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西非殖民地热带疾病防治问题(1898—1939)

郭家宏，林致君

1.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北京 100028

1898年利物浦、伦敦热带医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热带医学”(tropical medicine)的产生。英帝国的扩张与西非热带疾病的肆虐、帝国治理观念的转变、帝国医学的兴起共同促进了对西非热带疾病的防治。为了使西非热带地区更加“适合欧洲人定居”，英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治热带疾病的措施。英属西非热带疾病的防治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也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在防治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热带医学”这一术语最早使用于1897年。作为一门近代新兴学科，热带医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产生的。

16世纪时，英国商人已经在冈比亚沿岸广泛开展贸易活动。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国人一直在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始于17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贩奴者在西非海岸建立据点。美国独立后，英国为安置国内日益增多的流放犯，于1787年把几百名犯人流放到西非的冈比亚。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英国在西非的殖民活动主要在冈比亚河流域、尼日尔河流域、塞拉利昂、黄金海岸、贝宁湾和尼日尔河三角洲等地区渐次展开，并没有在西非大肆侵占殖民地。1884年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之后，英国疯狂抢夺西非殖民地。1885年，英国在西非尼日利亚正式建立保护国，之后陆续宣布冈比亚和黄金海岸为殖民地，塞拉利昂为保护国。通过数年的扩张掠夺，英国将西非较富裕的地区纳入了殖民版图。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英国才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西非热带疾病爆发。

(一)西非地区肆虐的热带疾病，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严重影响了英帝国在西非的扩张与管理。

英属西非地处大西洋沿岸，大部分位于热带雨林地区，气候炎热，雨季漫长，丛林茂密，沼泽众多，蚊虫滋生，自然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堪忧，疟疾、黄热病、黑水热等热带疾病肆虐。长期以来，西非热带地区的高死亡率令英国殖民地官员们困扰不已，热带疾病严重危及到欧洲殖民者的身体健康。据统计，18 世纪后期，初次踏足西非海岸的欧洲白人在第一年的年均病亡率普遍在 30%以上，极端情况下可达 70%(1)P.D.Curtin，“The White Man’s Grave:Image and Reality，1780-1850”，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961，1(1)，p.95.。这也让西非具有了“白人的坟墓”的称号。从1881年到1897年，在黄金海岸任职的欧洲官员平均年死亡率高达75.8‰，在拉各斯为53.6‰。而传教士、商人、矿工人群中的死亡率更高，1879年到1888年，这些人群的死亡率为81.48‰(2)Raymond E.Dumett，“The Campaign against Malaria and the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Medical and Sanitary Services in British West Africa，1898-1910”，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1968，1(2)，p.155.。在其他西非殖民地，情况也不容乐观。

疟疾、黑水热、黄热病和其他疾病导致的欧洲人患病和死亡，严重阻碍了英属西非殖民活动的开展。患病的欧洲官员们突如其来的死亡、长期衰弱的身体使正常的行政管理变得困难。在西非，疾病的威胁成为殖民管理的根本障碍，也很少有精明能干的英国人会为得到殖民地官员的低薪而赌上自己的生命。总体来说，凡涉及帝国利益之处，无论是行政、商业和工业，都受到了热带疾病的严重威胁。《英帝国》的作者休·甘恩(Hugh Gunn)写道：“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非洲西海岸可能是英国殖民地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石。当一个人回想起西海岸的恐怖时，便会回想起它的同义词——白人的坟墓，这个称呼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3)Hugh Dunn，The British Empire:A Survey，Vol.5，London:W.Collins Sons & Company Limited,1924，p.73.

在19世纪后期帝国治理问题上，英国政府起初认为西非热带地区的殖民地经济落后、生存环境差、文明程度低，因此不愿意承担管理责任，并通过缩减管理费用以减轻殖民负担。19世纪末，随着在非洲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英国不得不开始重视西非热带疾病防治问题。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就任殖民大臣后，提出了开发利用落后殖民地的计划，占领这些热带地区，以增强帝国的经济实力。而热带疾病的防治问题也成为英帝国行政管理面临的严峻问题。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帝国治理观念的变化迫使英国采取措施防治热带病。

