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

李志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王 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新乐文化是辽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以沈阳新乐遗址而得名，又因该文化遗存位于遗址最下层，故有“新乐下层文化”之称。同类遗存在新民高台山［1］、康平王全［2］及科尔沁左翼后旗阿仁艾勒［3］等地均有发现。目前仅有新乐遗址得到较大面积的揭露，也获得了比较丰富的资料［4］，因此，该遗址是研究新乐文化的主要参考。已有的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讨论，也是围绕新乐遗址出土陶器展开的。

笔者在研读《新乐遗址发掘报告》［5］（下文简称《报告》）和相关研究后，对新乐文化的分期与年代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现论述如下。为便于写作，文中涉及《报告》内容时不再一一 引注。

目前调查发掘的新乐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辽河平原中北部。除上述遗址外，辽中县大黑北 岗［6］、法库县佘家堡和蛇山沟［7］等遗址也发现同类遗存。现选择出土陶器特征较为明显的几处遗址加以分析介绍。

（一）新乐遗址

位于辽宁沈阳市市区北郊。20世纪70年代以来，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与勘察，在遗址最下层发现新乐文化时期的房址50座（已清理发掘38座）、灰坑1个。遗迹间只有一组打破关系：〇六T1H1→〇六F5，房址之间不存在叠压打破现象。此外，遗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煤精制品等各类器物共3592件。

已清理的新乐文化房址均为带灶址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成群成组布局，据其空间布局大体可分出三个组群。每个组群中，小型房址大致围绕在大中型房址周围。另据《报告》描述，〇六T1H1开口于扰土层下，打破〇六F5房址中部居住面与灶址。若比较〇六T1H1与〇六F5出土陶器（图一），两者在器形与纹饰方面并无差异，这组打破关系似乎并不能提供可靠的分期 线索。

图一 新乐遗址〇六T1H1与〇六F5出土深腹罐残片

遗址所出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细石器次之，磨制石器较少。陶器多是夹砂褐陶和黑灰陶，以深腹罐最为常见。深腹罐口沿部位常见数周不等的凹带纹，主体纹饰多为排列紧密规整的“之”字纹和弦纹，另有大口罐、高足钵、斜口器和杯等器形。玉器也有少量发现，基本是形体较小的装饰品。除此之外，还有煤精制作的泡形器、球形器和耳珰形器。

（二）高台山遗址

位于辽宁新民县城北的小山坡之上。1973年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在对东高台山遗址的试掘中，T2下层出土了属于新乐文化的4件细石器和数件陶片。陶器均为粗砂红陶，烧造温度低，陶质较软，可辨器形为深腹罐。深腹罐口沿处饰凹带纹，下方饰主体纹饰，目前可辨有“之”字纹。

（三）王全遗址

位于辽宁康平县海洲乡王全村以西。1985年文物复查时发现，1986年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调查者采集到石研磨器1件和少量陶片，并复原出1件深腹罐（图二∶1）。此件深腹罐斜壁略弧、敞口，口沿部位饰一周凹带纹，下方为排列较紧密的“之”字纹，其器壁略有弧度的特征有别于器壁较斜直的兴隆洼文化，口沿处较窄的压印纹纹带也有别于邻近的左家山下层文化，因此此件陶器当属新乐文化。此外，该器物敞口明显，“之”字纹线条连续且左右线条之间的空隙略宽，这与兴隆洼文化晚期的深腹罐（图二∶2）十分接近［8］，故而这件深腹罐从文化因素来看年代应偏早一些。

图二 王全遗址与白音长汗遗址深腹罐对比

（四）阿仁艾勒遗址

位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阿仁营子村附近。2007年首次发现，2011年对遗址进行调查并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调查者将第1组的22件陶片归入新乐文化，这部分陶器以夹砂黄褐陶为主，上腹部较直，口沿处饰较窄的凹带纹，下有“之”字纹作主体纹饰，从器型与纹饰特征看确实与新乐遗址下层陶器相近，将其看作同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可行的。采集陶器的“之”字纹可分两类：一种为排列紧密规整的“之”字纹（图三∶1、4），与新乐遗址同类纹样相近；
另一种为施纹潦草、排列稀疏的浅痕“之”字纹（图三∶2、3），此类纹样风格见于赵宝沟文化中期（图四）［9］、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晚期［10］，甚至是年代更晚的红山文化［11］，故阿仁艾勒第二种“之”字纹的年代应晚于新乐遗址。

