国而言，它几乎是不可撼动的。

“选择性”概念可以用以理解“中国并不是苏联，并不是一个唯意识形态的国家”。

而国际传播中的“意外性”时常出现，因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有些传播话语要被不同国家接受就存在巨大的难度。

“复调”与“互文”是我们研究数字地缘政治下国际话语的两个理论框架，亦可运用到探究数字人民币的国际话语生成逻辑问题之中。

研究中外双方媒体的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意味着我们必须理解“复调话语声场”里面对方的认知结构，而“互文”意味着我方可以通过有策略的话语互动来进行博弈和牵引。

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上，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的研究样本从2020 年4 月开始，至2021 年7 月《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发布为止。

数字人民币是新生事物，国家在有计划地逐步推行。因此这一年多时间内，各类媒体传播的样本量相对较低。

虽然2014 年数字人民币就被中国央行提上研发日程，但真正大规模研发是从2017 年底开始，当时央行邀请五大商业银行、蚂蚁集团、腾讯公司、华为、京东和银联等一起合作开发和测试。

2020 年4 月，数字人民币才落地测试，先在深圳、苏州、雄安和成都四个城市来测试不同的支付场景，从而了解数字人民币的可靠性、稳定性、易用性以及监管问题。

2021 年4 月， 新增六个数字人民币测试地区——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和大连。

中国央行在2021 年7 月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显示，数字人民币已经进行了7080 万笔交易测试，金额高达345 亿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成为2022 年2 月北京冬奥会“科技奥运、数字奥运”的重要象征，海外来客无需在中国本地银行开设账户即可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解决了跨国人群在中国的临时支付问题。

在研究样本的出处方面，为了保证覆盖范围的全面性，我们对数字人民币传播研究样本的搜索，涵盖了中外主流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上公众的撰文、转发和评论。通过google trend 发现，海外媒体和民众的确是从2020 年4 月数字人民币第一次落地测试开始对其有关注热度，这也是我们收集中外资讯的时间起点。

以“百度资讯”为新闻聚合搜索平台，对数字人民币的国内媒体报道进行搜索，共筛选出2020 年4 月至2021 年7 月期间有效文章257 篇，几乎涵盖了《人民日报》、《环球网》、《南方财经》等主流媒体。

对于国内社交平台的讨论，以微博为对象，大约筛选出有效帖子938 条。

国外对数字人民币的报道，我们主要使用英文版Google news（https://news.google.com/）聚合搜索平台进行搜索。

国外的社交平台则以twitter 为对象，搜索的关键词是“digital RMB”或“digital yuan”。

我们筛选出205 篇国外媒体的文章，1562 条国外社交平台的帖子，在这个过程中用人工的方式去掉了一些重合度很高的新闻。需要指出的是，社交平台上相当多的讨论都是基于转发媒体新闻报道所引发出来的，两者在观点上有很高的重合度。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将有关数字人民币中外资讯的话语传播视为“复调话语声场”。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将费尔克拉夫的“互文性”分析纳入到一个时间序列中，先根据时间线排列各个文本，然后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语境下的动态互文”，然后运用马克·安格诺（Marc Angenot）和福柯对于对话互文中的权力博弈因素，总结出权力关系下的话语配置，从动态权力博弈中确定出此阶段的话语类型（强制型、选择型和意外型）。

基于大量文本的研究，涉及到多重话语空间的互动和话语冲突的过程，因此我们主要以搜索平台中的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以及社交媒体中高评论数的内容作为重点分析内容，以数字人民币传播的“话语配置”作为数字地缘政治下“复调声场”传播利益最大化的评判，并讨论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样本分析中，我们发现关于数学人民币媒体报道及公众评论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数字人民币和美元霸权相关联的话题，一类是数字人民币与是否监控中国经济和国民相关联的话题，一类是数字人民币与境内外支付场景拓展相关联的话题。

通过三类样本的比率可以看出，国外的媒体对数字人民币是否会颠覆美元霸权，以及数字人民币是否是监控经济的工具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关注程度都比中国媒体高；
而境外媒体和公众评论对数字人民币扩展境内外支付场景问题关注度不高，这和数字人民币支付系统没有进入国外有关。

