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视角下特大城市居民超时劳动的成因研究

刘晓曈，张海东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能够缩短劳动时间。凯恩斯曾预言，到21世纪初，人们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将缩减到15小时。这一预测基于常识性的假设，由于收入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每一笔额外的收入会产生更少的满足，随着社会愈发富足，人们倾向于拥有更多闲暇，从而减少劳动时间。回归现实，近年来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呈现出不降反升的趋势，“上班族”超时劳动的现象较为严重。而且从国际比较来看，2017年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周净工作时间为48.9小时，高于经合组织成员中的多数发达国家(1)杜凤莲，王文斌，董晓媛等：《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也促使学界针对超时劳动的成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社会学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寻找加班的答案，劳动场域中的管理和控制手段是其核心议题。从布雷弗曼提出的“去技能化”和“碎片化”，到布若威对忽视劳动者自主性进行修正而提出的“制造同意”，这些理论对于分析我国劳动者加班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或管理方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即“去技术化”大大提高了超时劳动的可能性，损害了雇员在工作时间上的劳动权益(2)蔡禾，史宇婷：《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空间生产政治与超时加班——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聂伟，风笑天：《996在职青年的超时工作及社会心理后果研究——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此外，特定生产场域中的空间为资本所用，同样成为劳动控制的工具。例如，有研究将用于暂时安置外来农民工的工厂宿舍这一特殊的用工形态概化为宿舍劳动体制(3)Smith C., Pun N.，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China as a site for Control and Resist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17,No.8,2006,pp.1456-1470；
Smith C.，Living at Work: Management Control and the Dormitory Labour System in China，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20,No.3,2003,pp.333-358.，并指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能够将产品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这意味着管理权从生产空间渗透到工人的生活空间，工人与工厂之间的依附关系更为紧密，工人的劳动时间也更容易被随意延长和灵活控制(4)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实证研究也发现，工作-生活空间的一体化对雇员发生超时劳动具有显著效应(5)蔡禾，史宇婷：《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空间生产政治与超时加班——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聂伟，风笑天：《996在职青年的超时工作及社会心理后果研究——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而就为了激发劳动者自主性的意识形态控制而言，规范控制是其常用手段。即资方从文化角度构建劳动者的意识形态，将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渗透进劳动者的认知和情感构成中，从而引导劳动者的加班行为(6)Gideon K., Engineering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 Pennsylvan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6，p.218.。例如，互联网企业依托金融资本建构起“致富神话”的文化理念并形塑员工意识，催生了互联网从业者勤奋努力和加班的新型工作伦理和技术符号，成功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技术精英的超时工作(7)佟新，梁萌：《致富神话与致富神话与技术符号秩序——论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而且对于复杂劳动者而言，其自我发展倾向越高，发生无酬加班的可能性越大，即资本的微观权力运作过程深入到个体劳动者的思想，通过激发员工对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目标来促成更低成本甚至是无薪的加班劳动(8)庄家炽：《从被管理的手到被管理的心——劳动过程视野下的加班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然而，劳动过程理论的预设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获取和掩盖剩余价值为目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将劳动者超时劳动的原因全部归结到资方或者雇主身上。有研究指出，工作和生活风险使得劳动者不得不以市场理性来进行自我经营，这也是企业管理和控制策略生效的前提(9)严霞：《以自我为企业——过度市场化与研发员工的自我经营》，《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这带给我们的启发在于，超时劳动不仅源于生产过程中资方的劳动控制，劳动者面对的社会风险和生活压力或许也是构成劳动者接受加班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成为其超时劳动的直接动力。换言之，加班不仅是劳动者的无奈之举，亦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本文以超时劳动这一行为为起点，同时关注宏观社会变迁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从理性选择视角探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劳动者超时劳动的动因，以期为超时劳动的成因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借鉴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之一，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该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以理性行动来满足自身偏好，并使得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主要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具体而言，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为最大限度的获取效益(10)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第20页。。而且“效益”也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含义，还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情感的等目的，这也就使得“理性人”的假设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11)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从行动目的看，不同层次的目的会产生不同的理性行动。根据理性行动由低到高追求的层次差异，可以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主要考虑自身的生存状况，经济理性则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理性是更高层级的理性行动，更看重实现自身和社会的满足(12)丁波，王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研究——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西北人口》，2015年第4期。。其中，生存理性最为基础，只有当其获得充分表达和满足后，才可能做出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选择。不少研究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农民为何选择外出就业以及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例如，受到人多地少等自然因素和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选择进城务工是农民的生存压力使然，也是理性行动的表现。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松动，农民外出就业动向也逐渐由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跃迁(13)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熊波，石人炳：《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2期。。

