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家风的伦理特质及时代价值

来源:优秀文章 发布时间:2022-12-06 点击:

曾建平,罗红平

(1.井冈山大学,江西 吉安 343009;
2.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2021年10月23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要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这凸显了弘扬传统家风的重要性。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记忆的沉淀、奋斗的诗史,是中华传统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习仲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在几十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重品崇德,亲仁济众,树立了优良的家风,堪称共产党人的家风典范,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供了好范本,以至于习近平同志在给其父亲88岁“米寿”的“拜寿信”中颇有感触地写道:“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1](P630)

家风是每个人成长的第一人文环境,是从小撒播在人心中的种子,也是家庭成员精神风貌的展现。习仲勋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76年波澜壮阔的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信仰坚定,对党忠诚,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旗帜鲜明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其光辉战斗的一生中,习仲勋勤俭节约、自立自强,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忧国忧民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形成了习氏优良家风。

(一)“我们应该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

习仲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不搞特殊,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国家,却不允许自己和家人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在家庭教育中,习仲勋特别重视榜样示范,时常以“我们应该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2](P111)来教育妻子和子女,其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家人。在践行勤俭节约的美德方面,习仲勋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着装上,除参加重大活动时穿正装,平时都是穿旧衣旧鞋,衣服裤子破了补了再补,从不舍得扔掉;
饮食上,时常是面食加素菜,外加一碗小米稀饭,一碟油泼辣子就很满足,自觉杜绝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行为,以良好的作风感染家人。在传承勤俭节约的美德方面,习仲勋不仅管好自己,还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家人从节约一粒米、一滴油、一滴水做起,自觉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教家风,以至于妻子齐心在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3]受习仲勋的影响,其家人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子女的衣服和鞋袜都是“接力”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
妻子衣着更简朴,一次参加机关晚会,被人议论副总理夫人竟然穿着那么土,习仲勋诙谐地说:“土比洋好!”[1](P630)以至于习近平同志在给父亲的“拜寿信”中写道:“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1](P643)可见,习仲勋作为老一辈无产阶革命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崇高境界。

(二)“要夹着尾巴做人”

习仲勋一生坚持真理、坦诚忠厚,对人“雪中送炭”,“一辈子没整过人‘,[4]但教子非常严格,有时甚至不近人情。他注重从小事抓起,教育儿女保持平民本色,培养他们谦虚谨慎、自强自立的品德,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并且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女儿桥桥读中学时,尽管学校离家很近,但习仲勋为了培养她独立生活的能力,坚持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住校学习,和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长子富平在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在山沟里的科研单位工作了十多年,后来后勤学院恢复办学,需要科技人才,想调其回京工作,但习仲勋认为干部子弟更应该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因此坚决不同意其调动。80年代初,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想调习仲勋的二女儿习乾平去那工作,习仲勋知道后当面谢绝。他说:“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并对女儿说,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2](P167)家人因此深受教育和影响,以至于齐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感慨地说:“我感激你能够始终如一地严格要求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你这位严父可以说是功不可没。”[2](P168)

(三)“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3],是一位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他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毛主席曾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5](P119)这是对习仲勋坚强党性的高度概括,也是其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在工作中,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早在1944年,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时就提出“不当‘官’和‘老爷’”、“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6](P28)反映了习仲勋坚定的人民立场。在家庭生活中,也是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婚不久,他就对妻子齐心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3]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在基层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此外,习仲勋还时常教育儿女要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储知识长才干,多为人民做贡献。一次齐心对儿女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严厉地批评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1](P640)随时提醒子女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注意保持好的工作传统。习仲勋对待秘书也是一样,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军区领导为加强地方党委与部队的联系,想为跟随习仲勋16年之久的一位秘书在军区安排一个职务,习仲勋以“没有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2](P116)为由断然拒绝,坚决不做有损党的利益的事。文革期间,习仲勋受诬陷,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其内心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4]足见习仲勋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党爱民的深厚情怀。

习仲勋,一个“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穷尽一生践行着“我们应该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夹着尾巴做人”“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信念,构成了习仲勋家风的重要内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特质,即“尚俭抑奢”的廉洁之道、“仁义礼智”的立身之道、“精忠爱国”的公忠之道。

