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民间舞的现代走向探究

陆 璐 李 杰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资源，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保存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民间舞蹈。在全球化背景中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民间舞在当下发生了现代意义的变化。一是审美观念的演变。比如六枝特区落别乡布依族村寨中的妇女更喜欢跳融入了现代元素的“民族特色广场舞”。二是创作表演的意识。贵州剧场民族民间舞的创作表演已不仅是风格的呈现，更是在题材、内容、表演形式、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了现代化的探索。三是文化交流的形式。不管是原生形态、次生形态还是再生形态的民族民间舞，都是越来越多地或自发或有组织地采取网络空间交流方式展开。四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多彩贵州文化名片的打造中，贵州的旅游业态持续发展，各地创作出了大批以少数民族歌舞为主的旅游演艺产品，并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一） 多元化背景下局内人的变化

“所谓‘局内人’和‘局外人’，实际上是指人类学调查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两种文化身份或社会角色。”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研究局内人的文化，有时会更加清晰明了。

贵州各少数民族舞蹈历史悠久，许多舞蹈依然保持着原生风貌，在当地人的节日庆典、人生仪礼等场域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目前，这些少数民族仍自觉地保存、流传着本民族的民间舞。如苗族芦笙舞历史十分久远，《诗经》中就有关于吹奏芦笙起舞的描述：“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芦笙舞是苗族精神文化的表征，是苗族同胞在节庆、婚嫁、丧葬等活动中必跳之舞。黔东南舟溪镇的苗族芦笙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至二十日在甘襄香芦笙堂举行。届时凯里及周边村寨成千上万的苗族同胞自发地欢聚，围成大小不等的数十个圆圈，随芦笙手跳起世代传承的舞步，简朴统一，周而复始，极为壮观。

通过调查可知，现在的芦笙舞依然在苗族群众中自觉传承着，体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但已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场合来跳，只要兴之所至，或有朋自远方来，或亲友聚会欢娱而舞都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这种时空的变换说明了芦笙舞社会功能的变迁。随着贵州各地的全面脱贫，村民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显频繁、要求更高。这是传统民族民间舞社会功能持续变迁的动因，也是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局内人传承发展的内驱力。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一方面，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民间舞的记录、传承和传播，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资源对局内人的精神生活、思想意识、审美趣味都会带来不小的冲击。将来各民族人民直接创作、享有和流传的民间舞蹈会如何演变？“根性”的民族舞蹈文化如何传承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究。

（二） 深挖民族文化的剧场民族民间舞

剧场民族民间舞是由传统民族民间舞发展演变而来，且自身逐渐成为传统。贵州的剧场少数民族舞蹈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立足于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舞蹈作品，如舞剧《蔓萝花》等。在新的人文语境下，贵州剧场民族民间舞在传统民族民间舞的基础上深挖民族文化之根，呈现出3个方面的发展趋向。

其一，原生形态的挖掘、整理和舞台呈现。贵州省民族歌舞团的田野民间歌舞集《原色》即是典型的代表，选用了10多位非遗传承人和30多名少数民族群众演员贯穿全剧，展示了贵州苗族芦笙乐舞、铜鼓乐舞等形态，以全新的剧场理念集中展现了贵州原生态的民族乐舞文化，在现代理念之下彰显生命的本源之美。该团另外一部舞蹈诗《根·源》集中展示了苗、布依、仡佬、水等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舞蹈，体现“多彩贵州”之姿。贵州民族大学舞蹈系的《苗族滚山珠》 《布依族糠包舞》 《松桃苗族四面鼓舞》等，都是原生形态的完整再现，并已整理成为舞蹈组合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