图四 白音长汗遗址陶器“之”字纹拓片

图三 阿仁艾勒遗址采集深腹罐

新乐文化分期主要是依据新乐遗址下层陶器进行的。发掘简报［12］和《报告》都曾提及这批陶器文化因素的早晚差别，而张星德［13］、刘远富［14］、赵宾福［15］、王闯［16］等学者则明确提出新乐文化三期分法。两种观点论据各有不同，现就各分期意见分别予以评述。

（一）简报和《报告》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发掘简报对新乐遗址存在的时间早晚关系进行了初步讨论。简报认为，新乐文化房址虽无叠压打破关系，但房内柱坑所出遗物应早于地面遗物，因此只见于柱坑的口沿部位无凹带纹的深腹罐年代要偏早。同时，发掘区西部的几座房址，陶器施纹风格变化明显，尤其是下腹部不施纹的做法，与当地时代较晚的偏堡子文化部分陶器相似，因而西部房址所出陶器具有晚期文化因素。就其叙述来看，该遗址应存在两至三个时间阶段的变化。

《报告》对新乐遗址陶器进行了详细的型式划分，但未就文化分期进行深入讨论。只是认为深腹罐中无凹带纹的Aa型Ⅰ式、Ab型Ⅰ式、Ac型Ⅰ式器物具有早期文化因素，同型其他式器物（凹带纹数量逐渐增至三到四周）具有晚期文化因素，这一表述可以看作是早期发掘简报观点的延续。

接下来我们对上述观点作出评析。

第一，简报和《报告》认为口沿部位无凹带纹的器物年代偏早，事实上，无凹带纹的深腹罐口沿残片与带有数周凹带纹的口沿残片在柱坑和房址活动面均有共出现象，《报告》编号为“〇六F2ZK1”和“〇六F2ZK2”的两个柱坑以及F7等即是例证。由此可见，凹带纹的有无不一定表示时间早晚。

第二，《报告》认为深腹罐口沿部位的凹带纹数量存在式别上的早晚变化，但同一房址活动面及柱坑所出的深腹罐，其口沿部位的凹带纹数量普遍是数周不等的。也就是说，凹带纹的数量多少并不代表时间的早晚。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也不见凹带纹有此类演变趋势。

第三，发掘区西部的房址确有发现施纹不到底的陶器，但这类陶器同样与施纹至器底且带有凹带纹的陶器共出，CDF4与CDF8即是例证。另外，与新乐文化时代相近的赵宝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同样存在近底部素面无纹的装饰风 格［17］，因此不能断定这类陶器的时代一定接近于偏堡子文化。

第四，《报告》进行的陶器型式划分是十分详细的，不过许多型器物的式别演变既无层位关系佐证，也难以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中找到确切依据。如果将《报告》中各型式的陶器回归到每一座房址，会发现大部分不同型式的器物会在同一房址共出。例如，F5可见Ab型Ⅰ式～Ⅳ式深腹罐，F7可见Aa型Ⅰ式～Ⅳ式深腹罐。

（二）三期分法

张星德较早提出新乐文化三期分法这一观点。张文将新乐遗址深腹罐排比为A型Ⅰ式～Ⅴ式和B型Ⅰ式～Ⅲ式两类，它们的演变趋势是腹壁形态由斜直向微弧再到弧腹略鼓方向发展。张文认为，从器物共存情况观察，A型Ⅰ式、Ⅴ式不与其他型式共出，A型Ⅱ式、Ⅲ式、Ⅳ式与B型Ⅰ式、Ⅱ式、Ⅲ式共存；
从文化因素对比情况看，A型Ⅰ式、A型Ⅱ式与Ⅲ式、A型V式深腹罐分别可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后洼上层文化找到相似器形。因此张星德认为新乐文化至少存在三个时期的变化。后来，刘远富采取了类似的分析方法，也将新乐文化划为三个期别，同时还把其他遗址同类遗存纳入到分期讨论中，并对新乐文化的年代下限作出调整。

