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历史经验研究

唐 雷，聂丽君

（1．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南昌，330108）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同时是党领导和动员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发展和深入，“实现现代化”这一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动员术语并未游浮于民众思想之上，而是成功浸入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实现了高度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代入，内化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理性共识和行动自觉。究其主因，既离不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长期在敌强我弱、被动挨打中反思引致的现代化能力恐慌和焦虑，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强烈的现代化导向，以及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思想传播和动员。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1]17在此历史洪流的激荡变革中，于世界各国而言，领导者对现代化浪潮的敏锐程度直接关系到国运兴衰，而对广大民众现代化思想的动员程度则在长期意义上左右了该国历史进程的顺逆曲直。从现代化的时间源起和最初启动因素上来看，中国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系列失败导致的心理屈辱和利益丧失是中华民族决意走向现代化的直接驱动。因此，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实践是推动人的现代化思想确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剧变与民众的认识感受并非自然耦合，主权的沦丧对于少数的仁人志士有着痛彻肺腑的体验，而对于在封建皇权思想中浸染两千多年的广大民众而言，近代系列的灾难与历史上任何一家王朝后期的“气数将尽”别无二致，无非是新一轮改朝换代的前兆。从1840年近代历史的开启到1919年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近80年漫长时间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始终不能真正推进现代化，究其原因，在于始终不能唤醒整个民族的沉睡状态、不能充分发动和团结广大民众。因此，迫切需要运用思想动员的方式去唤醒蕴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革命性力量。正如恽代英在论述宣传动员力量时所讲：“我们靠宣传工作，靠一张嘴、一支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2]同理，对广大民众进行现代化思想的宣传动员，是一个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绝不可能绕开的重要内容。

从要义和内涵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既包括党直接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步骤、方案等明确的现代化战略体系，同时也包括具有鲜明现代化导向的系列思想、理论、政策、方略以及指向现代化目标所进行的一切努力；
从衡量和评价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具体内容不是固化静止的概念或完全定量化的指标，而是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更新迭代的动态体系；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既包括党在1954年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近70年奋斗进路，同时也涵盖了为掌握现代化领导权而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因此，党的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贯穿于百年奋斗的全过程，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成就和经验的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自身对现代化目标的明确与坚守是党开展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的根本保证。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可知，现代化思想传播和社会动员的最强推动力在于现代化的领导者、倡导者对现代化的率先垂范与身体力行。“任何宣传中的宣传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他的形象、风格和表达艺术，直接影响到宣传效益。”[3]中国共产党强烈的现代化导向和稳固的现代化定力贯穿于百年奋斗实践当中，能够及时呼应和解答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时代之问，这就使得党的现代化思想在传播动员中能够深入人心、取得实效。

第一，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定力集中体现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夺取现代化领导权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斗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成为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根本推动力。党的七大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鲜明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即“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勾连盘结阻碍了国家真正的发展，给中国现代化设置了障碍。因此，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三座大山”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就当时共产党之外的革命力量而言，其阶级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革命的坚决程度和最终的革命前途，决定了其不能扛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优势成为推动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根本动力。面对盘踞横亘于旧中国大地的强大势力，中国共产党没有功利性地选择与之妥协从而借助其力量壮大自己，而是毅然与之做殊死的较量和斗争。这一选择尽管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充满艰辛和曲折，却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一切政治力量的纯洁性和革命性。这些特性一方面感召动员了更多仁人志士追慕信仰的力量加入或支持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这种公道、彻底、正义的革命党属性同时成为一个具有超强磁场的广播电台，使得党的宣传动员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排除一切信息干扰，直抵人心。

第二，在领导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导向集中体现在为奠定现代化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艰辛探索，探索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国家立场与人民立场是推动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有力支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动员和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动员全国人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5]584。从此，“实现四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响亮的动员口号之一，在祖国大地广为传播。正是在“四化”这一目标导向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严重困难的条件下“勒紧裤腰带”，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标志国家现代化先进水平的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6]。这些艰苦探索和伟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步前进构筑了坚固底座，坚定地捍卫了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使得现代化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当然，党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并不是一路坦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开拓中，因为国际因素的干扰和自身经验的缺乏而遭遇了严重曲折。然而，在反思错误教训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可中国共产党动机的纯洁性，党的领导人和党中央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振兴国家、造福人民的方针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正是基于对这一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中国人民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任，从未动摇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信心。正是党始终不变的国家和人民立场，成为支撑中国人民度过现代化最艰辛阶段的思想导引和有力动员。