对应到超时劳动问题上，超时劳动实质上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中的“情景理性”选择，是劳动者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状态，有目的性的决定劳动供给，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想要对复杂的超时劳动做出合理解释，一方面，社会学强调人的行动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制约。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在研究人的理性行动时也强调个体行为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用理性选择视角对超时劳动进行分析时需要将劳动者置于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另一方面，理性行动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者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的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14)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第20页。。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本文将分别从理性行动的三个递进层次——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探究超时劳动的成因。

(一)生存理性与超时劳动

生存理性具有低层次性，以稳定和安全为出发点。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劳动者而言，其生存理性主要来源于工作的稳定性。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西方国家提倡“小政府”的角色定位，放松对民营企业的管制，促进市场化是其重要的策略之一。以市场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中心地位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强调利用市场来保障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并从原则上否定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干涉、限制和调整，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使得雇主在雇佣关系中寻求更大的灵活性，导致了不稳定工作的增多和就业不稳定性的增强。而劳动力市场中的这一新趋势无疑会对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动态化的影响。

有关工作稳定性对超时劳动影响的研究还不太多。基于家庭劳动力供给的视角，有研究发现丈夫就业稳定性的增强能够减少妻子的工作时间，从而抵消失业带来的收入下降的风险(15)莫玮俏,史晋川：《就业稳定性、风险预防与女性工作时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2期。。森冈孝二指出，由于发达国形成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雇佣形式以及劳动合同形式，导致雇佣关系不稳定的非正式员工数量增加，非正式员工和正式员工的工作时间长短分布也呈现两极化的趋势(16)[日]森冈孝二：《过劳时代》，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130页。。欧洲的青年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其中包括签订临时合同的年轻人的比例有所上升。临时合同或者动态合同的扩大削弱了青年对雇主的谈判地位，提高了失去收入的风险，导致年轻雇员更难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17)Harsløf I., Changing Youth Labour Markets,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Young People’s Control over Working Time. Time&Society, Vol.16,No.2-3,2007,pp.207-230.。事实上，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就业稳定性也呈下降趋势(18)孟凡强，吴江，《我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5期。，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从生存理性的角度，工作是否稳定与劳动者能否获得持续性的收入密切相关。工作不稳定性提高了劳动者的失业风险，考虑到失业之后会面临断收的生存困境，劳动者会选择增加劳动力供给或者通过超时劳动这种拼命工作的方式来降低失业风险。

基于此，本文提出生存理性与超时劳动的假设1：劳动者工作稳定性越好，劳动时间越短，发生超时劳动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劳动者工作稳定性越差，劳动时间越长，发生超时劳动的可能性越大。

虽然理性选择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发的，但是也会受到如信息、技能、特长等资源稀缺程度的制约。不同的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途径，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显然更容易达成目的(19)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地位优势的资源。如果说劳动者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是在不加班的状态下获得相同的收益，那么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会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由此我们推测，对于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而言，生存理性对其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越低的劳动者可替代性越强，更容易被淘汰(20)王金营：《浅析人力资本、职业选择与失业风险》，《人口学刊》，2001年第4期；

马艳林：《教育水平对失业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再解释》，《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1期。。尤其是处于工作不稳定的环境时，面临的失业风险更高。出于生存理性的考量，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者更可能产生加班劳动。相比之下，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掌握了较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可替代性较弱，即便面临失业的风险，也能快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并找到新的工作，因此其劳动时间和是否超时劳动受到工作不稳定性的影响更小。

据此，本文提出生存理性与超时劳动的假设2：工作不稳定性对人力资本越高的群体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越小。

