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育人视角下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的构建

陈 颖 宋眉眉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寄语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新时代大学生上好社会实践“必修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将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择业就业、创新创业、“双一流”建设、服务社会等紧密结合，并积极发挥协同育人优势，大力推进“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实践育人共同体”作为高校实践育人的创新模式之一，在提高新时代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在育人类型多样化和育人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工作仍存在着协同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组织目标差异、责任主体分离、联动机制缺乏等[2]，影响着育人的效果提升。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3]，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进一步凸显了协同育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现有问题，从协同育人视角，深入分析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育人理念、产生动力及实践路径，以期为高校实践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从而切实提升实践育人效果。

1.共同体

“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4]。之后，围绕着“共同体”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将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及“自由人联合体”三个维度，其分别对应着“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个不同阶段[5]。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中首次采用二分法将共同体发展成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概念[6]。美国学者杜威将共同体概念引入到教育学之中，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教育主张[7]。此外，托克维尔、鲍勃、韦伯、涂尔干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对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在逐步深化对共同体认识的同时，也丰富了共同体的内涵、要素、类型和表现形式等。

随着文化的融合发展，西方共同体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发展阶段。共同体理论在继承和吸纳古典西方理论的同时，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实践要求，拓展了面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新向度，呈现出多层次的概念分类和理论图景[4]。“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使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得到坚持和发展。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领域，基于“共同体”一词，“三全育人共同体”“育人共同体”“实践育人共同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导学团队育人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等概念产生并被应用到实践中。

2.实践育人共同体

关于“实践育人共同体”一词，在2014年教育部就提出了实施“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计划”。关于“实践育人共同体”，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关于内涵方面，董广芝等将实践育人共同体定义为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实践为载体和途径，形成的“目标共同、价值共识、风险共担、资源共享”的统一体[8]；
郑传娟等丰富了学生这一实践育人的要素，认为实践育人共同体是通过合理配置和利用各方面资源，促进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学生及家庭各个要素全方位合作与协同，相互协调、优势互补，有效组织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从而形成实践育人功能的有机整体[2]。关于应用实践方面，不同学者将实践育人共同体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合，在实践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思政课实践育人共同体”“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等方面的建设。关于存在的问题方面，主要集中表现在共同体顶层设计、目标、要素、内容、协同机制等方面。关于机制构建方面，朱华认为，实践育人共同体的构建，总体而言离不开目标共同、价值共识、利益共赢、资源共享、基地共建等核心要素[9]。郑传娟等认为，要构建政府支持引导、主体身份认同、协同机制健全、联动激励强化的实践育人体制机制[2]。

综上可以看出，围绕“实践育人共同体”，国内学者结合理论和实践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实践育人共同体的内涵更加丰富、与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体制机制的建立逐步完善，但仍存在各主体要素协同性不强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定义为基于共享共建的原则，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三全育人”理念，充分发挥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学生及家庭各个要素的作用，构建课程共融、平台共建、资源共享、考评共赢的协同联动立体化实践育人整体。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是内外因共同驱动的结果。外在层面上，主要是政府政策的推动，目的在于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
内在层面上，主要是育人共同体各要素追求价值实现的需求驱动。

1.外在层面：推进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实践育人是“大思政”格局下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载体和抓手。2014年，教育部首次提出“建设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目标。同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提出要以政府、高校、企业、社会为主体实施“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计划”。2017年12月，教育部思政司、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国务院国资委综合研究局共同部署推进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再次强调构建实践育人共同体，打通实践育人“最后一公里”。围绕着“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全国各省市、高校立足于自身优势资源及特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说，构建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加强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实践育人针对性、协同性和实效性的重要举措。

2.内在层面：构建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是实现实践育人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其成立的基础在于育人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10]。作为高校“实践共同体”的组织单元，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家庭、学生在协同育人中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虽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但却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大思政”育人格局下拥有个体特殊利益与集体普遍利益相互联结的实现可能，具体如表1所示[11]。

在推进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政府等职能部门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其作用在于通过资源整合培育时代新人。高校作为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应以实践育人推动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全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新时代人才培养水平则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也是影响社会、企业和家庭评价高校办学水平的关键指标。企业作为参与者和检验者，人才是其第一资源，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积极主动参与高校实践育人工作能够帮助企业储备必需人才、提升企业形象、获得技术支持。社会作为需求者和推动者，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人才，社会经济效益的创造和获取同样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支撑，社会在接受高校培养的人才的同时，也是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阵地和载体。家庭作为直接影响者和推动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对于家庭来说，子女是家庭的未来，子女成才是对家庭教育最好的利益反馈。学生作为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通过实践育人可以实现“小我”融入“大我”，使学生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与国家、企业、社会、家庭的育人期待与人才需要相统一，真正实现育人的目标。可以说，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家长和学生等不同育人要素正是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在驱动和指引下达成了成员间的行动联结，促进了彼此间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表1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要素间的利益联结

