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峰会”窥见西方话语霸权的本质及应对

吴艳东 范俊宏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去年末，美国拜登政府酝酿已久的“民主国家峰会”在一片哗然中惨淡收场，“虚伪至极”“缺失真正来自人民的力量”“自我打脸”等批评毫不隐讳地出现在国际主流媒体的头版文章中，会前美国人民的游行示威、会上阿根廷总统对玻利维亚的辩护与最终仅有8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共同表露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价值祛魅的觉醒与渴望。邀请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在逃嫌犯参会，公然挑衅国际法与“一个中国”原则，在这场政治作秀的大舞台上操演西方国家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成为西方话语霸权夺人利己本质的鲜明体现。若任其发酵，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将遭到进一步抹黑，世界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与追求将遭到根本亵渎，世界能否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疫情挑战将成未知。对此，须采取有力举措遏制西方话语霸权并防范其“次生灾害”风险，自觉讲好中国故事、自主塑造国家形象，打压国际反华势力的熏灼气焰，打赢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利益、伸张国际公平正义的“突围战”。

马克思曾指出，作为民主实践形式的“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1]，昭示民主具有阶级与历史的规定性，是生成于国家治理的历史流脉而具有国别特征的相对稳定的操作模式，反映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性质。因而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2]，各国人民的意志是评判本国民主与否的根本准绳。“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3]

美国偏自诩为“民主教父”和“人权卫士”，冒充一副全球民主“教师爷”的姿态推销美式民主，以其为纽带联合其政治同盟进行“价值观外交”，蛊惑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信：得到了美式民主的认同，便可保障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高枕无忧，本质上是为了实现西方霸权话语所舔舐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深刻地体现出西方政客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同时，尽管越来越多照搬美国模式的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4]19，美国当前无论是在操盘国际局势还是在解决国内矛盾上也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作为凭借经济和军事强力制胜“两极”争斗的超级大国，以及适时将国家对外政策的重心过渡到软实力竞争上，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价值体系的心理偏向将难以急剧调转，架构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的霸权话语将不会迅速衰败。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扬言，“如果美国不来领导，其他国家就会以不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采取行动”，打着反抗权威主义、反腐败、宣扬人权的旗号，“民主峰会”的居心恰在于借一盘挑拨离间的低级政治游戏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新的矛盾在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使西方制度逻辑的结构性矛盾愈发外露，打破低迷沉闷的西方话语禁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使爱国主义、公平正义、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等宏大叙事再度促使国际舆论的觉醒，西方国家霸道进行“价值改造”的伎俩难以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认同基础面临松动危机，激起了西方国家的群体性焦虑。对此，西方国家鲜有通过对内改革提高制度竞争力以疏导压力的，而是在强权与对立的逻辑下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偏执地将矛头对准持有异见的国家。布林肯将中国视为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默克尔下台后德国绿党的贝尔博克在竞选期间公布的强硬的反华信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撕毁“一带一路”协议……西方国家饶有默契地制造种种轰动性新闻，营造出一种急需控制中国以“保障”全球安全的紧张氛围，明示中国已被视为西方国家维持自身话语霸权与垄断利益的“眼中钉”。“民主峰会”正是试图以价值联盟形成新的国际反华阵营的实践，是在不可轻易挑战中国的经贸、军事、科技地位的战略评估下，将对华矛盾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打压形式。

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因而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179，在国际社会某些被普遍化了的西方“公理”，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灌输和教条。西方话语霸权是西方国家利益的可实现机制。由于这一机制通过“真理”生产、媒介传导、话语笼络层层推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实现便具有了隐性和高效率的特征。

(一)生产“真理性”知识，垄断人类共同价值定义权

欧美世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率先开辟了现代化道路，资本增值的冲动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企业与商品席卷全球，形成了其它国家模仿与解读资本主义的“天然”诱惑力。为增加套牢世界、聚敛财富的资源，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优势与价值超越的角度，高调地对其硬实力卓群的原因进行了一番学术包装，凭借一套貌似严密的学理逻辑支撑其话语体系，掠取世界公共理性生产的主体角色。他们“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180，解释西方现实的理论被炮制为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自然规律，根植西方土壤、适用西方样本的研究范式纵然对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贡献，但也被巧取豪夺为国际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披着价值中性的外衣，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范式弥散在全球学术生产的上空，不断伸出禁锢人类思想理性的爪牙，变现资本增殖与利益垄断的强烈欲望。

