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晋北区域的佛刹兴建

王惠君

(1.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
2.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2)

南北朝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汤用彤认为：“政治上形成南北之对立，而佛教亦且南北各异其趣。”[1](P350)戴密微则指出，从体制上来说，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发展。[2](P822)在北魏平城时代，以武州山和五台山为代表的晋北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云冈石窟经过历代开凿，成为平城标志性的佛教造型和文化象征。这一时期，五台山佛教亦在北魏皇室的支持下，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本文主要根据正史和志书的相关记载，对北魏时期武州山和五台山的佛刹兴建活动作简要梳理。

北魏为佛教大发展的时期，“终魏世凡十六君一百六十一年，僧至二百万，寺院三万余所，译经、律、论一千九百余卷，自古佛事图塔之盛，无出于此。”[3](卷4《东晋》，P65)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一直对沙门道士敬重有加，“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4](卷114《释老志》，P3292)皇始年间，拓跋珪将法果诏至京师，礼遇有加，任命其为道人统，管辖佛教僧徒。法果声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4](卷114《释老志》，P3293)法果明确将支持佛教的拓跋珪比作佛陀，将皇帝权威与佛教信仰糅合在一起，为后来大规模造像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到明元帝拓跋嗣时期，皇帝先后封授法果为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一系列称号，以示优宠。从某种意义而言，法果是北魏王朝第一任备受尊敬的宗教家和大国师。

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下诏：“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4](卷114《释老志》，P3292)至此拓跋珪以皇帝诏令的方式确立对佛教的扶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鲜卑民族似乎对于制作各种质地的造像具有一定的偏好，即便册封皇后，亦要求受封者亲自铸造金人，如有失败则不得册封，“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4](卷13《皇后列传》，P377)

太武帝拓跋焘虽然以灭佛运动为世人熟知，但其最初亦对沙门尊崇有加。拓跋焘仰慕天竺高僧昙无谶的大名，便派遣使者至北凉，要求沮渠蒙逊将昙无谶送到平城：“闻彼有昙摩谶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蒙逊未从。随后拓跋焘“后又遣伪太常高平公李顺，策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传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5](卷2《昙无谶第七》，P65)出人意料的是，沮渠蒙逊再次拒绝拓跋焘的请求，并派人刺杀昙无谶，北魏与北凉因此交恶。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立刻昭告天下，恢复佛法。太武帝时期假借医术还俗的师贤仍然担任道人统。在师贤的建议下，“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454年）秋天，“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4](卷114《释老志》，P3299)师贤开创了为帝王建铸石像和金像的风气，真正将法果“皇帝即佛陀”的思想转化为实物存在。这也意味着，文成帝将造像与帝王进行深度绑定，意欲用佛教强化王朝正统和政治合法性，并为昙曜开凿云冈石窟铺平道路。今天五台山南禅寺存有一座典型的北魏平城时期的金刚宝座式石质佛塔。[6]五台山北山寺（今碧山寺）旧时则藏有北魏时期的金铜大立佛一尊。[7]这些充分表明这一时期石质和金铜佛教造型已经传入五台山地区，并成为流行的造型样式。

献文帝拓跋弘继续推行其父的佛教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兴元年（467年），孝文帝拓跋宏降生，拓跋弘特地建造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其后又“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4](卷114《释老志》，P3300)这些佛刹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极为宏伟的外观和奢华的装饰。拓跋宏即位后，更加支持和鼓励佛教的发展，除了继续开凿云冈石窟外，孝文帝对五台山佛教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显通寺、佛光寺和公主寺等寺院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兴建，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4](卷114《释老志》，P3300)

石松日奈子认为，北魏平城时代，英雄皇帝和杰出宗教家形成的世俗权力与宗教僧侣的组合，决定了王朝的发展方向。道武帝和法果，太武帝和寇谦之，文成帝和昙曜，继而形成“佛教—道教—佛教”的发展历史。从上述角度来看，孝文帝反而没有真正找到辅佐开展国家治理的宗教家。[8]谢重光则指出，在这一时期，佛教势力大盛，教权相当强大，其中表现在僧侣享有不纳赋服役、不受俗法治理及不拜君亲等特权。[9]有学者认为，北魏时期佛教的繁荣发展，既有客观因素的推动,又有民众精神的积极需求，还有佛教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主动适应。由于北魏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公平性缺失情况普遍存在，佛教被诸帝广泛崇奉，用以加强和维护王朝统治。[10](P44)

