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文：鲁迅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

　 鲁迅论文：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摘要：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反思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道路问题。这使得鲁迅对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者说程序上结束了皇权专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鲁迅的很多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和阐释着。其实，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包含了对辛亥革命本身性质与任务的误解，也包含了对鲁迅此类小说本身的误解。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评价；国民性；阿q式革命；两种革命；两种革命者

　(一)

　辛亥革命“不仅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在构筑现代政治实体中所展示的新的政治理念、新的制度精神和新的政治功能给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闸门”。辛亥革命以如此翻天覆地、惠泽久远的不世之功，为什么在后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历史书写中竟长期遭受漠视、贬低乃至诋毁的不公对待?在笔者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甚至是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名词，因为它是“失败的”、“不彻底的”、“妥协的”、“脱离了工农群众的”、“被窃取了胜利果实的”；新时期以来，虽有少数学人凭借历史识见与历史良知欲给予辛亥革命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如金冲及先生在1981年就说，辛亥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可惜这些声音一度竟如空谷足音，只能在边缘处言说，无法影响主流社会的历史认知。如今若利用网络以“辛亥革命”为关键词搜之，“论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对……的影响”之类的标题依然触目可见，“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依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成为了一个预设的前提和定论。

　我们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被作为权威思想援引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和言论。如今，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能否对辛亥革命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攸关“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因此，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由于鲁迅先生的特殊身份，加之鲁迅在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认知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影响，重新梳理和认识鲁迅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从而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维持着对鲁迅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积极评价。说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没有问题。惟独说鲁迅是“革命家”，难免让人心启疑窦。思想固然常常成为革命的先导，但思想家与革命实践本身却往往容易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甚至是不适应的疏离状态。毛泽东当年批评知识分子是“多端寡要”、“多谋寡断”、“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就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言，确是对知识分子非常清醒的认识。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虑事深刻周详，考虑问题着眼长远，而这样的长处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恰恰容易表现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而革命需要的是斩钉截铁的行动，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容不得那么多的温良恭俭让”。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具思想意识“超前性”的人群，因此，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最起码可以部分地解释思想家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疏离现象。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已经不仅仅是指1911年10月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首义”，而是被用来指称肇始于19世纪末、绵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李泽厚说，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这若不是笔误，李先生则“少察”焉。民元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大抵以海外为活动基地，最“如火如茶”的当为日本。鲁迅留日期间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有往来是真的，且鲁迅素所尊敬的恩师章太炎和同乡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领袖。但迄今并无资料证明鲁迅确曾正式加入任何一个革命组织。倒是鲁迅和光复会之间的一件旧事不免让我们后人思绪联翩。清朝末年，作为留日学生的鲁迅曾拒绝领受来自光复会的要他去刺杀某满清大员的命令，鲁迅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要是被抓住，砍头了，剩下我的母亲，谁来负责赡养她呢”。这自然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自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像鲁迅那样似太缺乏英雄气概，然而这种选择的背景却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人心的深刻洞见。历史上“荆轲刺秦王”该算是最壮烈的暗杀行动了。然清人蔡元放就此批评道：“行刺一条却是最下之策。无论成与不成，都是有损无益。这行刺一着，是仇怨在一人，关系亦只一身，只须杀却此一人便可了事者。若燕、秦之事，则国家之太计也，不特燕非子丹一人之事，即秦亦非王政(赢政)一人之事也。”鲁迅后来说的“绝不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和拼命的当”，正可与早年和光复会之间的这次冲突互相证明。

　鲁迅的思维特点是即使在相信某种东西的时候，也会由于他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从而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同时也怀有警惕。即如鲁迅曾经由阅读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但他同时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看到近乎永恒的轮回，从而作出了中国历史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的著名论断；因为相信进化论，鲁迅曾一度相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但他很快发现“青年又何可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鲁迅当然是同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但由于鲁迅独特的思维特点，他在同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时，又由于自己思想意识的深刻性与超前性，对革命派的一些激进措施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发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湖南青年陈天华竟因此蹈海自杀。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召集追悼陈天华的集会，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以示抗议。鲁迅、许寿裳等则反对全体回国，因为“取缔”二字在他们看来，并没什么不好，后来梁启超对此事的反省也证明了鲁迅是对的。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鲁迅很少为激进的、狂热的民族情感所鼓涌，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鲁迅往往表现出冷

