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状态与可信度对面孔识别的影响*

姚 远，吴 云，江 珂

(1.苏州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2.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9)

面孔是一种含有丰富社会信息的刺激物，人们不但能够根据面孔辨别对方的性别、年龄、身份和情绪状态，还能依据面孔做出多种特质推测。[1-2]面孔识别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能否快速而准确地识别他人面孔对于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环境适应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面孔的认知模型相比，布鲁斯(Bruce)等提出的两阶段模型影响较大。该模型中，面孔的加工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面孔结构进行编码，以面孔结构特征和空间结构为主，完成对面孔的初步鉴别和视觉处理[3]；
第二阶段是对面孔特征进行识别，即特征编码，主要对面孔的非结构特征(如面孔的表情等)以及面孔所蕴含的身份信息(如年龄、社会地位等)进行处理和编码[4]。第二阶段包含两条平行的通路，个体对面孔进行加工时会根据面孔的熟悉程度选择其中一条通路。其中，对陌生面孔的加工不仅包括对面孔情绪、面孔年龄做出分析，而且包括对面孔是否可信做出的判断。[2]本研究主要涉及该模型第二阶段中对陌生面孔的识别。

面孔特征因素(如面孔的性别、年龄、情绪、吸引力)和个体自身因素(如个体所处情绪状态等)对陌生面孔的识别速度和准确性产生影响。面孔特征因素方面，已有研究表明面孔识别过程会受到面孔可信度的影响。面孔可信度是指通过他人的面孔信息对此人的可信性程度做出的一种主观评估，个体基于此最终选择采取接近或回避的基本反应。[2，5]个体自身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所处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本民族面孔识别中的编码和提取过程[6]，还会影响个体对面孔可信与否做出的评价[7]；
但很少有研究涉及个体自身情绪状态对不同可信度面孔的识别绩效的影响。

1.不可信面孔的加工优势效应及其对面孔识别的影响

面孔可信度的加工分为无意识和有意识两种方式。人们对不可信面孔进行内隐判断(如判断年龄)时会激活杏仁核、右侧脑岛，而对不可信面孔进行外显判断时主要激活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7]

伦德奎斯特(Lundqvist)等研究发现，对于中性情绪面孔，其可信度判断与吸引力判断呈正相关，与攻击性判断呈负相关，与智力呈正相关。[8]对面孔特质维度的判断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可信度在面孔的每个特质维度的载荷最大(94%)，去掉“可信度”的描述做第二次主成分分析，仍然得到与可信度有92%相关的主成分。[9]由此可见，个体对面孔的可信度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其对面孔的整体判断，影响个体对他人的印象形成过程，从而对面孔的识别和再认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面孔可信度对面孔识别的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王乾东等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探究个体对可信面孔和不可信面孔的视知觉加工差异，研究发现不可信面孔的再认成绩比可信面孔的再认成绩更好，这是因为人们对不可信面孔会产生更多的注意警觉与维持，并且对不可信面孔的警觉能预测不可信面孔的记忆优势。[10]徐芬等研究发现，在没有明确的可信度判断的外显记忆任务中，个体对不可信面孔的反应时更短，识别正确率更高，由此可知，个体在面孔识别过程中依据面孔是否可信对其进行了自动化加工。[11]此外，有研究者采用阈下启动范式(subliminal priming paradigm)和连续闪烁抑制范式(continuous flash suppression)探讨面孔可信度对面孔识别的影响，发现人们对面孔可信度的评估可以在阈下知觉水平发生，并且对不可信面孔更加敏感，不可信面孔相对可信面孔可以更快地突破闪烁抑制，从阈下知觉进入人们的阈上知觉。[12-14]

2.个体情绪状态对面孔识别的影响

关于面孔识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面孔情绪对面孔识别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对不同情绪面孔的加工有特定的认知模式和倾向性，且在面孔识别中存在负性情绪偏好。王妍等以一系列不同表情的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记录面孔识别实验过程中被试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成分变化，结果发现情绪面孔会影响早期ERP成分。[15]之后，罗跃嘉等在研究中提到，相较于正性和中性刺激，负性刺激似乎有一种认知加工上的优先权。[16]蒋长好等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方法，比较被试在愉快、悲伤、中性三种情绪面孔识别中ERP成分的变化，实验结果证明了面孔加工的效价效应，也就是说在刺激呈现后的550～800ms，与中性情绪面孔相比，悲伤面孔引起的正性波幅更大。[17]有研究证明负性情绪面孔通常比中性情绪面孔更早地吸引加工资源[18]。还有研究表明，在情绪面孔识别任务中，人们识别高兴情绪面孔比其他情绪面孔更准确，反应时也更短，因为识别不同情绪面孔主要是知觉加工而非情感加工。[19-20]