其二，探寻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成为剧场民族民间舞的创作旨归。贵州省歌舞剧院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天蝉地傩》），深入挖掘贵州古老的傩文化和天籁神韵的侗族大歌文化，以一个凄美的故事展现着少数民族天与地、爱情与生命等质朴的精神家园。动作语汇上以傩舞和少数民族舞蹈为基础，提炼融合了傩戏舞蹈和当代舞等元素，是传统民族民间舞的极大创新。该团的其他舞蹈作品如《我从岜沙来》和《蝴蝶妈妈》用舞蹈展现了苗家人的文化符号“枫树”和“蝴蝶”自然崇拜，表达了苗族对大自然的感恩和对生命的敬畏。贵州高校民族民间舞作品创作也成果丰硕，主要有：贵州大学舞蹈系的苗族舞蹈《水姑娘》 《太阳山》 《斗牛场上》，彝族舞蹈《彝山魂》、瑶族舞蹈《瑶鼓声声》；
贵州民族大学舞蹈系的布依族舞蹈《万物生》、苗族舞蹈《棍魂》、彝族歌舞剧《历》；
贵州财经大学舞蹈系的苗族舞蹈《长衫龙》、彝族舞蹈《阿妈的铃》，贵州师范大学舞蹈系的苗族舞蹈《月亮山》；
贵州师范学院舞蹈系的水族舞蹈《贲牛搏角》等，都是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底蕴中寻找主体精神的舞蹈表达。

其三，构建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表述。随着近几年来贵州的迅速发展，连续举办了多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国际性会议。贵州变得越来越开放包容，吸纳融汇了多元文化，逐渐和国际接轨。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吸收借鉴，突破传统，舞蹈观念不断更新，尝试着更大胆的变革，这实际上也是舞蹈自身发展规律使然。贵州师范大学舞蹈系的师生们成立了“嘎嘎舞团”，将现代舞理念融入传统少数民族舞蹈，尝试全新的解构—重构，形成新颖的舞蹈符号语言。这一切无不始终坚守着民族文化的内核，力图构建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表述。创编的舞蹈作品《MIAO》 《尤·生》等，把苗族舞蹈形式、气质、内涵进行了现代舞思维的重构。该舞团在圈内已崭露头角，参演了杨丽萍的舞剧《十面埋伏》 《春之祭》，参加深圳卫视的团体齐舞竞演节目《起舞吧！齐舞》等，并走出剧场实践着环境舞蹈的创作，彰显出贵州民族民间舞的“先锋”力量。

（一） “非遗”体系促进传统民族民间舞的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自2005 年起，国务院办公厅陆续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1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一系列保护“非遗”的政策和法规。贵州省制定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各市、州也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保护法规。这些政策法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从调查记录、项目申报、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再到传承措施、发掘利用、经费支持、成果评估等各方面都有据可查，有法可依。可见，我国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珍视，形成了“非遗”保护体系下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舞蹈的新范式。

截至目前，贵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民间舞蹈有9项15处，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民间舞蹈有64项70 处，代表性传承人共45人。

作为“非遗”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舞蹈在传承传习方面体现出政府主导、民间自发组织、各级学校深度参与以及学术助推的新气象。首先，政府牵头组建传承基地和传习所支持传习活动的开展。如晴隆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彝族舞蹈“阿妹戚托”专门建立了传承基地，邀请传承人定期到基地进行传习教学，同时也成为中小学生、非遗爱好者等深入了解“阿妹戚托”文化的基地。其次，有了政府的支持，民族的文化自觉传承更显动力，民间自发组织舞蹈队已成常态。黔东南州台江县所有的苗族村寨几乎都有自己的芦笙舞队，每到年节和比赛等活动，上百支芦笙队都会聚在一起或欢庆起舞或切磋技艺，为少数民族传统舞蹈的传承传播奠定了强有力的民众基础。其三，大中小学校的参与程度更加深入。如：贵州民族大学开展的少数民族舞蹈“非遗”传承人进课堂项目，邀请了南猛芦笙舞的传承人余正江进校园授课，舞蹈系将授课内容整理成《南猛芦笙舞组合》进行教学、保护与传播。由此可见，“非遗”舞蹈进校园已成为传承传播民族民间舞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让学生们从小接受民族文化艺术的熏陶，增强了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贵州各地区也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和“非遗周末聚”活动平台开展包括传统民族民间舞在内的展演、传播和开发利用。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节日有100余个，其中，苗族姊妹节、凯里甘囊香国际芦笙节、六月六布依族风情节、侗族大歌节、彝族火把节等都是各地重点打造的文化节庆品牌，既满足了当地百姓的节庆风俗需要，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加，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传播了少数民族文化。连续举办了六年的贵州非遗活动品牌“非遗周末聚”，累计展演了483场，80余个县（市、区） 参与，将少数民族非遗舞蹈带进各地景区、学校、机场等地，线上线下观众数达400万人次。实现了“非遗”文化惠民、非遗共享、文旅融合等多方位的开发利用，为“非遗”的公益性和产业化探索了新路径。

