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外交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夏雨菲

(中国戏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73)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1]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政党置于对外工作具体角色的首要位置，突出显示政党外交在落实中央对外方针和决策部署中的重要作用，这在党的对外工作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就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世界各政党的关系，从政党外交角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问题，加深了对政党外交规律的理论认知，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提升到崭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外交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发展党的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每个政党都有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身份的不同选择决定了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方法的变化，它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如何行动、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的关系”[2]。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是以党对自身身份与角色，对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定位为前提和基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3]这促使我们思考在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身份定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使命，开展政党外交。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历经了由地下秘密状态活动到被执政当局认可、由局部地区执政到全国执政、由特定历史时期在封闭状态下执政到改革开放后以开放姿态执政的演变过程，这种身份的客观转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在诞生之初，中国共产党视自己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身份使得党在成立伊始主要是以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其他成员党以及渴望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的国际友好人士为对外交往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先后确立起“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的身份定位，在这种角色定位下，中国共产党“首先是要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4]。交往对象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组织[5]。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对自身角色作出调整，政党外交的对象范围也不断扩大，从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6]开展友好往来，逐步扩大到“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7],再到“各国政党”,并最终在党的十五大时将交往对象拓展到“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8],党的十六大又提出积极发展与政党国际组织的多边交流。

亨廷顿曾说：“任何保持长久生存的政党都必须对自身做出符合时代变化的反应性调适。”[9]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方兴未艾，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面临着碎片化、政策极端化、自身工具化等多重困境，而中国共产党却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在国家治理、党的自身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发展成了一个有着9 671.2万名党员(1)本数据为截至2021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数据来自光明网。、走过一个世纪风雨历程的大党、老党，成为世界各国政党的榜样。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中国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身份、角色和承担历史使命的定位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10]”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10]。从历史使命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进行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定位的鲜明变化，也构成了新时代开展政党外交的逻辑前提和基础。

“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11]，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最大的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0]，要有大党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12]“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1.5 万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10]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党担当，但需要强调的是，“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扛旗当头，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变，“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12]，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基础上，“按照责任、权利和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13]，做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必然与一定的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相连，即使同一政党，在不同身份定位和发展需求的指引下，其对外交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呈现不同的具体价值指向。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始终具有鲜明的价值目标，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自身的工作目标。在党的年幼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曾为对外宣传党的形象，寻求世界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而积极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党外交的目标转变为保护领土主权完整，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范围、价值目标等方面都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向着展示我党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而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人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前途和利益表示深深的关切，他指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4]面对人类发展中的共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这个世界与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的判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的目标和价值追求。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党的视角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了方案，他指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10]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国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说：“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各个政党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深入体察民情，把民众需求转化为政党的理念、宗旨、目标，制定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10]“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0]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使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具有了新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不仅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还带有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努力的鲜明的价值指向。刘建飞指出现存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基础不牢，“主要原因就在于共同体成员对人类共同命运和整体性的认知度不够”[16]。因此，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党外交具有灵活多样、侧重于做人的工作的天然优势，自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中积极向其他政党、政党组织、国际友好人士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承认与正视不同民族、文化、发展差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类命运的整体性，不断加深各国政党的理念认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念之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党的交往实践中进一步拓展议题范围，既探讨传统的有关国家关系、国际反恐等“高政治”问题，也持续深入地开展文化交流、国际环境、摆脱贫困以及世界传染疾病防控等“低政治”议题，使政党外交向着“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而积极奋斗。

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倡议，“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10]”。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及构建，“并不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党际关系交流方式的强化，而是基于党际外交之上的政党关系模式的质的发展”[17]。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关系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对世界政党关系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也因此，新型政党关系的构建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外交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