　静、理性的现实主义品格。“集体回国”纯属“于人无损，于已有伤”的泄愤之举，难怪鲁迅会反对。秋瑾其时即宣判鲁迅、许寿裳等“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革命本是激进的社会变革行为，冷静、理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品格，相反，让激情溃决理性的堤坝有时甚至是革命所必须。由此，革命不是思想家的地盘。“人一旦想得多，实行就少。因此，如果鲁迅上前线打仗，可能不会是一个好战士……然而鲁迅作为实际革命家的弱点恰恰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鲁迅在留日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疏离与冲突皆可从这里得到解释。鲁迅是同情革命的，但跟革命的矛盾与冲突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晚年跟“左联”及部分共产党人(如李立三)之间的不愉快亦属此类。

　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是确的，然若说“参加”，则毋宁说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能算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评价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鲁迅对满清的封建专制有切身之感，然对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性事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其中的艰难、曲折无切肤之痛。

　鲁迅思想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道路问题。鲁迅思想的精华和软肋或皆在此。在鲁迅看来，“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黄金黑铁’或政法理工，而是文艺、道德、宗教，总之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内在的精神，才是革命的关键所在”。“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鲁迅当年所以要力抵“制度救国论”的迷思，无非是看到，任何制度都仰赖人来执行和操作，任何制度的落实都仰赖人对规则的敬畏，对人性的底线的持守。在一个人性的底线不断退却的时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完善的制度也难逃被扭曲、被消解的命运。这从学理层面来讲，自然是深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制度”的“南橘北枳”的悲剧也确实不少。但鲁迅没有发现的是，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亏欠是果而不是因，国民性缺失正是长期的制度缺失的结果，救护人心，改造国民性必得通过健全的制度建设，庶几可以克服中国文化的弊病。可以拿来作譬的是，中国人缺乏民主意识与民主习惯是事实，然缺乏民主意识与民主习惯正是长期缺乏民主制度的结果。所以决不能等到有一天中国人具备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了，再去实行民主制度，而是要先有民主制度，只有有了民主制度，才能一步步地培育中国人身上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更多的是制度上的或者说形式上的胜利，然制度上、形式上的胜利又岂可小觑也哉?辛亥革命史无前例地从制度(程序)上确立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权在民”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或有折扣，但这些原则已成为社会主流认知，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向这些原则叫板。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制度上、形式上的胜利，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使民主共和观念一步步深入人心，使古老中国的政治文明从此走向不同的轨道，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鲁迅本人其实即是辛亥革命巨大历史进步的受益者。1925年鲁迅向平政院起诉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平政院判决章士钊败诉，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位得以恢复；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鲁迅犹能以文字指斥当路。意气纵横，这些都离不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原则和言论自由原则。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彻底扭转了中国的政治文明的方向。然而由于鲁迅独特的思想特点，他更多的是看到辛亥革命的“换汤不换药”的消极的一面。“革命无非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似乎觉得这椅子很可恨，但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这样的言论验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无疑是深刻的。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集体无意识或许正是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代更迭频繁的中国历史背后的隐秘推手。但若以之比附辛亥革命，则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嫌疑，辛亥革命跟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革命根本的不同，在于从制度上结束了皇权专制体制，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闸门，这样的历史功绩是怎么形容也不为过的。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又说：“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辛亥革命固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世界上完美无缺的革命又在哪里呢?英国光荣革命是破坏力最小的、具有典范意义的革命样板，然即使英国的光荣革命，也远不是完美无缺的。辛亥革命当然没有立即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但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皇权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度，要求一场革命就“旧貌换新颜”，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不仅不现实，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要之，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肃清封建传统的流毒，却在制度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使得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豁然敞亮。“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鲁迅追悼范爱农的诗写在1912年，许寿裳特赏“狐狸方去穴”两句，认为“他(鲁迅)在那时已看出袁世凯要玩把戏了”。三年之后，发生了袁世凯复辟的事件。袁世凯复辟帝制一直被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即使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野心家，也不可能再恣行无忌，也不敢再去简单复制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而是必须哪怕是表面上顺应现代政治潮流。洪宪复辟的推动者中包括了杨度、严复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他们是有他们的现代政治诉求的，洪宪复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帝制的简单恢复，而是顺应或者说借助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义”的政治潮流。