云冈石窟（图1）为北魏时期佛教发展最为瞩目的建筑和标志，由特权僧人推动、国家政权所资助，在当时可谓一项超级工程，开凿活动自文成帝和平初年至孝明帝正光年间为止，前后持续60余年。蒋维乔认为：“北魏自太武帝毁佛之后，文成帝即位兴复佛法之时，佛教大盛；
西域所画佛像，接踵而至；
而魏之先代，本有凿石为庙之遗风；
雕刻技术，夙所擅长；
因此，每一帝即位，即于附近都城山冈，为帝或后，建造石窟，就山岩镌佛像，历久蔚为大观，为佛教上至有价值之美术”。[11](P104)

图1 1936年前后云冈石窟全景[12](P159)

云冈石窟的选址、开凿和佛像设计，需要大量的能工巧匠。早在天兴元年（398年）春正月，道武帝平定中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4](卷2《太祖纪》，P35)是年十二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4](卷2《太祖纪》，P38)泰常三年（418 年）四月，明元帝再迁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人到平城。[4](卷3《太宗纪》，P68)通过这三次迁徙，大量能工巧匠到达平城，为石窟开凿储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河西王沮渠蒙逊开凿了凉州石窟。太延五年（439年）八月，太武帝亲率部众攻北凉，沮渠牧犍归降北魏。同年十月，“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4](卷4《世祖纪》，P105)这次的迁徙的北凉人口中，包括众多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及其家族，同时还有数位大德高僧：玄高、师贤以及昙曜。凉州工匠有丰富的石窟开凿经验，他们成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中坚力量。此次迁徙为平城时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高僧和建设者。总体来看，通过数次人口迁移，云冈石窟的工匠群体形成具有多民族、多地域和多脉系的特点，石窟造型同样体现出这样的特色。

昙曜作为云冈石窟开凿的总设计师，年轻时代主要生活在姑臧城，太武帝征服北凉后，昙曜随众到达平城。文成帝和平初年，师贤圆寂，昙曜继任，更名为沙门统，在武州山区域开凿云冈石窟。《魏书》记载：“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4](卷114《释老志》，P3299)《续高僧传》又有：“以元魏和平年，住北台昭玄统，绥縎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共千人。”[13](卷1《昙曜传》，P7)由此可见当时武州山区域石窟充塞、僧人云集的盛况。（图 2）

图2 民国年间张默君所摄云冈石窟[15](P37)

昙曜所开凿的5所石窟，即今天云冈的第16至20窟。昙曜五窟的形制，主佛像高达13-17m。石松日奈子认为，五窟中的5佛，分别代表了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其中，第20窟为太武帝，第19窟为道武帝，第18窟为明元帝，第17窟为景穆帝，第16窟为为文成帝。五窟内大佛的衣着有所不同：第18至20窟的大佛，身躯伟岸，偏袒右肩的袈裟，意在塑造高大的鲜卑君主形象。而第16窟的主佛，则身着较为厚重的、覆盖双肩的袈裟，内衣胸前打结下垂，呈现出象征中原正统的汉族皇帝形象。[14]

昙曜不仅负责开凿石窟，而且在和平三年（462年）召集诸僧，译出《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付法藏传》等经书，其中以吉迦夜最为知名。吉迦夜为西域人，“游化在虑，导物为心。以孝文帝延兴二年壬子，昭为玄统沙门昙曜译《大方广十地》等经五部，刘孝标笔受。”[16](卷6,P14)陈垣认为，《大吉义神咒经》唯一留存至今，《净度三昧经》与《付法藏传》早在唐代沙门智升撰写《开元释教录》时已经绝世。今存《付法藏因缘传》六卷实际上是吉迦夜以昙曜所译《付法藏传》基础上从新改译，因此加上“因缘”二字。[17]

文成帝驾崩后，尚为少年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嫡母文明皇后即冯太后开始了长期摄政，“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4](卷13《皇后列传》，P384)昙曜自此时起逐步在政治上失势。石松日奈子认为，昙曜所拥有的宗教和世俗权势，对以冯太后为代表的政界新兴实力派而言，不啻为一种巨大的威胁，因此受到冯太后的排挤。孝文帝即位后，任命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为新的沙门都统，以此为转折点，昙曜失去最显赫的佛教界领袖职位，武州山石窟寺亦失去了平城佛教中心的地位。[18]陈开颖对石氏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孝文帝诏书无法表明昙曜失去沙门统的职位，真正的原因在于昙曜为献文帝开凿鹿野苑石窟，无形卷入了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政治争斗当中，进而遭至排挤，大约在太和初年退出政治舞台（图3）。[19]

图3 1936年前后的石佛寺景象[12](P159)

无论如何，昙曜最终消失在王朝政治舞台中，文献史料缺乏他晚年的详实记载。昙曜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亦是一位出色的改革家。太武帝毁佛时期，沙门人人自危，但是昙曜却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4](卷114《释老志》，P3297)除了开凿石窟和翻译经籍，昙曜更是开创了“僧祇户”和“佛图户”，进而奠定了中古时期寺院经济的基础。其中，“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4](卷114《释老志》，P3299)僧祇户和佛图户实际上是将世俗民众纳入寺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并使寺院得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稳定的经济收入。