我们试图对数字人民币的中外传播话语互文博弈的动态过程进一步论述，分析中外媒体双方的话语配置及传播路径。

（一）数字人民币传播的“他塑”视角和复调话语

数字人民币2020 年4 月落地测试，恰逢特朗普政府执政末期遭遇到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防疫不利，经济急剧萎缩，极大打击了特朗普的竞选连任前景。

特朗普变本加厉散布对中国的敌视言论，将新冠病毒称为之“中国病毒”，而且要调查中国病毒来源。

数字人民币的落地测试在这种大背景下遭遇到的是美方直接的敌意，从研究样本的时间序列来看，最初境外媒体“他塑”数字人民币的话语充满异议。

首先发声的是对冲基金Hayman 的基金经理Kyle Bass，他是特朗普前白宫顾问班农（Steve Bannon）的“挚友”，热衷做空人民币，但没有料到美国经济的衰落。

相反，中国因为疫情管控得力，经济率先恢复，中国资产被看好，以致人民币加速升值。Kyle Bass 巨亏之下，疯狂攻击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是“可能破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特洛伊木马。

”他在接受彭博社（bloomberg）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会强迫他们的贸易和投资必须使用数字人民币，除非美国和西方直接禁止它。

”

从话语冲突的间隔来看，中国的主要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并没有回应Kyle Bass 的恶意。

因为数字人民币以红包的方式刚刚落地测试，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处于普及期，来自中国媒体的大量报道都是向国内公众解释数字人民币的功能和其出台的初心。这阶段数字人民币的国内官方解释来自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他在4 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M0 替代论”。

他说，“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现金)替代，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的较好工具。

”很快，西方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注意到中国的“现金M0 替代论”，迅速对其进行了负面解读。

《华尔街日报》和《福布斯》都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是通过追踪现金的方式来控制国内的现金流动，暂时没有考虑动摇国际金融世界的美元的主导地位。

”

在2020 年11 月中国-阿联酋创新投资大会上，万向区块链的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认为，“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场景下，与支付宝、微信支付会存在某种相互替代关系。

但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会帮助数字人民币拓展线下支付的场景。

”所以，数字人民币不会让其他的第三方支付边缘化，也不会消灭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它们之间是相互助力的生态关系。

随后，持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看到了中国在控制疫情上广泛采用“健康码”追踪的策略，他们将健康码和数字人民币联系在一起，反复宣传“数字威权主义”的耸人听闻，结论是：“数字人民币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数字威权主义的出口工具，将会随着跨国小额支付、以及一带一路的贸易合作而进行逐步推广。

”

大量中国学者对“数字威权”话语进行了反击，将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科技普惠”战略的重要部分而诉诸报端。

他们拿出世界银行的数据，证明近20%的15 岁以上中国人没有银行账户，但是87%的中国人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仅仅收取商家0.1%的费用，远低于信用卡收取商家2-4%的费用。

而数字人民币支付就如同现金交易，对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任何费用，甚至可以更精准地对贫困人群发放必要的生活补贴，有助于共同富裕。这些观点暗示“数字威权主义”论调是对数字人民币居心叵测的“污名化”，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科技普惠”的冷战思维。

在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开始阶段，就呈现出“复调话语声场”的形态。

研究这种多重话语并存的“复调性”话语生成逻辑，有利于构建对我方传播利益最大化的“话语声场”。

（二）“自塑”与“他塑”的文本冲突和互文逻辑

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霸权挑战的“话语引爆点”来自于2020 年11 月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的一次访谈，林郑月娥说“自己家里堆满了现金，没有银行（即使是中资银行）敢给她开账户。

”这是由于香港实施《国安法》，美国财政部对林郑月娥等香港高官实施的无理制裁。

美国可以直接切断任何金融机构（或其对应的美元代理行）与美元跨境结算系统（CHIPS），而SWIFT 主要依靠美元交易完成跨境结算，所以“美元霸权”导致美国人全面控制SWIFT，只要参与SWIFT 的任何一家银行都不敢得罪美国财政部，于是就没有银行敢为林郑月娥服务。

林郑月娥等一批官员的“金融受辱”，让舆论开始关注中美竞争中的“美元霸权”因素，也引发了国内社交媒体“如何打破美元霸权”的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没有提出数字人民币可以打破美元霸权这一命题。