同样持三期分法的还有赵宾福、王闯等学者。其分析思路大致相同，主要是依据深腹罐器形和纹饰的差异将之分为三组：第一组以腹壁斜直的深腹罐为代表；
第二组以上腹较直、下腹弧收的深腹罐为代表；
第三组以侈口、弧腹、台状底深腹罐为代表。此外，赵文还考虑了每组陶器的纹饰风格，王文则先是依据主体纹饰分型，后根据口沿和腹壁形态分组。最后，二者将每组陶器与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赵宝沟文化、后洼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早期遗存等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这三组陶器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时期。

三期分法既如上述，下文则对以上观点作出评析。

首先，学者们依据形制和纹饰差别进行的器物分型或分组是合理的，新乐遗址下层遗存所出陶器确实存在如此差异。

其次，在房址无叠压打破关系的情况下，将遗址出土陶器与周边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器物进行文化因素对比分析，进而进行器物式的排比，在方法上也是可行的。不过，类型学分析要能经得起地层学的检验，如果从房址共出器物出发，上述代表时间早晚关系的不同式别或组别的陶器，在同一房址内是有共存关系的，且这类共存关系不止一例。例如，在出土斜直壁深腹罐的6座房址（F2、F3、F5、F8、F21、〇六F2）中，有F2、F3、F8和〇六F2共4座房址同出弧腹甚至器底出台的深腹罐；
上腹较直、下腹弧收的深腹罐与斜直壁和弧腹深腹罐的共出现象更是普遍。考虑到史前房址的使用年限，可以认为这些器物大体是共时的，即使是有时间早晚关系，前后时间差别应不会很大，不至于从早到晚经历兴隆洼文化晚期、赵宝沟文化、后洼文化早期（或红山文化早期）如此长的时段。

另外，在辽中地区周边各支考古学文化中，确实可以寻找到与新乐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这种文化共性仅存在于相邻考古学文化的某个发展环节。从陶器的整体演变趋势看，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均有各自的文化发展序列。因此，在以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考古学文化为参照，排比另一支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序列时，还应注意回归到原有的层位关系或出土单位加以检验。客观来讲，已有的分期研究主要是依据新乐遗址发掘简报进行的，当时公布的资料有限，研究者难以全面把握陶器的共存关系，难免留有缺憾。

如前文所述，深腹罐的凹带纹数量以及腹壁形态差异似乎不能代表时间早晚关系。由于缺乏典型的叠压打破关系，在对新乐文化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需要参照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上文对新乐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析表明，深腹罐纹饰的排列方式可能由紧密规整向稀疏潦草演变。新乐文化其他陶器，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差异较大，难以准确把握其型式变化，下文只作简单探讨。

（一）深腹罐

主要依照深腹罐腹壁形态的差异，分为三型。

A型 腹壁斜直，依据主体纹饰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 斜直壁，敞口。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之”字纹，纹饰左右线条之间的空隙略宽，整体排列较为规整。标本王全遗址采集深腹罐（图五∶2）。

Ⅱ式 斜壁略有弧度，敞口。主体纹饰以“之”字纹和弦纹为主，排列更为紧密规整。标本新乐F2∶7（图五∶3）。

Ⅲ式 斜直壁，敞口。主体纹饰以“之”字纹和弦纹为主，出现略显潦草的纹饰。标本新乐F20∶35（图五∶6）。

B型 上腹为直腹或略弧，下腹弧收程度较大，平底，有的器底出台或稍内凹。依据器物主体纹饰和口沿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 直口，无折沿或折沿极窄。主体纹饰有“之”字纹、弦纹和几何纹，整体布局紧密规整。标本新乐A1∶9（图五∶1）。