而问题在于，缺乏自身独立完整的知识生产体系的国家和民族很容易形成对西方国家学术的崇拜和偏信，当其习惯用西方概念和理论解释国族实践、对照西方范式开展学术研究时，已悄然丢弃了本国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阵地，成为了西方价值的吹鼓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且学术生产的主体障碍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形成独立的价值判断，自主意识的埋没导致其更不可能同其它国际行为主体进行理性沟通来决定其国际行为，最终将被同化为壮大资产阶级价值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零件”。“沉默的大多数”顺推了资产阶级狭隘的政治“真理”更加“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5]417，“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等思想理论构成的严密的逻辑串联使民主、自由、人权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仿佛是资产阶级创造和专有的名词。以国际公共认知领域的权威性建构为基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学术话语的流动中形成了对其它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控制，开辟了话语霸权的运作空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因此窃取了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势位”。

(二)积累生产力与媒介技术优势，独占国际议程设置权

媒介是话语和信息流动的载体。由于媒介具有承载信息与传播意义的功能，通过控制媒介话语的语篇风格、信息意义和来源渠道等，媒介信息的生产者与发布者可以策划出进行媒介符号编码所必须遵循的一套规则体系。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是媒介话语的核心。

印刷术作为最初形式的大众媒介兴起后，因垄断传媒机器和技术，手握剥削劳动者而来的大额肮脏资本，资产阶级得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意志和偏好横贯在环绕大众的媒介话语与真实世界之间，经由资产阶级改造过的符码洪流悄无声息地侵占并解码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构筑起一个美化资本主义的意义环境，助推资产阶级积累起了主导设置国际议程的先发优势。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愈发依赖通过媒介话语定位个人身份、整合个人知识体系，“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6]198，媒介还将以更为革命性的力量改造人类的认知方式和生存体验。依靠科技霸权和媒介霸权，西方国家使美联社、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掌管着全球一半以上新闻信息的整合与发布工作，以贬损其它媒介话语为代价，将英语和用英语创造的概念、描述的议题全面流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借助影音等更具煽动性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信息受众与事实世界之间的“真空”。即使网络时代信息的发布者与接收者不再以绝对对立的身份存在，因受到英语及其承载的知识体系和理解习惯的长期染濡，西方霸权话语之外的其它话语体系也难以彻底抽身。得益于大众媒介的普遍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具备了更便利的实现条件。正如“民主峰会”开幕前，由美国发起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充斥着世界舆论的耳目，西方国家谄媚地向世界人民献上可随身携带的电子“民主宝典”，部分国家被铺天盖地的美式民主推销冲昏头脑而“选边站队”，顺推了利益垄断阶级垄断自己的利益。西方国家努力保持和发挥其现代媒介和信息技术优势，垄断知识产权、管制网络通道、窃取网民信息、发展网络产业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愈发能通过控制信息的流向和流量的差别巩固话语霸权，西方话语霸权已悄然开启了对每个社会个体的“信息殖民”。

(三)形成二元对立的冲突话语框架，把持国际利益划分权

约瑟夫·奈认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权力关系正在经由“资源雄厚型”到“信息丰富型”的过渡，表明信息权力将超越物质强力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首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话语权逐渐取代枪炮与暴力成为国际交往的核心议题，国际关系与利益得失愈发依靠国家的文化地位决定。西方国家将资本与意识形态介入国际话语权争夺，按资产阶级利益链条伸张的需要，生产了一系列原型概念并搭建其勾连关系，试图盛气凌人地夺走部分国际议题的共享意义、强制捆绑国际社会认识世界的理解框架。部分国家缺乏战略定力，很容易就丢掉了本国的思想阵地，“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7]140，当其开始习惯用西方框架激活民族认知时，实际上已滑进了“亲西”和“逆西”的对立陷阱，对西方二元哲学的“日用而不觉”，将导致其最终沦为西方国家拓展国际市场和实现地缘利益的工具。资本主义的意义框架分明具有制造冲突、独享利益的基因，却被资产阶级成功美化为担当人类责任、共享现代化法则的动机，西方话语体系变成了同化他国制度体系、腐朽其他民族的精神意志的“武器”。西方国家高调把持国际话语霸权，操纵国际社会谨遵西方价值标准和制度模板，通过价值同盟建立封闭的伙伴国体系，挤压异质话语的生存空间，自由的政治表达是被异化了的表达自由，西方国家的局部认知被幻化为世界话语，资产阶级利益的合法性在剥离与瓦解“他者”的过程中得到成长。