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个体自身的情绪状态对面孔识别的影响，且已有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裴燕红基于中国人对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进行加工时的各种眼动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编码阶段还是提取阶段，处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面孔识别的正确率和击中率都显著高于消极情绪下个体的正确率和击中率。[5]此外，有研究通过诱导被试的正性、中性和负性情绪来探讨其对面孔识别的影响，结果显示，被试在积极情绪下能够提高面孔识别的准确率，能在合成面孔任务中提高对整体面孔的编码，在消极情绪下则反之。[21]以上研究支持积极情绪对面孔识别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于面孔识别的各个阶段。但也有学者通过启动大学生的不同情绪来探讨其对面孔的识别能力，结果发现：在识别异族面孔时，正性情绪组的识别正确率显著低于负性情绪组，负性情绪组的辨别力指数d’显著高于正性情绪组；
识别中国面孔时，中性情绪组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正性情绪组和负性情绪组。[22]

从认知进程角度来看，面孔识别过程还涉及工作记忆，很多研究集中在情绪与工作记忆的关系上。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心境一致性记忆”[23]，即个体经历一种特殊的心境或情绪后，当他们有选择地接触、阐述、学习情感效价类似的材料时，倾向于以一种相同的心境来解释这种经验[4]。也就是说，积极情绪促进积极信息的加工，消极情绪则促进消极信息的加工，人们更易编码和提取与其当前情绪状态效价相一致的信息。那么，不可信面孔的优势加工效应是否会受到个体情绪状态的调节呢？从已有研究来看，积极情绪(如愉快、感激)会增加信任感，消极情绪(如愤怒)则会减少信任感。[6]个体处于积极情绪时，对于不可信面孔的信任度评价会增高，这是否会影响不可信面孔的加工优势效应？而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时，其对可信面孔的信任度评价会降低，这是否会易化其对可信面孔的识别，得出与情绪一致性记忆理论不相符的结论？这也是本研究力图探讨的重要方面。

为探讨面孔可信度与个体情绪状态对面孔识别的影响，本研究采用2(被试情绪状态：积极、消极)×2(面孔可信度：可信、不可信)的双因素实验设计，使用经典面孔识别实验范式对面孔识别的反应时、正确率和辨别力三项指标进行测量，并根据实验结果探讨这两个因素对面孔识别产生影响的原因。

1.被试

本研究分为预实验和正式实验两个阶段，研究对象皆为随机选取的苏州某高校大学生。预实验阶段选取大学生30人，用于评定面孔实验材料。正式实验阶段选取大学生60人，其中男生23人，女生37人。通过《情绪自评量表》分数筛选，最终完成正式实验的被试共计53人，其中男生19人，女生34人。他们均为右利手，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病史，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采用功率分析软件G*Power 3.1事先确定样本量，按照效应量f=0.25，显著性水平p=0.05，需要24名被试达到80%(1-β)的统计检验力。

2.实验材料

实验图片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情感面孔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Face Picture System,CAFPS)。CAFPS含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面孔图片。预实验时，首先选取120张中性情绪的成年人面孔图片，然后根据被试对面孔的可信度判断挑选60张面孔图片，其中可信面孔与不可信面孔各半，所得材料用于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时，将两种视频材料分别用于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每种视频均为5分钟。其中，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用于诱发积极情绪，电影《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片段用于诱发消极情绪。

正式实验使用《情绪自评量表》来判断是否诱发了被试的指定情绪变化。此量表改编自普卢特奇克(Plutchik)的《单词汇情感维量心境评定量表》。普卢特奇克以其情绪维量理论为基础编制量表，对由故事情景诱发的情绪进行评定。他分别用一个单词来代表八种基本情绪——愉快、接受、惊奇、惧怕、悲伤、厌恶、兴趣和愤怒，并制定了一个5点记分量表，选项从1(无)过渡到5(极强)，分数越高，表示该情感体验越强烈。[24]本研究对量表得分进行分类统计，将所有描述情绪的词语分为积极情绪得分和消极情绪得分两种，积极或消极情绪得分小于7分的被试即判为情绪诱发失败，不能参加后续的面孔识别实验。

