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叙事分析——以蒙古族老人松布尔的口述史为例

斯 琴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口述史学是一种研究方法和学科领域，它是专门研究口述史本身的学科，即对口述史这种新型求知路径的本体性质、范围、方法及潜能进行讨论的领域[1]（8）。学界认为，口述史是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为了将先辈的历史尽可能完整地传递下去，口耳传承的历史的第一种呈现形式[2]（25）[3]（3）。在现代社会中，口述史是获得历史资料的一种现代手段[2]（65）[4]（2）。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口述史”的英语名称是“Oral history”，日语名称是英语音译“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对口述史的研究是近年才兴起的，出现了一些相关术语和搜集整理的口述史资料以及研究成果。比如，著名的蒙古学学者小长谷有纪、萨仁格日勒等记录、整理、出版了一些蒙古口述史。在这些成果中，“口述史”的蒙古语名称是“Aman teüke”[5]（16），“Aman”意为“口头的”，“teüke”意为“历史”。

其实，口述历史是蒙古族保存和传承历史的主要方法，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史“teüke”在蒙古族传统社会中是教育的核心。蒙古族口述并记忆自己的历史，以此来培养人的心智和才智，进而确立群体意识，保持群体凝聚力。虽然蒙古文很早就产生了，但一般游牧民的社会生活仍处于无文字状态，依赖口述来传播信息。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历史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再加上文字的普及，蒙古族的口述历史失去了曾经的主流地位，甚至有被文字记载的历史排除在外的倾向，“teüke”这一术语也成为历史学专用术语。然而蒙古族的口述史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在不同的蒙古族地区有不同的名称。

口述史与口承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是交织存在的。口承传统一般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蒙古族民间文学有多种分类，一些类型有真实性或历史性特征。比如，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有一种类型叫作“qaγuˇci-yariy-a”（往事），指人们参与或看见某件事情并把它当作一种回忆来讲述，以经历者或当事人的口吻来证明回忆的真实性，使听者相信事情确实发生过的一种口承传统[6]（614～615）。这个概念正好体现了口述史的重要特征，即经历者（或有实证）口述再现记忆。“qaγuˇci-yariy-a”（往事）在蒙古族家庭的日常生活或社区群体的交流中经常出现。蒙古国学者出版的《口述史方法论手册》标题为“重现（恢复）口述历史”，这里的“重现”显然是指过去有而后来消失的东西，而且在《重现口述历史》中，学者指出口述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指神话（domoγ）、往事（qaγuˇci-yariy-a）[7]（14）。蒙古国著名诗人拉哈巴苏荣的诗《蒙古往事》的标题就使用了“qaγuˇci-yariy-a”（往事）一词中的“qaγuˇci”，诗的内容表达了口述历史在蒙古族生活中的常态。可见，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包含着口述历史的类型。换言之，从蒙古族民间文学资料中可以划分出口述史，当代学者把它归入“Aman teüke”这一概念。

如此一来，自古至今的蒙古族口述史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即自然形态、人为形态和自觉形态的口述史。自然形态的口述史一般指口头传承的历史，即过去的故事、记忆，它迄今为止存在于人类生活历史过程中；
人为形态的口述史是人们有意识地采撷和记录的口碑史料；
自觉形态的口述史是口碑史料类的人为形态口述史在现代社会技术性、专业性深化的结果，它是口述史现代学术的表现[8]（1～4）。所以，现代学术的口述史即自觉形态的口述史兼容自然形态的口述史，内容上包括个人的家庭生活经历、个人的生活片断、个人的证词[8]（6）。

基于上述概念的理解，笔者对2004、2005、2016年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进行的关于口承传统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分类，进而展开叙事分析。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一些民间故事的内容具有口述史的特征。比如，松布尔讲述的《父亲的父亲被战乱夺取了生命》，哈达讲述的《在去衙门的路上看见的怪象与一家人之死》《来客不见影的奇异与产驼死去的怪象》《听见鬼说话的经历》，乌云格日勒讲述的《听见鬼唱歌的怪象》《骨人怪象》《骑骆驼的访客怪象》等[9]（159，44，46，34，36）。这些故事都是讲述者亲身经历或家人经历的事情，被当作民间故事来讲述，叫作“乌力格尔”①“乌力格尔”是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史诗、神话、传说、民谣、谚语、谜语等一起成为蒙古族民间文学的一级分类名称。。将松布尔讲述的“乌力格尔”与后两者讲述的口承传统进行比较，前者具有家族历史的特点，后两者讲述的内容具有奇闻怪谈的故事特点。因为这些口头传承是个人生活片断，即经历者或讲述者身边的人所经历的、被他们口述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所以可归类为口述史。