这个时间段倒是大量国外媒体开始刊登“数字人民币颠覆美元霸权论”，大西洋理事会智囊团的乔希·利普斯基（Josh Lipsky ）直接将数字人民币描述为威胁美元的“国家安全问题”。

不仅是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欧洲媒体、英国媒体和日本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大肆炒作数字人民币是中国无法忍受“美元霸权”的产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以官方身份直接澄清：“数字人民币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前央行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特地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澄清”数字人民币认识上的三大误区：“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设计目的和努力方向，没有想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国际上的支付货币地位；
没有想取代现在第三方支付的角色；
对人民币国际化帮助不太大。

”由于周小川被认为是数字人民币的“始作俑者”，所以他的观点获得了国际关注。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随后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 春季会议上表示，数字人民币发行的目标不是为了动摇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美元的地位是由历史形成的。

数字人民币也没有“监控”的用意，“帮助政府看到所有的实时交易”并非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试验的动机。

因为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小额匿名、大额可溯”的设计，“可控匿名”作为数字人民币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其“M0 现金替代”的定位，保障公众合理的匿名交易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是防控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观点，他们都认为，“看上去数字人民币是中国的金融内部事务，让政府能够更清楚看见资金流动，但很多东西并不适合美国。[14]”耶伦和鲍威尔告诉国会议员，“美国在数字货币方面落后太多”。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掌权的金融官僚因为数字人民币的进展而激发了对“研究数字美元”的兴趣。

当数字人民币开始进入美国国会政治时，很多政客开始敏感于数字人民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并且要“围堵”数字人民币针对跨国人群的使用场景，甚至呼吁要 “抵制2022 年北京冬奥会让外国运动员使用数字人民币”。

针对美国政客的数字地缘政治焦虑，美国一些学者呼吁民众回到“常识”来看问题，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Shanker Prasad）说，“由于美国经济具有世界主导地位、拥有深度性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及健全的制度框架，数字人民币几乎不会削弱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问题专家、教授Victor Shih 表示，“数字人民币并不能解决境外持有人民币的人想要出售该人民币并将其兑换成美元的问题，因为美元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的资产。

”而德国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马克西米利安·卡恩费尔特（Maximilian Krnfelt）则表示，数字人民币“不会消除阻碍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被更多使用的许多问题，中国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仍未对外国人开放，产权保护仍然脆弱。

”

欧洲媒体也加大了对数字人民币的讨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数字人民币如果颠覆不了美元霸权， 是不是将会打击欧元目前的地位？ ” 荷兰Clingendael 国际关系学院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建议，欧盟要尽快发行数字欧元，“因为数字人民币对欧元的威胁要超过对美元的威胁。

”相似的心态也出现在日本媒体和英国媒体的文章中，日元和英镑分别占世界外汇储备的5.89%和4.7%，很容易被人民币超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央行渴望变革，已经开始启动数字日元项目，他非常认同数字人民币的技术选择和“现金替代”，“日本是一个地震国家，灾难很容易造成设施被大范围破坏。人们更加重视离线执行支付的能力。

日本现金的使用率很高，数字日元必须要有离线支付能力。

”

2021 年7 月份发布的 《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可以看作是中国官方对数字人民币国内和国际传播的一个总的回应。

《白皮书》主要观点是：第一，现金“MO 替代”是为了普惠金融；
第二，数字人民币不是监控工具，“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
第三，跟美元霸权无关，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市场选择过程，国际货币地位根本上由经济基本面，以及货币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开放性等因素决定；
第四，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未来会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关于改善跨境支付的倡议。

从时间轴出发，可以看出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的话语冲突是异常激烈的，文本间“互文性”非常紧密，几乎都是联系上下文的“唇枪舌剑”的话语。

欧美“他塑”话语对我方数字人民币“自塑”的互文是及时的，对数字人民币的责难也快速“翻新”，不断“创造”新的观点。

双方的话语冲突不断聚焦，又不断转移焦点。

在这个过程中，费尔克拉夫的“明确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并立，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震荡，构成了数字人民币传播话语独特的互文逻辑。

