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电视机——关于电视物质性的讨论

王 瑞

（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在主流传播学的认知框架中，媒介所传递的内容始终是焦点所在，而对媒介载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以电视媒介为例，有关电视内容的讨论层出不穷，但是，电视机本身 （即电视的物质性问题）似乎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探讨电视的物质性意义，一方面，回顾不同历史阶段电视机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试图对十余年来不绝于耳的“电视消亡论”作出新思考。

我国学界关于电视的研究起步较早，关注点正集中于电视的物质性，主要介绍、分析了有关电视的技术性问题，但是，近四十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却逐渐消失了。此外，电视机虽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物件，但其所背负的“恶名”却远远超过其他媒介。

（一）曾被重视的电视物质性讨论

1925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德 （J.L.Baird）制造出了第一台可以传输动态图像的机械装置，Television随之做好了登上人类文明舞台的准备。仅仅五年后，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的杨简初教授便向学生们介绍了当时尚未拥有中文译名的这一新鲜物，1934年，杨教授正式将Television译名为“电视”。

与电视的落地生根相伴，学界对电视的关注几乎同时起步。目前，笔者查询到国内最早关于电视研究的论文是孙明经 （杨简初的学生）于1934年发表的《光电管及应用》，文章“专门论叙了光电管在电视中的用途，并且，电视的基本原理、接收装置、同步放大等等都有细致的论叙”［1］。新中国成立后，早期关于电视的研究也基本将关注点集中在电视技术方面，主要分析了电视的科学原理，此外，也有文章介绍了其他国家 （主要是美苏两国）的电视发展状况，或对电视的应用展开了畅想。

进入60年代后，电视技术的每一步新发展都会引起学界热议，关于彩色电视技术与卫星电视技术的介绍是重点所在，也较为罕见地出现了有关电视艺术性的讨论。直到改革开放后，关于电视艺术性的讨论才伴随着电视系列剧这一“电视荧光屏上的宠儿”的逐渐普遍化“回到”了学界的视野之中。但是，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电视的物质性讨论逐渐减少，电视节目、电视产业等问题吸引了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尤其在90年代中后期，除了有关有线电视技术的少量讨论外，对电视媒介本身的研究主要出现在电子制作领域以及医学、体育学等领域的应用型讨论中。21世纪之后，关于电视的物质性问题的讨论则集中在媒介融合时代的新特征或虚拟影像技术借助电视的呈现等方面，纯粹的关于电视的讨论显著下降。

（二）背负“恶名”的电视

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电视仿佛是最具“恶名”的媒介形式。首先，电视在其诞生地 （美国及西欧国家）被认为带有某种“原罪”。以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 （T.Adorno）与霍克海默 （M.Horkheimer）为代表的一众研究者批判大众传播生产模式的核心要点就在于，其在资本助力下作为意识形态控制机器的一部分而存在。相较于报纸、广播和电影，电视媒介的诞生本来就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并且，其很快因声画结合的高展现力以及制造周期短、投入成本低的高效率被用以宣传。

其次，电视独立的艺术性并未得到肯定。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在谈及“影视艺术”时，往往只涉及“影”的艺术性，或认为“视”的艺术性和美学观念只是对“影”的模仿。有研究者提出，“电视和电影都利用人的同一种视觉生理本能实现其动态影像效果。就艺术特征而论，电影与电视拆了墙是一家，没拆墙几乎是一家。”［2］因此，有关电视美学的讨论长时间处于一种若有似无的状态，往往仅是冠以“电视美学”之名，实质上所说的依然是“电影美学”的内容。

最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电视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往往扮演着分散少年儿童学习注意力、影响他们身心健康的角色，甚至不少电视节目中时常会出现对自身的批判。虽然报纸和广播中也偶尔会出现“负面影响”的内容，但是，恰恰是电视遭受到了更多质疑，究其原因恐怕正在于电视拥有更为生动真实的表现力。借用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的“拟态环境”理论，电视展现出的这种“再现现实”的能力无疑增加了受众尤其是家长群体的担忧。