3.实验流程

预实验是对可信面孔和不可信面孔进行区分(材料准备)。从图库挑选出120张中性情绪的成年面孔图片(其中男女面孔各60张)，30名被试对其评分。每张面孔图片呈现5s，呈现前有注视点500ms。被试对面孔可信度做出5点评分(1～5分别表示“非常不可信”“不可信”“不确定”“可信”“非常可信”)，然后将每张面孔按总得分进行排序，挑选出得分最高的30张面孔图片作为可信面孔组，得分最低的30张作为不可信面孔组(两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正式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60名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观看两部时长5分钟的视频以诱发两种不同的情绪(积极、消极情绪)。看完视频后，每位被试需完成《情绪自评量表》以确定其发生了指定的情绪变化。第二阶段是面孔识别，又分为学习阶段和再认阶段两部分。实验范式采用前人研究的面孔识别的传统实验范式，材料为第一阶段挑选出的60张中性情绪的成年男性和女性面孔图片(其中可信面孔和不可信面孔各半)。

学习阶段共包括30张面孔图片(可信面孔15张，不可信面孔15张)，面孔呈现顺序随机，每张图片呈现前有注视点1s，图片呈现时间为5s，要求被试尽可能记住这些面孔。学习阶段和测试之间有20s休息时间。再认阶段包括全部60张面孔图片(包含练习阶段图片在内)，每张面孔随机呈现，呈现前会有注视点1s，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哪些图片之前呈现过，哪些没有呈现过(见图1)。

图1 面孔识别实验流程图

1.面孔再认成绩

对结果正式进行分析前，先剔除反应时小于500ms和大于4000ms的数据，以及面孔再认正确率小于0.5的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不同情绪状态下被试对不同可信度面孔识别记忆的反应时、正确率、辨别力各不相同(见表1)。

表1 不同情绪状态下对不同可信度面孔的识别绩效描述统计表

2.反应时方差分析

以情绪状态和面孔可信度为自变量，对面孔识别判断正确的反应时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面孔可信度主效应非常显著，F(1,51)=17.541，p<0.01；
情绪状态主效应不显著，F(1,51)=2.934，p>0.05；
情绪状态与面孔可信度的交互效应显著，F(1,51)=4.533，p<0.05。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对不可信面孔的再认反应时显著小于对可信面孔的反应时(ΔRT=182.33，p<0.01)；
而在消极情绪状态下，可信面孔和不可信面孔的再认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ΔRT=59.43，p=0.15)。

3.正确率方差分析

以情绪状态和面孔可信度为自变量，采用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面孔识别的正确率。结果显示：面孔可信度主效应极其显著，F(1,51)=25.370，p<0.01；
情绪状态主效应不显著，F(1,51)=0.128，p>0.05；
情绪状态与面孔可信度的交互效应显著，F(1,51)=6.113，p<0.05。对两者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对不可信面孔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对可信面孔的正确率(ΔAcc=0.12,p<0.01)；
被试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对不同可信度面孔识别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ΔAcc=0.042,p=0.073)。

4.辨别力方差分析

以情绪状态和面孔可信度为自变量，采用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面孔识别的辨别力。结果发现：面孔可信度主效应极其显著，F(1,51)=22.627，p<0.01；
情绪状态主效应不显著，F(1,51)=0.330，p>0.05；
情绪状态与面孔可信度的交互效应显著，F(1,51)=4.300，p<0.05。对两者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被试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其对不可信面孔的识别辨别力显著高于对可信面孔的辨别力(Δd’=0.77,p<0.001)；
当被试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对不同可信度面孔识别的辨别力无显著差异(Δd’=0.3,p=0.061)。

1.不可信面孔的加工优势效应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表明，面孔可信度的主效应显著，即被试无论处于何种情绪状态，对不可信面孔的反应时都显著低于对可信面孔的反应时，其正确率和辨别力都显著高于对可信面孔的正确率和辨别力，支持了不可信面孔存在加工优势效应。

虽然本实验的外显记忆任务并不涉及对面孔可信度的判断，但不可信面孔仍然存在加工优势效应，表明个体在面孔识别记忆时对面孔的可信度进行了自动化加工，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11]恩格尔(Engell)等人的相关脑成像研究从生理角度证实了这种自动化加工，他们让被试对不同可信度面孔进行年龄的判断，面孔越不可信，引起的杏仁核激活程度越高，这说明对面孔可信度的评价是自动发生的。[1]对面孔的加工发生在特异性脑区，即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 area)[25-26]，因此，人们对不可信面孔进行内隐判断时，会激活杏仁核、右侧脑岛，而对不可信面孔进行外显判断时主要激活了颞上沟[7]。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研究发现，在面对可信面孔和不可信面孔时，会诱发不同的脑电波。例如：面孔呈现50～90ms后不可信面孔比可信面孔诱发的C1波幅正性更少[27]，呈现约100ms时不可信面孔会诱发更大的P100成分[28]，呈现230～280ms时不可信面孔诱发了更大的早期脑后负成分(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29]，呈现400～600ms时不可信面孔诱发了更大的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component)[27]，神经生理发生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不可信面孔的加工优势。