Ⅱ式 完整器只见1件，直口，折沿极窄，平底略内凹，器物施纹略显潦草。标本新乐〇六F2∶14（图五∶8）。

图五 新乐文化深腹罐型式划分

Ⅲ式 不见完整器。近直口，折沿变宽，主体纹饰为排列稀疏潦草的斜排“之”字纹。标本阿仁艾勒ZHAR∶4（图五∶9）。

C型 弧腹甚至外鼓，平底，有的器底出台或稍内凹。依据主体纹饰和口沿的变化，可分 三式。

Ⅰ式 敞口或近直口，无折沿或折沿极窄。主体纹饰有“之”字纹、弦纹和几何纹，整体布局紧密规整。标本新乐CDF4∶6（图五∶4）。

Ⅱ式 敛口，稍卷沿，鼓腹。纹饰种类与Ⅰ式相同，纹样略显潦草。标本新乐F12∶284（图五∶7）。

Ⅲ式 敞口，出现略宽的斜折沿，弧腹。主体纹饰为排列稀疏潦草的斜排“之”字纹。标本阿仁艾勒ZHAR∶6（图五∶5）。

各型深腹罐的演变趋势基本相同，主体纹饰由排列紧密规整向稀疏潦草演变。B、C型深腹罐最后出现较宽的斜折沿。

（二）大口罐

此类器物口径与器高大致相等，按照腹壁形态不同可分三型。除A型大口罐可分式外，余者暂未找出式别划分的依据。

A型 腹壁略弧。按照主体纹饰的变化，可分为两式。

Ⅰ式 斜壁略弧，敞口，平底。器身饰交叉网格纹，排列规整。标本新乐F7D2∶33（图六∶3）。

Ⅱ式 器形明显较小，斜壁略弧，敞口，平底。器身饰“之”字纹，排列规整。标本新乐F2∶13（图六∶4）。

B型 上腹较直，下腹弧收程度较大。主体纹饰为“之”字纹。标本新乐CDF2∶4（图六∶2）。

C型 腹壁弧度较大甚至是鼓腹。标本新乐F8∶120（图六∶1）。

图六 新乐文化大口罐型式划分

（三）高足钵

除新乐文化外，周边地区的赵宝沟文化也见同类器物。依据圈足的变化，可分三式。

Ⅰ式 敞口或敛口，斜弧腹，圈足较高。标本新乐F7∶123（图七∶3）。

Ⅱ式 直口，斜弧腹，圈足较Ⅰ式矮。标本新乐F2∶16（图七∶1）。

Ⅲ式 直口，深弧腹，矮圈足。标本新乐CDF4∶19（图七∶2）。

图七 新乐文化高足钵型式划分

高足钵的演变趋势是：圈足由高逐渐变矮。

（四）斜口器

按照斜口特征可分两型。同类器形在左家山下层文化也有发现［18］，两者器形差异较大，也无演变趋势可寻，暂时难以分式。

A型 斜口部分上宽下窄，大体呈“V”形。主体纹饰为“之”字纹。标本新乐F3∶194（图八∶2）。

B型 斜口部分上下大致同宽，大体呈“U”形。主体纹饰为“之”字纹。标本新乐F3∶190（图八∶1）。

图八 新乐文化斜口器型式划分

器物型式划分既如上述，下面将新乐文化典型单位所包含的器物型式列表如下（表一）。从表中可以看出，A型Ⅰ式、A型Ⅱ式和A型Ⅲ式深腹罐互不共出，这三式可以表示三个不同时段。B型Ⅰ式与C型Ⅰ式深腹罐在新乐下层房址中普遍共出，且这两式均与A型Ⅱ式深腹罐共存，因此，A型Ⅱ式、B型Ⅰ式与C型Ⅰ式深腹罐应具有共时关系。此外，有少量的B型Ⅱ式、C型Ⅱ式深腹罐分别与B型Ⅰ式、C型Ⅰ式深腹罐在同一房址中共出，它们之间的年代也应是基本接近的。考虑到B型Ⅱ式、C型Ⅱ式深腹罐纹样与同型Ⅰ式深腹罐相比已发生略微变化，出土B型Ⅱ式、C型Ⅱ式的遗迹单位可能会稍晚于单纯出土B型Ⅰ式、C型Ⅰ式深腹罐的单位。A型Ⅲ式深腹罐施纹略显潦草，纹饰风格与B型Ⅱ式、C型Ⅱ式深腹罐相近，这三种型式的器物应属于同一时段。B型Ⅲ式和C型Ⅲ式深腹罐虽与同型Ⅰ式在同一遗址中出现，但没有明确的共存关系，况且B型Ⅲ式和C型Ⅲ式深腹罐的“之”字纹施纹方式与同型前两式有着显著差异，所以这两式深腹罐应是代表晚期文化因素。