第三，在领导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导向集中体现在坚持依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现代化奠定体制保证和物质基础，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为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注入强大的现实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景。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获得的这一宝贵发展机遇倍加珍惜，体现出矢志不移建设现代化的意志。邓小平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7]现代化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取得实现了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动员。一方面，改革为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推动力，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与伟大成就给予现代化思想传播持续的正反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彰显，进而激发更多人产生愈加强烈的改革共识和现代化认同；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开放增进了现代化信息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传播，使得现代化与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出现持续良性的互动传播效应。

第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导向集中体现在对民族复兴的砥砺求索中，共同梦想的凝聚和感召是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最大动力，中国梦引领起全党全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目标合力的最大化。在界定新时代的内涵时，现代化进程是重要的衡量标准，新时代之所以新的一个标志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新时代的前后承续与接力奋斗中开创发展。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性和统筹性保证了现代化思想传播与现代化建设推进的同步性，这对于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重要，有效避免了因为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进程发生撕裂而滑入现代化陷阱的危险。这一新道路以其在实践考验中不断呈现出来的创造性和适应性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高度认同，坚定了中国人民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

纵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领导主体彰显出始终不渝的强烈现代化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8]304这种坚强意志和决心的引领示范作用有力推动了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革新飞跃的历史性变革，如何引领这种变革以及如何在变革中吸纳和运用一切积极因素，直接关系到现代化思想的内容生成及传播动员成效。具体来看，就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强烈的变革意识，并能够恰当妥帖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转化、“本来”与“外来”融合的对立统一关系。

第一，从发展特征来看，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的革命党本质与现代化进程不断革新飞跃的发展本质具有内在契合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化思想传播内容的先天优势。相较于传统社会数千年历史的缓慢进程，现代化进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现代工业发展的新机制趋于完备，同时由新生产方式带动的社会变革也全面加速”[1]102-103。以革命的本质而言，现代化起源于工业革命，引发新的更多领域的革命，其本质就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非常注重革命之“新”，强调其与过去一切斗争和革命的不同之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澄明：“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9]663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新”与现代化新变化、新飞跃的本质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革新本质不但体现在革命这一历史阶段，而且贯穿于百年奋斗的全过程。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领导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刻阐释，强调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清除肌体病毒。可见，正是不断进行的自我革命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核心内容的永不凝固，也使得现代化思想在传播和动员中始终保持先进和活力。

第二，立足中国国情，辩证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对历史传统的批判与继承中丰富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内涵、提升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效力。从现代化史的维度来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研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角。现代化虽不能全然视为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简单过渡，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现代因素的生成以及与传统因素此消彼长的博弈。因此，对二者关系的正确对待是现代化思想内容生成创制的关键一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中华文明，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独特国情为依据，挖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资源，充分运用和发挥这笔财富的价值。毛泽东指出，对于历史传统，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9]707。在党推动现代化思想生成和传播的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从传统思想中吸纳精华，而且将传统思想的智慧运用于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当中。邓小平借用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词汇——“小康之家”来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小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词汇，是古代中国人民对安定饱暖生活的向往，非常具有感召力。因此，“小康”社会一经提出，就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认同，取得了极好的传播和动员效果。此外，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蕴藏的变革精神，这与现代化的革新本质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8]235这种一致性在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中起到了打通联系、扫除障碍的积极作用。

第三，放眼世界大势，理性对待“本来”与“外来”的关系，在对外来思想的借鉴和改造中完善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内容、启迪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的智慧。从现代化要素的结构来看，作为“本来”的国内要素和作为“外来”的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重点考量的方面，这其中既有事关现代化客观走向的理性因素，又必然包含了现代化冲击下民族心理的变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中指出：对于外来文化，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9]707。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对待“本来”与“外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遵循，成为党进行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现实路径。在对待现代化外来成果上，邓小平强调要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强调，决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10]22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样从辩证的维度来看待“本来”与“外来”的关系，既要求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强调“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8]65。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思想建构过程中，以扬弃的态度吸纳和采借了世界各国的一切积极因素，提升了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效力。

