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现代化进程中藏族传统文化的异延与挑战——以梅卓的《佛子》为例

蔡秀清 王志华

（①西藏大学科研处 ②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文化是人类思维、感知和相互交往的背景”[1]，文化也是深入民族血脉的灵魂所在，亦是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因。藏民族文化因其自然环境的恶劣，自诞生伊始，就与自然崇拜息息相关。与宗教信仰密不可分。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并迅速席卷了全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个民族文化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遭遇到危机。这种危机代表着对本土、自有文化的一种解构，即过程化的异质冲击下“人类文化提供了一套精神的情景架构。在这个架构面前，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同人所获取的文化的视角不同，所获得的文化内涵也便有了差异”[2]，这种外在化的异质性同构表现为“传统思想观念、现代社会思想意识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相互交织，不断冲击和重塑着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念”[3]，而外在化高速发达的经济浪潮和社会变迁中，民族文化遭遇的危机与挑战应该怎样去解决，民族文化该怎么样传承下去，这都成了许多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伯马斯认为的“体系形成之后会走向封闭（老化），新生的途径是与非我的或对立的文化体系沟通，取长补短，达到新体系的重构”[4]与文学转向，也就是分异在“文学创作理念、文学创作方式和创作方法的转变”[5]，民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社会表象系统中的文本与现实表征，创作者必须考量民族场域遭受冲击的“现实”是如何在文化异延的“象征性行为的运作下被有机地纳入叙事的织体中，成为文本内部的一种亚文本”[6]和外部的一种新叙事。

藏族作家梅卓在她的中篇小说《佛子》中，就围绕解构与重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佛子》以美丽的雅朗村为背景，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这个不足百户的藏民小山村里的故事。雅朗村有一个寺庙叫般若寺，寺主大喇嘛要为前任寺主修建灵塔，和村委会商议后要求村里每户人家布施给寺院50元人民币，所有村里人都把这个布施看得很神圣、很庄严，只有在县政府工作的村长的大儿子里嘉和在县民族中学读书的才让无动于衷。紧接着，寺主又要修建寺庙里的色尔朵，又和村长商议，让村民每个人再捐100 元人民币，这次里嘉断然拒绝，并对佛教教义提出质疑。才让也拒绝布施，理由是自己都没饭吃，又哪有钱捐给寺庙呢？才让的奶奶阿依琼琼认为才让亵渎了寺庙，为了给才让赎罪，她偷偷把家里的羊卖了把钱交给村长。才让被奶奶的行为打动，提出和奶奶一起去转海。在转海的路上，发生了许多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关注的只是经济利益，连寺庙都在售门票做生意，人们对转海的行为不再关注甚至是有点陌生，阿依琼琼和才让甚至被认为是乞丐而遭到围观。转海回来之后，阿依琼琼因过度疲劳去世了，成为孤儿的才让皈依佛门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佛教徒，并且他的耳中还能滴出圣液，这圣液还能治愈百病，能帮助他人脱离苦海。于是，般若寺香火繁盛，铜钹撩耳，般若寺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最后的结局是寺主准备用这些财物翻修寺庙，才让却带着所有的财物不辞而别，并用这些财物办了一所学校。整部小说都传达出作者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挑战和思考。

“辖域化这个术语源自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受其启发，提出了与辖域化相对立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概念，并用于分析国家和社会现象”[7]，而用于文本分析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分析的辖域化/解辖域化代表着具有明显创作认知的作者，原有认知基础因其固有叙事边界遭受内外力量的压缩与冲击，文本与叙事内容、结构、语言等“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相当强烈的解辖域化的侵袭”[8]，因此“准确地说，这种文学本身，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风格和艺术特征，整个的就表达了人的欲望解辖域化倾向”[9]，这种倾向分异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知识的异化以及内在思想观念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的冲击

自然经济是辖域化的空间范畴，蕴含着任何一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与总情势①情势：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核心概念，情势为显性结构存在特征，包含两个多元性质：断裂的多元和连续多元。，当经济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所有的传统生活都前所未有的遭遇到挑战，再解辖域化成为一种必然，民族文化不可幸免，其中最为突出的文学叙事“因为此时任何的边界和规划都是对文本(生命)丰富性的压缩，经过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之后，文本成为复杂、任意流动和无始无终的”[10]述行，并且“辖域化与解辖域化不但对立而且相互贯通：辖域化中必然包含解辖域化的因子，再辖域化也不过是解域之流中的一个段落，解码的力量似乎从来就没有缺失过”[11]。这种存在性，成为了民族作家日常生活叙事中无法躲避与无法熟视无睹，叙事内容“主体被生产和被控制的地方”[12]。