本文基于上述前者与后两者的不同，研究松布尔讲述的口头传承历史，从其叙事模式和记忆建构分析口述史的叙事，探讨历史叙述和“讲故事”与口述史叙事的关系，为区分交织在民间叙事中的口述史和口承传统资料提供案例。

松布尔是一位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萨热木特氏女性②指17世纪末从现在的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迁徙到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卫拉特蒙古人，蒙古语为“Alasha Kün”。参见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アラシャ・モンゴル口承文芸研究，日本千葉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科，2010年，第10页。，一生为牧民，不识字。2005年笔者做田野调查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84岁。当笔者与松布尔谈及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的时候，松布尔把祖父、祖母以及父母的经历当作民间故事讲给笔者听，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松布尔是从祖母及父母那里听说祖父及家庭遭遇和经历的，她在整个讲述过程中语气平静而沉稳，仿佛目睹了那些场景，使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笔者依据口述史的定义，认为松布尔讲述的口承历史符合口述史的概念。

笔者在当时的田野调查以及2016年的补充调查中还了解到，在阿拉善地区的牧区有一种传统教育，即家人会把过去发生的事当作故事讲给孩子听，这种传统教育方式一般利用地炉边的“讲故事”或“夜谈”来培育孩子的心智和世界观。

口述史采集个人的生活见闻、人生故事及生平经历，个人是社会化产物，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理解和界定个人[1]（6），所以，能够保持下去的唯一的具体历史永远是基于个人叙述的历史[10]（25），这个历史是家庭的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口述史和口承传统都涉及记忆和语言学研究，本文即将松布尔的口承传统划分为口述史类，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其叙事特点。

（一）口述史文本

口述史本质上是人类个体叙述自己的记忆，个体记忆包含个人生活、情感经历、心灵历程、社会关联、语言特性、个性心理、身体状况乃至记忆方式、记忆能力、表述方式、表述能力等诸多人文信息[1]（11）。正因为人类每一个个体都创造着无法重复的独特生命历程，其记忆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记忆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探索领域。

口述是口述史叙事模式的基础。对口述史进行叙事分析，需要把声音转化为文字，围绕叙事文本展开分析。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松布尔口述的内容分为“祖父的死”和“父亲的经历”两个部分，前者标记为（1），后者标记为（2）。文中括弧“〔〕”是笔者所做的补充，主要是口述中被省略的句子成分或对句子成分的说明，从而使口述资料更加准确地呈现讲述者的意思、情感、语气、态度和讲述视角，其中包含人称代词的使用问题，涉及口述史叙事分析的关键要素。以下就是松布尔口述史的叙事文本。

文本（1）

战乱时期，〔敌人〕烧掉了蒙古包，杀了人。父亲的父亲〔祖父〕被杀了。是夜间发生的事情。我的父母逃走了。〔我的父母〕躲起来偷偷地看到了。〔敌人〕大声喊叫，宰了〔家里的〕牲畜，煮肉吃。破坏了蒙古包，烧掉就走了。

一直过着逃亡的日子。祖父得了病，他对家人说：“大家快逃吧!我们〔祖父母〕两个人不管遇到什么都要留在这里。今天把羊宰了吃吧！”我们家有四匹马。〔父母〕准备好马，把行李整理好，准备明天一早就出发。晚上，月光下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影子，听到了群马疾驰的声响。年轻人〔父母和兄弟们〕逃出去了，老妇人〔祖母〕也躲起来了。病人〔祖父〕向敌人哀求：“请放过我这个病人吧！”躲起来的人〔祖母〕看到此情景就想，我也过去低头求他们，肯定会放过我们的。祖母也去了，进了蒙古包。于是，敌人把祖母的头饰和衣服都夺去了。他们刺穿了〔祖母〕已裸的身体，刺了两三个部位，〔祖母〕流着血倒下了。祖父一直在呻吟着，有个人被命令去收拾〔祖父〕，所以〔祖父〕被敌人拖走，很快就不吱声了，就这样被杀了。