（二） 文旅融合下传统民族民间舞的产业化发展趋向

2018 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合并标志着文旅融合新时代的开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紧密结合，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贵州以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立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来到贵州主要是被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所吸引，能集中展现民族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歌舞表演。因此，在市场和政策的推动下，大批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演艺产品”纷纷亮相。

本着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贵州于2006年推出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是“旅游演艺”的开山之作，该剧集中展现了苗、侗、布依等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文化，已成为贵州的文旅名片，在国内和国外巡演上千场，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并长期在贵阳大剧院驻演。《多彩贵州风》的成功，奠定了本省文旅演艺产业的发展方向。此后，题材和体裁不断扩展，推出了许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演艺产品，显示出创作的活力。如：舞剧《蝴蝶妈妈》 《木楼古歌》；
歌舞剧《银·秀》 《锦绣丹寨》 《贵秀·龙乡水里》；
山水实景演出《西江盛典》 《梦幻梵净山》 《瑶山·瑶人》等，有效地推动了贵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游客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识的提高，文化消费市场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品质艺术产品需求量增大。素有“山地公园省”的“多彩贵州”本土文化，在2021年首届贵阳山地舞蹈艺术交流周开幕时首次提出“山地舞蹈”的概念，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将文化艺术与旅游相融合，力图展示贵州丰富的山地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在几天的时间里进行了全国现代舞精品展演、艺术研讨讲座等活动，邀请到曹诚渊、孙龙奎等舞蹈界名家、会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先锋舞者及本土代表苗族文化的乐队及歌舞队。本届舞蹈周的原创舞剧《风动·铃动·心动》是以贵州苗族“夏之祭”为主题，祈愿传统精神和文化得以丰沃繁衍，融会了现代意识的身体表述与苗族乐舞原生形态，吸引了不少本地观众和游客观赏。贵阳山地舞蹈艺术交流周为贵州文化旅游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思路，尝试着跨界合作与业态更新，赋予文旅演艺产业新动能。

季羡林先生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在内部因素的自然生成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助推之下，贵州传统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不仅在省内互相交流交融、借鉴发展，更是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向世人弘扬传播贵州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使传统民族民间舞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一） 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省内交流交融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舞蹈的现代走向既离不开对本民族舞蹈历史纵向的传承、发展与创造，也离不开对不同民族舞蹈文化横向的交流、交融与创新。由于贵州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各民族舞蹈文化互相交流借鉴的事象屡见不鲜。“霸王鞭”（又叫“打钱杆”） 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民间舞蹈，在各地广为流传，分别被苗、侗、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吸收借鉴后，发展创造出了各具本民族风格特征的“花棍舞”“金钱杆”。如：乌当区下坝乡谷金村上卡堡的苗族“花棍舞”颇具特色，是村民们节日、风俗活动必跳之舞。与汉族“打钱杆”一样，舞者右手持花棍灵活击打身体的肩、肘、胯、脚等部位。动作形态却已演变为了山地民族的“一顺边”动律，如：同侧踢棍反身、顺边摆跨扭动、甩花棍后抬腿等，还发展创造了与汉族“打钱杆”完全不同的点走步、踢毽步等。而更显其韵味的是身体主动与棍相碰形成的弹性波动动律，刚柔并济，富于变化，舞蹈表演性很强。苗、侗、水、瑶等民族所具有的芦笙舞和铜鼓舞，正是在经年累月的交流交融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创造与革新，或许是你族中的一个舞步、一个技巧，我族中的一个队形、一个舞姿，抑或是他族中的一个动律、一个造型，就在这一点一滴的互鉴互学中交织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舞蹈文化共同体。