19世纪末，随着英国相对衰落以及美国、德意志帝国的迅速崛起，巩固帝国的思想在英国朝野达成共识，英国积极参与到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张伯伦认为，殖民地是帝国尚未开发完的财富。他说：“开发我们帝国的资源，将英国的资金、技术和工业投向我们的自治领，而不是那些商业上与我们敌对的国家。”(4)R.Koebner，“The Concept of Economic Imperialism”，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9，Second Series,2(1)，p.4.对于非白人殖民地，张伯伦提出，占有的感觉已经为不同的情感所取代，那是一种责任感。英国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将为他们带来安全、和平与繁荣。面对英属西非殖民地，张伯伦宣称“对殖民地漠不关心的日子已经结束”(5)Festus Cole，“Sanitation，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in Sierra Leone，West Africa，1895-1922:Case Failure of British Colonial Health Policy”，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5，43(2)，p.239.。为此，他采取措施，改善殖民地卫生状况。1895年，张伯伦上任不久，委托英国皇家学会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祖鲁的刺舌绳蝇的侵扰情况。他首次在殖民部(Colonial office)设医疗顾问一职，在医疗顾问帕特里克·曼森(Sir Patrick Manson)的倡议下，开展对热带作物的研究，并于1899年在伦敦建立了“伦敦热带医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随后其他城市也建立起相似的学校。张伯伦还鼓励皇家学会成立疟疾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印度和非洲的疟疾，推动了殖民地历史上的第一次消灭疟疾运动。

实际上，英国人对西非热带疾病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为西非土著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了维持欧洲人在西非殖民地的定居和管理。张伯伦同样认为，健康问题关乎帝国的商业利益。在19世纪末巩固帝国的问题上，张伯伦奉行着帝国改革派的主张，强调巩固帝国必须注重效率、秩序,而非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民主和自由(6)洪霞：《巩固与离心：1897—1931年英帝国发展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26页。。这体现了国家在殖民事务中开始发挥其干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的帝国治理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也体现在对土著人态度的转变上。他们日益认识到非洲人民的健康和福利问题对英帝国发展的重要性(7)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Kingston and Ontario: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9，p.179.，意识到土著人的健康状况对白人构成的潜在威胁，需要重新制定医疗政策，以更有效地解决非洲的问题。医学知识和卫生理论的传播强化了帝国的“文明开化使命”，而利物浦热带医学院(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的建立正是源于这种观念(8)Helen J.Power，Tropical Medic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1898-1990，London and New York: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9，p.14.。因此，1914年之后的医疗服务范围逐步扩大至土著居民。

(三)热带医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为英国在西非防治热带病提供了条件。

自 15 世纪末起，英国医学界已着手对各类致命的热带疾病进行研究。18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在西非殖民活动的不断深入，热带疾病逐渐成为西方医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海岸等热带地区开展的医学实践中，英国医学界逐渐发展出了以“环境疾病论”为核心的病原学理论，以及以“种族疾病论”为核心的病理学和免疫学理论。这两类关于热带疾病产生、演变和传播的医学理论，成为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医学界研究西非热带疾病的重要理论基础。19 世纪80年代后，西方医学界研究和认识热带疾病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细菌学、寄生虫学、昆虫学等学科成为现代西方热带医学的理论基础，现代“热带疾病”概念也由此诞生。

19世纪末，热带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步发展起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热带医学正式诞生于1898年，以伦敦和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成立为标志。热带医学的发展，体现为设立专门的热带医学和卫生课程，为医务人员和热带地区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这些最初是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和曼森等热带医学专家的想法。

1897年，张伯伦开始调查热带疾病爆发的原因，并意识到对殖民地的医务人员进行热带医学教育的重要性。1897年7月，张伯伦任命专门从事热带病研究的医学专家曼森博士为殖民部医疗顾问。1898年，张伯伦在写给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的信中提到：“我会优先安排那些熟悉热带医学的人，尤其是拥有相关证书或文凭的人，前往殖民地进行医疗服务。”(9)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Historical Record 1898-1920，Liverpool:University Press of Liverpool，1920，p.3.他推动皇家学会成立一个“疟疾委员会”，专门进行疟疾病的防治工作，并促成财政部、外交部、印度公署和皇家殖民地共同给这个委员会提供研究资金。他建议在英国设立专门的培训学校，对殖民地医生进行培训教育。

1898年，伦敦热带医学院在伦敦建成，并于1899年正式投入使用，开始教学工作。詹姆斯·米其利(James Michelli)担任医院和学校的委员会秘书(10)Acheson Roy and Penelope Poole，“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A Child of Many Parents”，Medical History，1991，35(4)，p.390.。1899年11月，张伯伦在信中正式确认了伦敦热带医学院的成立，并命令所有医疗官员必须先进入伦敦热带医学院进行二至三个月的专项培训，再前往殖民地进行医疗服务。他又花费了一年时间才说服殖民部正式承认医学院。热带医学院的经费由殖民部提供，张伯伦另外为学校筹到12000英镑的资金。1900年出版的第一份规划书为学校制定了如下目标：进行热带疾病专题培训；
促进热带疾病研究；
在热带地区实行预防疾病的方案(11)B.G.Maegraith，“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Medical History，1972，16(4)，p.357.。不久后，这些方案逐步付诸实施。在一些慈善家资助下，罗斯在利物浦成立了热带卫生基金会(Tropical Sanitation Fund)，募集了2000英镑的资金。1901年，张伯伦要求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和所有热带皇家殖民地向“热带疾病研究基金”(Tropical Diseases Research Fund)捐款，资助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12)Raymond E.Dumett，“The Campaign against Malaria and the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Medical and Sanitary Services in British West Africa，1898-1910”，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1968，1(2)，p.163.。