天一亮，敌人就撤了。〔祖母〕就以倒下的样子一直躺着。一个敌人从火旁拿了一张已破了的山羊皮给祖母盖上说：“你儿子和儿媳妇都没有被抓到，应该还活着。如果你就这样死了，就成这个地区的野鬼，幸存的话，往北去吧。这里已经没有人了。”说完就走了。那个人好像比当地人更了解这一带。在燃烧着的火光下，虽然没能看清楚那个人的脸，但好像〔以前〕夏天的时候，来过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在家里吃住，没事转转就走了。〔祖母想〕一定是那个人。

过了白天，到了傍晚，儿子和儿媳〔我的父母〕回家了。看到老人的时候，祖母还活着。祖母奄奄一息，〔儿子和儿媳〕去附近的井上打水回来，刚要喝水的时候，敌人又出现了，他们慌忙逃跑了。敌人绕了一圈又撤了。深夜，〔儿子和儿媳们〕回来，带着祖母，带着行李搬到了别处。被卷入战乱，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祖父就这样被战乱夺去了生命。

文本（2）

父亲知道，在额日布盖（地名）的南边，有一户人家还没有搬迁。父亲为了借一些碗和勺子、食物之类而往那户人家跑了过去。〔父亲〕去了之后，〔那户人家听父亲一家的遭遇后叹息道〕“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啊！”然后借给锅碗之类，还给了一些牲畜的毛，因为〔父母的〕衣服都被抢走了。〔那些敌人〕反反复复说：“去北方生活吧，去北方生活吧！”人们听到战乱的风声后，躲到巴丹吉林沙漠深处逃命。〔沙漠里〕没路，〔敌人〕进不去。〔给锅碗和毛的〕那户人家因家里有老人，移动不便〔就留下了〕。那户人家是古若庆（görügeˇcin猎手）氏。

父亲去了叫作沙拉朝伦温杜尔的高处，用那户人家给的毛做了毡子，用毡子做了马甲和裤子穿在身上。父亲又去拿藏在岩石缝隙里的枪。枪是用蓝色布料做的衣服裹好藏起来的，父亲拿来护身用。父亲想要回到那户人家去，从高地下来，到阿格滕呼热（地名）的时候，看到平地上扬起沙尘，骑马的四个人。徒步的人〔父亲〕拼命跑着，刚过耗伊尔·哈拉山头的山脊时，听到了枪声。〔父亲〕转身打了一枪逃走。跑了一会儿停下来躲起来看时，骑马的人下了马，然后，再次骑着马跑远了。〔父亲〕为什么被骑马的人看到了呢？是因为身上穿了白色的〔毡子〕衣服。〔父亲〕自己跑着跑着发现，裤子被枪射穿了一个洞。射击的命中率不低。〔父亲〕去了给富人放羊的那些人〔住〕的地方，听到说刚才回头射击的那个子弹打中了对方一个人的腿。那四个人来这里处理伤口，吃吃喝喝之后就离开了。

父亲在塔本·陶卢盖（地名）附近徘徊的时候，看见了两个骑骆驼的人。那两个人都背着枪。〔那两个人〕很像蒙古族。〔父亲想，他们〕肯定不会杀我。〔父亲〕就过去，在他们面前磕头。于是〔那两个人〕问：“你是谁？怎么了？”〔父亲〕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白色衣服。〔父亲〕因遭受战乱而变成这样，诉说肚子饿了。于是〔那两个人〕说：“明天这个时间来这里隐蔽等待，〔我们〕送来粮食。”〔那两个人〕说完就走了。〔父亲〕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送粮食，〔那些人〕赶了很多骆驼过来了。一到约定的地方，就听到了枪声。然后，〔那些人〕离开了。他们用枪把一头肥胖的骆驼打死了。那些人为了收集驼群从东边来的。[10]（159）