将宏伟长远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转化为眼下可期的具体方案是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的实践要求。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信息越是宏观抽象，越不利于受众接受。在群众动员中，目标的设定越与群众的现实利益关联度强，越容易引起群众的热情和参与。因此，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必须充分尊重现代化本身的结构特征，“传播者依据信息的特点和结构，有次序、有步骤地进行传播，既是传播活动的客观要求，也是传播对象的共同呼声”[11]。同时，还必须处理好现代化动员及时反馈与现代化战略长周期二者间的关系，现代化战略不能单求迎合民众心理，否则就会沦于短视，破坏现代化战略的科学性和长远性。在百年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目标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创制出目标坚定、分步计划、分解完成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与动员实施体系。

第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战略目标坚定不渝，为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长期性、渐进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证。尽管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的目标，但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正是现代化目标在革命阶段的具体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10年之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了现代化的目标追求。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此后，党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重大会议中均体现出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矢志不移。在思想传播和社会动员中，稳定、协调、递进的传播信息可以使传播动员保持逻辑的连贯，这种衔接有序的信息输出符合受众在传播动员中认知迭代革新的基本规律。相反，突变、中断、前后矛盾的传播内容则是对受众认知规律的破坏和颠覆，往往带来一种不可逆的严重后果。此种恶劣情况发生之后，需要传播主体付出巨大代价对传播对象进行信息匡正、漏洞修复和认知重构，因此是应当竭力避免发生的状况。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时空跨度中对现代化目标的坚定不移，有力地保证了现代化思想传播与动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在领导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战略目标分步规划、分阶段实现，目标兑现周期的分解和细化增强了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的效能。为了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把目标转化为一项又一项具体可行的任务，分步实施、分阶段完成”[12]。党对于战略目标分步规划、分阶段完成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横空出世的，而是基于过去的长期实践。党在早期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上，就受到过“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等错误思想的干扰。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阐释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思想。其中，前者为后者准备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趋势，两者是紧密衔接的阶段。这种将革命任务进行阶段分解、分步实现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党对现代化的理解和现代化思想的建构。1964年12月，党首次提出通过分步走的方式来完成现代化目标的设想，第一步是建立独立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追求全面完成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现代化目标分解带来的具体感和层次感使得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动员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分步走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1987年4月，邓小平全面阐释了中国现代化目标分三步渐次实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之后，党的十三大对“三步走”战略构想作出更为明确地确认和阐述。从此，坚持现代化战略不动摇、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实际分步实施、分阶段完成，成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最大共识。1997年，党的十五大细化了实现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及其部署，第一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认定小康社会初步实现的基础上，同时认为将当时的小康界定为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是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要通过20年的努力奋斗，逐步完成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转化。2017年10月，站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坐标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命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对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进行新的擘画，依据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成就、新挑战和新情况，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2050年提前至2035年，作为第一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对于第二个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按照分步完成的科学规划分别制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期目标及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期目标。长中期目标的结合既体现了目标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在现代化思想传播上具有极强的动员效力。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转化为各个领域、各级层面、不同侧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激发和动员起最广大民众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动力。中国地域广阔，地域之间自然禀赋和发展差异极大。同时，中国现代化内容所囊括的领域庞大，结构和内容包罗复杂。为此，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现代化依据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功能等结构要素进行了科学设计。不同地区依据地方实际和功能定位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在发展规划当中，又分别对不同领域与产业进行详细的划分和标定。这种设计体现在现代化战略布局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抓，两手硬”，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变发展中；
这种设计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基于不同领域制定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各个国家战略当中；
这种设计还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五年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各类现代化规划蓝图和方案当中。经过设计转化后的现代化战略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目标指向性，在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具体责任主体和奋斗群体的自豪感、紧迫感。