昙曜失势后，云冈石窟的开凿工作仍然在继续，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凿龙门石窟，平城附近由皇室支持的造像工程才接近尾声，但凿窟造像活动被延续下来，平城中下层官吏和邑人信善继续参与了中小型石窟的开凿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皇后热衷于修建佛迹，“太后立燕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4](卷13《皇后列传》，P385)其时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包括王遇和蒋少游，他们深受孝文帝和文明皇后的赏识。王遇本名他恶，自称其祖先姓王，后改姓钳耳，进入宫廷成为宦官，“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4](卷94《列传阉官》，P2195)蒋少游则“以规矩刻缋为务”，“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4](卷91《术艺传》，P2136)

五台山位于平城南部200km处，与武州山同处晋北区域，两地佛教在北魏时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五台山的问题，历代著述大致有周穆王时、西汉时、东汉时、东晋时和北魏时5种观点，其中以东汉和北魏最为流行。《广清凉传》记载：“汉明之初，摩腾天眼亦见有塔，劝帝造寺，名大孚灵鹫。”[20](卷上，P50)意即五台山大孚灵鹫寺为东汉时期摄摩腾天眼观望佛塔后，奏请汉明帝所建造。虽然观点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北魏是五台山佛教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21]及至北齐时，“此中伽兰，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22](卷上，P16)此时五台山寺院超过200座，还享受8州税赋，作为僧众日常开销之用。

北魏五台山寺院的兴建活动以孝文帝时期最为活跃，“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20](卷上，P50,51)这表明孝文帝曾经多次登上五台山礼谒文殊菩萨。这一时期，显通寺的修建应当是最为瞩目的活动，寺院作为五台山第一寺，其时拥有较为宏大的规模。《清凉山志》记载：“元魏孝文帝再建大孚灵鹫寺，环帀鹫峰，置十二院。前有杂花园，故亦名花园寺。”[23](卷2《伽蓝胜概》，P35-36)由此可见，孝文帝环绕灵鹫峰周围设置12座寺院，其中显通寺称为善住院，菩萨顶为真容院，其余10座院落在明代时已经湮没不见，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图4）。永乐三年（1405年），显通寺设置僧纲司，“率合山僧祝厘，本州月给僧粮”。[23](卷2《伽蓝胜概》，P36)及至清代，五台山僧纲司仍然设置在显通寺内，统摄全山汉传佛教寺院。

图4 显通寺标志性建筑铜塔[24](P14)

清凉寺（图5）位于台怀西南的清凉谷，“中台南四十里，元魏孝文帝建，历代以来，不废修饰，唐宋皆设僧正司。”[23](卷2《伽蓝胜概》，P43)自创建以来，清凉寺受到历代皇室的重视和推崇，屡经修建，成为华严、净土、密宗、律宗和禅宗等各派道场。[24](P89)寺院距台怀镇约15km，因寺内存有著名的文殊圣迹“清凉石”而得名,“清凉石在清凉谷岭西畔，厚六尺五寸，围四丈七尺，面方平正，自然文藻。或能容多人不隘。古者尝有头陀趺坐其上，为众说法，梵音琅琅，异状围绕，望之悚怖，近之即失。后人目其所坐之石，曰曼殊床。”[23](卷2《五峰灵迹》，P31)

图5 五台山清凉寺山门[24](P89)

佛光寺亦在北魏时期创建，一说为宕昌王所立，一说为孝文帝所建，“帝见佛光之瑞，因为名。唐解脱和尚于此藏修。”[23](卷2《伽蓝胜概》，P49)崔正森认为佛光寺当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至太和十三年（489年）之间。[25]寺院地处台外区域，距离台怀约30多km。《古清凉传》中记载：“台西有佛光山，下有佛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尊仪肃穆，林泉清茂。”[22](卷上，P19)北魏高僧释昙鸾在佛光寺出家：“元魏沙门释昙鸾，本雁门高族，在俗之日，曾止其寺，结草为庵，心祈真境，既而备睹圣贤，因即出家。其地即鸾公所止之处也。”[22](卷上，P20)雁门即今天的代县，由于雁门紧邻五台山，因此昙鸾自幼便深受文殊信仰的影响。