(二)经济理性与超时劳动

在经济理性方面，劳动时间的不断增加以及超时劳动的发生受到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飙升的驱动(21)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社会保障不足和住房负担过重是典型表现。社会保障能够帮助劳动者抵御各种风险、调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安全阀”。建国之初，国家曾建立了与低劳动报酬相适应的配套措施——实行农产品、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低价和福利政策来降低劳动者再生产的成本，即通过压低劳动投入成本的途径来实现重工业高积累的战略目标(22)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保证了领取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得以顺利的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人们的劳动时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改革，削减了原本由再分配机构承担的一部分维持居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直接增加了个体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负担。改革之前，社会保险费用全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而改革后转变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筹集资金。而且由于不同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在提供福利待遇方面存在差异，受雇者享受到的保险福利也不尽相同。较差的社会保险水平表明劳动力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个体解决，劳动者也就更需要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或者超时劳动的方式维持或获得更多收入，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改革后福利制度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住房方面，由原来的无偿分配住房制度转变为购房制。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部分货币化，购买商品房逐渐成为居民获得住房的主要渠道。而住房市场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核心组成部分——住房支出的比重大幅提高，导致劳动者的住房负担过重。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动辄几百万一套的住房更是大大超出了居民的支付能力，贷款成为人们购买住房的必要手段，不少人因此沦为“房奴”。每月背负的房贷在无形中增加了劳动者的经济压力，使得他们更加依赖于稳定的工作来维持日常生活，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加班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据此，提出经济理性与超时劳动的假设3：社会保障水平越高、住房负担较轻的劳动者劳动时间越短，超时劳动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社会保障水平越低、住房负担较重的劳动者劳动时间越长，超时劳动的可能性越大。

不过在中国的住房福利制度改革中，作为一种对城市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重要补充，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升了大部分职工即期或长期的住房支付能力，从而在推动“居者有其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积金制度不仅能为劳动者在购买住房时提供更多的可支配资金，还能减轻其还贷压力。例如，拥有住房公积金的劳动者通常能够申请到利率较低的公积金贷款，而没有住房公积金的劳动者只能申请利率较高的商业贷款。换言之，住房公积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房奴”群体的经济压力，减少加班劳动。

据此，提出经济理性与超时劳动的假设4：住房公积金能够减少住房负担较重群体的劳动时间，降低其超时劳动的可能性。

(三)社会理性与超时劳动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表现的非常复杂。在基本的生存安全得到保障后，其他层次的需要也凸显出来，人们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或“最优”，也追求其他效益的“满意”或“合理”。相较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社会理性的选择更具多样化。美国学者斯格尔曾指出，随着消费主义成为许多发达国家主流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工作时间也不断延长，造成美国人“时间荒”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的隐性循环”(23)[美]朱丽叶·斯格尔：《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赵惠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虽然消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增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消费不再仅仅为了维持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地位比较和身份认同的需求，这已经超出了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目标范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者受到消费主义影响而选择超时劳动更可能出于一种社会理性。

不同于西方国家较早进入了消费主义社会，消费主义对我国的影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配合降低工业化总成本而实行的低工资策略，私人生活中的消费需求主要通过计划分配来实现。受到抑制消费政策的影响，社会整体上的消费欲望低迷，人们的消费水平较低。通过消费的方式与其他人拉开差距以显示社会地位的做法既没必要，也缺乏现实的途径(24)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打破了国家对消费的垄断，私人消费从供给制、半供给制向商品化、市场化的转变扩大了消费者的自主权和选择范围，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了巨大的飞跃(25)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市场经济改革也造就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人们在收入和财富地位上逐渐展露出明显的差距，为借助消费彰显社会身份地位的做法提供了合适的契机。同时，消费也为那些还没那么富裕的群体寻求身份认同、淡化阶层差异提供了新的渠道。概言之，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以及对商品承载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的需求为消费主义提供了生发条件。

消费主义倡导的价值理念不同于真实需求的消费，而是一种用以满足自身虚荣亦或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强调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例如，人们对奢侈品的狂热就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现象。奢侈品依靠上等材质和高品味的设计来满足高收入顾客的需求，有形价值占无形价值比例低是奢侈品的重要特点，因此也被视为阶层区隔的重要标志。此时奢侈品的价值不仅停留在实用层面，而是被赋予更多符号化的意涵。再比如，有些人会为了显得事业上成功而购买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汽车，这是因为汽车品牌在某种程度上向他人传递了购买者的社会地位信息，有助于他人评价和识别身份(26)何玉宏，徐连明：《论汽车消费的社会代价》，《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在这一情境下，汽车超越了交通工具的原始意义，成为经济实力的象征。而且消费主义是一场动态比较的演进过程，把所有人——不分阶层、地位、贫富条件的卷入其中，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透支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人们用于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商品的支出也越来越多。相应的，劳动者为了维系从消费主义中获得的心理满足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