由上可见，现代化战略在实施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战略原则的坚定性和实施方案的灵活性相结合，依据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对现代化思想进行及时的迭代更新与动态调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辩证运用的“变”与“不变”思想，在理论逻辑上科学合理，在实践逻辑上简单明了，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都易于接受，推动了现代化思想传播与动员机制的完善。目标兑现周期的分解增强了美好愿景与现实奋斗之间的关联性，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动员效能。

借用对比和反差形成的势能加速信息流动，是提升现代化思想传播与动员成效的重要方法。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传播是使用观念形态的信息通过人的视觉器官或听觉器官或触觉器官作用于人的心理系统”[13]。因此，信息冲击对人的心理系统的改变情况直接反映了传播的效能，信息冲击的过程本质上是心理认知复杂的进变和升级过程。受众在接受到有别于过去的传播信息后，其认知差异会形成巨大的传播势能和动员效力，差异越大传播动员越容易取得成效。通过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加以梳理发现，党进行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一大优势体现在善用对比上。

第一，近代中国的盛衰之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现代化的最初动力，“放眼世界、比较中外”是党进行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政党，这既包括党的历史本身，也包括对中外各国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史的深刻总结。就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重视运用反差和对比的方法不是突发灵感的创新，而是近代以来中国鲜活历史的应然。鸦片战争惊醒了长期陶醉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旧中国，接连的失败逼迫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得不进行对比和思考：国土依然广阔、人口最为众多、资源极为丰富的浩大帝国缘何任人宰割？于是，现代化作为导致东西方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逐渐在仁人志士思想中达成共识。因此，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发端即来自于古今中外的时空比较和深刻反思，“自觉比较”是实践给予近代中国认识感受现代化的最初方式。中国共产党深深认识到，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列强在现代化成就上的巨大差距，现代化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一切灾难总根源的核心要素。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重视反差和对比，通过比较将中外之间现代化程度的差距进行解读，成为党激发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去实现民族振兴的动员思路。

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次战争中，党通过对比现代化因素在军事较量中的权重推动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和动员。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优势武装力量对红色政权接连不断进行的“进剿”“会剿”“围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建立强大现代军队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沉痛教训，使党中央强烈地意识到先进武器装备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一次次血的教训引发了中国工农红军从领导层开始的思想改变，大家自然地将博古、李德以理论教条为主要决策依据的领导与毛泽东、朱德以军队力量为主要决策依据的领导相比较，事实上推动了现代化思想的迅速传播。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特别强调：“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14]这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依据在于人民的力量和民心所向，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最根本依据则在于敌人所拥有的现代化军事实力。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进一步验证了现代化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失利。这一方面反映出国民党及其军队意志的摇摆、统治的腐败和领导的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日之间现代化实力的悬殊。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程度进行了详细对比，认为日本之所以是强国就在于其一等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现代化要素，进而指出中国要想胜利必须建立现代化军事制度，“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9]511。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5]614。在这些鲜明的对比中，现代化思想得到快速传播。

第三，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中，党非常重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距，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号召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接续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陶醉于战胜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荣光，而是从志愿军战士的艰苦作战中看到了中美之间的现代化差距。毛泽东对此非常痛心和焦虑，感慨共和国薄弱的现代化基础，“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5]。这一深刻总结直接推动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并有力推动了以工业化为主体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启动过程中，邓小平对于通过比较方式来进行现代化思想动员有着深刻体会。1978年5月到6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欧洲五国，之后考察汇报带来的反差对比极大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认知，推动了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的开启创造了条件。从传播学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现代化思想传播事件。此后不久，邓小平的日本之行及其新闻报道产生的积极影响再一次验证了对比反差在现代化思想传播中的威力。除了重视运用反差来推动现代化思想传播，邓小平还注意到了可能因为现代化进程滞后对人民群众思想产生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0]375。这种比较体现了他在现代化建设上的忧患意识，在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中具有重要的激发与促推作用。