1898年11月，利物浦热带医学院成立，1899年4月开始办学。至1899年10月，伦敦和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已全面运转，由皇家学会和殖民部联合代表委员会任命的疟疾委员会在非洲积极从事研究工作。1901年，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预防疟疾的指导”，供居民在疟疾流行的地区使用。总体来说，利物浦热带医学院一直关注热带地区的疾病和公共卫生状况，在最初的几年里，它分布在许多地点，作为学术研究和热带疾病防治机构不断发展壮大。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进行科研教学之外，两所医学院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当时，罗斯正在大力推行一项通过消灭蚊子来预防疟疾的措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在商人的支持下，派遣专家学者前往与该市航运贸易相关的国家和殖民地进行考察。伦敦也收到了私人慈善机构的资助款项。大批医生从英国前往热带殖民地，进行实地考察和从事临床医学，并解决当地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都为英帝国西非殖民地热带疾病防治提供了条件。

针对热带疾病的防治问题，张伯伦和热带医学专家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开展灭蚊行动，实施个人防护与公共卫生改革，推行住房隔离原则等。这些对热带疾病的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开展灭蚊行动

张伯伦上任伊始，就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热带非洲的吸血蝇活动状况，以找到非洲热带病嗜眠病的发病根源及预防措施。从189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利物浦热带医学院派遣了32支考察队，赴西非殖民地进行实地考察。在热带卫生基金会资助下，1899年至1902年期间，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共组织了七次前往西非的实地考察。通过考察，研究人员撰写出大量报告和研究成果，推进了热带医学院的工作。

1899年秋天，热带医学专家罗斯率队前往塞拉利昂，进行第一次实地考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携带疟疾的蚊子种类，绘制了弗里敦镇蚊虫滋生水坑的完整地图。罗斯向医学院发了电报，称他们发现蚊子是导致疟疾爆发的根源(13)Helen J.Power，Tropical Medic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1898-1990，p.23.，并确定了防治疟疾的基本原则。

1899年冬天，第二支考察队抵达黄金海岸和拉各斯。考察队通过检查土著人的血液，证实了蚊子中携带引发疟疾的寄生虫，寄生虫在土著儿童的血液中普遍存在(14)The Times，December 14，1900，Issue 36325，p.15.。1902年利物浦热带医学院专家赴冈比亚考察。他们对当地的热带疾病患病情况、地形气候、住房卫生和基础设施状况进行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报告分析了疾病爆发的原因，即蚊虫的肆虐；
列举了蚊子的繁殖地，主要在积水处，包括废旧瓶罐、船只、坑洼、沼泽处的积水；
此外，繁殖地还包括水井、溪流、排水渠、土著人的棚屋等；
指出蚊虫的繁殖与旱雨季有关(15)Joseph Everett Dutton，Report of the Malaria Expedition to the Gambia 1902，of 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London: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03，p.42.。1905年的考察队主要在巴瑟斯特、弗里敦等地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他们认为：蚊帐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使用得当，将会有效防蚊。积水处是蚊子的主要繁殖场所，是热带城镇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不少欧洲和土著人已经开始实施相应措施，水箱被清理或覆盖，排水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处理(16)Rubert William Boyce，Mosquito or Man? The Conquest of the Tropical World，London:Albemale Street，1910，p.78.。换言之，与之前报告的情况相比，那里的状况有所改善。

热带医学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后的研究表明，蚊子是热带疾病的主要传播者，经过叮咬，健康人便会感染疾病。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灭蚊子。

1899年9月，罗斯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减蚊”概念。在他看来，预防热带疾病，需要采取旨在消灭蚊子本身、其幼虫和繁殖地的措施。在塞拉利昂，罗斯组织灭蚊团队清理了蚊子的繁殖地。按照他原先的想法，进行土地排水，在水池上浇一层油。同时，他发现许多蚊子幼虫都出现在小水塘、公路旁的水坑、沟渠、沼泽地边缘，以及一些未被注意到或荒废的地方(17)② Rubert William Boyce，Mosquito or Man? the Conquest of the Tropical World，pp.63,76.。1901年7月，罗斯和洛根·泰勒 (Logan Taylor)再次抵达弗里敦，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蚊子行动。这次灭蚊行动雇佣了32名西非土著男子，他们每人都有手推车和器皿。这些人被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消灭库蚊(culex)，收集所有破碎的瓶子、罐头盒和各种容器；
另一组负责消灭按蚊(Anopheles)，处理后院和街道上的水池与洼地。他们收集了房屋和院落中的所有垃圾，进行填塞、疏通、排水、清扫，并提示居民们警惕藏匿的幼虫(18)② Rubert William Boyce，Mosquito or Man? the Conquest of the Tropical World，pp.63,76.。这次灭蚊行动，清理了蚊子繁殖地，使蚊子数量明显减少。