(一)“尚俭抑奢”的廉洁之道

“尚俭抑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上古尧舜时,虞舜就曾称赞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至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却几乎一致“尚俭”,如:孔子重礼仪,但强调以节俭为本;
老子强调节俭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
墨子则指出:“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将"尚俭"提高到治国理政高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尚俭抑奢”的观念深入人心,上至将相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把“勤俭节约”“省吃俭用”“自食其力”等美德放在家风家教的重要位置。如曾国藩虽官居要职,仍教育子孙要尚俭抑奢,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7](P138)历史早已证明,成由俭,败由奢,尚俭抑奢关乎国家长治久安,蕴含“居安思危,戒奢从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哲理。习仲勋家风中亦蕴含这一家庭伦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从我做起。

习仲勋从小生活在一个勤劳和谐的贫苦农民家庭中,父亲信奉“严是爱,宠是害”的教子格言,期望子女以农为本,织耕传家,做勤劳正直的人;
母亲生性贤良,为人勤朴。[8](P13)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世的风范,习仲勋受益匪浅,从小养成勤劳俭朴,忠厚友善的好习惯,以至于参加革命后,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习仲勋从来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习仲勋始终身体力行践行尚俭抑奢的传统,他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教育他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不仅引导他们从小厉行节约,始终保持平民本色,而且从不搞特殊化,不让家人享受任何“特殊照顾”,以此倒逼他们励志自立成长成才。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其子女的衣服经常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给弟妹接着穿,甚至把姐姐的花衣和花布鞋用墨水染黑了给弟弟穿,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好思想好传统就这样深深地注入到了子女的心灵。习仲勋言传身教,晚年给子女留下铮铮名言:“我没给孩子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一个好名声。”[3]

(二)“仁义礼智”的立身之道

“仁”是儒家修身的最高理想和德行准则。在儒家“修身”观中,“爱人”是“仁”的灵魂,不仅体现在“亲亲人”上,而且体现在“仁者爱人”上。儒家认为,仁爱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一种理论基础,更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强调不仅要爱己之亲,更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如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对方,体现了儒家深厚的仁爱情怀。“仁义礼智”出自《孟子·告子上》,是孟子在孔子提出的“仁、义、礼”基础上的延伸,其意为要遵守仁爱、忠信、礼仪、勤学等基本伦理规范。孔子在《论语·子张》中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强调广博地学习知识对提升智慧的重要性,其实讲的就是个“智”字。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的是君子要有大义。同一篇文章中,孔子还特别强调:“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说的是君子要有德行。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仁。管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以德为政,人民就会拥护他,反之则有再大的本事也会被人民孤立。历史早已昭示,官德兴则政权安,官德衰则政权乱,先有立身的道德,后有治国的政德,习仲勋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家风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立身伦理。

中国共产党人良好的立身风范是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进步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是党的优良作风的一种体现,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党性原则,内省自励,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摒弃私心杂念,严格要求自己,教育好家人和下属,以律为镜,为大公守大义,干净做事,清白做人。习仲勋以德教为先、修身为本,讲仁义重道德,宽宏大度。一方面强调以学立身。习仲勋工作繁忙,但他仍然非常关心其子女的学习教育,常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检查孩子们的作业。他经常教育子女们说:“没有文化就像一个睁眼瞎子,什么都看不清看不懂,怎么建设祖国呢。”[9](P770)以此教育子女学习文化知识不仅是为了实现和提升自我价值,更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一方面注重以身示范。习仲勋一生坦荡,宽容大度。文革期间,习仲勋曾遭受到过很多不公平对待,面对造反派的压迫与殴斗,他不仅丝毫不记恨,事后对于审查他的人,连名字也不记,对于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习仲勋总是报以宽容。“父亲从来没有在我们兄妹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 ”[10](P482)其子女一直被他这种立身精神所感染,个个自立自强,成为国家的栋梁。

(三)“精忠爱国”的公忠之道

“公忠”是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规范之一,亦是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申鉴·时事》有云:“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礼记·礼运篇》中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左传·成公二年》中也说:“忠,社稷之固也。”“公忠”提倡的是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献身的精神,要求每个人都要把公共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蕴含中华民族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几千年来,渤澥桑田,中华民族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原因与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公忠观念不无关系,可以说公忠观念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魂。受家国天下思想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家教的传统,忠于人民、忠于道义的公忠之道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容之一,习仲勋家风中也蕴含这一家庭伦理。

