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岁月的乒乓球运动掠影

钱 江

乒乓球运动踩着20 世纪的门槛传入中国。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乒乓球队加入世界乒坛劲旅的行列。新中国成立10 年之际，容国团首获世界男子单打冠军。此后中国男女队在世界乒坛上的强势延续至今，且还在继续。球类项目上，中国将源于欧美的乒乓球运动本土化做得风生水起，乒乓球被称为“国球”。

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辉煌成就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乒乓球运动在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迅速增添了红色基因。从江西苏区到延安，从抗日根据地到以后的各大解放区，乒乓球运动在革命队伍中受到了广泛欢迎，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喜爱。由此乒乓球运动得到大范围推广。

中国早期的乒乓球活动很少见诸报刊和著作。即便在上海这样的中国乒乓球摇篮城市，到了20 世纪30 年代，有关乒乓球的报道和记载也是不多的。但就在20世纪20 年代末，新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就有了乒乓球活动，很快在赣南闽西红色苏区中推广。

开国中将欧阳毅讲述了一个故事。1929 年3 月，以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红四军进军闽西。这时林彪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欧阳毅是纵队首长秘书，有一天他摆弄手枪不慎走火，子弹从就在身前的林彪耳边擦过，差一点打死林彪。欧阳毅写道：林彪“倒没有计较我这次的枪走火，大概是我是他的下级，当时我跟他的关系也不错，休息的时候我常跟他打乒乓球，他打不过我，也不计较，活动活动身体而已。”“有一次他打土豪缴到一盒乒乓球，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他写了张条子：‘送欧阳毅’，派通讯员送给了我。”这段话，可能是红军中乒乓球运动的最早记载。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当时中央红军已建立了广达30 多个县境的红色区域。红军重视体育活动，1932 年5 月4 日，红军为庆祝攻占漳州的胜利，在漳州举行了“红五月运动会”，运动会设乒乓球项目。

在红色苏区首都江西瑞金，中央局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在晚餐之后时而和潘汉年打乒乓球。身为高级首长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不言自明。《红色中华》报1932 年11 月28 日报道，1932 年，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712 个俱乐部。1933 年7 月29 日，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苏区颁布《教育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各地建设俱乐部，在俱乐部中“还要有书报室、展览室，乃至乒乓室、弈棋室”。

1933 年5 月30 日至6 月3 日, 中央苏区在瑞金叶坪举行“五卅”运动会，这是苏区时期规模最大，也是唯一的一届“全运会”。运动会设乒乓球项目。

在这届运动会5 月30 日开幕当天，苏区政府颁发《各种赤色体育规则》，对乒乓球台有明确规定：1. 台长9 尺, 宽4.8尺，台高2.8 尺。2.网高为6.75 寸，阔与台宽相等，两端以木架擎起。3.台之两端线离3 寸之处，各与中线平行，各绘一局线。

次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83 期）有报道乒乓球比赛的文字：“午饭后2：00又开始室中的乒乓球赛，乒乒乓乓好不热闹，尤以中央政府队选手匹马单人，所向无敌，连胜五军团与保卫局队，取得了最后决赛权。”可见这次比赛，每队出一人即行比赛。次日决赛，还是中央政府队选手胜出，夺得锦标。可惜《红色中华》报不是每日出版，此后没有连续报道，使得乒乓球选手的夺标记录不完整了。

《中央苏区体育史》的作者统计，1933 年是中央苏区乒乓球运动鼎盛期，共举行了19 场次的比赛活动。而在1934 年就减少为仅有一次，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这年秋天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几乎整整一年，长征途中自然谈不上打乒乓球了。但是坚强的红军把乒乓球的种子带到了陕北，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落地生根了。

1935 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 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在陕北，按江西中央苏区创建的俱乐部在驻地机关和部队普遍地建立起来。此前，陕北没有乒乓球活动的记录，然而中央红军把对于乒乓球的喜爱带到了陕北。

1936 年6 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以保安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他一到保安就见到红军大学学员在打乒乓球。斯诺写道：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篮球场上打篮球；
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
有的在打乒乓球。