以上是松布尔的口述史内容。松布尔的叙述是依赖事实的有效联系，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梳理、排序，将思绪组织起来，形成了有结构、意义顺序的叙事篇章。这位不识字的老人的叙述只有朴实的描述，没有修饰、夸张的语言，却讲得清晰而生动。无论是追求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艺术，忠实于事实是最好的，这是口述史与“乌力格尔”的共同之处。当口述史成为一门学科时，它与口承传统呈现清晰的概念划分，各自代表不同的叙事实践。口述史追求“讲述者的回忆”，强调真实性，寻找与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叙事。而“乌力格尔”是传承者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口承传统，侧重于精神世界和创造力，没有与讲述者直接关联的蛛丝马迹。所以，学者认为口述史是历史，口承传统是艺术，口述史是“真实性”的表达，而口承传统是“想象力”的展示[11]。二者的核心问题是叙事模式。

（二）口述史叙事模式分析

松布尔讲述的是与家庭延续有关的事件，对她来说，这个记忆很重要。松布尔的叙事以及她的父母、祖母的回忆是这个家庭的集体记忆，家庭成员通过对往事的共同回忆形成对生活中重要事件的集体态度，是形成家庭以及个体自我理解的基础。个体或家庭的回忆中经常叙述对社会生活的经验，对这种经验的叙述是历史叙述的组成部分。当然，口述史不能直接成为历史叙述。历史叙述是将从科学研究中呈现的历史的真实性和个体现实生活经历的真实性融合在一起，呈现历史真实、客观性的叙述[10]（22～23）。

口述史与写作文学都可以用文学写作用语和叙事方式来进行，即按照一定的逻辑讲述事件，在话语中把事件组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系列。在这里，叙事模式的三要素是关注的焦点，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主观叙述和客观叙述、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限制讲述者的视角，能够呈现主观叙述的真情实感，直接表达讲述者的观点。第三人称的叙事是视角多维度的，且有主观叙述和客观叙述的区别。因此根据叙述模式的三要素分析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围绕以下几点展开：故事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否叙事中行动的人物，叙述者的主观态度以及对人和事的评价是流露还是不流露。

在松布尔的叙事文本（1）中，一开始就交代了整个事件的概要，即“战乱时期，〔敌人〕烧掉了蒙古包，杀了人”和“父亲的父亲〔祖父〕被杀了。是夜间发生的事情。我的父母逃走了”。在前句的表述中，似乎没有“听说事情”的传闻意味，只有场景、行为和结果，没有行为主体，讲述者与事件的关系不明确。而在后句中，讲述者以“父亲的父亲”“我的”等主语和定语成分明确了讲述者与事件当事人的关系，但“我”与事件之间的客观距离不明，只有讲述者视角，即通过“我”与事件中的人物的关系在叙述中呈现讲述者的关涉物，以此明确对事件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

在“〔我的父母〕躲起来偷偷地看到了。〔敌人〕大声喊叫，宰了〔家里的〕家畜，煮肉吃。破坏了蒙古包，烧掉就走了”这段中，“躲起来偷偷地看到了”和“大声喊叫”这两句，都未使用主语，因而导致“躲起来偷偷地看到”这个行为主体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目睹场景的亲身经历者的叙述。从叙述技巧上说，在这些语句中不显示主语，能够使讲述者与事件的关系不明显，但保留亲临场景的观察视角。这是松布尔的父母逃出敌人的袭击，从外围观察事件现场的叙述，是经历者的记忆再现的结果。而当松布尔讲述内容时，原来的叙事模式重现，保留了第一观察视角。

在“一直过着逃亡的日子。祖父得了病”这段叙述中，出现了“祖父”这一亲属身份，但接着在“年轻人〔父母和兄弟们〕逃出去了，老妇人〔祖母〕也躲起来了。病人〔祖父〕向敌人哀求：‘请放过我这个病人吧’”这段叙述中，出现了“年轻人”“老妇人”“病人”等行为主体，将讲述者与事件中人物的血缘关系隐没，使叙述转变为非明确关系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这样的讲述方式同样在“过了白天，到了傍晚，儿子和儿媳〔我的父母〕回家了。看到老人的时候，祖母还活着”这段中出现。本应该是“父母”“祖母”的表述，却以“儿子和儿媳”“老人”等客观的第三人称出现。而这段的最后一句中的“祖母”与前段开端中的“祖父”呈现讲述者的立场和视角。