首先，新型政党关系的内涵是“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这打破了原有政党间关系的局限，也是世界政党关系的一次深刻转变。在政党关系史上，曾建立过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党国际等政党组织，但这些组织的产生或是基于加强共同的意识形态力量的考量，或是为了赢得与其他不同类型政党的竞争优势，甚至还曾发生了“老子党”、大党欺压小党的事件，这充分说明了以往的政党间关系缺乏足够的包容性。新型政党关系强调“求同存异”，这意味着其将政党交往的范围扩大到了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因此要存各自代表的群众、政策主张之“异”，求人类发展之“同”；
强调“相互尊重”，就是坚持政党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彼此的利益关切和道路选择，这也与摒弃历史上政党交往的不平等现象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一脉相承；
强调“互学互鉴”，展现了汲取其他政党之长的开放心态，打破传统政党关系基于意识形态或受制于地域因素、权威政党号召等局限，使世界各政党的关系朝着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向转变。

其次，新型政党关系的内涵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相契合，这进一步拓展了政党的活动空间，是一场政党功能的深刻调整。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既有国际关系而言的。既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主要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以政府间交往为基础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外交刚性强，受制于礼仪规范明显，带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随着国际交往主体的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持续提升，作用也不断增强，政党逐渐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主体。这一转变要求建立和完善政党进入国际空间的机制，尤其是改革和创新当前国际关系机制中不适应政党参与的部分。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正是适应了广义国际关系发展的这一新趋势，其内涵理念也与新型国际关系相契合，既反映了国际关系现实，又为政党在国际空间中发挥其应有功能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党的传统功能主要是集中于国内治国理政方面，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使政党的功能开始扩展到国际层面。”[18]

再次，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从注重双边倡议到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适应党的对外交往的新局势，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在党的十三大将这四项原则扩大到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在党际交往四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密切保持与世界各政党、政治组织、友好人士的交往，取得了显著的政党外交成绩。但是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基于处理中国共产党自身与其他各政党的双边关系范畴，而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则着眼于世界政党交往的全局，力图为所有政党间交流与合作提供“中国共产党方案”和公共产品，在范围和形式上拓展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利于世界各国政党的交往，成为政党外交新的遵循。

