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纪念仪式在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中的价值功能

江先锋

（上海健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3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他强调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1]。国家纪念仪式作为由党和国家主导的缅怀历史的程序化活动，具有端正历史认知、培育科学历史观和激发历史担当的重要功能。目前，学界关于国家纪念仪式教育功能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阐述其在促进政治认同中的逻辑路径，二是论述其对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意义，但对国家纪念仪式在抵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方面所具有功能少有涉及。鉴于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国家纪念仪式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中的独特价值意蕴和功能发挥的逻辑机理，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具体的实施方略，旨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思想共识。

国家纪念仪式通常是为纪念对党和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要节日、重大事件和卓越人物而举办，在特定时空以一系列典范的仪式，如领导讲话、群众集会、仪式操演等来表达特定的政治意涵，具有庄重、肃穆、神圣和威严的特征。作为一种带有仪式感的集体活动，“再现”历史是国家纪念仪式的独有属性，因而，其对于正确认知历史、公正评判历史、科学总结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引作用。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P165）。国家纪念仪式这一功能对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遏制其渗透蔓延，有着重大的价值意蕴。

1.以对历史记忆的唤醒驱散历史虚无主义歪曲、篡改史实真相的“雾霾”

国家纪念仪式有着特定的时空属性。从时间上来看，这一纪念仪式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依据纪念活动的主题（节日、事件、人物）来确立，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时间，而是富有纪念意义的社会时间。从空间上来看，这一纪念仪式总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举行，该空间因是历史事件发生地或位于国家政治中心等而具有不可替代性，有着特殊的情境意义。国家纪念仪式就是通过一系列典礼活动将当下时空与历史时空连接起来，进而把特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再现于人们的记忆中，并以周期性的重复，对其记忆一次次唤醒，不断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在此过程中，国家主流历史叙事通过领导讲话、现场解说等不断进入人们的认知场域，让其对相关史实形成比较清晰的认知图式，这就使得国家纪念仪式在唤醒民众历史记忆的同时，以主流叙事的入场来端正民众的历史认知。

历史虚无主义为解构主流历史叙事的权威性与科学性，选择了在相关史实上做文章以达到“乱其史”的目的。戏说、恶搞是其歪曲、篡改相关史实惯用的伎俩，在“还原历史真相”“让人性复归”等幌子下，通过一系列无底线的操作，如恶搞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等，对这些史实进行污化、虚化，以移花接木式的“想象图景”颠覆民众关于这些红色经典的记忆。国家纪念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恶习的反制，通过在特定时空中以庆祝、追思等纪念活动，将民众带入相关史实的场景中，唤醒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忆，并对主流历史叙事和与之相关的论述进行再学习，以此避免现代社会条件下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疏离与脱节。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是在“史实真相”与“个体认知”之间嵌入阻隔因子，企图使两者在相斥中产生离散趋势，进而实现曲解和否定真实历史之目的，那么国家纪念仪式则是通过唤醒记忆，使“史实真相”与“个体需要”在相吸中建构起认知历史的进路，形成对主流历史叙事的认同，这种认同感随着国家纪念仪式周期性的开展而不断强化，并不断得以维持下去。

2.以正确历史观的强化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质疑、否定已有结论的“邪风”

象征符号是国家纪念仪式不可或缺的要素，包括器物、颜色和声音等。只有通过象征符号才能将历史延续到当下，让个体之我融入集体之我，正如维克多·特纳所说，象征符号可以“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3]（P48）。如在烈士纪念日，现场高高飘扬的国旗，纪念碑前的花篮、花圈，乐队演奏的《献花曲》等构成了一系列象征符号，这些符号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内涵。作为国家的象征，国旗在纪念仪式中居于空间的核心位置，召唤着人们对“国家的神圣与至上”的体认。花篮或花圈作为器物，寄托着人们对“为有牺牲多壮志”英烈们的哀思，表达了“新中国从何而来”的慎思。音乐是纪念仪式现场气氛的“控制器”，带着人们感受历史的意境。由此可见，国家纪念仪式通过系列象征符号表达了深层的历史意义，既阐释了仪式主题的意义，又充当了强化价值观念的“催化剂”，推动了参与者对纪念仪式所隐喻的历史观念、政治意涵产生情感共鸣，促成人们对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三重困境的再体认，以及对先烈们高擎信仰火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发自内心的景仰。