1903年,在冈比亚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蚊行动。在巴瑟斯特，热带医学专家达顿雇用了十名工人收集和搬走旧罐头盒、破瓶子，把它们埋在地下或用来填满洼地。他们对水井和其他容器进行了检查，试图将它们遮盖起来。雨季来临之前，他又雇了十名工人来清理街道上的排水沟。巡查员带着20名工人、一名助理和两辆手推车进行了清扫工作(19)Rubert William Boyce，Report on the Sanitation and Antimalarial Measures in Practice at Bathurst，Conakry，and Freetown，London: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05，p.21.。达顿发现，污水坑是滋生蚊虫的危险之源。为此，除了进行常规的清理工作，清空装有水的容器之外，他们还填满了洼地，平整了地面，以方便地面排水。修筑道路的措施因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暂时没有得到推广。对于太大而不能清空的水库或池塘，则通过在水库或池塘中添油来处理，使幼虫无法获得所需的空气窒息而死(20)William John Ritchie Simpson，The Maintenance of Health in the Tropics，2nd ed.，Oxford:John Bale，Sons & Danielsson，LTD，1916，p.82.。此外，通过适当使用由煤油、焦油、石灰等制成的“杀虫剂”(21)H.E.Annett，Report of the Malaria Expedition to Nigeria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Medical Parasitology，London: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01，p.52.，也达到了减少蚊虫繁殖的目的。

(二)实施个人防护与公共卫生改革

在英国官员的推动下，英属西非殖民地建立了一些热带疾病防治机构，例如英属西非医疗服务机构(West Africa Medical Service，WAMS)、热带非洲医疗卫生咨询委员会(Advisory Medical and Sanitary Committee for Tropical Africa，AMSCTA)等机构组织。这些机构的建立，使热带疾病的防治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组织性，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机制。

1901年12月，张伯伦和殖民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合并英属西非医疗服务部门的计划。他们创设了一套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医生到西非服务。他们制定了吸引征聘人员的奖励办法，包括统一的晋升标准、固定的薪金和养恤金。1902年，西非医疗服务机构正式成立，它是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机构，汇集了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拉各斯、尼日利亚南部和北部的医疗部门(22)Ryan Johnson，“The West African Medical Staff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Tropical Medicine，1902-1914”，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0，38(3)，p.420.，禁止西非土著或任何非欧洲血统的医务人员加入。

根据热带医学专家的建议，除了清理蚊虫的繁殖地之外，英国殖民者还采取一些个人防护措施，进行了公共卫生改革，如使用蚊帐、服用奎宁、出行防护、城镇公共卫生改革等。

使用蚊帐，防止蚊虫叮咬。皇家学会秘书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为殖民地办事处编写了关于预防疟疾的小册子。他认为通过使用蚊帐、纱帐进行个人防护是在热带地区保护欧洲人健康的最佳实用方法(23)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150.。如果使用得当，就不会在蚊帐中找到蚊子，这可以大大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次数，从而降低感染疟疾的风险。在使用蚊帐无法有效防止蚊子叮咬的情况下，应对房屋进行检查，适当建造防蚊屋，门窗则要安装铁砂网进行防护。

服用奎宁治疗疟疾。1817年，法国药剂师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奎宁单体，并尝试对疟疾进行治疗，1857年奎宁的分子式也被法国化学家发现。19世纪末，奎宁已经被用来治疗疟疾。在拉各斯，亨利·斯特拉尚(Henry Strachan)和威廉·麦格雷戈(William MacGregor)主张向土著居民免费分发奎宁。在对非洲土著居民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也有必要使用强制手段使他们服用奎宁。针对这种情况，斯特拉尚安排政府资助的学校传授初级卫生知识，通过拉各斯卫生委员会和当地医务人员进行乡村巡回讲座，以传播卫生知识，尽力克服土著人对卫生改革的反对(24)③ 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p.155,168-169.。麦格雷戈也安排土著学校开设医疗卫生课程，告知居民服用奎宁的重要性。

出行防护。在疟疾流行地区，必须尽可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在马车上，应包裹住脚踝，走路时应穿长靴而不是普通鞋子，戴大面纱和手套。露营或射击时，应戴上护腿，可以防止蚊子叮咬腿部(25)William John Ritchie Simpson，The Maintenance of Health in the Tropics，p.78.。