就本次“民主峰会”而言，个别国家因自己能作为美式民主的亲信参会沾沾自喜，却有所忽视生存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失控、种族歧视愈演愈烈、金钱政治日渐失灵的乱象之上的欧美国家早已民怨载道，自家后院起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西方有什么资格评判他国民主的高下，又怎么可能推动国际民主政治取得实质性进展？“民主峰会”所谓的议题、议程和议事国名单根本只是“虚晃一枪”，这些国家一旦得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必将遭到其家长式的惩戒并被除名在外。“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4]18

西方话语霸权的确立使整个世界的关系生硬化。中国不在传统守成大国的利益阵列之内，又因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发展势头被扣上了全球安全“最大威胁”的帽子。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试图对我国进行的打压与夺取，首先必须自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与阶级壁垒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真理与道义吸引力，以和平、合法又高效率的“柔性”方式为中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追随。

(一)转变对外传播理念，以原创释义框架塑造国际议程

国际主体在国际议程中的角色和地位是评判其是否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增势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最有诚意同国际社会共享我国发展的红利、最有资格谈论国际社会所谓的“中国问题”。然而，受过去亦步亦趋、“忙于救火”的叙事心态和工作理念的影响，中国的外宣仍未占据国际议程设置的有利位置，时至今日我国仍面临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8]，中国参与国际议事的地位和能力尚不匹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尚未充分具备与西方霸权话语竞争的“锐气”和“定力”。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6]156，即是要求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必须独立自主谋求发展，摒弃跟随讨论的发展模式，在西方霸权国家的抱团打压中坚守旗帜和道路，准确传达和强势体现中国的意志和利益，形成鲜明独立于西方意义世界之外的坚强话语体系。一方面，应围绕中国的现实和需求，回答世界关切、保证于我有利，用有特色、有深度、有力度的话语“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9]，先声夺人，形成具有引导性的国际议题，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解读从西方国家的意义框架中回归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本身，让世界以“一手材料”和“第一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逻辑。另一方面，“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我们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10]450，充分利用中国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贡献、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等方面的正面论据，向国际社会论证西方论域之外的看待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新视角，并引导各方形成抵制西方霸权、改革国际秩序的共识，让“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的磋商过程中更清晰、更洪亮。

本次“民主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各层级的对外话语发声主体合力密集发布相关新闻报道和研究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外交部网站于12月5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于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于12月7日向全球全媒发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报告，联合深刻剖析美式民主的本质和弊端，向世界提交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民主方案”，对提高世界各国防止美式民主渗透的警惕起到了一定效果，有效引导了国际舆论，维护了中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堪为我国主动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典型案例。