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剥离人们对国家主流历史观的认同，采用暗示、反讽等方式来质疑与否定党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结论，特别是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三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这一虚无手法首先依据自身的目的，提出一个所谓“多元中立”的评判标准，即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无须从一个标准的价值立场去理解，散布对当下的历史结论要“敢于怀疑”“敢于否定”的歪曲言论。实际上，其要害就是以“历史的碎片”来评判“历史的全貌”，忽略事件的背景条件，割裂历史发展的逻辑。国家纪念仪式所具有的观念升华功能，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危害的反击。在国家纪念仪式中，以视觉、听觉冲击，借助于象征符号感知历史的深层内涵，让所有参与者包括直接在场者和通过观看影视的间接在场者都能将历史与现实、自我与国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深厚的情感，触发对仪式中传递的历史观发自内心的认可，并升华为信念。“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使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高度一致，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4]（P48）。可以说，国家纪念仪式实现了将主流历史观具象化，以符号构建的象征意涵，充满情感的现场氛围，将党关于历史的相关论述、相关结论融入到个人的思想中，将其由抽象变得形象，进而强化了正确的历史观。

3.以历史担当的激发击碎历史虚无主义诋毁、抹黑发展成就的“迷梦”

仪式操演是国家纪念仪式的重要构成环节，“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如果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5]（P66）。国家纪念仪式的操演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国家的核心价值的一次集中表达，肩负着讲述历史、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党借助于国家纪念仪式将自身的执政理念、执政追求与仪式主题有机融合，特别是赋予仪式操演活动以现实旨趣，将其纳入党对自身使命阐释的逻辑中，向外界展示“今日之中国”蓬勃发展的气势。可以说，国家纪念仪式的操演活动既承载着对历史的追忆，又展现了当前国家的形象，具有精神激励的功能，让所有仪式的参与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与深远意义上。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通过抗战老兵方队受阅、放飞和平鸽等操演活动，表达铭记历史、尊重史实、珍爱和平之意，与此同时，阅兵仪式上亮相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受阅方队的昂扬斗志等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国防建设、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提升了人们将对国家的认同转化为实践行动的内在动力。因而，国家纪念仪式是党的政治主张、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成就三者的有机结合，不仅从“过去”视角实现了纪念目的，更基于“当前”视角强化了历史担当意识。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6]（P8），为了实现上述三个“否定”，其不断变换策略手法。在国家相关法律威慑以及理论界奋力批判的合力下，历史虚无主义不敢再“直指靶心”来攻击党和国家的历史与制度，而是采用“外围打圈”的迂回方式来实现该目标，其中，诋毁、抹黑当前国家发展成就便是手法之一。通过所谓的“比较—反思”，发出诸如当前中国的发展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非“文明层面”，不符合历史趋势等不经之谈，极力美化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企图以贬“今”而非“昨”、厚“西”而薄“中”，以达到虚无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国家纪念仪式中对国家发展成就的展示、对担当意识的激发，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谬论的反驳。通过展演活动，国家纪念仪式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展现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性和文明性，增强了人们对党的信任与支持，使其在思想和行动中都体现出对国家的认同，“仪式的展演往往局限在一个特定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时空，以形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情境，从而激发起仪式参与者对某种情感和意义的共享，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仪式展演的某种目的”[7]（P118-119）。因而，国家纪念仪式不仅能与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国家形象产生内在对接，而且能激发历史担当精神，推动人们自觉践行自身使命，在思想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让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图景充满信心，这也就为击碎历史虚无主义诋毁、抹黑言行奠定了心理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泛滥，严重危害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因此，应当从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高度加以抵制和反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使民众具有较强的历史事实的辨识力、历史观的领悟力和历史担当的践行力，构筑起消除这一思潮危害的内在根基。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维度来看，国家纪念仪式作为一种以缅怀历史为面向的组织层次高、影响面广、传播受众多的大型活动，蕴含着塑造民众的正确历史认知、培养其科学史观及强化历史担当的内在逻辑。

