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范仲淹忧乐情怀在教育改革与实践中体现

　 简论范仲淹忧乐情怀在教育改革与实践中体现

　【摘 要】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教育改革来推进的。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从四个方面入手：强基础，正己及人；重基层，兴学重师；定基准，革故鼎新；改基因，移风易俗。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改革；“忧乐”情怀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16-0096-02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教育改革来推进的。其教育改革是从四方面入手，并在改革实践中流露出一股浓郁的“忧乐”情怀。

　　一、强基础，正己及人

　首先，求学律己，根基扎实。范仲淹学习十分刻苦，“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一次，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送些美食给他，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解释道，不是不感谢同窗的深情厚谊，只是担心享受佳肴之后就不愿吃苦了。如此苦读五年，他精通了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写文论说都以仁义孝弟忠信为根本。

　　其次，为师善诱，诲人不倦。范仲淹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感学校教育的重要，深知寒门学子没有正规教育难入仕途施展抱负。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丁母忧于应天府，留守晏殊请他掌府学。他不仅教规细，而且管教严，常常住校督促学生学习，使得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学。他执教期间，学生有刘潜、刘牧、姜潜、李?、祖无择、孔道辅等，都深受他的熏陶，养成了关注现实社会、不盲从于人、耿直磊落的作风，都成长为名士。

　　再次，为官尽职，谆谆教导。范仲淹不但能够识贤荐贤，向朝廷推荐数以百计的各类人才；而且还根据各类人才特点谆谆教导，引导他们成长，使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张载、狄青，教育家胡瑗、孙复，文学家欧阳修、苏舜钦，思想家李觏，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富弼年轻时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长知识和才干，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效力，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他在西北守边时，见狄青作战十分勇敢，“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被靡，无敢当者”。但没有读过书，便赠给他《春秋》《汉》等书，教他认真读书，并激励他：“熟此，可以断大事，将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后来狄青发奋读书，文韬武略，成为名将。

　　二、重基层，兴学重师

　首先，兴办学堂，普及教化。范仲淹深知“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深感“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因而他把“兴学”作为各地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稳固政治的根本手段。他为官之后，先后在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州、杭州等十多处担任地方官，不论职责内外都积极“兴学”。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也将兴学作为重要改革内容，各地纷纷奉诏建学，地方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江西一地，就兴办了吉安府学、抚州府学等八十一所学校，还建了不少书院。

　　其次，尊重名师，开创宋学。景?v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买了一块地，风水先生说是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建宅，子孙兴旺，卿相不断。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献地建学，广受赞誉。他还请名儒胡瑗来讲学，将苏学办成了名冠东南的名校，形成了“苏湖之法”。在庆历新政推行时，经范仲淹、富弼推荐，朝廷任孙复、石介为子监直讲。“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因为有他的引导和推荐，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地位显赫，“苏湖之法”也得以在全国推广。宋学精神形成于各地书院名师之中，这些书院中名师的教育活动也最能体现范仲淹“经邦济世”的教育理念，可以说他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和宋学精神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再次，创立义学，教化族人。范仲淹用俸禄购义田，设义庄和义学，在教化族人、稳定社会、加强基础教育上贡献很大。他在“义庄规矩”中严格规定了义学经费的管理。义学的教育对象为本族适龄子弟，义学不仅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还负担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使族中子弟知道读书的乐趣，并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的义举被朝廷各级官吏纷纷效仿，购义田、设义庄和义学蔚然成风，普及教育作用明显，此举也得到了朝庭的充分肯定和财力支持。

　　三、定基准，革故鼎新

　首先，远虑近忧，务实求变。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很为国家担忧，主张实行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他认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进而强调：“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其次，针砭时弊，改革科举。北宋初期，朝廷关注的科举与学校教育并不关联，因此很多士大夫子弟只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徇私舞弊成风而不务实学。范仲淹着力改革科举制度。他主张的“慎选举”，就是改变科举考试以诗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代之以重视经书之“大旨”和时局之“策论”。他主张的“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规定凡是举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天后才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且考试以学校教育内容为主，“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让学生既注重经义，又关注时政。他还改革了教育系统，对学校实行分级管理。要求学生二百人以上的县都得成立学校，聘请名师，督促学生读经诵义；把国子监的生徒扩充到二百人；改锡庆院为太学，严格各项管理。

　　再次，教分门类，学有专才。范仲淹主张多门类培养人才，且对不同人才有不同的培养要求。他强调学校的教育内容应以《诗》《书》等儒家经典为主，兼授诸如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这对于宋代学风、士风的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注重培养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如医学、武学等。他提出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精通医术的医生；要求朝廷“委宣徽院选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於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望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侯，及修合药饵。”他建议设立武学，对武将进行系统的军事和文化教育，培养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这些分门别类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具有开创性。

　四、改基因，移风易俗

　首先，复兴儒学，净化士风。五代宋初，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士风颓废，奢侈淫逸成风。据此，范仲淹疾呼复兴儒学，在推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本人精通六经，尤其擅长《易》，也非常重视《中庸》《春秋》，曾作《说春秋序》。他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他的“忧乐”情怀也使他入世积极进取，时时自律而又处处关切时政，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他在《上执政书》中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他在庆历新政中，就是要使“琴瑟更张”，复兴儒学，对士风改变起到了旗手的作用，就如朱熹所说，到范仲淹的时候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所以他在改变士风方面贡献很大。

　　其次，力救弊，改变世风。范仲淹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主张通过教育移风易俗。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

　他在《睢阳学舍书怀》中写道：“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主张儒家既应该追求“内圣外王”，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他乐于积德行善的品行；又应该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向，一旦能像伯牙琴遇到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被人君所用，就要把理想付诸实施，为民谋福祉。他这种 “进退皆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对当时的名人贤达影响深远，以至于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都是范仲淹门下贤士，与其共同努力转变了世风。

　　再次，德泽四方，淳化民风。范仲淹一生四次入京为官，四次被贬到地方为官，都忧国忧民，让民众明礼仪知道德，为淳化民风率先垂范。皇?v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途中，不幸病逝，死讯传开，四方志士，无不叹息垂泪，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都为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文。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范仲淹历任的泰州、苏州、庆州、邓州等地百姓，还有西北边境归附宋朝的羌人，都感激范仲淹的恩德，自发地为他画像建祠立碑，以供后人瞻仰学习，以便百姓感念其恩德。还有数百羌族首领，不远千里来拜祭他。

　　参考文献：

　[1] 李焘.续编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范国强.范文正公全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编辑：张 婕）