(二)提高媒介传播素养，改善话语表达与信息沟通效果

由于过去我国外宣媒介话语的表达方式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习惯把面向国内受众的话语不加圆融地输出给国外受众、不加区分地对话海外知识精英和平民百姓，同受众有所脱节，疏远了海外对华的整体心态。“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手那里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11]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不仅要革新媒介技术，更应使媒介话语能有效了解和亲近海外受众，扩大海外认同和接纳中国的民意基础。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把当今世界流行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普遍性话语提升为党的意识形态，如用“中国梦”构建中国同世界的大同关系，并运用直播、电影、漫画等大众媒介载体，以有声画面和细腻文字晓理动情，对西方国家放大我国社会矛盾、歪曲我国制度价值的话语起到了一定的解构作用。“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6]298，未来，我国对外传播媒介应有效延续这一经验，先做好“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观察人民的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感知人民的情感，着眼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个最大融通点，少做单一严肃的政治宣传，多说中国共产党躬行践履、为民谋利的真实故事，多讲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底层人物成长成才的收获。同时，应“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6]60，改单向传播为交互沟通，发挥文艺届、网络话语和民间外交的作用，使中国人民成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主讲人”，用朴素亲切的话语吸引海外人民、用中国人民的真情与智慧打动海外人民。并以心意相通为基础，利用“他人之口”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国声音。不仅如此，还需辩证学习运用西方的现代媒介技术和传播学理论，适时运用大数据的算法技术进行受众分析，掌握海外不同受众热议的话题、接受信息的习惯和偏爱的媒体平台等信息，“投其所好”地进行信息投送，提高跨文化沟通的效率。

(三)揭示西方价值的学理根基，形成独立的理论知识生产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151，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适用条件。若“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10]327，最终将使中国实践脱离“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如今国际学术交流愈发体现为学术话语权交锋，要解构西方学术体系的霸权地位，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解决我国“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0]338的问题，形成中国独立的学术研究范式，产出全规模和高规格的学术研究成果，同西方学术共同体展开竞争，揭露资产阶级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自然规律的阶级与利益动因，助推世界将思想理性从西方霸权话语编织的逻辑之网中解放出来。

为此，中国的学术生产首先需戒骄戒躁，防止奉西方理论为圭臬，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标尺，按其确定和统一我国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为构建我国学术研究范式的基本遵循；
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准则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底线和动力；
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以“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10]67。其次，“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0]342，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积累中挖掘理论创新点，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系统论证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有关我国国家定位、国际战略、发展经验的内涵、路径、条件等方面的内容，提高国际学术分工中中国学术的话语权。在民主议题上，我国应以一“破”才能一“立”的思路，逐个解构支撑西方政界对我国民主政治指手画脚的“幕后”理论，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我国生动的民主实践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不仅如此，固然西方理论的精神内核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与阶级利益色彩，其研究方法、分析思路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需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适当吸纳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性补充，转化为壮大我国主流价值观阵地的能量。最后，要处理好我国理论研究成果的对外话语转化问题，既要提高学术外译与出版工作的严谨性和能动性，积极通过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学术著作与刊物等渠道进行理论推广，又要根据学术语言本身就源自大众生活的特征，推动学术话语同海外大众生活话语的衔接转化。

(四)坚持实践性原则，明确话语服务对象与话语创新现实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7]154-155正因“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6]161，内在要求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展示当代中国的精神面貌和民族复兴的理想图景。为此，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需贯彻与时俱进原则，“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将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置于说理议事的核心，使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对应生动具体的时代矛盾，使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对人类前途的关心得以表达，提升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实践化、现实化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外国普通民众难以切身验证利益垄断阶级所谓的海外经验，西方话语借此抓住了夸大我国内政问题、煽惑海外民众对华质疑与敌意的缝隙，西方政客和学术精英仍在剥夺讲述与转述中国真实发展情况的资格。加之过去中国国家形象的输出风格宏大且抽象，中国庞大的国家体量使部分国家产生了些许受压迫感和不安全感。为尽可能多地占有接受和包容中国的大众基础，中国叙事需贯彻真实、具体的原则，以高度一致的民族自信为底气，准确传达有关我国发展与问题的事实信息。面对西方舆论的合理质疑，需避免超脱实际或扭扭捏捏的回应，应当在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的前提下以坦诚自信的话语进行回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讲述，最大程度地克服各种理解间距，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防备心，从而增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同西方霸权话语斗争、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祛魅的正当性与劝服力。

未来，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价值的抨击和孤立只会以我们更加意想不到的强度和方式出现，解决问题还需回到问题本身，中国需要继续以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使民主实践的“中国方案”更加立体和鲜活，使世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会蔑视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而是主动融入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模式充分尊重人民的全过程主体性，发挥人民主体作用达成其实现美好生活梦想的效能，以消除对我国民主价值的误解，清理西方话语霸权对我国民主污蔑的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