公主寺相传为孝文帝四女儿诚信公主的出家之处。今天的寺院位于繁峙县杏园乡公主村，距离台怀约67km。旧的公主寺即古公主禅寺遗址则在距离今公主寺约5km左右的山寺村。《清凉山志》记载：“公主寺，台西北谷，元魏第四诚信公主出家建。唐有民掘得尺璧，献武则天，下敕重建。唐末，唯德禅师重修。”[23](卷2《伽蓝胜概》，P50)现存最早的石碑为元代至正丁未年（1367年）所立，用以纪念开山祖师秋月和尚。由于寺院破败不堪，秋月募化资财，对公主寺进行了一番修葺：“寺之不寺已有年矣，既经丧乱，雕敝尤甚，破屋坏垣，人不堪其忧，师处之施工募缘，择选工匠，创建佛殿、方丈、南北行廊、三门，郡邑官僚士庶捐财助力，乐趋其事，其年院宇灿然可睹。”[26](P313-314)碑阴列出寺院拥有的土地合计675余亩，表明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在乡间拥有较高的地位。及至明代，古公主禅寺迁至空如村（今繁峙县公主村）文殊寺，合称公主文殊寺。到清代时，遂改名公主寺（图6）。

图6 佛光寺著名女施主宁公遇塑像[24](P107)

《古清凉传》记载：“中台上有旧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数十枚，并多颓毁。”[22](卷上，P16)今天的旧石精舍已经当然无存，根据北魏时期佛寺建筑的风格，旧石精舍可能为石头垒砌，抑或在山石上开凿，并且排布着数十座石塔，成为中台上标志性的佛教建筑。除旧石精舍外，观海寺与嵌岩寺留存至今。观海寺即明月池，寺内有小水池，相传有僧人在漆黑夜间看到水中明月。嵌岩寺则位于五台县耿镇河北村，寺院原存有康熙至光绪年间的5通重修碑文，占地面积约千余平米。（图7）

图7 公主寺内明代罗汉像[24](P135)

随着孝文帝的巡游和诸所佛寺的创设，五台山佛教亦不乏诸多神异传说。其一是憨山追逐孝文帝的故事。先是文殊菩萨化作一名梵僧，向前来五台山避暑的孝文帝讨得一处地方，用来放置修行坐具，结果坐具张开“弥复五百余里”，化为一座岿然耸立的高山，“帝知其神，乃驰骑而去，回顾斯山，岌然随后”。[20](卷上，P67)孝文帝大声呵止，山就停在原地，成为五台山台外著名的憨山。其二是贫女乞斋的故事。显通寺每年春三月都会开设无遮斋，无论僧俗贵贱均可饱餐一顿。有贫女携抱二子和犬，剪下头发当做捐施，到无遮斋乞食并惹怒主僧。其后贫女腾空跃起，“化作菩萨相，犬为狮子，儿为二天童子，云光缥缈。”[23](卷4《菩萨显应》，P108)众人随即在此处建塔供养，是为文殊菩萨化显真身的较早传说。其三是枣林充饥的传说。元魏永安二年（529年），恒州刺史延庆一行四人在五台山枣林一带狩猎，众人追逐一头白鹿，追至一处大宅院时，白鹿窜入高门之内。院内长者责问众人：“白鹿为我家所有，为何随意追猎？”刺史随从回答：“饥困难耐，用来充饥”。长者随即指向东边枣林，“四人就林而食，囊之归，进枣延庆，庆怪之。复迹寻之，遂失其所在。”[22](卷2《五峰灵迹》，P18)总体来看，这些传说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充分表明北魏时期孝文帝与五台山之间的广泛联系。

自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历任君主总体奉行支持佛教发展的国策。虽然太武帝的灭佛运动使得佛教传播陷入短暂低谷，但是王朝政治已经与佛教信仰紧密关联在一起。在太武帝拓跋焘被宗爱刺杀后，灭佛运动戛然而止，北魏佛教迎来反弹式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鲜卑皇帝一直通过举国资助的方式推动佛教的繁荣发展，沙门法果、师贤以及昙曜等数位高僧一度拥有显赫的地位，在王朝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佛教信仰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关联在一起，有效促进了北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稳定和巩固了鲜卑王朝的政治统治。

从区域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的晋北区域以平城为中心，逐步形成武州山和五台山两大佛教核心文化区。昙曜在文成帝支持和资助下，负责开凿举世瞩目的云冈石窟，为鲜卑五帝制作石质佛像，寓意着北魏皇帝即是佛陀，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二为一。石窟的开凿在孝文帝主政期间达到鼎盛阶段，无数尊精美细腻的佛像被雕凿出来，成为晋北区域内的一项超级建筑工程。

与此同时，孝文帝希望向南深入汉族文明区域，屡次礼谒平城南面约200km处的五台山。孝文帝大规模修缮了显通寺，并在寺前种植花园，环绕灵鹫峰设置十二院。虽然十二院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大规模连贯的寺院布局，与云冈石窟栉比鳞次、绵延数里的构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北魏王朝国力强盛、皇权威严的一种有力展示。在孝文帝的支持下，山内的数十座寺院依次创建，五台山成为闻名中外的佛教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