据此，提出社会理性与超时劳动的假设5：劳动者的消费主义倾向越高，劳动时间越长，超时劳动的可能性越大；
反之，劳动者的消费主义倾向越低，劳动时间越短，超时劳动的可能性越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9年开展的“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覆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每个城市群中分别选取两个特大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十个城市(27)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所讨论的有关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仅推论至调查覆盖的五大城市群、十个特大城市在内的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特大城市地区。。根据分层多阶段整群PPS抽样原则，每个城市调查实施点抽取40个城市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一名18-65周岁的成员作为受访对象。本研究讨论的是超时劳动现象，因此将研究样本限定为目前有工作的受雇群体，剔除因设置A/B卷导致因变量缺失以及部分核心自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模型的样本总量为1997。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周劳动时间和是否加班两个变量。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每周工作的时间和每周工作天数。从1995年起，《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提出我国开始实行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劳动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考虑到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特大城市，加班现象更为普遍，因此本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标准，将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情况定义为超时劳动(28)在本文中，“超时劳动”和“加班劳动”二者的含义相同，不做区分。。

2.主要自变量

(1)生存理性因素

根据已有的研究，选择合同稳定性、失业风险感知、以往工作平均年限三个指标来测量工作稳定性(29)张海东，袁博：《双重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来自中国特大城市的证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莫玮俏，史晋川：《就业稳定性、风险预防与女性工作时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2期。，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三个指标中提取出一个主成分(KMO=0.56，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其综合得分转化为1～100的指数并命名为工作稳定性指数，数值越大代表工作稳定性越好。其中，合同稳定性根据合同类型判断，合同类型为无固定限期合同(30)无固定期限合同包含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如公务员或国家机关、部分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有固定期限合同和未签订劳动合同三类，分别赋值为3～1分，数值越大代表合同稳定性越高；
失业风险感知对应的题目为“您认为在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取值从“非常不可能”到“非常可能”，分别赋值为5～1分，数值越大代表失业风险越小。以往工作平均年限使用劳动者目前工龄除以工作总次数，数值越大代表以往工作平均年限越长，工作稳定性越好。

(2)经济理性因素

用社会保险数量来评估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险包括法定的雇主需要为雇员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有此项保险的赋值为1，没有此项保险的赋值为0，从拥有0项到拥有5项，赋值为0～5分，数值越大意味着社会保险数量越多，社会保障水平越好。用是否有住房贷款测量住房负担。根据受访者当年是否有房贷支出，有住房贷款支出赋值为1，没有该项支出则赋值为0。

(3)社会理性因素

通过豪华汽车和奢侈品这两类高符号价值商品的购买情况来测量消费主义倾向。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过去一年是否购买过奢侈品以及家中购买的汽车品牌(31)生活中人们对于汽车品牌档次存在一定的共识，豪华品牌汽车如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等，普通汽车品牌如大众、丰田、本田、别克、现代等，以及其他经济型汽车品牌如长安、长城、吉利等。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家中的汽车品牌，据此识别出豪华汽车品牌。，并生成是否购买奢侈品和是否拥有豪华品牌汽车的虚拟变量。