从前文对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育人理念、产生动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并非自动形成，而是基于一定价值导向和需求形成的。要想共同体间建立相对稳定并且持久的合作关系，发挥其育人价值，打通实践育人“最后一公里”，就必须将共同体建立在协同关系上，并在“凝聚合作共识的基础上，坚持目标导向，完善平台资源，开展激励评价”(如图1所示)，使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发挥出最大协同效应，进而提升实践育人效果。

1.前提和基础：凝聚合作共识

对于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来说，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凝聚协同合作共识，彼此间愿意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标而达成协同合作的意向，并且愿意在共同体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贡献力量。具体来说，就是在充分征求、尊重和了解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家庭、学生对实践育人价值需求的基础上[2]，在顶层战略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一方面要能够精准定位实践育人共同体各要素的角色及职责边界，即“政府应该做什么、高校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社会应该做什么、家庭应该做什么、学生应该做什么”；
另一方面要使高校外部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和家庭)及其内部主体(具体包括学校各行政部门、教师与学生等)在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原则、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形成大致统一的看法[12]，即以协同育人的方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共同体意识”。

图1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协同育人路径

2.动力和源泉：坚持目标导向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得以建设和发展的动力及源泉是有效对接各育人要素的目标需求，因此，要在凝聚合作共识的基础上，坚持目标导向，充分挖掘共同体要素协同合作的目标，即总体目标和不同内容形式实践活动的具体目标，并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目标的实现。以天津市河西区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区校共建“知·行”实践育人共同体为例，总体目标上要促进区校双方的深度融合，构建实践育人工作新平台；
具体目标上，对于双方开展的“语露工程”项目而言，高校要为社区提供学业辅导、人员培训、义务翻译等志愿服务，社区要为高校提供育人的平台和资源，双方在合作共赢的过程中高校构建了长期化、固定化的学生实践育人创新机制，社区的工作水平也得以有效提升。此外，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可以根据要素间的不同特点，探索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的不同有效形式，比如政府驱动型、高校主动型、企业主动型、校企互动型、家校合作型、家校社联动型等，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共建活动。

3.载体和支撑:完善平台资源

实践育人平台与资源是高校开展育人工作的重要载体和支撑。政府作为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充分挖掘自身思政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开展“三爱”“四史”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的德育实践场所；
另一方面要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保障，搭建线上线下平台，支持和鼓励高校与企业、社会、家庭通过自建与共建的方式开展协同合作。高校要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知识优势，主动对接政府、企业、社会、家庭的资源，搭建校企(地)合作平台、实习实训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人才培育平台、德育实践平台、网络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平台等[8]，比如，武汉大学搭建的“实践育人共同体”，挖掘和编制“资源图谱”，打造社会实践基地库，梳理汇总400余个校院两级实践基地信息，通过育人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开展思政教育、专业学习、志愿服务、就业创业等的平台和资源，在促进各要素协同合作、均衡发展、资源互补的同时，推动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在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大思政”背景下，积极搭建平台促进大中小实践育人一体化，充分盘活学校资源，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4.方法和手段:开展激励评价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要达到协同育人的效果并有效运转下去，就需建立相应的激励政策与评价反馈机制[2]。在激励政策上，政府各部门间应协同发力，打好实践育人优惠政策“组合拳”，通过资金支持、税收减免、政府表彰等，激励和引导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等共同做好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工作。高校一方面要强化教师“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通过专题培训、教育引导等方式激发广大教职工育人使命感这一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还应通过建立合理清晰的利益分配机制，如计入工作量、纳入年底考核、选树先进、表彰宣传等，努力形成内与外、精神与物质双重并举，多种激励方式灵活运用的激励政策，引导校内校外间、校内各部门间、教师与学生间协同合作[8]。在反馈评价上，要建立互动交流机制，定期开展互动交流、走访调研等，针对实践目标、过程、效果等展开评价反馈，从而不断优化协同育人方式，提升实践育人共同体的协同育人效果。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家庭、学生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立足协同视角，本研究对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的育人理念、产生动力和实践路径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教育评价中数据驱动决策的实现，为协同育人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支持，而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工作也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在“大思政”格局下，如何发挥大数据的载体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的构建、深化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实践育人工作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