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酒疯子》的疯癫叙事与乡土伦理

韩冰雪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疯癫”一词最早意为精神错乱，后卡伦·霍妮在文化层面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疯癫主要是由个人的精神危机造成的，而个人的精神危机是社会文化问题的缩影，并提出了“文化病因说”。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小说中的“疯癫”叙述视角和“疯癫”人物古已有之。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抛功名于身外，嗜酒豪放、披头散发、裸袒箕踞，在当世人看来他们如疯子一般，而他们就是以这种狂放的姿态表示对当政者的不满。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一系列的疯癫群像，他们深受科举毒害，中举之后周进的哭、范进的笑、王玉辉的笑后而哭，我们发现作者不仅单单嘲讽个人，而且暗中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其对读书人的残害。到20世纪，“疯癫”叙事的书写由社会开始深入到“人”本身。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以“狂人”的视角，揭示在“人吃人”的世界中人性的丧失与精神的麻木，在满嘴“仁义道德”下所隐藏“吃人”的现实[1]。

小说作者晓苏崇尚书写“有意思”的小说，进而实现有意义的反思或教育。他关注油菜坡故乡民众的生存状况和乡土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实现，批判乡土社会形态中的任何不平等现象。作者借酒疯子袁作义和杂货店老板“我”的对话讲述了疯癫的故事，表达了他对于理性、乡土权力和两性伦理关系的思考，以及冲破权力牢笼、消解权力运作机制的愿望，其终极目的在于探寻乡土社会个体的自我解放之途。

对小说《酒疯子》的文本解读，主要有文学评论家李昌鹏的《神奇的转化》，他以简短的笔墨书写了以“转化”为叙事策略的小说《酒疯子》中隐秘的叙事主题，即村长与村民媳妇娃子的故事。小说虽没有直接写村长，而是转化为写这个村民，通过这个好酒的村民袁作义和杂货店卖酒的老板“我”之间的交流来展开，改变了切入角度，旧瓶装新酒，从而构成新的故事主体。他认为小说作者通过对村民袁作义醉酒后潜意识思想的呈现，展现出了村民的卑微、荒诞和无耻。在村长黄仁睡了他老婆的现实情况中，他幻想自己当了村长以后就可以像村长一样，去睡女人。他最希望的不是打破这套秩序，而是成为村长那种人。袁作义的酒后醉话，大致当作村长黄仁内心的独白和自述。村长黄仁的荒诞行为，也是类似“酒疯子”的荒谬行为，那是欲望和权力导致的迷醉。袁作义的妻子最初或许是一个受害者，但现在连人都快算不上了。他们的羞耻之心，几乎消磨殆尽。就是在这样的叙事中，展现了一群让人恶心的人物群像[2]。陈王玫的《〈酒疯子〉的套叠与置换艺术》中，她以“套叠”与“置换”解析了小说《酒疯子》中村民袁作义在醉酒的情况下实现了和村长的权势和金钱的置换，村长却在村民家中实现了村民作为丈夫的角色置换，在作者对人物角色套叠重影的安排中实现互相代言。同时解析了小说中出现度很高的“球字体”，认为普通的词通过“球”化让感情色彩更加浓烈带劲，以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俗表征传达反讽的语言情感[3]。

以上两篇关于《酒疯子》的文本解读均是文学本位的阐释视角，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叙事主题、叙事要素的阐发和解释，是理解小说《酒疯子》的文学本位基础。本文尝试运用作家文学的“疯癫叙事”策略来论述其作品中呈现的乡土世界异化的两性关系和乡土伦理，在“酒”的叙事媒介帮助下，深入观察作家塑造的小说人物“酒疯子”的疯癫行为，意在解构被权力和欲望遮蔽的纯粹而美好的乡土世界的本来面貌，反思乡土社会中个人的自我解放和乡土群体伦理关系问题。

酒疯子假借酒的能量，骑着“权威”的“村长牌”摩托车在乡土社会中风驰电掣，他想要颠覆那种被严重异化了的乡土社会权力运作机制，演绎了一场可悲的“壮举”，他的疯癫行为成为作者严厉批判的对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对酒疯子本人疯癫行为的厌恶与唾弃，实质上也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对披着权力外衣却暗行苟且的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达到了文本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反讽和双向启蒙的效果。