胡智锋、周建新在总结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时，提出了“三品”论，把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划分为“宣传品”主导阶段 （1958年-1978年）、“作品”主导阶段 （1978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产品”主导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而电视机在不同阶段也以不同面貌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发挥着相异的文化功能。

（一）体现国家科技能力的实验品

20世纪20年代，将“电视”这一概念带入中国的杨简初教授和其学生孙明经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研制中国人自己的Television（当时尚未定名）。直至1934年，他们自制的这一设备才终于实现了图像的摄取、传输、接收和还原。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电视机几乎完全作为一种科技创新之物出现在科学工作者的实验室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电视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播设备的研发被视为与中国科技力量发展有关的大事。1958年3月，新中国首批电视工作者取经捷克斯洛伐克后，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电视接收机试制成功，国人倍感骄傲。尤其要强调的是，电视这样复杂的设备往往需要数年的研发时间，而在新中国的新环境之下只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便试制成功了，电视工作者“克服了由于技术条件不足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困难，终于比预定计划提前半年制成了我国第一部黑白电视广播电台的全套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3］。同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进行了第一次实验性播出，至此电视荧屏之幕在中国徐徐拉开。

（二）连接国家与百姓的新桥梁

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建立电视台的旋风，仅仅3年时间，全中国便建成了规模不等的26个电视台。然而，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遭遇困境，方兴未艾的电视事业随即踩下急刹车。根据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示，以及广播事业局“紧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具体要求，1963年初，我国关闭了十余个电视台，仅保留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8个电视台。此后不久，电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时期。

然而，恰恰在电视事业的低谷期，中国人拥有电视机的数量却迅速增长，其俨然成为了将国家大事与百姓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新桥梁，“据统计，至1976年，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36%，将近3亿人口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到电视，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湖北等省、市的电视覆盖率超过50%”［4］。通过电视这一桥梁，人们不但可以更便捷、全面地接收到党中央发出的最新声音，而且也能借由偶尔播出的文艺节目 （如1961年、1962年连续推出的两场 《笑的晚会》等）在较为枯燥的日常生活中获得放松。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虽然电视台数量经过了一番过山车式的先猛增后骤减过程，但是，电视受众数量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看电视”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老百姓习惯的信息接收方式。

（三）打开国人视野、体现生活水平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后，彩色电视机开始走进百姓家中。20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结婚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当时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是衡量生活水平、家庭条件的重要标准之一。无论是1989年的央视春晚小品 《懒汉相亲》，还是2021年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它们在呈现80年代人们的生活状态时，都着力刻画了购买电视机、收看电视的情节，由此可见，电视当时在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电视机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与电视剧、电视综艺、电视体育三类节目的流行密切相关。第一，1979年末，中央电视台引进播出了前南斯拉夫电视剧 《巧入敌后》，由此开启了中国人观看海外电视剧的新时代；
美国科幻剧 《大西洋底来的人》（1980年）、日本青春剧 《排球女将》 （1981年）、新加坡历史剧《雾锁南洋》 （1984年）以及港台剧 《霍元甲》（1983年）、《一剪梅》 （1988年）等让人们大开眼界；
而一系列优秀国产电视剧的播出，更是实现了一次又一次“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第二，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首届春晚，自此之后，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被称为“新年俗”，而电视机也借此参与到了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特殊时刻。随着《综艺大观》（1990年3月14日开播）、《正大综艺》（1990年4月21日开播）等在周末黄金时间陆续亮相荧屏，一系列综艺节目渐渐被人们喜欢并关注，观看这些节目也成为了人们每周期盼的重要事件。第三，中国运动员首夺奥运金牌 （1984年）、中国女排“五连冠”（1981年 -1982年、1984年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1986年）等体育盛事，也让中国人感受到了电视体育节目的独特魅力。

（四）飞速发展的客厅中心物及其没落

正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N.Abercrombie）所言，“与电影相比，电视最重要的特色或许就在于它是一种家用媒体。”［5］电视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家庭，而在90年代便彻底占据了客厅的中心位置。