在《佛子》一文中，处处有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冲击的影子。雅朗村的村民为了金钱都悄悄地把羊毛卖给了从西宁来的收购羊毛的商人，为了卖更多的钱不惜把沙子渗到羊毛里，结果反被狡诈的商人所欺骗。著名的寺庙衮本贤巴林周围变成了繁华的贸易场所，僧侣们在看言情生活艺术享受片、惊险格斗悬念片等录像，阿依琼琼和才让进寺庙拜佛还要买门票，寺庙里的喇嘛戴着墨镜骑着摩托带着美女。为了经济利益大喇嘛和才让联起手来欺骗民众……这一切的一切和藏传佛教的教义大相径庭，在金钱面前，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的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著名藏族学者桑杰端智认为，“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它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超尘绝俗、泯灭贪欲的佛格。”[13]受佛教影响，藏族人历来重来世而轻现世，重精神而轻物质，生命轮回之说使藏民族对宗教的信仰特别虔诚，为了信仰不畏艰苦、不恋金钱。藏族人祖祖辈辈都只为信仰而生。可是，当全球经济化的趋势横扫而来，物质丰盛，科技进步，信息发达，各种诱惑纷至沓来，人们在物质条件极其发达的环境中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如何守住传统文化的那一方净土？这是一个令很多对发展本民族文化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感到忧虑的一个问题。在《佛子》中，梅卓也毫不例外地表现出了对于本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忧虑，她把自己的这一种忧虑以魔幻的手法渗透进了才让和阿依琼琼在措温宝的奇遇中。

（二）文化知识的冲击

作为民族本原文化，“文化生产是人类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形态的统一。它的形成是与历史的文明发展相伴而行的，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空间中多元知识生成与民族原生态文学拓展的基础。对于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丹珍草在她的《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中指出“他们虔诚地信奉神佛，习惯于传统的宗教生活，认真地履行宗教义务，心安理得，始终不渝，近乎一种本能。拜佛是精神生活的第一需要，是自身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信仰并不完全来自对宗教教义的了解和熟知。千百年来，农牧民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知识少，思维层次较低，不可能去理解那些充满深奥哲理的宗教教义，而是由一种从众、从俗的信仰心态自然萌发。”[14]

丹珍草的分析一语中的，深度剖析了藏民族虔诚信仰的本质所在，文化知识的贫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佛子》一文中，受过教育有文化知识的里嘉和才让成了村里与众不同的那两个人。当大喇嘛要求村民给寺庙捐款的时候，村民都认为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而只有他们勇敢地提出质疑，尤其是里嘉对父亲说的一段话，他说：“古话不是说‘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吗？你们那么讲究表面现象，是不是违背了佛意？现在这些人都不懂教义，实际就是如此，因为一切法都不必拘泥，这才叫解脱无碍。”[15]里嘉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交钱越多就能上天堂的话，那么富人可以进天堂，穷人只好下地狱了，佛法的本来意义大概不是这样的吧？”[16]

才让直接拒绝了大喇嘛提出的让他去念经抵捐一百元的要求，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自己都没有饭吃，哪来多么多钱交给你？”[17]

里嘉和才让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他们拥有的知识越多，内心的思考越多，他们对宗教愚民的实质认识得就越清楚。宗教在历史上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一个工具。王辅仁先生在他的《西藏佛教史略》里说，“在阶级社会中，宗教能够起到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18]当拥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民众对宗教的理性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时候，宗教的转世轮回之说又要怎么样延续下去呢？而我们民族文化中因转世轮回之说所形成的轻视苦难、敬畏神灵思想又怎样传承呢？这都是我们现代人要思考的问题。

（三）思想观念的冲击

“一般说来，一种新的文化载体的问世，往往会对原有的文化载体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消解作用。原有的文化空间面临着消解之后的重组。这就是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的过程。而这种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又恰恰是文化空间进化发展的过程。”[19]