中国小说中有关酒的故事极其丰富，其中因酒而名的人物与英雄不计其数。《酒疯子》以脱俗之笔，还原酒的草根特质与凡俗本性。文化乡土的意蕴，沉淀于酒中，其味其韵，让人沉醉其中，深爱不悔。酒与男性力量紧密相连，阳刚的雄放之美，纯朴率性，天然放达。酒疯子就是酒的品格，他不再拘束于尘俗杂务，而是放浪形骸于乡土邻友之间，说酒话，做酒事，看似醉鬼，看似疯癫，却“酒醉心明白，酒后吐真言”，那些看起来正儿八经的村长乡长的革命公务，却被这酒疯子批得一无是处，昏天黑地。这种尖锐激烈、解构权威的力量，听起来出自于酒疯子之口，实质上则是民心向背的真实声音。作家把这段“混球式”的酒话，以那些“什么长”的革命干部的话语连接起来，不正与他妻子把控“性禁忌”来迎合那些“什么长”相印证么？

通过查阅网络数据库的期刊论文可以发现，对于酒的意象解析，大多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解读上。而酒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物，它的意涵不仅仅只停留在古代文人的诗歌当中。譬如薛富兴对酒文化的阐释，他将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酒文化”乃指人类文化系统中之酒，或酒与人类文化系统；
狭义的饮酒即是生活审美，醉感即是人生美感。中国酒文化有三大特征:以酒和众、以酒适性与以理节酒。中国酒文化中认为酒可以带来生活美感，而西方世界往往以“酒神精神”或曰“迷狂”命名之，描述因酒精刺激而产生的一种想痛快淋漓地干点什么的状态。人类的饮酒行为始于生理感官之感知与体验，终于感性精神心理之愉悦与解放。一方面，酒对于每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需求而言，它成为个体自我生理和心理放松、解忧或纵乐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远在周代，中国的政治家就清醒意识到酒精的副作用，它对个体身心以及社会群体秩序具有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因此人们历来对它便存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戒心。

酒是生命自然生长的意象，以酒醒神，以酒去毒，生命中的无数挫折与悲痛，都因酒的刚烈韧性而超越重生。小说未直接写酒的美味甘冽，却处处洋溢着酒的清香，昏暗、迷离的傍晚天色，有如酒的晕眩，朦胧浑浊的酒后神态，活脱脱地注入生命之中，这就是酒疯子。酒的意象因为酒疯子这个硬朗健谈的人物而充满生机。酒灌注了他的生命，成为生命的内核。那些日常压抑的痛苦与无奈，因为酒而缓解，因为酒而治癒。酒也是生命的麻醉剂，它让一部分现实的沉重从视野中消失，在感知中无效，这正是性麻木的酒疯子听从妻子使唤的秘密所在。酒可以安慰“袁作义们”，使他们获得短暂的快乐，但那实在是一种消极的快乐——它可以让“袁作义们”暂时性地逃避一些东西，自欺性地忘掉一些东西。酒并不能改变世界本身，它只能暂时性地改变人对这个世界的主观感受。一旦从醉乡中醒来，该面对的仍需面对，该承担的仍需承担。小说中村民袁作义麻木到甚至并没有通过酒的力量去反抗、镇压、解构异化的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两性伦理，也正是这份无奈与迷离，成为了作者启蒙大众的窗口和视角，让读者在小说世界中感叹，在现实世界中反思。

酒疯子们表达了一种“酒信”——以酒为信仰，将饮酒视为人生安慰的必然之途，甚至唯一途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它揭示出一个更严重的事实——“袁作义们”在其饮酒之余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未能成功建立起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诚和坚实信仰，更不必说对异化的乡土社会和性道德的反抗和解构。所以他才会夸张地表达自己对酒的热爱，通过醉酒实现臆想的、疯癫的、无效的反抗价值。《酒疯子》中酒表现的是一种欲望，一种变态的人性。《酒疯子》以酒为媒介，一步步地对村民的权利意识和性道德进行着异化。因此，这里酒的意象就有了反讽的意味。《酒疯子》中的“醉酒”与“醒酒”的发生，在欲望和理性之间进行，小说作者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问题、社会环境中的同化作用对人的影响问题，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乡土社会的假权威、腐败的乡村治理以及违背性伦理的乡土道德氛围的批判。