城镇公共卫生改革。1908年，黄金海岸疾病蔓延，再次引起了殖民部的重视。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奉命前往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南部的一些主要城镇和中心，调查那里的卫生状况，并报告目前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况。辛普森认为，只强调个人卫生是不够的(26)③ 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p.155,168-169.。他指出：“在预防疾病方面，人们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个人卫生，但个人卫生永远不会提高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27)⑥ William John Ritchie Simpson，Report by Professor William Simpson on Sanitary Matters in Various West African Colonies，London:Darling & Son，LTD，1909，pp.14,27.因此，他提出有必要进行城镇公共卫生改革。

1901年3月，罗斯起草了西非公共卫生改革方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举措是委派一名卫生专员定期在沿海地区视察，并向殖民部报告。此后，在罗斯等专家的带领下，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改革措施。对于如何修建排水渠的问题，罗斯建议应该在住宅周围建造U形排水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水泥填充，以防止它们被降雨冲刷，并需要不断对它们进行修复(28)J.Charles Ryan，Health Preservation in West Africa，London:John Bale & Danielsson，LTD，1914，p.20.。专家们设计了在弗里敦街道上建造混凝土地面排水渠的方案，并确定了排污口，在主要街道修建这些排水渠预计要花费89000英镑(29)⑥ William John Ritchie Simpson，Report by Professor William Simpson on Sanitary Matters in Various West African Colonies，London:Darling & Son，LTD，1909，pp.14,27.。自1902年以来，许多新的排水沟被修建起来，它们大多为明渠，修建在街道的两边，剖面是U形或V形，用石头和水泥砌成(30)Rubert William Boyce，Report on the Sanitation and Antimalarial Measures in Practice at Bathurst，Conakry，and Freetown，p.32.。这些排水沟的修建，改善了地面排水，减少了污水淤积阻塞情况的发生，使城镇公共卫生状况得以改善。

总体来说，在热带医学专家和卫生改革者的组织带领下，西非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改革措施，包括筹集资金进行市政建设，清理贫民窟，改造房屋，清除垃圾，修建排水渠，改善供水、排水状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检疫服务、医疗设备等。通过实行这些改革，辅之以个人防护措施，西非的医疗卫生状况得以初步改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热带疾病的患病率。

(三)推行住房隔离原则

“健康隔离”(health segregation)的理论是在19世纪末对英属西非热带疾病防治政策的激烈辩论中产生的，它被认为是“减蚊”措施的替代方案。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非洲热带地区，欧洲居住区与“本土城镇”之间的卫生隔离成为城镇规划的一个主题，这一理念也随之传播开来(31)Philip D.Curtin，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09.。

1898年，张伯伦写信给皇家学会，征求他们关于如何在西非控制热带疾病的建议。对此，皇家学会报告说：“最可行的办法是将欧洲人与土著人隔离开来。”(32)⑥ Thomas S.Gale，“Segrega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Cahiers d’ Études Africaines，1980，20(80)，pp.496,498.在弗里敦等西非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卫生状况一直很差。当时欧洲人住的房子很小，建筑简陋，人满为患，没有与非洲人分区居住，也没有住在高楼上。

罗斯将塞拉利昂欧洲人的高死亡率归因于他们居住的房屋没有与非洲人的房屋隔离，并指出土著儿童是主要感染源，他们的血液中带有疟疾和黄热病寄生虫，很少有人未感染疟疾。他认为，在塞拉利昂实行住房隔离将是保障欧洲人健康最有效的措施(33)Leo Spitzer，“The Mosquito and Segregation in Sierra Leone”，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1968，2(1)，p.54.。许多参与热带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同意这一观点。安奈特(H.E.Annett)在尼日利亚的考察报告中指出：“整个城镇的欧洲区都被土著棚屋侵占了……这是尼日利亚乃至整个西非普遍存在的情况，欧洲人住在离土著人很近的地方，土著儿童对欧洲人来说仍然是极为危险的疟疾传播来源。疟疾在传教士中普遍传播，无疑是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土著儿童活动的场所，如棚屋、学校、教堂等地方，并受到感染。”(34)H.E.Annett，Report of the Malaria Expedition to Nigeria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Medical Parasitology，p.57.因此，他们认为靠近土著棚屋居住是极其不安全的，欧洲人在租赁或建造房屋时，应远离非洲土著棚屋。

弗里敦的政府官员早就赞成在城镇周围的山丘上建立一个单独的欧洲飞地(指在本国境内的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的想法。1902年，工人们开始在弗里敦和希尔车站之间修建一条连接铁路，在一个海拔750英尺、距弗里敦中心4英里的地点施工。这个定居点后来被称为“希尔站”(Hill Station)，最初有20座平房和总督官邸，四周环绕着一条“卫生走廊”，里面没有灌木丛和土著棚屋。1904年初，二至三英里长的“山区铁路”线路竣工，连接飞地和市中心，铁路建设总费用超过39000英镑(35)⑤ 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p.153,190-193.。