1.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人与环境理论为国家纪念仪式塑造正确历史认知提供了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的发现，批判以往一切旧哲学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片面认知，超越性地提出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8]（P545）的思想，科学地阐释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在这其中，一方面，人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是由环境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人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可以通过现实的、自觉能动的实践性活动来影响和改造环境，拓展人类社会的认知领域、提升其观念层次与道德境界，创造满足人类更好生活需求的精神文化环境，因而，可以说，人与环境是互动和共生的。国家纪念仪式所展示的对人正确历史认知的塑造是环境浸润熏陶与个人追问探究共同作用结果。环境和人作为这一纪念仪式功能发挥不可或缺的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其成效显现的基本依托。马克思主义人与环境关系理论为全面、深入地把握国家纪念仪式历史认知塑造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纪念仪式营造了一种环境，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指的是物理空间的环境，更是指思想、人文与精神的社会性场域，具有多维性、多层次性。简而言之，国家纪念仪式中的“环境”更多是意识性环境，通过“重演”“再现”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将历史情境“带入”到当下生活，“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忆起过去。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9]。这样一来，就构造了一种融历史与现实的新环境，所有参与仪式的人身处这一环境之中，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其影响，令他们体验纪念仪式所指对象当年的情形和情感，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记忆承载者，可以说，国家纪念仪式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该段历史的事实判断。但是，具体个人的正确历史认知的形成还与其本人的主体性有关。在国家纪念仪式这样一种具有政治导向的实践活动中，个人在其中要发挥主体作用，需从尊重历史、热爱国家等思想出发，形成具有指向性的学习意识、情感与意志，对纪念仪式涉及到的人和事主动进行探究与思考，通过对仪式上领导讲话、主旨发言以及相关资料的学习与把握，进而不断产生自己的新认知。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互化性，因此，在国家纪念仪式的实践中，两者不能被割裂开来，要积极寻找其“融合点”，既要把国家纪念仪式中的意识性、思想性和精神性等环境因素纳入到广大参与者历史认知的塑造中，又要多角度引导其个人在仪式空间中积极实现思维飞跃，如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内在联系的把握中，以多重关系推进参与者了解、领悟相关历史的背景、内容及精神实质，把环境因素和人的因素在国家纪念仪式的历史认知塑造过程中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环境外在影响和个人内在追求的双重作用。

2.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卓有成效地以重大纪念仪式培养广大民众的科学历史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非常重视利用各类重大纪念仪式来阐明和确立关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以教育引导民众接受与认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巩固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根基，实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提升。纪念仪式作为一种历史“再认知”活动，党借助于它的系列象征性表达，在固化民众历史记忆的同时，更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赋予其科学的解析，使得党和广大民众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在基本观点上同声相应、同向相合。可以说，党以重大纪念仪式培养民众科学历史观的历程，伴随着党的奋斗历程成了党群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既在思想上正本清源，消除错误思想影响，又在实践中凝聚民众强大力量，完成自身使命的巨大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了系列重大纪念活动，向民众阐明自己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立场和态度，关于如何认识、理解这些历史之人、之事的意义，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苏区，党通过举办“五卅”纪念大会、广州暴动纪念日等活动，控诉了敌人的暴行，弘扬了烈士事迹，让苏区群众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内外敌人勾结的阴谋。抗战爆发后，党运用“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等国难纪念日，分析敌我形势，传递必胜信念，使民众对抗战性质、过程和前途等有了正确认知，真切体认到党是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党又以纪念西安事变、纪念抗战胜利等活动，“勾起历史的记忆，使民众认识蒋介石的所为与品性”[9]，进而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建立新中国的必然所在。因而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党通过重大纪念活动培养了民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与发展前途等的正确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迅速让全国人民认同、拥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为党的首要任务。为此，党通过重大纪念仪式，将“站起来”这一全新国家形象嵌入受众的观念中，如国庆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等，激发了他们对新国家、新制度，对党的领导发自内心的认同，同时，在国家纪念仪式中，党还注重教育受众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历史，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后，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摆脱贫困状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让民众认识到以改革摒弃僵化、以开放突破封闭的必要性成为时代之需，因而，党将“富起来”作为行动导向和精神路标，利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三十周年等活动，通过领导人发表讲话、展示标语等，向全社会昭示了破除思想禁锢，把中国的发展融入到世界发展潮流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志向与决心，使全体人民真正明白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强起来”写在行动的旗帜上，举办了一系列国家纪念活动，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烈士纪念日等，在表达不忘历史的同时，展示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强国梦想。