在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已融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佛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融入藏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所以，在西藏一些偏僻的地方，不愿意把家里的小孩送到学校去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被送到寺庙里去做学习，把作为一个有威望的大喇嘛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这种思想观念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新时代普适性教育的应运而生。由此，“构建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活动，构建之前通常是新旧思想对话，新旧经验互动，以此丰富或调整原作的认知结构，以促进思想的可持续生长，而不仅仅是对旧的思想的解构”[20]，也是“统一性被多元化所取代，稳定性也被流动性和偶然性破坏……超越个体经验的整体性框架，将具体的、零散的知识和体验以隐含的价值观进行整合，形成对生活的整体感觉和对意义的规范理解”[21]。

《佛子》一文中，里嘉的弟弟多杰被送到寺庙当喇嘛，但他却非常羡慕哥哥，羡慕哥哥的自由自在，羡慕哥哥不用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自己却要苦修，却要学会忍耐，还要不贪、不嗔、不恚、不欲。寺庙的清规戒律扼杀了孩子们的童真，如果自己可以选择的话，多杰一定会选择学校而不会选择寺庙。从丹增《小沙弥》的叙述中，寺庙教育的枯燥和冷酷可见一斑。

阿依琼琼没把才让送到寺庙而把他送到学校，是希望才让能像里嘉一样成为国家干部受人尊敬。受现代社会影响，传统观念从思想上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人们不知不觉地慢慢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

在才让和阿依琼琼出发之际，多杰专程在路上等他们，送给他们一点酥油和奶渣，因多杰前面有偷吃酥油的前科，阿依琼琼认为多杰的东西是不干净的，吃了会遭报应的，而多杰却不以为然。

到斯朗那个大城市之后，才让和阿依琼琼转海的行为显得是那么的可笑，才让感受到的是行人刺一样的眼光，甚至汽车都要急刹一下看他们，他们成了被说笑、被议论的对象。

才让对多杰说，“多看重自己，你再长大一些就明白了。”[22]才让的叮嘱代表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受藏传佛教影响，藏族人重宗教轻凡人，重忍让少抗争，可在才让、里嘉他们身上却有了重视自我的抗争精神。

现代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一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当人们逐渐摆脱宗教的束缚，更加关注自我生活，关注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时候，当人本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陈旧的生活习俗已严重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时候，这些思想该不该被历史所遗弃？乡村生活距离现代城市化经济越来越远，脱胎于游牧文明的藏民族文化在城市化、经济化面前该何去何从？梅卓在新旧时代更替中悲哀地凝视着本民族文化的遗失。

著名藏族学者丹珠昂奔认为“文化的发生、发展、衰亡、变异等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规律，世界上不会也不曾有过一个民族在静止的文化中生活（实际上目前的藏族文化也在剧烈的变化之中，只是不少人感受不到，或者不愿承认罢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文化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旧文化的消亡、变异并不是连根拔起，一些文化（或文明）精华，自然要积淀下来，成为新文化的重要基础和要素，而民族的文化基点、精神则不可能随着旧文化的消亡而消亡，代之而兴起的新文化仍然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23]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势必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与挑战。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如何传承发展下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藏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在长期世俗化过程中已深深融入每一个藏族人的血脉，这使得西藏的现代化进程阻力重重。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想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同时代相适应的崭新的文化体系。

（一）树立先进的文化理念

先进的文化理念就是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了解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部分，并能勇敢扬弃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部分。

西藏在解放前一直是政教合一制度，藏民族传统文化深受藏传佛教影响，与佛教密不可分。对于这种情况丹珍草在她的《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中亦有分析，她说：“藏传佛教庞大而复杂的信仰系统已经与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在藏区，宗教意识、宗教实践、宗教情感与民族意识、民族生活实践、民族情感合二为一。宗教情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民族情感所替代，信仰宗教与谨守传统糅为一体，人们谨守信仰和传统就如同谨守亲人、土地和家园一样，很难从严格意义上区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风俗习惯。”[24]所以在西藏要拥有先进的文化理念，首先就必须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科学地对待宗教问题，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四观”“两论”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在此基础上彻底实施政教分离这一政策。这一点在西藏基层单位尤为重要。在《佛子》一文中，大喇嘛要求村民捐款都是通过村长去实施的，村长不仅积极去做而且还因为捐款不是自己提出的而感到愧疚。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村长无疑是没有弄明白自己的身份。这也反映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西藏很多偏僻的地方，基层政权无疑成为了为寺庙服务的机构，使得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基层难以贯彻。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清除宗教的消极影响。藏族人民受佛教影响，重来世轻现世，为了救赎前世的罪孽，心甘情愿将财富都捐献给寺庙，就如丹增在《江贡》里叙述的：“藏族人在有无上慈悲心的喇嘛上师面前，饿着肚子也甘愿布施一切。”[25]