然而，在英属西非殖民地中惟一依法强制实行欧洲人住房隔离的殖民地是合并后的尼日利亚。1913年，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成为尼日利亚的第一任总督。他将托马斯·盖尔(Thomas Gale)所说的“在英属西非尝试过的最全面的隔离计划”付诸实施。“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是尼日利亚北部早期的政治特点，这有助于解释卢加德热衷于强制隔离的原因。他要求建立“欧洲”和“非欧洲”保留区，以及至少440码宽的非住宅缓冲区。除家庭佣人外，“土著人”不得居住在欧洲保留区，欧洲人如果居住在非欧洲区域，则要被处以罚款或监禁。此外，在各自的保留区中，将包括单独的欧洲和非欧洲商业区域(37)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p.217-218.。对卢加德来说，他的意图是阻止西非土著人进入欧洲区域，并不愿对尼日利亚本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作出改善。

客观来说，住房隔离的实施在防治热带疾病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这一举措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只顾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忽视了非洲土著居民的健康。柯廷(Curtin)甚至认为：“在非洲消灭疟疾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尽一切努力保护欧洲人。”(38)Philip D.Curtin，“Medical Knowledge and Urban Planning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5，90(3)，p.599.可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加剧了白人的傲慢和黑人的怨恨，扩大了种族之间的鸿沟。其次，无论理论上多么科学，这一时期在英属西非实施住房隔离政策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事实证明，隔离过程过于繁琐，成本也过于昂贵，推行难度较大，这项措施远未达到预期效果。

20世纪初，热带医学专家在英属西非殖民地开展了有效的防治工作，并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机制。

(一)热带疾病的防治成效

热带疾病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欧洲人的死亡率显著降低。从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数字对比来看，整个英属西非殖民地欧洲官员的死亡率从1903年的20.6‰下降到1911年的13.9‰；
人口统计学家R·库钦斯基(R.Kuczynski)在关于西非的调查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可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死亡率大幅度降低。1903年，死亡率降到了60.3‰，到了1911年仅为25.2‰。”(39)A.E.Horn，“Health of Europeans in West Africa”，The Lancet,1912,179(4629)，p.1358.

1898—1910年的殖民部报告表明，弗里敦欧洲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早在1900年，每年欧洲官方死亡人数已开始下降，这可能是建立希尔站的直接结果。在热带疾病问题最严重的黄金海岸地区，情况也有所缓和。在黄金海岸，欧洲官员的死亡率从1899年的54.2‰，下降到1911年的7.0‰；
致残率也从138.9‰下降到47.7‰(40)Raymond E.Dumett，“The Campaign against Malaria and the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Medical and Sanitary Services in British West Africa，1898-1910”，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1968，1(2)，p.175.。热带医学专家博伊斯于1909年6月收到了非洲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主席关于该协会雇员的健康状况报告，这些员工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南部35个不同的地方工作，汇报数据如下：1904年，96名雇员中有2人死亡，5人残疾。1905年，91名雇员中有1人死亡，3人致残。1906年，94名雇员中有1人死亡，5人致残。1907年，98名雇员中有1人死亡，9人致残。1908年，98人中没有人死亡，有4人致残(41)Rubert William Boyce，Mosquito or Man? the Conquest of the Tropical World，p.78.。而到了1926年，英属西非欧洲人的死亡率降至5.9‰，致残率降至39.5‰(42)The Times，October 30，1928，Issue 45037，p.13.。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数据反映的致死率、致残率降低，可以归功于热带医学院专家们努力的结果。

尽管完全控制住西非的热带疾病还不太现实，但死亡率和患病率的降低，表明热带疾病的防治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尼日利亚，欧洲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卫生设施得以完善，住房和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改变，欧洲官员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在弗里敦、阿克拉、拉各斯和卡拉巴尔，英国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善了欧洲官员的生活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进，以及当地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初步建立。

在医疗卫生方面，非洲城镇的公共卫生改革取得稳步进展，医疗机构通过有关的土著行政当局开展工作。这体现在很多方案和措施上，例如许多城镇正在安装管道供水系统。罗斯指出，在麦格雷戈的领导下，拉各斯卫生改革取得了较快进展。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调查表明，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针对尼日利亚北部一些城镇的情况，尝试采用更现代化的污水处理方法，并考虑扩大此类计划。在弗里敦，1909年至1910年期间，政府招募了更多的工人清扫垃圾，并新建了12个焚化炉、44个新垃圾箱和12个新洗衣房，还开启了一项耗资2565英镑的综合排水计划(43)③ Festus Cole，“Sanitation，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in Sierra Leone，West Africa，1895-1922:Case Failure of British Colonial Health Policy”，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5，43(2)，pp.242,238.。