另外，在“他们刺穿了〔祖母〕已裸的身体，刺了两三个部位。〔祖母〕流着血倒下了”，“祖父一直在呻吟着，有个人被命令去收拾，所以〔祖父〕被敌人拖走，很快就不吱声了，就这样被杀了”这两处，前者中没有出现“刺穿”行为的受体（或者并列受体）以及“哀求”行为的主体，后者中也没有出现“流着血倒下了”行为的主体。但在后半部分出现了“祖父”这一表明与讲述者关系的第三人称，因而叙述又呈现讲述者的观察视角。如果按常理推想，目睹事件场景的人应该是松布尔的祖母和祖父，因为松布尔的父母，即事件中的“年轻人”或“儿子和儿媳”逃走了，而松布尔的祖父当场死去，只留下祖母奄奄一息在场。因此，经历被敌人摧残、目睹松布尔的祖父被害的是松布尔的祖母。这个事件最初的讲述者应该是松布尔的祖母。以此推论，上述语句由松布尔祖母讲述的时候，刺穿的受体应该是“我”，“流着血倒下了”的行为主体也是“我”，即松布尔的祖母。而松布尔讲述的时候，其宾语或受体应该从“我”变成“祖母”，而且上一句“哀求”行为的主体也从“病人”变为“祖父”。这就是说，随着讲述者与事件关系的变化，讲述的视角会变化。松布尔的讲述中有两种视角，一种是讲述者在场，另一种是讲述者不在场。

这样的叙述方式在松布尔的叙事文本（2）中也出现了。叙事文本（2）讲述的是松布尔父亲的经历，即松布尔的父亲是经历者，他的叙述是第一人称，而松布尔的叙述应该是第三人称。叙事文本（2）由三段构成，分别由九句、十三句、十五句构成，每一段叙述一件事，整体上是三件事的系列。

在第一段，开端两句中出现“父亲”这一亲属称呼，表明讲述者松布尔与事件主人公的关系，使讲述者的视角明确。在第三句中不仅隐匿了行为主体，而且隐藏了“然后借给锅碗之类，还给了一些牲畜的毛”的行为受体，即宾语。第四句没有修饰定语。这里本该出现的“父亲”“父母”等显示与讲述者亲属关系的称呼都被省略了。

在第二段的开端四句中又出现“父亲”，呈现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父亲”被省略，替代出现的是“徒步的人”“自己”或者不使用行为主体的表述。可以说，用一般第三人称和反身代词隐化了亲属称呼，使叙述变成讲述者不在场。在第三段的开端一句中有行为主体“父亲”，在接下来的十四句中，有十句都未出现行为主体，隐藏了“父亲”。

分析叙事文本（2）的三段内容可以发现，在叙述的结构上，开端的语句中呈现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以“父亲”表示讲述者松布尔与事件中人物的亲属关系。而在事情的过程、细微情节的叙述中，“父亲”作为行为主体应该出现的地方都被省略了，甚至其他一些行为主体也隐没了。这些第三人称的省略使叙述保持了经历者对事件的第一观察视角，成为客观的全知视角。

综合叙事文本（1）和（2）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混合出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是以省略行为主体等表现手段呈现经历者第一观察的叙述，虽然叙事中并没有出现具体的第一人称，但这里的观察视角摆脱了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第三人称叙述呈现两种模式，一种是表明讲述者与事件中人物的关系的第三人称叙述，一种是与讲述者非关涉的一般第三人称叙述。第一种第三人称叙述是以“祖父”“祖母”“父亲”等亲属称呼明示讲述者在场，表现的是家庭、亲属群体关联的主观角度。第二种第三人称叙述是以“老妇人”“病人”“徒步人”等非关涉讲述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使讲述者不在场而叙事更客观，从而成为多维度的全知视角。

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的方式，而且第一人称叙述表现的特征摆脱了限知视角，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相融合，而第三人称叙述又有讲述者在场和不在场的两种叙述。那么，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为何出现这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用记忆理论来寻找合理的缘由。

