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雷宇:用吉他弹奏音乐的爱与包容

本刊记者/张 迪

刘雷宇的音乐工作室位于居民楼里的地下空间。整间屋子呈长方形格局，没有过多华美装饰，却被他打理得质朴整洁。面积不算很大，该有的物件一个不少，键盘、吉他、架子鼓、音箱、工作站，甚至是录制视频用的相机、照明、幕布……门口的书柜里堆放着厚厚几摞书籍，旁边架子上摆放了一些手办，工作的严肃与生活的趣味很巧妙地裹卷在一起。随后，他用Mac播放了一首原创但未发表的电吉他音乐，被风扇聒噪的转动声打散，又淹没在了我们的对话里。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从初识吉他到伯克利求学再到回国任教，几乎没有插科打诨的过渡部分，他只是真诚直白地讲述着每一段历程，那些或甜蜜或苦涩，或稚嫩或稳重的片刻，恰是他破茧成蝶的成长见证。

1990年，刘雷宇出生在湖北荆门。父亲喜爱音乐，曾在当地剧团里拉二胡，叔叔擅长弹钢琴，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他5岁开始学钢琴，7岁学小提琴，很早便被浪漫的古典音乐围裹着。但小小年纪怎懂得这份浪漫，他只觉得这些音乐严肃刻板，每次练琴都偷瞄着墙上的时钟，两个小时过得难熬、苦闷。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中，有一天他无意在电视上看到了Bon Jovi的演唱会，一下子被炫酷的摇滚乐惊艳到，把手里的小提琴往边上一撇，嚷嚷着想要学吉他。

此刻，他对吉他这件乐器并无太多概念，只知道自己喜欢Bon Jovi，也想那样去弹吉他。于是，他在当地的群艺馆找了一位老师，又去旁边琴行买了一把木吉他。因为太喜欢Bon Jovi那种强力和弦与技巧solo，他就把木吉他当做电吉他来弹，却总感觉发出的声音跟自己喜欢的不太一样，软绵绵的民谣让他提不起劲。他托人买了几张打口碟，一遍遍去听那些劲爆的摇滚乐，然后边扒带边学习，遇到不懂的就去问老师，弹了一年不算木吉他也不算电吉他的东西后，他买了人生的第一把电吉他。

第二年，他继续跟老师学习电吉他。起初，老师给他推荐了一些书籍，慢慢的有些曲子老师也弹不下来了，后来干脆不再收他钱。他一有空就跑去群艺馆，坐在教室的角落带着耳机扒歌，下课后给老师弹上一段，老师指出他哪几个音弹的不对，哪些地方的推弦要再有情绪些，虽然没办法亲自示范，但总能给出很好的建议。在当时资讯仍相对闭塞的小城市，遇到一位热爱吉他并且负责任的老师，刘雷宇无疑是幸运的。

当时，他把很多精力花在了弹琴这件事上，午休、放学、放假这些时间几乎都拿来练琴。有时太晚了父母催他睡觉，他不敢在屋里练，就抱着琴跑到楼下单元楼楼梯口，拿上谱子和节拍器坐在那里弹。他从没感觉这是在练琴，反而觉得挺好玩、挺开心的。因为有小提琴的基础，再加上对音阶乐理还算了解，所以他学东西很快，没过多久便可以扒一些Metallica的作品了。

有一次他弹得正起劲儿，大喇喇地跟母亲说：“我以后想当吉他手，我不想上学了。”听到这话母亲心头一凛，很怕他因此耽误学业，赶忙跟老师打招呼“千万不要让他弹吉他”。父母并不反对他学音乐，甚至觉得“如果能继续拉小提琴，报考个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剧团工作”也是个美差。可是他们不知道弹吉他在未来能做些什么，毕竟流行音乐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坚决反对他以吉他作为专业进行学习。

然而，他还是没能乖顺地听从父母的话。虽然报考了文化类的专业和学校，但实际上是认为“如果不学吉他，学其他的什么都没兴趣”。高中时期，他便开始跟朋友一起玩乐队，做一些小型商演和周边演出。大学有更多的时间后，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玩乐队”这件事里，甚至登上了武汉草莓音乐节的主舞台。那时候，他一有时间就跑去武汉音乐学院蹭课，照着书单把大一到大四的专业书全部买一套，泡在武音的光景占据了他生活的很大部分，甚至一门课上到期末时，教授也以为他是班里的学生。这样的日子风风火火、满满当当，他觉得特别充实，也满怀希望。