西非医疗服务机构通过不懈努力，减轻了热带疾病对欧洲和当地民众造成的损失，在防治热带疾病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改善了欧洲人和土著人的健康状况。事实上，不少人认为，西非医疗服务机构尽管在运作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它是最有组织效率的医疗部门(44)Ryan Johnson，“The West African Medical Staff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Tropical Medicine，1902-1914”，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0，38(3)，p.420.，整体来说，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英属西非的热带疾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患病率降低，英国白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通过公共卫生改革的实施，英属西非原先脏乱差的卫生环境发生改变，减轻了疾病对欧洲和土著民众造成的损失。一系列医疗服务机构的建立，在防治热带疾病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西非初步建立起公共防疫机制。英帝国为防治热带疾病所做出的这一系列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帝国的统治，提高了殖民地官员的工作和行政效率，值得从中吸取一些成功经验。

(二)热带疾病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热带疾病的防治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疫机制，但防治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分歧、医疗服务机构内部的问题。

1.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

在热带疾病防治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殖民地官员、医学界专家和卫生改革者对改革均持不同态度。他们大都出于个人利益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难免会产生矛盾分歧。其中，也不乏对改革漠不关心甚至强加阻挠者，这些人往往考虑的是自身经济利益，并非欧洲人和土著人的健康生存问题，其中反映出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之间存在的冲突。

以弗里敦为例，1895年至1922年间，殖民部官员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医疗机构中人员缺乏，财政受到限制，加之官僚机构强大的力量，使医疗当局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遭受阻碍，卫生官员们也在政策问题上争吵不休(45)③ Festus Cole，“Sanitation，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in Sierra Leone，West Africa，1895-1922:Case Failure of British Colonial Health Policy”，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5，43(2)，pp.242,238.。1898年，当罗斯在弗里敦进行灭蚊行动时，政府并未自发地努力改善弗里敦的地表排水状况。1901年，考察队再次来到弗里敦，发现除了首席卫生官(Chief Health Officer)的工资大幅度增加外，排水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罗斯也抱怨弗里敦当局清理街道时行动太慢，一旦考察队离开，他们就拒绝采取后续行动(46)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152.。弗里敦虽然有市政当局和卫生部门，但这两个机构都存在人员短缺的情况，他们的检查人员对卫生设施的了解几乎为零。只有一辆牛车用于清除垃圾，垃圾通常堆得很满(47)Festus Cole，“Sanitation，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in Sierra Leone，West Africa，1895-1922:Case Failure of British Colonial Health Policy”，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5，43(2)，p.241.。直到新总督查尔斯·金(Charles King)上任后，在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协助下，弗里敦才开始大规模进行清理和地面排水工作(48)④ Edmund Dene Morel，Affairs of West Africa，London:Cass，1968，pp.163,165-166.。在其他英属西非殖民地，卫生清理活动也同样进展缓慢。

尽管许多城镇在医院服务质量和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罗斯认为，英国政府并未有计划地清理蚊虫繁殖地。他指出，强调个人卫生防护的做法在殖民部很受欢迎，因为政府可将防治责任推卸给个人。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总是拒绝对灭蚊行动提供财政支持(49)⑦ Raymond E.Dumett，“The Campaign against Malaria and the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Medical and Sanitary Services in British West Africa，1898-1910”，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1968，1(2)，pp.189，194.，也没有认识到这是为了防止疾病爆发造成更多的支出。同时，政府拒绝采取行动协助专家调查病因，认为这不是它的职责。这导致大量的资金被浪费在无用之处。由于缺乏来自中央的政策，决策工作仍由州长(governor)负责，尽管他们对医疗卫生的看法很少与医生一致(50)Festus Cole，“Sanitation，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in Sierra Leone，West Africa，1895-1922:Case Failure of British Colonial Health Policy”，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5，43(2)，p.248.。殖民委员会(colonial councils)几乎完全掌握在某些人员手中，这些人员包括政客、士兵和税务人员，他们不懂科学，对医疗卫生问题漠不关心(51)④ Edmund Dene Morel，Affairs of West Africa，London:Cass，1968，pp.163,165-166.。对这些人来说，在经济利益面前，清理街道、净化城镇、治疗疾病无关紧要。

2.医疗服务机构内部的问题

医疗服务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了热带疾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在医疗机构的运行方面，存在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内部人员有不满情绪等问题。

效率低下主要在于普遍存在的“私人执业”现象。“私人执业”是指除了医疗服务工作外，医务人员从事其他工作，以获得丰厚的工资或更具竞争力的工作。例如，开办私人诊所以获得高收入。许多受过热带医学专门训练的人把精力集中于私人执业上，投入医疗工作的时间大大减少，导致西非医疗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着低效率问题，甚至出现了从热带医学院征聘新医生跟不上大量人员辞职和调职速度的情况。