《佛子》一文中，村长宣布每人必须要给寺庙布施一百元人民币，理由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救苦救难的佛法的弘扬和光大，我们必须抛弃尘世庸俗的享乐和对金钱的执着，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免遭轮回之苦，让我们用有限的财富换回无限的精神欢悦吧。”才让的奶奶阿依琼琼，自己生活过得那么艰难，却还要想尽办法去给寺庙捐款。他们的做法造成财富大量集中在寺庙，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都满足不了，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不能冲破宗教对藏族人民思想观念的束缚，西藏的现代化之路必将困难重重。

（二）拥有包容的文化胸怀

西藏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原因，再加上旧时代历代统治者长期排外政策，文化的自我封闭性突出。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集中体现。当今社会，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现代社会的交汇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潮流下，如没有一种包容的文化胸怀，就容易造成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佛子》中喜绕森格在寺院做喇嘛的儿子丹白尼玛，袈裟里面是时髦的白色T 恤衫，手腕上戴的是石英表，脚上穿的是棕色三接头牛皮鞋。梅卓写着“这一身打扮似乎也很和谐，很方便。”[26]从梅卓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始终能冷静地审视和反思本民族文化，也认同文化之间的兼容并蓄。

在《佛子》这篇小说中，受拉美作家影响，梅卓在创作方法上也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措温宝僧人的贪欲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映照的是梅卓对市场经济冲击下民族文化的忧虑。梅卓对拉美文学创作手法的借鉴，说明作为本民族文化一个坚定的守望者，梅卓已经意识到，在信息化高速发达的今天，文化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对本民族文化一味抱残守缺，只能使它停滞不前。唯有打开胸怀，不断从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养分，本民族文化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得到长足发展。

张群、徐平在《西藏跨越式发展与民族文化的调适》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最终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优秀成果的滋养，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调适中，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借鉴外来优秀的民族文化。”[27]

（三）重塑公民理想人格

桑杰端智在他的《藏族传统文化与藏族人格》一文中指出：“藏族社会的发展如此滞后，主要的不是经济的匮乏，而是人的现代化素质技能短缺和人格发展的缓慢。”[28]他把人格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梅卓应该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桑杰端智侧重于原因分析，而梅卓更为注意解决途径。梅卓认为要改变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必须要从教育入手，必须要把文化和宗教剥离开来。

《佛子》的结尾，大喇嘛和才让谈了很久，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宗教的骗局，这是宗教的堕落，也是才让转海之后对宗教的彻底背叛，既然所有的寺庙都可以以信仰的名义聚集财富，那他们为何不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致富呢？宗教一旦从神坛跌落，无非也就是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事实上，阿依琼琼转海的行为是信仰的虔诚，而才让通过转海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伟大和宗教的欺骗。在《佛子》中，才让无疑是把文化和宗教区分得很清楚的一个人。他可以被精美的佛像、壁画、酥油花深深打动并为之留下热泪，但他对宗教的伪善却不屑一顾，也不会被宗教所摆布束缚。

《佛子》这篇小说以才让办了一所学校结束。通过学校教育，摒弃传统文化里缺失的人本主义关怀，否定出世佛格肯定现实人生，否定因果报应，否定生命轮回，肯定人的个性发展，肯定人对物质的正当追求，鼓励人积极上进。

宗教信仰对于藏族人的身份认同影响巨大，在公民身份和宗教信徒之间混淆不清，《佛子》里的村长就是例证。要想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就必须引导民众摆脱对佛教的依附思想，成为社会真正的公民，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把自己的生活和整个国家融为一体，打造新时代的理想人格。而这些必须通过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实现。

梅卓深深热爱与眷恋着本民族的文化，在她的小说中，从不吝啬用笔墨去书写自己的爱。在《佛子》中，处处流淌着古老文化流传下来的脉脉温情，勤劳肯干、善良淳朴、知足常乐的村民，热爱自然，保护水源的规矩，宏伟的建筑，精美的壁画，无一不在诉说藏民族曾经灿烂的文化。但梅卓是清醒的，更是理智的，她看到了现代社会对藏民族文化的冲击，看到了藏民族文化封闭保守、顽固愚昧的腐朽的一面。所以，她以一个民族文化守望者的身份，冷静思考着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与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西藏的传统文化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投入到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摒弃自己文化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子，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的养分，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民族文化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