3.实践逻辑：新时代国家纪念仪式是强化人民群众推进民族复兴历史担当的动力之源

国家纪念仪式既表达了勿忘昨天的苦难与奋起，又展示着无愧于今日的担当与追求，能够给所有仪式参与者以强烈的情感激励，增强了对党的政治认同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仪式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对人们界定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而且在情感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人们从参与投身仪式之中获得颇多满足”[10]（P18）。从仪式举办者的用意来看，其中之一便是“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10]（P18）。新时代，党通过将国家纪念仪式规范化、制度化，把当前国家发展成就纳入仪式主题所指向的场域中，从而充分展现和确证当前国家发展的历史性进步，营造出一种不言而喻的驱动效应，让所有仪式参与者都把注意力聚集到“让国家更强大”上，竭力成为民族复兴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心理、情感支撑，“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13]（P128-129），这种情怀和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

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12]（P137）。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群众是主体性的力量，而他们只有从历史发展大势、国家未来奋斗目标的把握中形成担当意识，才能汇集成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国家纪念仪式蕴含着从历史视角看当前国家发展的思想基因，为广大民众形成精神信仰共同体提供了一个载体，使他们既能在历史的感悟中得到精神滋养和慰藉，又能从现实的国家发展中获得前进动力，自然而然就会摒弃诋毁、贬低国家现实发展成就，鼓吹西方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负面社会思潮的影响，形成持久的“抗体”。例如，建党和建军纪念仪式、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等，作为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历程、中华民族苦难记忆的仪式化表达，通过国家国防科技实力、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以及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等操演，让受众在历史的追忆中强化了对国家成就的感受，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因而，国家纪念仪式不仅让人民群众与国家现实发展产生了内在连接，而且激发了民众的历史担当，自觉践履自己的使命，使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有了坚定信念。

1.规范国家纪念仪式的内容供给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13]（P17）在此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伪装”，通过图像化、音频化等方式进行渗透蔓延，使得主流历史叙事的传播与认同面临着诸多挑战。着眼于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规范国家纪念仪式的内容供给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应然之举。要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首先需要民众在“知”的层面接受正确的史实教育，而这就要求国家纪念仪式在内容供给上与国家主流历史叙事对接起来，体现在对人对事评价的话语中，使所有活动参与者都能受到主流历史叙事的浸润，并不断产生固化效应。

具体来说，规范国家纪念仪式的内容供给，提升民众的史实认知水平，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史实教育作为重要目标融入到国家纪念仪式的全过程。仪式内容规划、场景布置、主题发言等环节的设计都充须充分体现出相关的史实要素，让参与者在仪式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能学习、认知真实的历史，使他们不仅看到感性的仪式操演，更能够把握操演背后的历史知识。同时，还需要依据参与者的年龄、需求等差异，尽可能分层次、多角度地宣介纪念仪式所涵括的史实内蕴，既要针对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开展基于演进逻辑科学认识、分析历史的导引活动，也要根据普通民众认知能力，以富有吸引力的标语、图像、微视频等视觉、听觉设计，让其对相关历史事件、人物能产生直观的了解与把握。二是对一些错误历史认知要发挥国家纪念仪式批驳的震慑效果。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有针对性地在国家纪念仪式中对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散布的谬论进行批驳，强化主流历史叙事的主导地位与影响力。如针对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逆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及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等活动上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向世人昭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14]。“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15]（P5）这些振聋发聩的讲话极大提升了广大民众对相关历史的认知，也震慑了那些美化侵略历史的国内外势力。

2.增强国家纪念仪式的氛围熏陶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8]（P525），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现实生活歪曲颠倒的反映，从根本属性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思潮从唯心史观出发，不是零碎的、杂乱的，而是系统化、理论化颠覆与解构人们的历史观，以争夺历史阐释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要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危害，必须在民众中树立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的历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真正把历史研究带入科学的领地，成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其对于历史理解，“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8]（P544）。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能否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影响甚至决定了其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根本立场，正因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纪念仪式要通过氛围熏陶传递的科学历史观，引导参与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大势，切实认清“热衷于去‘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16]（P114）。