二十几岁的刘雷宇一边上学，一边在琴行打工，也结识了一伙玩乐队的朋友。正值张扬躁动的年岁，他攥着一大把时间尽情挥霍，比他年纪稍大的那些大哥，却迈入了人生中需要作抉择的分叉路口。结婚、生小孩、买房、还房贷，这些摆在眼前的事物，是无法规避的赤裸裸的现实。继续做音乐还是稳定生活？显然，他们更趋向于后者，朝九晚五的日子很踏实，却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很多精力扑在玩音乐上，乐队走向停滞甚至解散的边缘。

刘雷宇开始烦躁与迷茫，他不知道眼下该干些什么，以及未来的路在哪里。他找了个录音棚做后期音频，上手后发现根本不懂繁杂的音乐风格，也不知道怎样去学。后又来到北京，在一家琴行做代课老师，到手的钱却连房租都付不起，待了小半年便打道回府。他陷入了自我怀疑和困顿颓唐，整日长吁短叹，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靠音乐生活下去了。

或许是想彻底换个环境，24岁那年，他选择去美国发展。在休斯顿他继续跟朋友组乐队玩布鲁斯，后来接触到爵士乐，觉得挺有意思，但总也玩不好。这时他想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就上官网报了几节网课，学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帮助很大。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伯克利的一些教授，其中包括对他影响极大、亦师亦友的Joe Stump。

他一度想着，要不就跟着J o e单独学算了，上网课终归是要比去伯克利便宜点，但他分明是不甘心的，没有真正体验过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感觉，终究是他心里的一处缺口。“在26岁这个年纪，仍然很想做音乐，再不努力去改变的话，或许真的没有机会了”，这般念头一旦生成，便再也无法抚平心头的悸动。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Joe，询问怎么申请伯克利，怎么去学吉他，反复思忖后，他拎起行李箱踏上了前往波士顿的路途。

决定报考伯克利之后，学费成了令他烦难的问题，靠工作和之前学校的奖学金攒下的费用只够读一年时间，“但不管怎样也要去读上一年”，他这样做起考量，然后把能修的课程全部选上。没过多久，他陆续推出了一些网课教学，获得了还算不错的反响和收益。那段时间，除了完成伯克利规定的课业，他每周都要编写教学大纲，以及适合进度的练习曲并录制视频，“基本上没有一天是早于凌晨3点睡觉的，第二天早上7点又爬起来继续上课”。那些不眠的星光、孤军奋战的坚持，裹带着的辛酸自是不言而喻，但令他心潮澎湃的是，曾经的那种年轻、满眼希望的状态又回来了。

伯克利无疑是懂得如何去教授现代音乐这门学科的，其在课程设置上的科学合理，让学生能更系统地去了解与探索音乐。不同风格和背景的老师想方设法地引导学生，传授现代的爵士乐理、视唱练耳，也去普及古典的和声学、音乐配器……在这里，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并非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是完全平等、同时存在的两样事物，从相对全面的视角去认知音乐变得尤为重要。

“不要只去做一个会玩乐器的人，乐器是为音乐服务的，是开放的、包容的、广袤的。”这样的理念令他感到醍醐灌顶，从前他太过纠结在“乐器”这个焦点，一门心思想要弹好吉他，却总是被条条框框桎梏住思绪。“我学的东西跟我想玩的音乐或许表现方式不同，但一定是有联系的”，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开始从音乐层面重新认识吉他，对不同曲风之间的偏见消失殆尽，思路和眼界逐步开阔，人生的边界也一点点地拓宽。

“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伯克利。”每每回想这段历程，刘雷宇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对伯克利的赞赏与认同是毫无掩饰的，“这所学校具有极大的爱与包容，让像我这样的学生有一条路能走向专业音乐学院。”作为一所以现代音乐为主的学校，伯克利在现代音乐学术化方面作了诸多思考，它把一些东西拆解又重新组合，在保留乐器本身特点和文化符号的同时，尊重每位学生裹挟着的个性化元素。

“因为是听摇滚乐长大的，我还是会做以摇滚乐为基础风格的音乐，同时也有融入很多其他风格，尤其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爵士乐、放克音乐。”进入伯克利毕业后，刘雷宇发现了音乐的崭新面貌，甚至主动去探索各种风格和元素，想办法让它们生成一种链接，音乐的连贯性与穿插性让他体会到了别样的趣味。

他坦陈，很喜欢尝试新鲜内容，听到一些好听的歌会扒下来试弹，也会去想如何才能融入自己的编曲和创作。他在创新方面是极为谨慎与谦逊的，曾经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喜欢创新、有很多新颖想法的乐手，直到去了伯克利才发现自我的渺小，“原来很多自认为‘新’的东西，早就被大师们玩得炉火纯青。以我目前的能力与资质，还没有自信能完全地创新，只是希望可以做出我喜欢并且符合我审美的作品。”