酒意象贯穿于《酒疯子》整部小说：沽酒、说酒、借酒论世、酒醉、酒醒这样一个内在线索，由于酒意象的存在而显得跌荡起伏，引人入胜。作为乡土意象的酒的魅力，是与现代意象摩托车深深地契合一体的，两种意象冲突而又缠绕，它们是乡土沉迷与现代扩张的转型冲突，也是酒疯子的个人意趣与其妻的伦理欲望的无言映照，同时也是村落乡土生活与村长权力的参差交错。酒疯子狂飙摩托车去“我”的小卖部，那是“我”印象中村长的专车，是权力的座驾，酒疯子与村长因此是角色重叠、功能互换的。因此，摩托车上急驰而来的酒疯子一点也不醉，他不是酒疯子，因为还没有喝酒，他与正常人没有差异，甚至他与村长没有两样：他们都与这辆代表着村长权力的摩托车有关。可是，酒疯子就是酒疯子，他叫喊着要酒，而且不停地吆喝着不同口味、不同价钱的酒，甚至忍不住空着胃、爽着口就喝。而且，过分到“我”和妻子不得不留酒疯子在我家吃饭下酒。虽然他是老顾客，却一直欠着“我”的酒钱。就这样，狂奔而来的没有喝酒的不是疯子的酒疯子，因酒而忽然转变成真正的酒味十足的酒疯子，男人的性情从酒中呼啸而出，霸气、野蛮、流气、狂傲，浑身散发着汗臭与酒香的性味浓烈的酒疯子，正是乡土男人的本色。但是，这种本色是染了现代权力毒性的本色，在摩托车停靠一下来的瞬间，酒疯子其实已将另外两人带到了现场：他的妻子和车的主人村长。这种现代权力的毒性，从摩托车的汽油味的挥发中，融进了“我”卖给酒疯子并被他大口大口地享受的美酒中，酒疯子因此变得不再纯粹，变得是醉而不醉。一方面，酒意象彰显了酒疯子的男人品性，扩张的、侵略的、野性的；
另一方面，酒意象隐藏了摩托车意象，重叠着仿佛酒疯子的妻子与村长的交媾，把酒疯子远远地排挤在性权力之外，成了一种玩偶与道具，也是小说神来之笔的酒疯子的“真疯”本义。揭示出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强权势力、物质欲望、阴谋算计的交织中，“袁作义”们不仅无能，也无法分辨和掌握自己的利益，反而在权力争斗的重压下承受着新的苦难，成为卑微的牺牲品。

“疯癫”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基层权力滥用的批判和对乡土社会治理混乱的反省。疯癫者的病症直接体现了特定时代那群人物的荒谬。精神疯癫既是社会权力形塑的产物，又是社会权力压迫的见证[4]。福柯把疯人定义为“一切相对于理性、道德和社会的秩序而言表现出‘碍事’迹象的人”。也就是说，福柯已将“疯癫”看作文明社会“理性”的对立面，把“疯癫”当作是有悖于理性的精神冲突状态，是道德上的自由放任，即普里查德的“精神错乱”[5]。福柯将“疯癫”视作理性与非理性、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对“疯癫”的处置彰显出排斥的姿态，包括“驱逐”、“流放”和“禁闭”。这种“排斥”姿态旨在维护文明社会的秩序[6]。这样看来，《酒疯子》中的“疯癫”实际上也是乡土社会“权威”和性越界的对立物。这些疯癫行为既是主体社会文明对排斥对象塑形的结果，也是对其加之规训的表现，而这种规训又反过来为被排斥者所用，成为其“悬置”和“消解”权力的策略。由此可见，酒疯子的疯癫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乡土社会权力滥用和乡村治理混乱的反抗，是对“酒疯子”的妻子违反性道德的无效反抗。

在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看法上，福柯认为通过对疯癫进行塑形、排斥、禁闭等手段来实现规训目的，并以疯癫者的死亡和回归理性实现对社会权力机制的维护。根据福柯的观点，“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而表明“疯癫的实质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相反，《酒疯子》中小说作者并没有对其进行禁闭想象，村民袁作义酒醒之后的怯懦胆小，回归由媳妇娃子掌控的家庭现实，实质上是回归了理性现实之后的无奈与被动。面对村长和自己媳妇娃子的不伦之行，村民袁作义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何尝不想解脱或者报复这种由乡土“权威”和家庭权威主导下的畸形的性道德，但是他的反抗却是借助酒精的副作用进行的，是一种被权力意识毒害的臆想和疯癫。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小说作者对小说人物疯言疯语无奈行为后的理解和包容。袁作义醉酒后“条理清晰”的“三步上篮”，行使他“代理村长”的僭越的或非法的“权力”，也显示了泛滥的乡土社会权力对人价值观念的戕害程度之深，是小说作者意在反思的人性价值问题。