从1904年开始，仅在西非医疗服务机构成立后两年，医务人员向《英国医学杂志》(TheBritishMedicalJournal)和《柳叶刀》(TheLancet)寄送了一批匿名信件，表达他们对工作条件的不满。例如，1908年，一位匿名作者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非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问题”的文章，指出该机构的医务人员“在令人沮丧的条件下，受到效率低下、缺乏协调性的工作影响，使他们倾向于抱怨”(55)Anonymous，“Medical Administrative Problems”，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08，1(2456)，p.214.。另一位匿名作者在写给《英国医学杂志》的信中也提出疑问:“目前的制度是否有计划地保障了西非土著人和欧洲人的健康，并改善了卫生情况？”(56)G.Rome Hall，“Some Grievances of the West African Medical Staff”，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04，1(2257),p.806.这些信件反映了机构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

在津贴方面，医疗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发放津贴是为了补偿欧洲官员没有常住宿舍，生活费用较高的情况。而津贴较少的医务人员仍然住在临时住所，生活费用也越来越高。“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住在泥屋里，屋檐是最破旧的草顶，总是在雨季漏雨……由于运输困难，医务人员必须靠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生存。随着欧洲官员数量的逐步增加，当地粮食价格上涨。”(57)Nigeria，“The West African Medical Service”，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07，1(2404)，p.231.

在晋升前景方面，《西非事务》的作者莫雷尔(Morel)指出，一位高级官员曾告诉他，在他领导的所有人员中，医生的责任感最低。在那些医生看来，效率高不会得到晋升，最敷衍了事的人反而轻而易举地获得晋升。莫雷尔注意到，在医疗服务机构中，有不少对科学几乎完全漠不关心的人(58)Edmund Dene Morel，Affairs of West Africa，p.164.。这与医疗机构内部的体制问题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在防治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对医疗机构的运行和发展造成了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热带疾病防治的进程，从中也反映出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之间存在的冲突。

3.热带疾病防治机制的延续与影响

作为热带疾病的研究与防治机构，1898年建立的两所热带医学院存在至今。1914年之前，两所热带医学院以教学和科研为主，对派遣到英属西非殖民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医务人员在专家的带领下赴殖民地考察。1914年之后，因殖民地考察耗资过多，且需要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热带医学院将重点转向实验室研究，对殖民地的实地考察也宣告终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学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13年，位于彭布罗克(Pembroke)的新实验室建成，被用作治疗热带疾病的医院。1914年，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实验室搬进了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座新建筑之中。战争爆发时，这座建筑被用作临时医院，学校也开展了重要的战时工作，主要负责痢疾和疟疾的治疗(59)Helen J.Power and Lise Wilkinson，“The London and Liverpool Schools of Tropical Medicine 1898-1998”，British Medical Bulletin，1998，54(2)，p.284.。1914—1918年，两所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都进入了部队与战区的实验室。一战结束后，医学院停止对殖民地的考察。1924年5月，热带医学院和卫生学校最终合并，新机构更名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英属西非的热带疾病防治也暂告中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对西非实施医疗政策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所医学院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相关建议，它们依旧保持着热带医学领域先驱机构的地位，并认真地履行职责。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中承担咨询工作，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得以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卫生人员接触，从而了解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需要。除了在利物浦进行教学外，医学院也以多种形式参与了在热带地区的医学教育工作。

在西非，殖民地政府设立的一些防治热带疾病的医疗服务机构也得以延续，其中除了西非医疗服务机构之外，比较重要的是热带非洲医疗卫生咨询委员会。该机构于1909年建立，是卫生改革者长时间辩论的产物，它将殖民地公共卫生问题列入官方议程，并在防治热带疾病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1922年医疗服务范围遍及所有热带属地(60)Joseph Morgan Hodge，Development and Science: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xpert，1895-1945，p.128.，并更名为殖民地医疗卫生咨询委员会(Colonial Advisory Medical and Sanitary Committe，CAMSC)。

综上所述，20世纪初，在殖民大臣张伯伦和热带医学专家的努力下，英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热带疾病防治机制，包括建立医疗服务机构，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热带疾病的防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英属西非殖民地逐步摆脱了“白人的坟墓”的恶名。热带疾病防治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值得肯定，同时，可以从中吸取到不少历史经验。

就英帝国本身而言，19世纪末，巩固帝国是帝国统治的基本方针，其统治方式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为更好地维护帝国统治，英国在西非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行热带病防治政策。英国的殖民扩张行为破坏了西非的独立和主权；
英国殖民者“白人至上”的观念体现在防治热带疾病的各项行动和政策上，引发了土著人的怨恨和不满。另一方面，客观来讲，西非地区医疗水平相对较为落后，在防治热带疾病的过程中，基于专家学者的科学研究，英国人带去了较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防治办法，促进了西非的医学进步，改善了公共卫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