在松布尔的叙事中，省略行为主体的叙述方式是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的一种变体。这种叙事模式对具体情境的描述而言似乎完全是经历者的表现，情节、场景、心理活动细腻、逼真，是个体对事件经验的、深刻的叙述。詹姆斯·E.扬说，从不同视角判断自己当时境况的这种历史叙述被称为“幸存者叙述历史的方式”，只有既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又持有一定距离去理解历史事件的人，才能做到如此叙述历史[10]（27）。那么，这里所说的“幸存者叙述历史的方式”强调经历者经过全知视角的分析后，把经验尽可能地叙述出来。这种叙述是经过思考、组织而再现记忆的结果，是从感性记忆深化为语言记忆。在詹姆斯·E.扬的理论中，这种叙述方式被视为现实经验者的声音，它是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么，这样的经验者的叙述是如何在松布尔的叙述中呈现的呢？从讲述者的叙述来说，松布尔的父母和祖母讲述事件时，作为自己的经历，应该用第一人称，而松布尔讲述时，应该用第三人称。由此，事件的叙事性质从亲身经历者的切身感受、在场观察者的叙述变为听闻事件的传承者的间接叙述。这样一来，叙事性质的变化会影响事件的真实性。而松布尔的叙述并没有表现出听闻事件的意味，只在叙述的语句中，以隐匿行为主体或第三人称亲属关系表现讲述者若隐若现的存在。松布尔的父母和祖母的讲述是感性回忆，是亲身经历事件、场景的“幸存者叙述历史的方式”，而松布尔的讲述是源于其父母和祖母感性回忆的家庭记忆。她以不明示行为主体的叙述方式继承了用语言表达的感性回忆，于是叙事文本中有缺失主语等句子成分的现象。而这种不明示行为主体或缺失主语的叙述几乎掩盖了松布尔的讲述所产生的讲述者与事件客观距离的细微变化，尽量保持经历者的观察视角。这样的讲述特点所带来的结果是，无论讲述者怎样更替变化，都始终保持经历者从不同视角观察当时自己境况的叙述，没有从历史结果的角度呈现主观的认识和态度。也就是说，松布尔的父母和祖母对自己切身经历的事件保持一定距离去理解，形成了隐匿主观性的叙述，即通过隐藏行为主体来消除第一人称叙述的痕迹，只保留事件的内容情况、状态，使叙述变得多维度、客观。能够形成这样的叙述是因为事实成为记忆和叙述要经过精神文化的构思，而叙述又是事实与思想最基础的组织形式[12]（130）。这是事件的叙事形成的过程，而且在经历者的叙事实践中已完成其基本模式。松布尔的叙述传承了父母和祖母的叙事模式，尽量以此维持事件的真实性，保持与家人一致的观点和态度。松布尔不是史学家，只是受害者的后代，但她的讲述在理性的、沉稳的叙述过程中保持了历史事实的本质，没有表露个人的悲痛、憎恶、同情等对事件的情绪、情感、态度以及评价，所以说松布尔的讲述是一种“对史实的理性理解”也并不为过。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回忆是在同他人和他人回忆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13]（60）。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人对许多事情有多少回忆，取决于他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这些事情，叙述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不怎么记得起自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体验，而越能记得起此前叙述的那些话语，所以，对这些回忆的记忆是通过重复使用的话语而得到巩固的[13]（60～61）。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把身体和语言区分为两种存储回忆的记忆器。阿莱达·阿斯曼又用神经学术语“痕迹”和“轨迹”来联想回忆在身体和语言两种记忆器中存储的形式，分析了记忆力、重复、重构的问题。阿莱达·阿斯曼用科泽勒克的感性记忆和语言记忆以及马赛尔·普鲁斯特的无意回忆和有意回忆，具体分析了“痕迹”和“轨迹”这两种记忆的存储形式，解释了记忆的储存和传承问题。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是通过重复的回忆来巩固的，记忆力就像炽热的岩浆在身体内持久储存回忆，这样的记忆能力形成感性回忆或无意回忆。感性回忆或无意回忆一般由亲身经历的身体感官的感知形成，所以固定而封闭，但永远都是最真实的，而且不用外在压力或刺激就可以自行主动出现。而阿莱达·阿斯曼认为，相对于记忆力，重构是叙述者从“当今”的角度更新对过去的认识，是通过不断的再现行为来形成回忆，可以称为“语言回忆”或“有意回忆”[13]（60～61）。这样的回忆在重复使用同样的话语的过程中重新构建过去。可以说，感性回忆近似于“痕迹”，侧重于视觉等感官印象，而语言回忆近似于“轨迹”，侧重于印象的再现。