3.其他变量

本研究涉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年收入、劳动类型、单位类型、行业类型、地区。其中，剔除年收入的极端值之后加1取以e为底的自然对数纳入模型。劳动类型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采用职业分类的方式，将负责人和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些复杂劳动占比相对较高的职业类别划分为复杂劳动，社会生产和服务人员、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和生产制造有关人员划分为简单劳动(32)庄家炽：《从被管理的手到被管理的心——劳动过程视野下的加班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根据资源密度分类，将行业类型划分为劳动力密集型、资本资源密集型和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单位类型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部门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或集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居委会，体制外部门为排除公有部门后所包含的类别(33)吴愈晓，王鹏，黄超：《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本次调查的城市均为特大城市，而北上广深又是其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四个城市，据此将地区划分为一线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非一线特大城市(天津、杭州、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其他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含量和住房公积金。本文主要从受教育程度、工作期间的技能培训经历和年龄对人力资本情况进行测量(34)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谢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就业境况研究——以南京市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5期。。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做连续变量处理，受教育年限越长代表人力资本含量高。技能培训经历做虚拟变量处理。年龄代表了劳动能力的强弱，将劳动者划分为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两组，青年群体的年龄参考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的界定(35)《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http://www.gov.cn/xinwen/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2017年4月13日。，范围是14～35岁，中老年群体的年龄范围为36～65岁，青年群体的劳动能力强于中老年群体。是否有住房公积金做虚拟变量处理。

(三)分析策略

周劳动时间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进行分析。是否加班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本文的检验分两步进行，先分别检验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涉及的变量对工作时间和是否加班的影响，然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将三个层次涉及的相关变量放入同一个模型下考察整体解释力。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N=1997

(一)生存理性的影响

在表2中，模型1-1和模型1-5分别验证了工作稳定性对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从模型1-1和模型1-5可以看出，工作稳定性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越好，劳动时间越短，加班的可能性越小。验证了假设1。模型1-2和模型1-6、模型1-3和模型1-7、模型1-4和模型1-8分别检验了工作稳定性对劳动时间以及是否加班影响的人力资本差异。在模型1-2和模型1-6中，工作稳定性指数和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虽然工作稳定性越差，劳动时间越长，加班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受此的影响越小。而在模型1-3和模型1-7中，工作稳定性指数与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交互项并不显著。由此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人力资本优势(教育水平)能削弱工作不稳定性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加班的影响，但是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的人力资本积累(职业技能培训)并不能减弱工作稳定性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加班的影响。在模型1-4和模型1-8中，两个模型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中老年群体，青年群体的劳动时间和是否加班受到工作不稳定性的影响更小。近年来就业市场上流传着“35岁职场危机”的说法。随着年纪的增长，劳动者不管在体力还是脑力上都不可避免的开始走下坡路。在企业不断降低用工成本的动力下，很多老员工都面临着因劳动能力和价值降低而被淘汰的风险，为了保住饭碗而加班加点也成为了家常便饭。虽然青年群体的加班现象也比较普遍，但是年轻就是资本，青年群体不仅劳动能力更强，而且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提升人力资本，对稳定工作的依赖性相对较低。以上发现基本验证了假设2。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劳动时间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中，变量通过了多重共线性诊断，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36)在本研究涉及的劳动时间的多元线性回归中，变量均通过了多重共线性诊断，后文不再赘述。。

表2 生存理性因素对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

注：(1)+p<0.1, *p<0.05, **p<0.01, ***p<0.001；
(2)参照类别：a=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二)经济理性的影响

在表3中，模型2-1和模型2-3分别检验了经济理性因素对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从社会保险水平看，拥有的社会保险数量越多，劳动时间越短。每增加一种社会保险，加班的发生比降低18%(1-e-0.203=0.18)。从住房负担的影响看，有房贷支出的劳动者劳动时间更长，加班的可能性也更大。假设3得到了数据支持。模型2-2和模型2-4加入了住房公积金及其与房贷的交互项，结果发现交互项为正，不过并不显著。这说明虽然住房公积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加班的可能性，但是仍无助于特大城市中有房贷支出群体的加班劳动。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不过从交互项的符号看，房贷支出增加了劳动者加班的可能性，有住房公积金的群体表现出更容易受此影响的趋势。换言之，住房公积金不但不会削弱房贷支出对劳动者加班的影响，还可能会增加有房贷群体的加班劳动。