第四，在追梦复兴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中国现代化的特质要素对比凸显了我们党自身的独特性，为中国人民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贡献了理论和实践阐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置于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中作出对比参照，指出“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8]153。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砥砺奋进与创新开拓，成就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全新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6]128。这五大特质，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他国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区别，包含了规模大小的对比、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对比、“串联式”过程与“并联式”过程的对比、破解现代化难题路径和成效的对比等。五大特质通过对比提炼的方式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逐一呈现出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先天性弊端”[16]128，增强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现代化道路的认同和自信，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思想和理念的传播。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思想传播和动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善于通过反差和对比来做好现代化思想的宣传动员工作，这些对比包括历史与现在的对比、中国与外国的对比以及现代化模式、路径、成效等多维度的对比，通过对比，使广大民众以具象的感观来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渐变与剧变，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所昭示的远大前途。

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起均在中国本土之外，并且均在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中实现了革命性锻造和历史性飞跃。同样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在相近的时间来到中国，均面临着如何与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原则、方法、智慧和理论对于现代化思想的生成创制既有普遍的方法论启示，也在内容上广布着诸多交叉互通之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进程中，其思想传播和社会动员必然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传播和动员中汲取智慧，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进程是归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因此，党进行现代化理论创新和思想传播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开启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历史，也同时启动了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谋求自强的现代化史。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种力量的求索均归于失败，一个突出的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处理最早以“西方面孔”出现的现代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现代化先发优势形成的话语特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现代化与“西化”“资本主义化”划等号，而事实上二者绝非等同。从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美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对“现代化”进行解释时，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关于工业国家的论述，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同理，马克思主义传播亦即属于现代化思想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客观实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1]490。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根本区别。必须说明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化理论并不单单由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所规定，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与现代化是完全相通的。“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关于现代的思想，事实上早在他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1]87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现代化理论的这一高度契合，在理论传播中形成了良性互动效应，成为现代化思想传播的重要推动因素。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均体现为普遍科学真理与具体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浩荡进程，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创新与传播动员均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传播动员中汲取智慧。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抗拒的大趋势，现代化具有道路指向的历史必然性和衡量指标的统一规定性。但就其具体实现路径而言，在实践中具有多种选择，需要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来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断以这个国家的国情与现代化理论对接，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现代化理论内容的过程。从现代化思想传播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现代化思想与本国实际契合适应的程度直接决定了现代化思想的传播效果。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历程宏阔视野来看，党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结合”史，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又为党的现代化思想传播与动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传播总是能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汲取智慧乃至直接进行方法和原则的采借。一方面，有力保证了党在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地位的巩固和现代化方向的正确；
另一方面，有力推动了现代化思想传播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于是，党领导的现代化进程就呈现出一个不同于一般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交融同向、互动共进。这同时是其他任何后发现代化国家难以复制的优势。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传播动员与中国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得以同频共振的根本原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主线来看党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根本切入点。从现代化的评价要素来看，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8]。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人的现代化的满足程度来看，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势。“人的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19]故而，在推动现代化思想传播和进行社会动员中，相同的价值旨归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实践支撑，达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传播动员与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良好互动效应。

本文从五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研究，包括领导主体始终保持领导现代化的战略定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革命、构建现代化战略目标与分阶段实施相结合的科学体系、合理比较不同时空条件下现代化的发展差异、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化理论融合发展等五个方面。同时，从这些智慧经验中不难概括提炼出党进行现代化思想传播和社会动员的深刻启示：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定力和坚决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奋斗是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基础和前提，是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发展创新的根本遵循。现代化思想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了革命性锻造，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融合互鉴。其三，对中国国情的充分尊重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思想传播与动员实践中的基本依据。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中开创了一系列新的方法，提升了传播动员的效力。其四，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最终价值旨归。让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是以共产党为组织核心引领现代化和进行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的根本目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离不开党积极推动的现代化思想传播和社会动员，而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传播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够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对现代化的全面领导，紧紧抓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恰当地处理现代化思想传播中的核心要素和重点关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党的理论智慧与现代化思想智慧融合互鉴，通过现代化思想传播获得人民群众更广泛更有力地支持。这些经验和启示，依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坚持和完善的重要方面，可以为讲好中国现代化故事、做好现代化思想对外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可以为塑造中国现代化网络形象、做好现代化网络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可以为深化中国现代化大众阐释、在更广阔更具体的民众当中做好新时代现代化思想传播动员提供借鉴和启示。总之，这些经验和启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具有重要适用价值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