松布尔与事件经历者的世代不同，他们与历史事件的客观距离也有很大的差异，而松布尔的讲述却很大程度保留了事件经历者的叙述面貌。那么，松布尔的记忆是如何构建的呢？在田野调查期间，松布尔说，祖父被害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按照松布尔的年龄推断，她讲述的事件是在1922年之前发生的。虽然松布尔是作为隔代子孙听说了祖母、父母的事情，但她确信这都是事实。血缘关系和家庭成员的身份决定了松布尔与事件经历者在日常生活中零距离接触，有无数次的机会听到关于事件的讲述。如果说“形象而感性地铭刻在记忆里的回忆具有绝对的真实可信性”[13]（64），那么，松布尔的祖母和父母对亲身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家庭记忆，让他们的后代相信那些事实。身边亲人的经历足以震惊松布尔，如同科泽勒克在战后到纳粹犯罪的恐怖现场通过二手途径获得感知一样，松布尔从祖母、父母那里获得了感性证据，确信事件的真实性。

松布尔家人的经历留下了感性记忆，通过他们岩浆般的记忆力保存“过去事实”的材料形成“痕迹”，在不断回忆中变得稳固，而感性记忆的“痕迹”又通过无数次的重复叙述行为，创造语言记忆形成“轨迹”，这成为在叙述实践中成长的松布尔的记忆和叙述的基础。基于“痕迹”和“轨迹”，松布尔站在生活不断演进的当今重构对过去的记忆，使回忆经历无数次记忆再现和更新。回忆的稳定性取决于它们的更新能力，更新也是重构，是从不断变化的当今问题着眼过去所做的切实的分析[13]（70）。松布尔的讲述中出现的行为主体缺失的叙述更接近经历者的记忆再现，这是语言记忆，即“轨迹”的表现，因为松布尔的父母、祖母构建了感性记忆和语言记忆，松布尔的回忆侧重于语言回忆，是印象再现。而在松布尔的讲述中，讲述者在场或不在场的两种第三人称叙述是回忆更新的表现。回忆更新随着每一次的叙述而产生，这种语言记忆和回忆更新从经历者的第一次叙述开始到松布尔的叙述，甚至在其后的传承中会一直存在。于是，回忆凭借更新能力，将语言记忆及其所承载的内容（感性记忆或“痕迹”）通过一种叙述形式传达给后人及存续的社会。在这里，叙述形式是叙事化，即赋予实在事件以一种故事的形式[14]（6）。所以，松布尔把回忆叫作“乌力格尔”——故事。

事件必须在最初发生的编年框架内被叙述，而且叙述必须给历史实在一种故事的形式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14]（7～8）。故事的形式是个体记忆、家庭记忆或社会记忆最有效的回忆媒体，而讲故事的沟通形式又是所有家庭史和家庭记忆的基础[15]（91～101），所以松布尔的口述史是个体记忆记录的家庭实在历史。讲述者个人回忆的真实性更多依赖一种公开的沟通场合[13]（71），松布尔的第三人称叙述有讲述者在场和不在场两种形式，也说明她的口述史叙事的场所和对象并不局限于家庭。松布尔及其祖母、父母不仅在家庭日常的交往沟通中（尤其在早茶和晚餐的地炉边）与家庭成员共同回忆，也有很多机会和实践场合（如畜牧业仪式或剪羊毛、打草等牧业繁忙季节集体协作劳动时）给家庭以外的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所以，松布尔的叙事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进行的。从对松布尔的叙事分析中，可以观察到至少两种不同的叙事环境，因两种环境中共同进行回忆的群体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叙事模式。一种环境是在家庭中，由家庭成员构成的集体回忆，另一种是超越家庭群体范围，有更客观的立场、视角和同情的社交环境。沟通交流能够构建各种不同的群体记忆[15]（90），松布尔的记忆在家庭内外不同的沟通环境中，形成了家庭的集体记忆和超越家庭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故事是社会最受欢迎的沟通交流方式之一，如果人们没有机会重复叙述，故事也很容易被遗忘。正因为存在大小不同群体不断的沟通交流，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才呈现出两种第三人称叙述和隐藏行为主体的叙述模式。讲述者不在场的第三人称叙述是叙事化最客观的表现，更适合于超越家庭的更大社会群体环境的叙事模式。