回望以90年代家庭生活为主题的电视剧，剧中一家人的诸多家庭活动往往都是围绕客厅进行的，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典型的家庭生活场景。1990年，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关于引进海外电视剧的审查标准”，规定“以娱乐性为主的，能陶冶观众情操，具有审美情趣，符合我国的道德规范，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海外电视作品可以引进播出，自此，电视机也进一步成为了老百姓日常眺望世界的窗口。

进入21世纪后，电视机本身的技术性突破 （如机身更加扁平或出现曲面屏等）一度是商家宣传的重点，但是，似乎不再能使消费者眼前一亮，与这些技术相比，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视机所具备的上网功能是更吸引人的卖点。换言之，电视机在其技术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段却开始了谢幕过程，网络媒介的加成效应成为了市场焦点所在，而电视机自身的特性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关于电视物质性问题的讨论，对厘清十余年来被学界和业界反复提及的“电视消亡论”问题也有所帮助。事实上，曾经占据主流的传播媒介都或多或少遭遇过“消亡”的危机，人们认为新出现的媒介必将迅速且彻底地取而代之，但是，这些传统媒介几乎都寻找到了继续存活下去的方式，甚至焕发出新的生机，电视也不例外。

（一）改头换面但仍会长存的视听媒介

事实上，早在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N.Negroponte）便在 《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开始了有关“电视消亡”的预言，他认为，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以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传统的单中心传播方式“将成为明日黄花”［6］，与之相伴，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将被打破。

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时，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也作出了判断，主张“广播电视既不会消亡，也不会被融合。信息网络的发展必将推动广播电视向高层次大众传媒发展”［7］。这一论断依据的是时代的现实因素，即当时的互联网技术与广播电视相比似乎尚无竞争的可能，网络技术也被认为更适合于商务应用，不会加入到视音频传播的行列，因此，研究者认为“电视消亡”或“媒介融合”只是“幻想性的论述”。而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和时代环境的变化，仅仅数年之后，便不再有人对此仍持“幻想”之说。

从本文所关注的物质性角度观察，那个传统意义上的电视的确正在逐步退出舞台，但是，如果从电视媒介的传播性特征来说，其所扮演的视听媒介角色则会借由其他物质形式继续占据人们生活的重要领域。未来，视觉、听觉两个维度的感官体验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Television——帮助人们得以获取“远程”（tele-）“视 （听）觉”（vision）的媒介，也会长存世间。

（二）对部分地区及特殊群体仍颇具意义

讨论电视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渐衰微之际，还必须认识到电视机对我国部分地区以及部分受众群体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在我国少数地区，电视机依然是“稀罕物”，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与世界沟通的重要作用。有研究者通过考察部分欠发达区域，发现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依然存在不少刚刚才“看得上电视”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电视彻底改变了乡村传统的交流、聚集方式，使得传统乡村社会原有的诸多功能“消失殆尽，……电视为村民们勾画了一个似乎真实的图景，一个与现实生活相比极具诱惑力的世界。……电视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娱乐和打量外面 ‘花花世界’的一个窗口”［8］。

其次，对不熟悉或不习惯使用网络设备的老年群体来说，电视机依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重要陪伴物。在讨论电视媒介对老年群体的意义时，多数研究往往将焦点放在“老人”节目上，比如，央视 《夕阳红》等为数不多的栏目被反复讨论，而事实上，“只要服务对象为老人的媒介种类和媒介内容，均可以称为老人媒介”［9］。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与电视机相结合、参与管理老人健康安全的智能家居设备，这类设备的出现使得电视机在老年群体 （尤其是空巢老人）的生活中不仅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设备，而是发挥着“关乎生命”的全新作用。

因此，决不能简单地认为电视的时代已然过去，其在一些地区、一些特殊群体中将继续被视为“第一媒介”。

如果说学界对电视内容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那么从媒介物质性视角考察电视本身则方兴未艾。当下，电视正逐步蜕变为全新的视听媒介，并参与到新一轮的媒体融合发展之中。但是，对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受众以及老年群体来说，电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