表3 经济理性因素对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

(三)社会理性的影响

在表4中，模型3-1和模型3-3分别展示了消费主义倾向对劳动时间和是否加班的影响。从奢侈品购买方面看，购买过奢侈品的劳动者加班的发生比反而降低了18%(1-e-0.199=0.18)。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在特大城市中奢侈品的购买比例相对较高(57.39%)，当商品被整合到生活标准中从而成为一种消费习惯时，也就渐渐失去了地位比较的功能(37)王宁：《炫耀性消费:竞争策略还是规范遵从》，《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另一方面，在对奢侈品购买的测量中，问卷只询问了受访者过去一年是否购买过奢侈品，并没有涉及购买的奢侈品的品牌和名称。而受访者购买“自定义”标准的奢侈品的比例很可能远高于对“自定义”的奢侈品品牌进行辨析之后的购买比例(38)孙秀林，张璨：《上海青年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研究》，《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由于个人对奢侈品的定义可能存在偏差，在缺乏统一标准下很难识别出购买“真正”奢侈品的群体，也就无法检验出奢侈品消费对超时劳动的真正影响。从汽车品牌看，购买豪华型汽车品牌的劳动者加班的发生比增加了1.01倍(e0.698-1=1.01)。也就是说，消费“符号商品”的劳动者加班的可能性更大。假设5部分得证。模型3-2和模型3-4将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涉及的变量全部纳入模型，自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分模型回归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说明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4 社会理性因素对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以及全模型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如理想般缩短，加班现象反而愈发严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针对超时劳动的研究主要从劳动过程角度出发，关注劳动者在组织内部受到的管理和控制手段对其加班的影响。而本研究则回归劳动者的主体性，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了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特大城市劳动者超时劳动的成因。

本文的研究表明，生存理性是劳动者选择超时劳动的基础因素。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强对于劳动者加班具有显著作用，并且对于不同人力资本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作不稳定对加班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双重劣势。一方面，为了达到同样效用的产出，劳动能力较弱的人需要比能力较强的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加班的可能性更大；
另一方面，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工作不稳定性增强所导致的失业风险面前缺乏选择空间，加班也就成为维持生活来源的理性选择。青年群体的劳动能力更强，而且随着我国青年群体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养家糊口还未成为牵绊青年群体的负担，其劳动时间和加班受到工作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经济理性也是劳动者选择超时劳动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不足和住房负担过重提高了劳动者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压力，因此需要增加额外的劳动时间提高或维持现有收入。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经济资源转移的方式为劳动者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提供了安全保护，不仅有助于劳动者抵御风险，也间接降低了劳动者再生产成本。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将再生产成本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转移给个人承担，直接导致劳动者背负上沉重的房贷压力，增加了劳动者对雇佣方的依附性，超时劳动正是这种依附性的表现。而且以公积金为代表的住房福利无助于缓解住房负担较重群体的加班劳动，反而表现出增加其发生超时劳动的倾向。

最后就社会理性而言，其行动目的已经不再满足于稳定可靠的较低限度的需要，而是追求更高层级的自身和社会满足，本文认为消费主义对于延长工作时间的影响是其表现之一。虽然很多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很少有这方面的实证检验。原因之一在于消费主义往往基于地位比较或者攀比需求而产生，这样的消费模式既难以被捕捉，也很难被数量化。本文尝试用“符号商品”消费来考察消费主义对超时劳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以豪华汽车为代表的“符号商品”对人们的加班存在正向影响，不过这一影响可能混杂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为了社会攀比或彰显身份地位，劳动者需要赚取更多收入从而产生加班劳动。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上层阶级的相对休闲的优势已经出现逆转的趋势，即忙碌和过度工作而不是有闲的生活方式被视为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特征，成为社会地位新的标志和象征(39)Gershuny J.，Veblen in Reverse: Evidence from the Multinational Time-Use Arch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93(2009)，pp.37-45；
Bellezza S., Neeru P., Anat K.,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 When Busyness and Lack of Leisure Time Become a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44,No.1,2017，pp.118-138；
崔志梅：《主动忙碌与幸福感知：基于青年群体的案例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汽车品牌可能识别出了真正的经济特权阶层，从而表现出与加班之间的正向关系。换言之，消费“符号商品”和代表忙碌的加班在帮助优势阶层建立积极的身份推断方面达成了某种一致性。此时劳动者可能并不是为了参与消费竞赛而加班，而是为了显示其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加班。

综上，本文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递进的层次揭示了劳动者选择超时劳动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加班劳动主要也是出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影响还相对较小。此外，劳动者看似理性选择的背后其实也存在着被迫性，而这种被迫性正是受到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总之，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大城市中较为普遍的超时劳动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此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所包含的因素有很多，而本文只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而没有进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考察，这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