不可信面孔的这种优势效应与人们对威胁刺激能更多地产生警觉与注意维持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0-33]进化心理学认为，一种机能的记忆系统将有助于有机体的适应，而人类的面孔记忆无疑是一种具有发展性适应意义的记忆系统。[34]这种面孔记忆系统的适应性使得人们无须记住所有的面孔信息，而是将注意和记忆集中在对人们自身生存和发展具有威胁的信息上，从而提高整个面孔识别的效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带有威胁性或危险性的刺激与人们的生存紧密相关，因此更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柴江霞等研究发现，个体对威胁信息存在记忆优势，并且对带有威胁信息的图片记忆优于词汇记忆。[35]山岸(Yamagishi)等研究表明，个体对欺骗者的面孔再认成绩显著高于对合作者的再认成绩。[36]侯春娜等通过设置与生存有关的任务，发现被试对不可信面孔的识别准确率较高，且对不可信面孔记忆最好。[37]由此可知，正是不可信面孔与危险、欺骗等负性信息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被试对不可信面孔的辨别力更高，这符合人们趋利避害的倾向，也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生存适应性的表现。

2.面孔可信度与情绪状态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处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对不可信面孔的识别反应时更短，识别正确率和辨别力更高；
处于消极情绪下的个体对两种面孔的识别反应时、正确率以及辨别力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积极情绪下的被试对不可信面孔的加工优势效应显著，而消极情绪下的被试没有出现这种效应。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消极情绪对优势认知加工具有抑制作用。[38]趋避系统观认为，不同情绪对优势认知加工的影响可能反映了行为趋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和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的功能。[39]积极情绪和行为趋近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由此激活行为趋近系统，从而触发趋近动机，促进了优势认知加工；
而消极情绪和行为抑制系统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使得行为抑制系统得到激活，引发抑制动机，抑制当前的优势认知加工。[39]因此，被试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一方面，不可信面孔带有威胁信息，更加吸引被试的注意；
另一方面，被试的积极情绪会引发趋近动机，提高被试面孔识别的动机，使其对面孔所载的可信或不可信的信息更加敏感。相反，当被试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这种消极情绪引发了抑制动机，抑制了其对不可信面孔的优势认知加工，导致不可信面孔的加工优势效应不再显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积极情绪对短时记忆有促进作用。例如，当识记材料为字母时，处于积极情绪的被试，其短时记忆容量显著大于处于消极情绪的被试。[40]本研究中情绪状态的主效应并不显著，这应与面孔加工系统的特异性有关。面孔刺激信息不同于字母等识记材料，人脑对面孔和对一般物体的识别是分别由两个独立功能模块完成的。[41]但也有研究发现，被试处于积极情绪时对面孔识别的正确率及辨别力最高，中性情绪次之，消极情绪最低。[21]不过，该研究采用的实验范式和本研究不同。他们的面孔识别任务是先学习50对面孔，其中一半是相同身份，另一半是不同身份，之后对两张面孔的身份进行是否一致的判断。也就是说，任务学习阶段是基于对关系的记忆(成对出现的面孔)，测试阶段也是对关系的判断；
而本研究中，被试需要记忆的是面孔本身。可以说，正是因为实验范式的不同，导致了不一致的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可信面孔在面孔识别中存在加工优势效应，但这种优势受到个体所处情绪状态的调节：当个体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不可信面孔存在加工优势效应，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该效应会消失。

诚然，本研究存在一些限制和不足。首先，本研究根据情绪效价，采用简单二分法将个体的情绪状态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种类型。有研究发现，个体所处的具体情绪状态(不同归因的情绪状态)对可信度评价任务的影响不同，相较于个体自身引起的情绪(如骄傲、内疚)和情境引发的情绪(如悲伤)，由他人所引起的情绪(如愤怒、感激)以及微弱的自我评估感受(如愉快)更能增加信任感。[6]本研究所采用的诱发负性情绪的视频同时引起了大学生悲伤、愤怒和惧怕等情绪，其对被试在面孔识别过程中所进行的面孔可信度评价的自动化加工的影响更为复杂，这也是通过视频诱发情绪该方式的不足之处。若能将情绪状态按照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更精细化的分类，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将更加准确。

本实验结果缺少生理证据，对结果的解释略显单薄。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记忆可能是由不同的大脑回路来分别完成的。[42]未来的研究应结合脑电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对各种神经生理指标的变化进行追踪，结果将更加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