关乎审美问题，他承认，每个人的音乐审美是不尽相同的，自己非常尊重每一种音乐审美。“无论在任何时代，音乐的本质都是去满足人们某些方面的需求，它可以是慰藉心灵、提高专注度、提升气质，也可以是单纯地娱乐大众、打发时间，不同的需求决定了不同的审美。”

平日里，他除了上班和教课外，几乎都会一头扎进音乐工作室。“每天有很多想要弹的东西，也喜欢去玩一些即兴，把内心的音乐审美表达出来。”他觉得，即兴演奏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是把听到的东西靠自己的感觉弹出来，也可以是通过大量学习和分析，把音乐的特点演奏出来。“围绕一个想要明确表现的主题，然后把情绪和特征呈现出来，并不一定非得用到复杂的和弦、华丽的乐句，而是要符合不同的音乐风格。”除此以外，在演奏中灌注情感是尤为重要的，它能在听者和演奏者之间生成一些共鸣，满足彼此的情感需求，并成为精神寄托。无论是演奏技巧、编曲技巧、混音技巧，都应为情感而服务。

这几年，刘雷宇常居北京，并在一所国际学校任职音乐老师。他说，选择国际学校的原因是，至少在某些音乐理念上，自己是比较认同的。“我们现在用的IB国际课程体系，旨在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更和平、美好的世界。学音乐并不是让小朋友都成为精通乐器的音乐家，而是能否通过音乐去表达情感，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表达自信和创造力。音乐作为全人教育的一部分，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并且性格健全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IB体系将音乐与文化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他称之为“一种文化性的探索过程”，“就像我们说的审美问题，它的确是跟需求相关，但文化同样是一种需求。从文化层面认识世界音乐，会更加开放和包容，也能去引导学生了解不同的乐器及表现方法，发现音乐的多样性而不是权威性。”

一般而言，国际学校在小学阶段是以引导为主，把音乐与喜好、文化相结合，慢慢去探索和尝试音乐，初中是衔接阶段，会逐步开始把个人兴趣与基础专业知识进行融合，高中阶段加入音乐鉴赏、偏专业的表演合奏、视听、创作及录制等内容，作为业余向专业迈进的一道桥梁。很显然，公立学校的音乐教育体系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模式，他解释说：“公立学校注重的是个人单一学科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公立学校的音乐教学成果更多为个人solo，或是在一个规定框架内开展的固定合作。”

刘雷宇认为，国内的音乐教育还存有一定成长空间，也希望现代音乐能受到多一些的重视和扶持，毕竟当下的资源大多还是给到了古典音乐。“虽然古典音乐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但多少人最初被音乐打动是因为古典音乐呢？”他直截了当地反问。“我理解中的教育是要符合年轻人天性的，它得跟兴趣相结合，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拓展技能和认知。目前，流行音乐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我们需要更多实用型人才去脚踏实地做一些事，让这片市场变得葳蕤和蓬勃。”随着新科技、录音技术、产业变化而出现的现代流行音乐，即便还不能古老到被称作是经典，但一定值得学习，具有研究和发展价值，音乐终究是步履不停向前发展的。

如今，吉他演奏愈发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各大音乐院校陆续设置吉他相关专业，更多的课程、考级、比赛接踵而至。看到这样的局面，刘雷宇自是满心欢喜的，他期望吉他爱好者能找寻到喜欢的风格，并且一路坚持下去。“要学会去做计划，清楚看到每一阶段的进程和努力。要去记录和评价演奏，发现细微进步，给自己一些信心，更客观地面对练琴状态和发展规划。要多听多接受不同风格的作品，取长补短过后慢慢发掘自己的音乐属性。”

最近，刘雷宇翻译的新书《新古典主义吉他与速弹进阶教程》正式出版发行。

“为什么想要做这次翻译？”我很感兴趣地问他。

“这本书会是广大吉他爱好者的需求。”他如实回应着，“Joe Stump在‘会弹’和‘为什么弹’中间架起桥梁，把技巧和曲谱结合起来，让你知道自己练的内容可以在真正的音乐中使用，可以去帮助你做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尝试做一些记录，把适合国情、性格、喜好的教学方式相融合，渴望推出一套适用于国人又兼具国际视野和实用性的系统教程。

同时，他也继续玩着喜欢的音乐，并打算做一张新专辑。“写了很多硬摇滚金属乐元素的吉他演奏曲目，它们听起来很轻松，却蕴藏一些耐人寻味的小细节。”

他兴致盎然、滔滔不绝讲述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整个人陷落在极为享受的状态。很显然，这种状态是音乐带给他的，也仿佛让我看到了他口中那个“初识吉他的盛夏里，从早到晚只想弹吉他的少年”。许多年后，这双清澈的眼睛一如往昔，裹藏着渴望、憧憬、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