乡土社会个体的人性价值如何体现？人的欲望应该如何处置？乡土权力应该如何规范？基于性道德和两性伦理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和乡土伦理应该怎样实现？这些是作者透过“酒疯子”的疯癫叙事策略进行反思和关照的乡土社会基本问题。作家文字的精妙之处不是纯粹的歌颂，也不同于人类学家参与观察的田野报告，作家创作依靠其对乡土世界的感受力和观察力，运用文学文本去映射广泛寓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乡土观念问题和基层权力运作机制问题，在荒诞中提出问题，用超强的感官力量加以表现，发人深省。

小说中正确的人性价值被剥离，导致了两性伦理的扭曲和乡土道德、乡土伦理的畸变，最终，乡土社会中个人价值被消弭在乡土社会的权力压榨之下，而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之于人性价值、两性伦理、乡土权力、乡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意义，俨然是我们应该反思和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人性价值在乡土社会中的理性思考，发掘生命本质的人性尊严、地位平等、权利意识等人文情怀，是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乡村伦理道德体系建构的重要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呈现性禁忌的话语，这是男性秩序中最深、最坚固的堡垒，对处女贞操的赞颂，对生殖的丑化也是男权用以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男性叙事无论哪种派别，对女性鄙视和玩弄的态度都保持了高度一致。女性书写的意义在于必须修正男性写作中浓重的男权意识，书写女性在各个时代所遭受的侮辱和掠夺，揭示女性作为人类的另一半带给历史进程的促进和动力，同她们在现实和历史中所“不得不给定”的卑微身份之间作意味深长的对照。处女贞操被男性永远赞颂着，并使得女性因男人的珍爱而同样视之比生命还重要。贞操不但是女性自律自爱的标志，同时也成为男性尊严的象征。如果自己的女人失贞，男性想到的不是失去爱情的悲痛，他首先为之震怒的是自己的权威和自尊受到威胁和侮辱，随后开始怀疑自己儿女的血缘是否被篡改。无论哪种，这都是从男性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不会考虑女性也有追求两性和谐幸福的权利，在对“淫妇”的残酷杀戮和肆意毁损的过程中绝不手软[7]。两性关系和两性伦理问题衍生了“性而上”抑或“性而下”以及上下之间的逡巡、位移、求索，直接对应和感应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人类生活的全景。“非性”文化塑造了中国文学“扬情抑性”的传统，形成以“性禁忌”为圭臬的“言情”文学和以“性泛滥”为特征的“色情”文学。这两种一显一隐的文学潮流，既显示了文学叙事中“性”与“情”的纠结与博弈，更突出了中国作家的“言性”困境[8]。在作家王小波的一系列有关文学作品对性禁忌的话语超越之后，言“性”的伦理道德成为了小说家们观照现代性的“越界”话题。

巴塔耶的“越界”理论认为，我们固然可以否定性欲、污秽、死亡，可以坚持认为世界屈服于自己的活动，但这种否定是“虚拟”的，它并不能真正地否定我们是动物的事实。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会有死亡，我们最终必然会腐烂，会消失，所以，我们才会发生越界行为，才会出现对动物性的回归，以求得至尊性的瞬间的体验。他在谈论越界时，首先指出了对性欲禁忌的越界，乱伦禁忌为最大的“界限”，因此，对乱伦禁忌的否定或越界也就更为典型，也更能唤起强烈的震撼。巴塔耶认为，正是对此一禁忌的越界产生了色情。这种禁忌越强烈，越让人恐惧或厌恶，它的诱惑也越大，而克服其所得到的欲望的实现就更加强烈[9]。