　(三)

　鲁迅的小说《药》、《风波》、《阿q正传》等一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和阐释着。其实，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是对辛亥革命本身性质与任务的误解，也包含了对鲁迅此类小说本身的误解。限于篇幅，这里只想以《阿q正传》为例，初陈己见。长期以来，关于《阿q正传》思想意义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总结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没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历史教训”，这其实是在用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来要求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从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也是中上层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并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动农民参加的先例。其实只需换一个角度，我们便会发现，鲁迅的本意不仅不是总结什么“脱离群众，放弃发动农民”的历史教训，相反，鲁迅以艺术反讽的方式告诉我们，发

　动了群众又能怎么样呢?阿q的革命“理想”我们是熟悉的，一是要报仇杀人，所谓“首先该死的是小d，其次是赵太爷……”；二是抢东西，所谓“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其次便摆了赵家的桌椅”；三是找女人，所谓“喜欢谁就是谁”。阿q式的农民一旦“获准”革命，无非是使革命陷入更深的污秽和血泊之中，这样的革命难道值得期待?

　阿q这一形象包含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察，因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农民革命倒是“发动了群众”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但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与1949年后的历史学界对农民起义几乎是众口一词的颂扬不同。鲁迅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刘邦和项羽所要“取”的也无非是秦始皇的“阔气”，“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

　陈涌曾如此分析前述阿q的关于“报仇杀人、抢东西、找女人”的“土谷祠之梦”：“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这样一来，阿q身上固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是他的革命身份是“合法”的，他的“革命理想”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的解读无疑极大地偏离了鲁迅的原意，是用“后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逻辑对鲁迅作品进行“穿靴戴帽”式的解读。鲁迅后期诚然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但鲁迅前期、中期创作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超越了阶级性的，细读《阿q正传》文本，我们会发现，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有未庄那些“闲人们”又何尝不是“阿q”，他们的“卑怯、投机、善变”又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表现?鲁迅不过是从未庄那么多的“阿q”里面选择了一个最典型的来写而已。

　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病死，沙皇俄国短暂的权力真空催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革命的十二月党人几乎全部出身贵族，他们怀抱理想，情愿抛弃优越的出身和优渥的生活，转而投向革命，追求社会公义。当时一个政客说了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他们是想当鞋匠。”这位政客的幽默倒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革命，两种革命者。一种是鞋匠起来革命，要做贵族；一种是贵族起来革命，要当鞋匠。前一种革命，中国历史上所在多有，刘邦、朱元璋终于当上了贵族；李自成、洪秀全只不过是折戟沉沙，未能如愿当上贵族而已。后一种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有，即始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他们中大多是有较好的家庭出身和优渥的生活条件的，这与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不同。

　长期以来，关于《阿q正传》的主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被忽略了，即鲁迅是反对“阿q式”的革命的。与其说鲁迅是通过“阿q”反思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显得文不对题，阿q这样的农民是被辛亥革命排除在外的，辛亥革命也绝非“阿q式”的革命)，不如说鲁迅以其天才的思想家的敏感和预见性，通过“阿q”这一形象表达了对中国历史后来发展可能性的深刻忧惧和警惕。鲁迅只是借用了辛亥革命的背景，通过一个愚昧、落后的农民在革命时期的表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历史“故鬼重来”的忧惧。伟大的思想家往往同时是伟大的预言家。《阿q正传》的伟大不在其。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反思，而在于它包含了对中国历史后来发展线索的准确预见。

　与反对“阿q式”的革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对包括孙中山、章太炎等在内的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终生崇敬。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些政客、文人散布流言蜚语，对孙中山进行攻击和污蔑。鲁迅马上写了《战士和苍蝇》一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后来解释：“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1926年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鲁迅写道：“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1926年鲁迅在广州纪念黄花岗起义烈士时说：“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鲁迅所说的“幸福的花果”自然是指辛亥革命所奠定的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的基础。鲁迅于病逝前两天在病中尚念叨：“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

　由于思想方式上的特点，鲁迅固是更多地看到辛亥革命的负面因素，然而鲁迅又何曾回避过辛亥革命的伟大与胜利?毋庸讳言的是，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书写中，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缺点和局限的指摘被凸显甚至夸大了；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深厚感情，对辛亥革命的巨大的历史功绩的认同和肯定却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