斯诺的记录有红军干部日记作印证。时年22 岁的童小鹏历经长征从江西来到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他在1936 年8 月8 日日记记载，进入“红大”的红军学员认真学习，“现在一早起来，总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埋头伏案地啃讲义，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划来划去，午睡时也有些同学看书了，有些是做着午睡的样子，可是睡在床上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眼部稍闭地看着。往日饭后打得很热闹的乒乓球及网球，现在简直没有人去过问了。”这段记载从侧面表明乒乓球是红军大学（后来发展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不仅是“红大”学员喜欢打乒乓，斯诺随后来到宁夏和甘肃交接地带的一支红军部队，采访彭德怀，乒乓球在这支红军队伍中也很受欢迎。斯诺写道：“许多人听到红军爱好英国的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有点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红军大学于1937 年1 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校址在城区大东门处，也有乒乓球活动室。2 月，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访问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引导下参观校园，也看到有些抗大学员在打乒乓球。同一时期位于新市场沟口的延安民众教育馆，也曾经有过乒乓球室。

乒乓球运动在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县以上机关开展起来。

1937 年延安“五一”运动大会上，乒乓球和田径、篮球一起成为比赛项目。此后几年的边区“八一”抗战动员运动会、“九一”扩大运动会，也设置乒乓球项目。其中1942 年“九一”运动会是边区期间规模最大的运动会，有4 个队报名参赛，实际参赛3 个队，是抗大、陕北公学、延安师范学校。最后抗大队获得优胜。

陕甘宁边区的乒乓球全都是从外地城市购买的，整个边区未必有一张外购的标准乒乓球台，乒乓球拍则绝大部分都是当地自制的，通常是用一小块薄木板制作，包括领袖毛泽东使用的乒乓球拍也是自制的。

延安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不如江西，乒乓球活动的开展受到较多制约，相比较而言不如篮球、排球等大众体育项目那样得到广泛的开展。在运动会上，乒乓球不是必设项目。然而，只要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可能的时间，乒乓球活动就会得到保存和开展。根据现有史料，1945 年4 月，延安大学举行五四青年节运动会，随后安塞县也在5 月4 日举行五四青年节小学生运动会，分别设乒乓球比赛。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 年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离开张学良公馆，住进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又称红军西北办事处），该办事处由叶剑英主持。实现国共合作后，该处改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先后由李克农、李涛主持。

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设“救亡室”，屋里的会议桌兼作乒乓球台。叶剑英是乒乓球爱好者，“休息时候，他常常满院子叫‘小鬼’们跟他打乒乓球，由此带动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乒乓球活动。周恩来入住这里，有时也打一会儿乒乓。”

童小鹏回忆录记载七贤庄“八办”乒乓球活动说：“工作之余，我们也经常打闹，还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如打乒乓球，郊游等。”短短一句话，印证了乒乓球活动在那里的开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南京和武汉、桂林和重庆先后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乒乓球在各地“八办”机关中开展得很活跃。在南京的办事处，由于日军攻陷南京而撤出，于1937 年12 月在武汉设八路军办事处。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10 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负责这里的各项事务。童小鹏记录：“为了调剂生活，在大石洋行对面90 号招待所内，辟有一个‘救亡室’，晚饭后工作之余，大家在里面唱歌，打乒乓球，还开晚会，自编自演活报剧。”

重庆的“红岩村”是诸多“八办”中规模大、领导层级最高的一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1939 年初成立，周恩来任书记。1939 年秋天，办事处自建的办公楼竣工，南方局和“八办”迁此办公。

这幢建筑中，救亡室是最大的一个房间，用作大会议室，屋子中间的大桌子兼做乒乓球台。红岩村中的工作人员常常达百人之多，他们大都年轻，普遍是乒乓球爱好者。周恩来不仅在延安打乒乓球，来到重庆红岩村也坚持打乒乓球，由此带动起办事处的干部们普遍喜欢打乒乓。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许多干部成为外交部官员，将爱打乒乓球的传统也带了过来。救亡室主任荣高棠，是红岩村中出色的乒乓球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分管乒乓球运动项目。

毛泽东接触乒乓球的时间较早，可以推溯到1914 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当时年届20来岁的毛泽东对乒乓球虽有认识，还谈不上喜欢。湖南一师原有很大的操场，却没有室内运动场，雨天就不能开展运动，而长沙又是多雨的地方。毛泽东认为乒乓球场地小，器材简单，最易开展。1917 年下学期，毛泽东担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部长，此后，他曾为学校配置简易乒乓球台。