性，从来在乡土日常中就是眼熟心知的生活本身。原欲的力量从性而来，小说作者晓苏呈现的“油菜坡世界”的人们虽然也建构了自己关于性的规范，但却充满温情与自然，少有道学家用来粉饰自我、颠倒黑白的肮脏交易。《酒疯子》却书写了传统的乡村道德氛围在混乱的性伦理中被打破，表现了一种穿透乡土现实的性观念。村长和村民媳妇娃子的越界行为，反映了现代性的乡土社会中女性在拜金和对扭曲的权力意识中的“生存策略”[10]，在小说作者凝练出的乡土人生的性意象中，试图通过性伦理诠释乡土道德，是反思乡村社会秩序的独特而尖锐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策略。乡土关系是认识民众心灵世界的根本途径，比地缘和血缘关系更重要。其中的性伦理观念更是显示出民众的道德信仰，在现代性的乡村叙事当中，通过展示道德失控，重新审视性伦理的越界现象，探寻男女两性关系的伦理限度，探究人性的善恶和隐秘心理。这是一种乡土社会在转型期所遭遇的精神困境，是对乡土道德的文化反思，反映了现代乡村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艰难性。

相对于小说《陈仁投井》[11]31-47的烈举，《酒疯子》似乎更像血肉战争之后废墟上的一片残地。也还有绿意，也还有断壁残垣，但都星星点点地冒着狼烟般的黑丝，四处散发着血肉焦味。《酒疯子》也有《花被窝》[11]1-17的些许温情，乡土人情间的自然随性，根植于泥土般的朴实温婉，在酒疯子来杂货店吆喝沽酒的点滴细节中，让我们见到了乡土村野中尚未完全解体的亲与爱。可是，无论如何，《酒疯子》不是《花被窝》，更不是《陈仁投井》，它是《花被窝》被强行置换而来的“城市会所”，也是《陈仁投井》之后大家不再追怀真情真义的流氓治世的“村长来访”。

显然，两性关系在酒疯子的虎妻那里是一方运用自如的法宝。她深知这法宝的威力，也明白这法宝可以进、可以退的奥秘。小说没有过多地交待这块法宝的运用情境，只在点睛之笔时才略作叙述。如果把酒看作是酒疯子的立世之本，那么，扭曲的性伦理就是他妻子的立世之法。因为，当酒疯子沉醉在酒中之时，他本身就已成为妻子的一种隐含的两性关系。就此而论，酒疯子的点题不是酒疯子本人，而是酒疯子那以酒疯子为诱饵的妻——她才是坐享性伦理之“利”的正题。

“酒”是晓苏小说中与“被窝”、“古井”同在的乡土意象，它是灵动而快乐的，充满激荡人心的力量。但是城市的权力意志腐蚀了酒，更腐蚀了酒疯子那可怕的虎妻，酒因而具有了双重的性的隐喻：它既是乡土阳刚的男人性征，也是城市权力阉割男人的女人性征。两种性征，以酒疯子疯狂飙车的无奈憋屈与以酒疯子烂醉如泥的借酒泄愤相纠缠，达到了小说真实的穿透现实的目的，从而使得隐含其中的人性本质力量和价值得到凸显。“酒疯子”作为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力意识和企图向上挑战乡土权威的突破力量被逐渐放大，却又在浮躁的摩托车轰鸣声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隐匿和遮蔽。独立人格丧失、个人权利被剥夺，这种错误的人性价值观念逐渐清晰，批判的声音也逐渐进入读者的头脑。在批判中，拷问人心的价值观念也在重击人的灵魂深处，两性关系作为自我价值的显现，是否被权力压榨而失去本真的意义？两性伦理道德观念支撑着的乡土伦理是否还能建构起稳定而和谐的乡土世界？这是不同于民间文学二元价值观念的作家文学所给予我们的思考题，我们需要在题目的回答中建构并有序地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积极健康的乡土伦理意识。

小说《酒疯子》以酒为媒介，借助酒精的副作用进行了“疯言疯语”醉酒式的疯癫叙事，一方面显示了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权力组织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对乡土社会权威的消解，在非理性的叙事中浇灌着民众扭曲的义利观，深受现代物欲社会的桎梏而导致的婚姻、两性伦理的失范，以及在这种精神困境中女性“身体”在场的价值误区。作者晓苏在越界的伦理道德层面，虽不在乡土情结中展现伦理失范，却在乡土权力扭结的叙事中寻找两性关系的伦理限度，在“界限”语境中观照乡土社会的道德困境，并凭借巧妙的疯癫叙事策略，生动而深入地展现了异化的乡土伦理价值体系和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在对乡土权威的冲击和消解中，展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混乱和变形。作家晓苏提醒我们国民精神品格塑造和正确价值观念树立的重要导向意义，其小说《酒疯子》是振兴乡土社会这一有意义的话语探索，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