表一 新乐文化典型单位器物型式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新乐文化不同特征的深腹罐时间早晚关系：A型Ⅰ式存在时间最早；
A型Ⅱ式、B型Ⅰ式与C型Ⅰ式存在时间稍晚，A型Ⅲ式、B型Ⅱ式与C型Ⅱ式深腹罐略晚于B型Ⅰ式、C型Ⅰ式但整体可视为同一大的时段；
B型Ⅲ式和C型Ⅲ式存在时间最晚。新乐遗址出土的大口罐、高足钵以及斜口器，其共出器物均在A型Ⅱ式、B型Ⅰ式、B型Ⅱ式、C型Ⅰ式和C型Ⅱ式器物之列，所以新乐遗址出土陶器基本属于同一 时期。

综上所述，可以把新乐文化分为三期四段（表二；
图九）。第一期以王全遗址A型Ⅰ式深腹罐为代表，斜直壁，敞口明显，器身饰短幅横排“之”字纹，器形与纹饰特征更接近于兴隆洼文化晚期同类器物。第二期以新乐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可分为早晚两段。二期早段以新乐遗址A型Ⅱ式、B型Ⅰ式和C型Ⅰ式深腹罐为代表，同属此段的遗存还有阿仁艾勒遗址、新民高台山T2下层等。纹饰种类以“之”字纹和弦纹为主，器物纹饰排列规整。二期晚段以B型Ⅱ式、C型Ⅱ式深腹罐和Ⅲ式高足钵为代表，器表纹饰略显潦草，高足钵圈足明显变矮，但器物整体风貌与早段差别不大。第三期以阿仁艾勒遗址B型Ⅲ式和C型Ⅲ式深腹罐为代表，斜排“之”字纹施纹潦草，纹饰风格与前两期差异显著。总之，新乐文化第一、二期在文化面貌上联系更为紧密，年代也应十分接近，新乐文化第三期遗存年代要明显晚于前两期。

图九 新乐文化陶器分期

表二 新乐文化分期表

有学者提出新乐遗址下层遗存可分为三期，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新乐下层遗存每座房址出土器物虽有形制和纹饰的差别，但若从现有资料出发，结合陶器共存关系，器物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三期演变关系。因此，笔者暂将新乐下层遗存视为同一期别，其中的早晚两个阶段在年代上也是比较接近的。新乐文化确实可以分为三个期别，但新乐遗址只是处于新乐文化的第二期。

至于新乐文化每个期别的绝对年代，则留待下文讨论。

新乐文化以往的绝对年代分析结果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新乐文化上限不早于兴隆洼文化晚期，下限不晚于红山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7000—5500年左右，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朱延平［19］、张星德［20］等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新乐文化年代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代表学者有赵宾福［21］、王闯［22］等人；
第三种意见将新乐文化年代定在距今7000—65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至赵宝沟文化时期，代表学者如刘远富［23］、陈国庆［24］。上述学者的立论基础是：先将新乐下层遗存出土陶器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对比分析，进而说明新乐下层的陶器分别与何种考古学文化存在联系，然后以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推论新乐文化的绝对年代。上述年代分析是围绕新乐遗址展开的，其结论也可看作是新乐遗址的绝对年代。而《报告》根据现有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新乐遗址绝对年代距今大约7200—6800年。