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特征是在自然的社会沟通交流中，基于历史真实性，通过感性回忆和语言回忆实践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呈现讲述者在场的第三人称叙述是维持口述史真实性的叙事模式，呈现讲述者不在场的第三人称叙述是向民间故事叙事发展的表现，即讲故事的特征。因而，口述史与民间故事有故事共性，而在叙事模式上，前者追求历史真实性，后者追求艺术想象力。

将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放回事件发生的年代，从20世纪初中国西北的社会背景来看，叙事呈现的个体记忆是一个土匪烧杀抢掠、牧民逃难和反抗的故事。这个故事和中国近代民众在堡寨中抵御土匪的故事一样，反映了中国西北历史社会状况。如今，堡寨及其历史成为村落的集体记忆、社会记忆，除了物质存在，堡寨的历史还需要人们用故事的形式讲述，从而鲜活地呈现祖辈与土匪抗衡、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历史。蒙古族老人松布尔叙述的西北牧区经历土匪洗劫的历史事件生动呈现了这一地区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再现了中国近代西北社会状况。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模式说明，口述史在民间叙事中有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叙事模式。在讲述者的叙述实践中，口述史既承载着历史叙述所需的生活史的记录，又保存着“讲故事”所需的真实素材。

在最严格意义上，通过运用第三人称和语法的过去时，对历史或实在进行叙事，可以根据“标准的语言学规则”来界定历史或实在的叙事话语模式，以此确定其客观性特征，区分与自由开放的话语的主观性特征[14]（4）。话语的主观性是由叙述过程中“自我”或隐或显在场所赋予的，而“自我”仅仅是讲述者，即作为维持话语的人。叙事的客观性是通过所有讲述者关涉物的不在场来定义的[14]（4）。如果从祖母、父母与松布尔的不同角度，恢复叙述中缺失的部分，可以在事件经历者的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中观察到讲述者与事件的客观距离，即在场与不在场。松布尔的第三人称叙述用“祖父”“祖母”“父母”“父亲”这样的亲属称谓呈现讲述者与事件中人物的关系，让讲述者在场，使第三人称叙述呈现主观的叙事性质。这种主观的第三人称叙述与历史叙述的客观第三人称叙述不同，前者呈现现实生活世界的日常现象，后者是将诸多事实、物体、信息组织起来构建抽象层面的历史。詹姆斯·E.扬以及弗里德伦德尔等学者认为，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和发掘历史意义的过程中，创造了日常生活史的叙述历史方法，它把当事人的主观回忆纳入“客观的”历史叙述当中，既保持历史客观的真实性，又实现贴近现实的真实性，结合两种真实性，在理性的科学分析与现实情感后果之间形成平衡，以此来实现历史叙述[10]（22～23）。换句话说，把讲述者的主观叙述揉入历史的第三人称叙述，从而使历史叙述的经验有效性和科学解释相结合。

在松布尔的叙述中，出现了“老妇人”“病人”“年轻人”等第三人称叙事模式。这些第三人称与“祖父”“祖母”“父母”等第三人称不同，它掩盖了讲述者与事件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使讲述者消失。因此，同样是第三人称叙事，讲述者在场的第三人称叙事是主观的，而讲述者不在场的第三人称叙事是客观的。客观化的叙事模式是事件叙述脱离家庭范围，向一般社会扩展的迹象，因为当事件作为故事被讲述时，表现讲述者在场的关涉物消失，变成没有讲述者存在的故事叙述[14]（4）。这种故事叙述的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又与第三人称叙事不同，它是向现实的生活世界抽象化，而不是理性科学化的叙事。在松布尔的叙述中，第三人称叙事的主观和客观是不同视角的叙事模式。两种第三人称叙事叠加，似乎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松布尔的叙事模式经历着变化，呈现出向民间“讲故事”叙事模式发展的趋向。

总之，通过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口述史和口承传统交织在一起时，需要通过语言学分析其叙事特征，区分和考证两种资料。正如王明珂所强调的，以记忆的观点来看待史料，能够发掘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16]。口述资料的转录或文本化和编辑需要借助语言学的表达方式，进而用记忆理论考证其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这样做可以使资料的内容更加清晰明确，从而更好地理解、运用和研究口述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