习仲勋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工作人员,都非常严格。在其革命生涯中,习仲勋秉承传统文化的公忠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尽心竭力、忠贞不贰。1935年陕西“肃反”期间,习仲勋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有人暗示其可以逃跑,习仲勋不为所动,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2](P34)表现出他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怕死,即便被冤枉也无怨恨的革命情操。习仲勋自己这样做,也是这样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给党和国家添加任何麻烦。如,在妻子和子女就业、工作调动等方面,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从不滥用权力给予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妻儿争取。对秘书也是一样,他从不作无原则的表态,从不封官许愿,要求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平等接受组织考察、调配和监督,在他的教育影响下,老秘书陈煦去了甘肃,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家风建设是立国之基。优良家风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文化,其蕴含的伦理教化内容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伦理准则,是提升国民道德素养的助推力。习仲勋家风作为其家庭建设的集中反映,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家庭建设思想的深邃思考,形成于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尚俭抑奢”的清廉本色、仁义礼智的道德风范、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言传身教的光辉典范,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治家治国具有重要价值。

(一)廉洁之道助力良好政风提升

家庭是构成国家的细胞,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习仲勋一生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正廉洁风范。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回顾百年党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为改革开放铺路搭桥,再到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基垒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守“食求果腹,衣求蔽体”的传统,有力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勤俭节约观,以勤俭朴素的生活传统赢得了百姓的拥护。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讲排场、贪享乐,奢靡之风日盛,给党的执政基础带来挑战。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要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倡导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

家风不正,贪欲丛生,就会出现“一人当官全家涉腐,一人落马牵出全家”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上任之初即推出“中央八项规定”,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要求党员干部厉行勤俭节约,廉洁从政,杜绝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仅造成浪费,而且搅乱人的心志,进而引发社会混乱。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11]勤俭节约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对于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可以大大降低家庭的运行成本,将有限的家庭资源用在刀刃上,提高家庭幸福指数;
对于社会而言,勤俭节约一旦蔚然成风,便可大大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减轻环境承载压力。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社会难以长治久安。事实上,宋代欧阳修就曾告诫,“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习仲勋家风中所蕴含的勤俭持家、勤俭办公等内容,恰是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升自身党性修养,遏制腐败现象,树立清正廉洁政风的营养剂。

(二)立身之道助力良好社风提升

家风正则社风端、家风明则社风清。习仲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正己化人的处世态度不仅培养了子女正直立身的自律意识,而且感染了几代人。事实上,好的社风能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反之则文明倒退,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党风政风愈加纯净,带动了社风的好转,但一些不良社风仍然存在,如打牌赌博之风吹歪健康娱乐之风、交际豪饮之风吹歪正常交际之风、盲目攀比之风吹歪理性消费之风等不道德行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此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很多人背井离乡,常年在大都市务工谋生,原有的乡土民风家风逐渐淡薄。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要有更好的社风民风。面对社风民风理念的淡薄及其引发的道德焦虑,人们开始思考家风对社风建设的影响和作用。

良好的社风是美好社会的基石,好家风才能形成好社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12]他强调要“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13](P355-356)深刻阐明了家风与社风同频共振、互促共进的深沉联系。习仲勋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基础上形成的红色家风,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树立了榜样,也为良好社风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自律是宝,他律是爱,律他是责,孔子告诫人们:“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篇》)有过不可怕,重要的是自律改过,古代就有“左雄闻过谢周举”(《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等典故。以史为鉴,习仲勋家风所蕴含的立身之道必将在历史的积淀中得以传承和创新,为新时期的良好社风注入新动能。

(三)公忠之道助力爱国品质提升

在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忠”就意味着“公”,它体现着个体对待国家和社会的态度,是人们处理公私关系的标准和原则。[14](P137)正因为如此,古代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不忘灌输“公而忘私”“临患不忘国”“天下为公”等公忠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更是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的公忠观念,强调要心系天下,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跃然纸上。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拜金主义不断弱化爱国主义情感,政治文化领域里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消解爱国主义情怀,网络冲击下产生的信仰缺失不断解构爱国主义情结,新时期爱国主义正面临诸多挑战。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15]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古以来,华夏儿女一直把“家国天下”作为经邦济世的行为准则而形成具有凝聚力和自豪感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了诸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无数忧国忧民、万古流芳的爱国志士,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历经坎坷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相连。习仲勋一生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12]习仲勋家风所蕴含的公忠之道作为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不仅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也承载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推动爱国品质提升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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