上文已述新乐遗址的陶器共存关系，并表明新乐遗址属于新乐文化第二期，结合新乐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新乐文化第二期的绝对年代应与新乐遗址的存续时间相差无几，大致在距今7200—6800年。新乐文化第一期的“王全遗址采集”深腹罐（图二∶1）与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BF73②∶14深腹罐（图二∶2）更为接近，均为斜直壁，所饰“之”字纹左右线条间的间隙略宽，此类纹饰风格在兴隆洼文化晚期的白音长汗遗址和查海遗址都较为常见［25］。新乐文化第一期与第二期的文化面貌较为接近，因此新乐文化一期遗存不会太早于二期遗存，其绝对年代上限可到距今约7300年。新乐文化第三期的纹饰风格与前两期差异较大，同赵宝沟文化中期和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晚期有相似的文化因 素［26］。例如，阿仁艾勒ZHAR∶4（图三∶2）和ZHAR∶6（图三∶3）深腹罐纹饰接近于赵宝沟文化中期的白音长汗AF82②∶11（图四∶2）和AF82②∶12（图四∶1）深腹罐纹饰，均为排列稀疏潦草的长幅“之”字纹。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北红嘴子遗址、腰红嘴子遗址和大架子山遗址均有此类施纹风格［27］，阿仁艾勒遗址邻近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故两者存在文化交流的可能。赵宝沟文化与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期阶段的绝对年代均在距今7000—6500年左右［28］，据此推定新乐文化第三期遗存的绝对年代下限可到距今约6500年。综上，笔者推测新乐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约7300—6500年（表三）。

表三 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对照表

笔者通过梳理新乐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研究，指出了以往观点的可待商榷之处。从典型遗址的陶器型式划分和共存关系来看，新乐文化可分为三期四段，绝对年代在距今7300—6500年左右，前两期文化面貌比较接近，第三期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已发现的新乐文化遗址数量较少，且只有新乐遗址经过正式发掘。相比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新乐文化的现有资料是十分有限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该文化的深入讨论。客观来讲，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本文分期观点，有待今后的发掘资料去验证和完善。

注释：

［1］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民县高台山遗址》，《考古》1982年第2期。

［2］康平县文物管理所：《康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左翼后旗阿仁艾勒遗址调查与遗存试析》，《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4］a.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b.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c.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沈阳新乐遗址1982—1988年发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d.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沈阳新乐遗址抢救清理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

e.李树义、赵晓刚：《辽宁新乐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5日 第8版；

f.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皇姑区新乐遗址2014年的发掘》，《考古》2018年第8期；

g.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乐遗址博物馆编著：《新乐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

［5］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乐遗址博物馆编著：《新乐遗址发掘报告》。

［6］李倩：《辽中地区古文化遗存浅析》，《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7］铁岭市博物馆：《法库县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93、501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9］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333页；

b.陈国庆：《试论赵宝沟文化》，《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

［10］赵宾福、于怀石：《左家山下层文化新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第117～148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12］同［4］c。

［13］张星德：《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及谱系问题初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第47～55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刘远富：《辽宁地区公元前5000—4500年前后考古学文化陶器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第10～23页，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5年。

［15］赵宾福、杜战伟：《新乐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文物》2011年第3期。

［16］王闯等：《试论新乐下层文化陶器的分期与年代》，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第123～132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1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第6～12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b.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18］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19］朱延平：《辽中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刍议》，《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20］张星德：《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及谱系问题初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第47～55页。

［21］同［15］。

［22］王闯等：《试论新乐下层文化陶器的分期与年代》，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第123～132页。

［23］刘远富：《辽宁地区公元前5000—4500年前后考古学文化陶器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第18～23页。

［24］陈国庆：《浅析兴隆洼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第19～2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5］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209～284页；

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 1988年第1期；

c.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1期；

d.索秀芬、李少兵：《兴隆洼文化分期与年代》，《文物》2011年第8期。

［26］a.同［9］b；

b.赵宾福、于怀石：《左家山下层文化新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第117～148页。

［27］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长春市腰红嘴子与北红嘴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8期；

b.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辽河上游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

［28］a.索秀芬、李少兵：《试论赵宝沟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增刊；

b.赵宾福、于怀石：《左家山下层文化新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第11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