（三）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话语配置的整体结构

在数字人民币的国际传播中，中西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呈现出激烈的话语冲突。

按照福柯的话语权力的观念，所有的话语实践，无一不受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影响而重新编码，且根据权力的大小实现最终的形态。

首先，“美元霸权地位”是一个绝对强势的话语，具有必须引用的“强制性”。

西方的传统媒体或社交媒体都不相信“美元霸权”会因为数字人民币受到任何削弱。

尽管这是数字人民币引发世界关注的话语起点，但是随着“互文”的展开，这一观点迅速被“消解”。

对于中国本身来说，也无意挑战这一“强制性”。

无论是央行高层还是重要学者，都强调“数字人民币的目标不可能是取代美元。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话语焦点”，如果美国认可“数字人民币”是为了颠覆“美元霸权”的话，那么他们对于数字人民币的忌惮会跟对待“中国制造2025”一样，结果会是“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任何推进，例如和周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跨境结算时，必然会遭到美国人的无理打击，就像打击林郑月娥的银行账户一样。

其次，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对数字人民币“监控中国经济和国民”的功能非常感兴趣，这暴露了西方固有的地缘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他们将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体制用 “数字威权主义”进行定义，一些美国政客还认为，参加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的手机装上数字人民币钱包，相当于装了一个“间谍软件”。

在这一话语“互文”上，中国展开了极具密度的话语反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例如中国反复表态，只要是央行的数字货币（CBDC）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监控性”，必须和私人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进行区分，甚至不能容许加密货币的存在。

因为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不可以为洗钱和恐怖融资服务的，而加密货币是可以为其服务的。

中国强调了数字人民币“小额匿名，大额可追溯”的原则，最近中国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了《网络安全法》和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也显示了中国人民非常信任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不担心隐私保护和个人信息的科技治理问题。

有意思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高官都赞同“央行数字货币必须有可追溯性，跟加密货币的确应该不同”，只不过碍于所谓的“自由经济原则”，对比特币这样的私人加密货币没有像中国这样彻底打压。

最后，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似乎一直在回避数字人民币境内外支付的便利性功能的传播。过去国际经济学将跨境资金流动分为经常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中国贸易账户是开放的，只要中外企业之间相互做生意，有货物往来，那么资金是可以在贸易项目下流动的，而涉及到跨境投资资金流动的资本账户是被管制的。

数字人民币分离出一个新的“跨境日常支付账户”，让国外游客可以在中国不开银行卡的情况下，通过数字人民币来进行日常支付。

这相当于将正常的跨境消费需求“自由化”了，而对不正常的资本流动的管制更加精准，中国利用数字货币技术“重构”了国际资金往来账户的类型，数字人民币让中国更加开放。

以上三点，可以看作是数字人民币话语配置的整体结构。

从互文性上看，“美元霸权”形成“强制性”话语，“数字威权”形成“选择性”话语，以及“数字人民币让跨国支付场景更多、让中国更开放”形成“意外性”话语。

于是，从“复调声场”的国际传播效果来看，数字人民币没有被美国人当作是一种“货币武器”，它没有受“华为5G”、“中国制造2025”一样的“打压”。

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实践，既赢得了国内的放心，也让很多国际有识之士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就该有可追溯性”，从而部分消解了“数字威权”的恶名。

更重要的是，数字人民币正在创造新的跨境消费账户，为更多海外来华人士提供更便利的货币获取及场景使用，从而在跨境日常支付的角度提高了数字人民币的地位，为数字人民币创造了更多的发展可能。

整体上看，数字人民币的国际传播，符合我国在数字地缘政治上的利益。

数字人民币中外媒体传播话语的互文逻辑

对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中的“自塑”与“他塑”话语的互文逻辑分析，可以给当下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策略打开一个思路。

如何回应外国媒体对数字人民币传播的“他塑”观点，如何让我国媒体传播的“自塑”影响“他塑”，让“自塑”具有议程的推动能力和互动话语的建构能力，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的话语配置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方法：其“自塑”的话语中既需要反驳“他塑”中的“扭曲和谬误”，也需要推动“他塑”话语中合理化的成分来为“自塑”所用。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塑”传播也会因为“自塑”视角的切入，增加了“演化的可能”，降低了国外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让其真正“听得进”，达到我国数字人民币国际传播利益最大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