由此可见，新型政党关系是“对传统政党外交内涵基础之上的整体性提升”[17],它契合了当前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需求，拓展了政党外交的空间和范围，并与新型国际关系紧密相连、共同作为、同向发力。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外交进入新时代、达到新境界”[19]，因此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当之无愧地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外交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10]面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重困境，国际社会也应鼓励各国政党之间开展更多交流，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灵活性强、不受外交礼节限制的优势，“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10]，推动新时代政党外交继续深入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充分利用多种平台、多种时机，丰富政党外交层次，拓展新时代政党外交交流合作网络。一是利用“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平台，开展政党外交。2017年召开了金砖机制确立后的首次政党会议——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2018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以来的首届政党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召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并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等1万名代表来华交流”[20]。二是利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节点适时开展政党外交。如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分别向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党中央代表通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联部面向中东欧国家政党、非洲国家政党、南亚左翼政党等多个政党举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介会。三是因势而为，积极开展政党外交。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积极为应对疫情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在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之际，世界多国政党政要和社会组织负责人通过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函等方式，严厉抨击其行为，支持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载体形式进一步丰富完善，政党外交交流合作网络进一步拓宽。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充分利用青年政治家论坛、政党理论研讨会、政党对话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茶叙外交、驻华使节集体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围绕重大热点、社会政治思潮、政党政治、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等阐述观点、加强交流，更好地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人员跨境流动受阻、以往的交流方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积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形成了网络视频会议、网络研修班、政党物资捐赠等新的政党交流形式，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南非执政党、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尼泊尔执政党、委内瑞拉执政党、孟加拉国执政党等多国执政党举行了交往史上的首次视频研讨会，还包括“亚洲政党共抗疫情网络专题会”、同拉美多国共产党举行视频会议等独具特色的多边党际视频交流形式。还举办了多场网络研修班，如加蓬民主党干部网络研修班，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干部网络研修班等，通过政党交流渠道分享中国战“疫”经验，与世界各国政党就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向斐济优先党等多个国家的不同政党捐赠了防疫物资，以政党外交渠道支持各国抗击疫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1]。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交往全面深化，同周边国家政党关系更加稳固，同大国大党机制化交往逐渐成熟，同发展中国家政党交往更加丰富，与新兴政党交往有新突破，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有力地配合了我国整体外交布局。与此同时，政党外交的内容、形式更加多元，既交流治国理政之策，也研讨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之道，既有参观考察、视频交流，也有理论探讨、智库论坛，充分发挥了政党外交灵活多样的特点，构建起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政党交流网络，多形式、多层次的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使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成绩斐然，其交往对象数量之多、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搭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网络也成为今后推动政党外交进一步发展，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的现实路径。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党际交往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机制化交流。”[22]所谓的机制化交往，“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封闭式的政党联盟或者政党跨国组织，而是在保持政党之间交往灵活性的同时，建立一种制度化、经常性的交往平台”[23]。较高的机制化程度有利于深化政党外交内涵、增进政党互信、巩固交往基础，进而实现政党外交由交往数量向交往质量的提升，由经常性交往向机制化交往的转变，推动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这是政党外交不断走向成熟深化的表现，也是新时代政党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同世界各政党的交流合作机制，推动政党外交向更高水平的机制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继续推动已实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党交流水平再提升，这主要包括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中美政党对话、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的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成功召开了八次会议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俄政党论坛、中国-中亚政党论坛、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中拉政党论坛、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中英政党对话、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民党第十五次外交与安全政策对话、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其中，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八次会议致贺信，在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政党机制化交流合作，是中俄战略沟通协调的重要平台和渠道”[24]。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既指出了机制化交流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政党外交指明了发展方向，即进一步提高交流合作机制化水平，以交流合作机制化为政党外交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已经实现机制化的政党交流对持续、深入地加强政党间友好合作，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推进相关议题走向深化提供了难得契机，同时，稳定性、长期性的政党往来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因执政党转换而对政党关系造成的影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现机制化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为今后进一步推动机制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积极推动建立新的政党交流合作机制化。如首届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上，18个国家的30多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共同呼吁上合组织政党论坛走向机制化，“不仅弥补了上合组织发展支撑体系上的空白，还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起新的渠道，通过政党间合作，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对接战略，为‘上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党方案和政治智慧，促进上合组织健康稳定发展”[25]。2019年3月19日，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通过了《北京宣言》,会议搭建了中巴政党共商的机制化平台，邀请巴执政党、在野党、地方政党等走廊各“利益攸关方”共话走廊建设，凝聚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共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同越共中央对外部达成了定期举行两党对外部门交流合作机制部长会晤的共识，中埃(及)政党共建“一带一路”交流机制正式建立并举行首次“云交流”等等。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机制化建设取得的成果里，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向各国政党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10]。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政党政治史上的创举，为今后政党外交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坚实的保障。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现了对大国大党、主要地区主要政党间机制化交往的‘全覆盖’”[25]。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在机制化交往渠道的建设上涵盖诸多领域的多元沟通交流方式，包括政党高层对话机制、政党高层论坛、政党干部考察团等政党定期交流机制。另一方面，政党交流机制化建设在内容上由宏观议题向更加微观、细致化的方向发展，覆盖了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诸多领域。未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应进一步增强双边及多边交流机制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向世界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主张，树立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提高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对外交往就始终与党的事业相携相行，同向发展。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与长期性并存的工作，其理论内涵也始终处于与时俱进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突破，形成了新理论，取得了新发展，达到了新境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始终以党对自身现阶段身份、角色与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为前提和基础，牢牢把握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鲜明的价值取向，以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作为核心内容，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政党外交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灵活性与机制化相结合，妥善利用各种交往平台、积极拓展“云交流”等新形式，既与政府外交紧密协作，相辅相成，又与政府外交明确分工，体现出党的外交的独有特点和优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际交往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站在百年新起点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正是继往开来，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的机遇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