具体来说，增强国家纪念仪式的氛围熏陶，推进民众科学史观认同，需要把握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集聚场内外受众的合力，调动更多受众进入仪式价值的辐射域。身体在场是纪念仪式发挥教育影响的基础，“只有充分的身体聚集才能产生最强烈的效果”[17]（P93），因此，要安排好适量的代表性人物进入仪式的现场，注意其年龄的层次性、职业的多元性等，尽可能组织青少年代表参与。当然，受场地物理空间的限制，仪式现场的参与者毕竟是少数，还需要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来吸引场外参与者，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18]（P138）场内外受众共同构成一个“仪式参与共同体”，现代政治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积极情感对于其思想观念确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故而，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的受众，都要激发他们的情感，通过参与仪式让受众感受到心灵的洗礼，以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国家纪念仪式传递的历史观。二是协调好外在教育与内在体悟的有机统一，设计出仪式参与者互动的渠道。国家纪念仪式是通过象征符号来表达价值意涵，具有鲜明的隐喻性，这“既为仪式的多元化解读提供了空间，也为仪式道义的误读留下了可能”[19]，因而，要发挥其对受众历史观认同的正向效应，正确的引导必不可少。根据场内外受众参与方式的各自特点，分别引导他们进行个性化和分享性的情感交流，在其中，把科学史观作为重要导向融入交流环节中，强化参与者情感的同频共振效果。如在仪式现场，组织者可以设置留言台，把仪式主题凸显在留言台上方，以此导引参与者在思想上走入仪式主题的轨道；
对于场外群众，可以开辟相关专题网站，发动专家学者、历史事件当事人等在线与他们进行交流、沟通，形成价值共识。三是推进社会大环境与纪念仪式小环境正向而行，构建二者良性互促关系。国家纪念仪式在历史的深层氛围中构造一种精神圣境，使参与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此过程中，除了内部要素整合外，社会大环境的保障也非常重要。当前，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加大、利益诉求冲突等导致了矛盾主体日趋多元、涉及问题日益复杂，再加上社会竞争压力下出现的焦虑、浮躁等心态，对国家纪念仪式所传递的科学史观产生了蛀蚀作用，所以，必须要对社会中的一些不良心态进行积极疏导，对其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言论予以必要的规训，在生活中充分彰显核心价值的导向作用，发挥大小环境联动效应，使国家纪念仪式培植受众科学史观的成效倍增释放。

3.发挥国家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

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虚无党和国家的历史，也虚无现实成就。在这一方面，它与西方反华势力惺惺相惜、彼此勾连，二者的基本诉求是一致的，即都散布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大道”，中国的发展成就建立在损害人的权利与尊严之上等荒诞之言，重唱“历史终结论”的挽歌，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先进性”“至上性”，主张中国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接轨”，才能消除“原罪”，赤裸裸展现了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图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9]，只有汲取历史的智慧，才能辨识历史虚无主义“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同时，也只有获取历史启示，才能准确认识当下，从而增强担当意识。国家纪念仪式上承于18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立足于100多年的党史，有着丰富的内涵底蕴，通过发挥国家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将人们带入历史时空，置身于彼时场景，重现的历史画面和声音让人们进行感知、思考与领悟其中的内在规律，以获得历史给予的智慧和启示，进而在现实中形成强烈的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担当意识，并在实践中积极予以践履。

具体来说，发挥国家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增强民众历史担当意识，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如何防止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逐渐递减。国家纪念仪式作为一定间隔周期开展的特定群体活动，其所产生的涵育效能会随时间推移而呈递减趋势，难以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因而，要发挥它对人们历史担当的激励作用，就必须克服这种递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这方面，可以采用“嵌入”“溢出”等方法：“嵌入”即在仪式举行之时，实施相关专题历史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如理论研讨会、研究成果发布会等，不断扩大仪式影响的时空域；
“溢出”即在纪念仪式结束之后，开展与其配套的宣教活动，向民众讲好纪念仪式中关于人和事的故事，使他们对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使国家纪念仪式的意义不断彰显，价值传播持续增强。二是如何推进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生活实践化。国家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不应只局限于现场单一的时空场域，而是要渗透到参与者的日常生活诸方面，成为其生活实践的理念指引。实际上，参与者经历了国家纪念仪式，受现场丰富的象征符号、浓厚的情感氛围等影响，一般都有着不易抹去的记忆，可以顺势而为，引导他们把这种记忆带入日常生活领域，将纪念仪式中蕴含的价值信仰等运用到实践中的行为规范中，让其真切感受到纪念仪式传递的历史观念和价值指向并非抽象空洞的，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价值准则。三是如何发掘历史文化底蕴以使仪式注入新内涵。由于新事物、新理念更能吸引人的关注，故要持续性发挥国家纪念仪式的涵育效能，为此，应避免国家纪念仪式程式化、传递内容一成不变，应依据新时代的新需要，不断发掘国家纪念仪式的历史文化内蕴，使其与国家发展方向融合，注入丰富多彩、契合现实的新内涵，让参与者在纪念仪式中能够不断感受到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