第一师范学友会记事录中记载：“惟乒乓一事轻而易举，随处设席，无须专室，运动即和徐适度，而置备复易。乃作木架12 个，竹布网12 片，每班各一，由每班一人具名领取。”可见当年的第一师范曾有12张乒乓球台。从记载情况来看，这些乒乓球桌大部分都是和饭桌兼用的，所以没有在“记事录”中出现。尽管如此，一个学校能有12 张乒乓球桌，在当年就是很大的运动规模了。

第一师范读书时期的毛泽东重视体育，喜欢游泳、爬山，还有体操活动，但那时毛泽东是否有乒乓球活动经历缺乏记载。

毛泽东最初的打乒乓球细节，是马海德夫人周苏菲写下的。

1936 年6 月，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同访问了陕北。斯诺完成预定采访后，当年秋天返回北平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同行朋友马海德却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1937 年底，马海德从山西前线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兼任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医生。毛泽东就是马海德的保健对象。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形成夜间办公、上午睡觉的昼夜颠倒习惯。有时白天有会议或其他急事要事，就减少睡眠，甚至连续几天不睡觉。马海德想了各种办法来调节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他发现打乒乓球是一项很有益的活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拉着毛泽东打乒乓球。

延安的第一张近乎标准的乒乓球桌，就是马海德勾画图形，确定尺寸，请延安的木匠做出来的。

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张打乒乓球的照片就是和马海德对垒，摄于1939 年春，不知是哪位拿起了马海德的照相机拍摄下来的。拍摄的时候，马海德的妻子周苏菲在旁边帮忙捡球。当时用的球拍是没有胶皮的光木板，毛泽东早年打乒乓球直握球拍，打起来兴致勃勃。

来到延安以后，毛泽东的乒乓球球技明显进步。他的夫人江青也爱打乒乓球，时常陪毛泽东打球。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除去最喜爱的游泳，乒乓球是他参与最多的体育活动，他对乒乓球的喜爱保持到晚年。

毛泽东的警卫战士伍银苓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有毛泽东打乒乓球的记录。

伍银苓是1941 年6 月随冀中军区第九分区司令员刘子奇来到延安的，1944 年2 月他调到枣园，成为中央警卫团毛泽东警卫班的战士。他是毛泽东警卫战士中撰写回忆录较早的一位。他撰写的《我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时候》记述：“主席在紧张工作之余，也常打打乒乓球，玩玩扑克牌，更多的是散步。”

另有一段记述得更为细致，作者写道：

记得是在深秋的日子里，有一次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几个人就去请主席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

主席笑着说：“好啊，你们年轻人打得好，我打不过你们噢。”

他边说着边走向靠东南墙角的球案子和我们打起球来。

实际上主席打得很好，翟振双、孙政国很快就败了下来。我接拍的头几个球，看起来主席是有意让着我。主席看我打得还熟练，便突然连续杀了3 个球，我勉强接住了一个球。接着我反攻了，回击了几个球，可是有的没有打过去，打过去的又给主席接了回来。结果3:6，主席胜。

阎长林于1946 年6 月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排排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5 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每天夜里工作，白天休息，下午两三点起床，起床后先在院子里散步，有时和工作人员或毛岸英一起打打乒乓球。”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是1946 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当时在中宣部工作。阎长林写到了毛岸英，必然是他回到延安以后的事。

在延安，毛泽东留下了多张打乒乓球的照片，最著名的一张是1946 年1 月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室外雪地里打乒乓球。

综上所述，乒乓球运动随着红军的脚步走上了陕北这片黄土高原，从此深深地融入了这块红星照耀的土地，又随着战争之火燃烧到这里按下了暂停键。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乒乓球运动失去了开展的条件。但是，乒乓球运动的种子还在，一旦停止了硝烟战火，乒乓球运动就会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了，披着战火硝烟的革命领导人来到了古都北京，来到了东海边的最大城市上海，来到南方珠江边的广州，把他们对乒乓球运动的喜爱带到了这里。这些城市原本就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摇篮，随着他们的到来，乒乓球运动迅速蓬勃发展，经过短短十年，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就进入了世界乒坛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