身处多元化时代背景下，环境逐渐改变，局内人的舞蹈表现方式也会随之改变。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城市中最流行的广场舞风潮也吹向了少数民族地区。笔者在六枝特区落别乡布依族村寨田野调研时发现，这里的妇女多喜欢跳一种在本民族舞蹈基础上改编创新的民族特色广场舞。新型的舞蹈是城市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交流，更多地具有健身功能，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扩展了动作语汇，运用了均分律动型的音乐伴奏，不过仍牢牢保持着山地农耕民族“一顺边”的舞蹈动律，这是该民族生产生活凝聚出的身体记忆，是变中的不变。

（二） 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省外交流传播

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贵州少数民族舞蹈越来越频繁地走出大山，向局外人展现着五彩斑斓的黔地民族艺术文化，表述着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过去与现在。

原生形态的少数民族舞蹈屡屡参加全国重要的艺术节、文艺展演、运动会等，愈发受到重视。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贵州的苗族踩鼓舞亮相开幕式仪式前表演，向海内外观众一展贵州少数民族风采；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凯里苗族锦鸡舞等在中国民间艺术节展演活动中获得省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好评。专业院团创作的少数民族舞蹈作品也频频亮相全国各大活动，如：贵州省民族歌舞团的田野歌舞集《原色》和黔东南黄平的舞蹈诗《巫卡调恰——外婆的歌谣》分别参加了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贵州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歌舞诗《多彩和鸣》成为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贵州文化周”的启幕之作，“多彩贵州风”已“吹”遍了全国乃至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古朴而又现代的贵州少数民族舞蹈文化在一次次的国内外演出中得以广泛传播，受到大众的喜爱。同时，与各地各种类型的民族舞蹈文化碰撞、交流、借鉴，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舞蹈的发展，显示出“大河之源、大树之根”的民族民间舞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经过持续深入的交流传播，贵州少数民族舞蹈的影响越来越大，省外舞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和专业院校逐渐将目光聚焦了过来，先后到贵州采风调研、挖掘素材，编创出了诸多具有苗族风格特色的舞蹈作品，如：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群舞《一抹红》、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三人舞《苗家姐弟情》和双人舞《斗》、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群舞《月亮湾弯》等，均在全国性的舞蹈比赛中表现突出，独特的苗风苗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舞蹈界的专家学者们已然发觉了贵州少数民族舞蹈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相继加入到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民间舞的现代创作中。

新媒体的普及，使更具便捷性、高效性的线上展播方式悄然兴起，打破了以往只能在固定时空下观赏的界限，传播力度更广。如：贵州省选送的民族歌舞剧《云上梯田》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采取在央视网等线上展播进行；
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线上展演，邀请省内的苗族《南猛芦笙舞》与5 个国家的18个节目一同展示，促进文明互鉴。当前，借助网络、电视等媒介进行交流传播将成为常态，镜头的视角代替了眼睛的直观，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看方式给动态性的舞蹈艺术带来了挑战。如何根据线上媒体的特点打造凸显贵州少数民族舞蹈特色的作品？怎样把握镜头语言以提高受众舞蹈观赏的品质？值得深入的探索和尝试。

综上所述，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传播，为贵州少数民族舞蹈架起了联通多元文化的桥梁，在互学互鉴中势必会引起发展创新的多种可能性，推动贵州少数民族舞蹈的现代化进程，加速其前进的步伐。

贵州传统少数民族民间舞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部分，不仅展示着贵州少数民族的“精、气、神”，更是承载着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它从人类初始就肩负着用肢体记录、保存和传承文化的使命。世代相传至今早已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出非语言文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具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等。面对变化万千的现代社会，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将如何进行传承、保护、发展、创新？是舞蹈界众多学者、专家们一直在求索、探讨并实践着的大课题。不论是主导发展的内部因素还是影响发展的外部因素，都呈现出一方面走向本体的复归，一方面向着交流交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总之，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守护，这份文化自觉使我们对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民族文化之魂、民族舞蹈之根，才不会使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和发展在多元文化中迷失、消逝，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继续书写着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